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部分人已经善于务实理性的思考，痛恨弄虚作假的表面文章。但是，面子工程却并未绝迹，在某些部门、某些地区、某些官员那里，甚至还更加严重。极左政治的一个突出弊端就是形式主义，脱离实际地高喊空口号，不顾事实地制造假业绩。近日舆论中大受抨击的全国高校教学评估，就成了弄虚作假的新典型。
作假媚俗的迎评
事情的导火线是广西师大的迎评照片。该校六位校级领导以极其隆重的规格接待一位评估组的女秘书，让她居于一字排开的照片中间，而六名校长则像忠实保镖，谦恭地逢迎这位手棒鲜花、神态自若的使者。在中国官场严格讲究等级规格的今天，如此的照片的确发人深思。于是好奇的网友展开了搜索，确认此女秘书袁俏是湖南师大教务处16名科员中的一位，以借调身份帮助教育部工作。从2005年9月至今，袁俏秘书曾先后参与了至少15个学校的教学评估。一些学校网站上也贴有类似照片，可以看到，她每到之处，不仅有这些校领导的亲自接见，甚至有的校领导还到机场专门迎接。
本来，一般礼节迎接借调的秘书，并不是什么大事。但此事之所以引起了舆论轩然大波，乃是因为全国各高校对于这种迎评已经是怨声载道，对于其中的各种怪事忍无可忍，才借一个女秘书的照片说事。当然，如此接待方式也的确反映了我们高校领导和教育部官员之间的关系和价值取向。于是，斯文扫地之说不胫而走。人们质问，堂堂大学校长为何要对一个科员级的秘书如此厚待？今天的大学教授们究竟怎么了？
今天已经不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因而没有必要因为学历和学术地位的高低而把人划成三六九等。袁俏是一名普通教师和科员，校长们逢迎她，也非大逆不道。但是，人们追究的是普适原则：这些校领导们对于本单位教务处的一个科员能够如此逢迎吗？根本不可能。问题正出在袁虽然借调，但她是评估组的一员，代表的是一言九鼎的行政机关，所以校长们竭尽巴结讨好之能事。
而专家组的说法则与普通网友们不同。袁所在的专家组副组长、华南师大党委书记杨文轩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网友应该看淡广西师大校领导与袁俏合影的事情。“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这也是广西师大重视迎评工作的一个表现”。这些持有校长级官员和专家双重身份的人，当然对于如此隆重的接待不会有反感。
如此鲜明对立的态度，反映了今天评估的两极的现状。一方是握有各种资源的行政部门，另一方则是被评估的广大师生。评估专家组拥有至高的、不容置疑的权力。他们的评语带到教育部，就成了拨给某些大学经费、甚至影响其校长任命的依据之一。因此，校长们巴结讨好，倒在情理之中。只是评估专家组的秘书都如此高待遇，人们当然要怀疑竭力为此辩护的专家组成员们会受到怎样的待遇。中纪委是不是也应该明察暗访一番，或者对于评估的经费使用进行一番审计呢？
本来，教学评估有利于促进高校的教学、科研，提高其办学质量。但是，评估的方式却往往直接影响到能否实现这些希望的结果。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现有的评估没有达到这一目标。其原因在于，以行政手段集中一周进行评估，而且提前半年以上确定这一周的时间，专家组只在这一周听听课，看看材料，如同蜻蜓点水，盲人摸象，并不能了解一个高校教学状况的真实信息。加上前呼后拥的专家组接待，更有变相贿赂之嫌。一些高校为了迎评，甚至把正常的科研和课外活动都停了下来，进行大量的造假。比如重新修改打印学生的毕业论文和学年论文，修改试卷，包括重新打分。甚至要求教师们不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在评估的这一周讲所谓最精彩的一课，做出精美的PPT课件，尽管平时并不做。事先编排好学生提问内容，包括布置哪些学生提什么样的问题。为了迎评，一些高校大搞卫生、修路粉墙，甚至在这一周每个院系均租借鲜花，摆满厅堂。所有经历过迎评的师生无不感到这种集体造假的方式，即使是全国最著名的前一二十名高校，也无一例外。校长们还为这种集体作秀、弄虚作假的做法提供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为了得到更多的经费，改善待遇。有的著名高校甚至在层层传达的迎评精神中，多次重复“谁在迎评中出错，我就砸谁的饭碗”这样的“名言”，实则无异于威逼利诱的土匪黑话。这些才是真正让斯文扫地之事。
其实，并非没有校长看到过这种评估弄虚作假的积弊。今年3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就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批评“大学评估太滥，部分公务员借权力指手画脚”，“由于有的学校扩展得过快，结果，教学和管理都跟不上。要它培养出及格大学生，要它的教学评估是优秀，其实是有困难的，甚至有很大困难。为了应付评估，它就造假，例如假造各种会议记录，实在是很恶劣”。既然问题已经发现，但有关行政部门却并未及时地予以纠正或改革，而是继续其行政主导的评估，而且造假的范围和规格也越搞越大。加上专家组成员大多为校级和院系级领导干部，他们既是本校评估的造假者，也是其他高校造假的观赏者，自欺欺人，恶性循环，不断上演着劳民伤财的闹剧。
这样的评估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大学的正常教学秩序，也影响了师生正常的科研创新工作。他们被评估的指挥棍搅得团团转，无心进行自主的创新活动，而是追求虚假的评估分数和奖励。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大学精神遭到摧残，一切以行政官僚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把高校变成了另一个官场，掌权的教授们按照官场的是非标准和方式行事。而广大青年学生在此耳濡目染之下，也效仿其弄虚作假和官场逢迎的做法，这对下一代的道德学术决不是什么好事。
有记者4月11日从教育部获悉，在教育部近日召开的“规范评估工作提高评估质量”研讨会上，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表示，目前高校教学评估过程中存在着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现象。吴启迪表示，主要表现在评估方案对不同高校的分类发展指导性不够；评估过程中存在着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现象。她要求评估工作要坚持做下去。教育部要求，今后将进一步规范评估工作。问题正在于，对弊端的认识与积极改革的行动必须配套，如果拿不出像样的改革成效，那倒不如先停止这种作秀的评估活动。
对行政体制的民主监督
我们看到，并非所有大学校长均如此驯服地迎合高校迎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就宣布，不特意搞卫生，教授也不特意准备讲义，学校以平时上课的本来面目迎接高校教堂评估。朱校长还呼吁停止行政主导的高校评估。这在一窝蜂地逢迎高校评估团的校长当中，可谓“另类”，但却保持了一种真实。我不敢相信中科大的各院系也能够像朱校长所说的那样，以“原生态迎评”来对待部委派来的浩浩荡荡的评估队伍，因为，毕竟还是会有中层干部和教授害怕这些评估的“告状”专家和官僚们的手下打分；但是，有这样敢说“皇帝没穿衣服”的校长，倒也说明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在知识分子中还没有泯灭，也算是留给了我们一点光明的希望。
高校评估反映出的问题具有普遍意义，它引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如何看待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业绩？如果需要评估，那应当由谁来主导？如今，校长、院长、所长、系主任们穷于各种数字、指标、框框，动辄官方主导的评奖，疲于奔命。然而，我们的教学和科研质量在总体上究竟提高了多少？这些评估究竟起没有起到促进作用？我对此深表怀疑。关键在于，主导这些评比的行动官员们握有广泛的资源，却并基本不了解教学和科研本身的规律，因而把主要精力花在空洞的数字和作秀上了。一切与行政级别挂钩，以象征性符号来代表水平和业绩。看看我们把教学和科研成果以各种级别的奖励来表示，把国家级、省部级、高校级，学术刊物也分成一流、核心、一般，如此等等，然后将成果与级别挂钩，一一进行打分，而全然不顾这些成果本身的质量究竟如何。于是，提拔教授只需要数一数文章的级别和篇数，而不管其内容是否有创新之处，够不够学术同行的认可。这叫本末倒置，学术异化。一项教学和科研成果的评估本来应该主要看其教学效果和创新性，但在目前的评估体系下，则主要看其是否得到各级别官僚行政机构的认可(专家评委只是前台的摆设，后面制定评比和评分规则、组织实施的行政官员才是最终的决定者)。于是，行政的指挥棒一挥，多少教授包括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已经习惯于做表面文章和争取奖项了。
高校迎评的问题成堆，其本意也许是为了促进高校的教学，但实质上已经变成了大做表面文章的官僚和专家“秀”，因而很不得人心。走遍所有被评估的高校，哪里没有冷嘲热讽，哪里不对这种虚假作秀深恶痛绝？但是，却很少有人公开表示不满或抵制。校长们私下里不满，却不敢公开抵制，甚至还积极地作假。一些校长们在布置迎评时向全校干部和师生传达：虽然对此有争议，但现在必须停止一切争议，把迎评做好了再说。全球化时代的阿Q精神真是可爱，它表现出的表里不一、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心态，却深深地刺痛着广大师生，也反映出人们对善于作假和观秀的官僚们的无奈。
可是，难道就没有办法跳出这个可怕的恶性循环了吗？我看办法还是有的，那就是信息公开、批评自由，加上制度民主。今天平面媒体和网络大量揭露的迎评的弊端和丑闻，不就是对这种虚假迎评的打击吗？当然，从群体舆论到制度转变是艰难的过程，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者可以当驼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还会继续做形式主义的表面文章。大概只有当群众舆论反映到人民代表的议会投票行动，变成对于不称职官员的监督、罢免的实际行动时，这种纠错的政治过程才是良性的。
我并不反对以一定的方式对于教学和科研成果进行评估，但是，评估必须是真实的，实事求是的，由同行专家来主导，而不是外行的行政官员形式主义的主导。比如，完全可以由评估专家组不定期地抽查教学和科研成果，进行实事求是的质量评估。而且专家组成员不能是清一色担任行政职务的专家，而应在广大教师中抽签随机得出。对于教育部这样庞大的官僚机构的行政行为，全国人大的文教科卫委员会和政协的相应机构也需要进行严格的监督审查，定期召开质询会，写出审查报告，以便向国人负责。官僚是必要的祸害，没有官僚，一个社会的公共行政就会瘫痪。但是，官僚越多，权力越大，就越容易自我膨胀，做出各种脱离实际、劳民伤财的傻事，因而需要对其进行民主的监督和制约。没有民主的制度保障，像目前这种怨声载道的迎评还会继续做下去，荒唐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