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官员问责制是现代法治国用以监督政府的一项重要制度，即要求政府官员的权力与其责任相称。在出现重大公共行政过失和事故时，一旦证实负有领导责任，负责官员就必须辞职，严重者还要追求法律责任。11月中下旬，松花江水污染重大事件发生后，26日，国务院工作组到东北进行调查，强调除了依法追究爆炸事故责任，还要同时依法追究因此造成水环境污染的责任。一周以后，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的引咎辞职得到了中央的批准。作为一位中央委员、正部级干部，解振华因为一次重大责任事故而去职，类似的情况发生于2003年萨斯危机时期的卫生部长。级别小一些的干部则更多了，如吉林省德惠市发生感染者多次献血导致18名受血者被确认感染病毒，此事的责任追究导致卫生局正副局长等多名干部去职。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通报称，此次重大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国家环保总局对事件重视不够，对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对这起事件造成的损失负有责任。的确，此次事故的直接责任人是吉林石化公司，而吉林和黑龙江两省政府官员在处理事故时，从开始的隐瞒真相到反应不快、措施不力，后来虽然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已经造成了社会稳定甚至国际关系上的重大影响，也负有相应的责任(我们相信，这当中不乏需要问责者)。而国家环保总局看起来并不是直接的责任者和监管者，但毕竟需要承担重视不够、估计不足、措施不力的相应责任。环保是其首要职责，在重大事故发生后未采取必要的措施，这本身就是一种失职。正部级的局长第一个辞职，足见有关方面追究责任的决心和速度。此事足以引起广大干部警惕。

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指出：“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相应的具体规定都说明，领导干部必须为自己拥有的权力承担相应的责任，所有重大事件或事故的责任一旦明确，就必须有人为此去职。过去，长期的官僚体制和官本位传统导致许多人以当官为最高目标，却不认真承担与权力相对应的责任。除非违法乱纪、贪污受贿被揭露，否则就不能解职，官位可以一直坐下去，至多是调到别的同级别岗位任职。今天的问责制度要求必须改变这种传统观念，在权责对应的原则下，无功就是过，无为就是错，不能根据效率原则良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就要承担责任，不能继续占在重要领导位置上赖着不走。这就要求广大干部克服官场恶习，树立责任意识，自觉接受民众的监督。勇于承担责任，干不好就下台，应该成为一种官场新风。

这种官员问责制不能半途而废，必须贯彻到底。我们看到，许多地方传统的官场习气还相当顽固，遇到荣誉争想邀功，碰到事故或危机则相互推诿，无人站出来承担责任。记者们最熟悉的情况就是，出事以后，相关单位的领导跑得干干净净，无人接听电话，无人坐在办公室，更不要说站出来坦承自己的责任。这也是我们许多事故和事件调查起来特别困难的一个原因。今天贯彻问责制，就需要做到事事有人负责，件件落到人头。

贯彻问责制，除了上级领导的监督以外，更需要自下而上和同级的监督，包括人大和媒体的监督。公开透明才能把责任落实到位。此次松花江污染事故，从13号发生事故到23号起哈尔滨市停水四天，责任的公司、吉林省市、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领导在开始时均否认造成了江水污染，以致一再贻误补救的时机。哈尔滨市在宣布停水时，也只是说修理管道，直到10个小时以后，群情已经沸腾，引起了大量谣言和恐慌，才宣布江水污染，而此时的吉林市仍然矢口否认。这样大量隐瞒事实只会失去民众的信任，造成小道消息满天飞，更恶劣的国内外影响。缺乏公开性，责任就难以明确。所以，我赞同新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的告诫：各级领导要善对突发事件，遇事不能“捂”，发布要主动。及时发布真实信息，广而告之，民众可以及时避免更大的危害，各级领导的责任也更加明确，便于监督追究。中国在发展中，诸如环境污染、公共卫生和安全等方面的突发事件不断上升，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不满之根源。确立科学的发展观、实现社会和谐，更需要把官员问责制贯彻到底。

(本文发表于上海《东方早报》2005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