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时代给你的人生和学术带来什么影响？”在南京大学许倬云的办公室，南方周末记者提的一个寻常问题，79岁的许倬云在回忆上世纪抗日战争中的遭遇时情不能已，眼泪突然落下来，滴答掉在黑色书桌上，全身颤抖。
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曾经大力推广儒家伦理道德。应当时新加坡政府的邀请，许倬云等8人去新加坡工作。许倬云工作一段时间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一种道德伦理的教育能依靠官家推行的，道德教育必须由潜移默化完成，全是民间社会自然形成的。官家推行的道德伦理，必定成为教条。”
六年后，许倬云在澳门又遇到新加坡前第一副总理吴廷瑞，他说，“许先生，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我们选下来的第二代、第三代梯队，我看都不是有眼光的，都是听话的，没有远见。”他希望许倬云能够为新加坡复制在台湾的高级干部训练班，许倬云回答他说：“不行，你们前提是要以李光耀为主，前提是执政永远对的，我没有办法帮你做这件事。”
许倬云认为，站在现在看历史，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特色是秉持儒家道德价值观的文官系统。它是惟一能够与今天的现代政治接轨的。不能接轨的是传统的君主制度，不合理处是任命来自上面，不由人民决定。这个道德教条是中国文官制度与韦伯的纯粹工具理性不一样。中国的儒家理性里面，永远有忠诚有抗争。宋朝集权，皇帝向士大夫让步了；汉朝的制度，皇帝向文官系统让步。从汉到宋，没有宰相的附署，皇帝诏书不算数。明清以后，皇帝直接下命令，尤其明朝，是太监代表皇帝下命令。
在许倬云看来，所有理想的政治制度，要么放在过去，要么放在未来。人不能不做梦，不做梦就完了。问题是做梦放在过去，你可以描述它，说我们要改正现在的堕落。你那美好放在未来，从而有一个努力的方向；然而，领导人不应强迫大众，只向这一理想的方向走。假如他有权，而且以生杀大权，接受梦里的理想国，然后，大家俯首听话。那就成为灾害了。
许倬云说，价值观念的约束是需要的。今天我们为什么有经济风暴？因为大家没有价值观念的约束。资本主义在西欧出现，从瑞士到荷兰到英国，这批人信仰新教伦理，有为上帝服务的使命感，赚钱了不是自己享受，而是全部献到社会。他们是为了荣耀神而努力奋斗。目前上帝死亡，诸神隐退，没有人能够约束美国华尔街那些大金融企业的CEO。证券企业制度类似于民主制度，股票市场股权分散，股民无法结合成整体约束那些CEO，只能看着他们伤害了大众利益，却无可奈何。贪欲造成的后果就一定是浪费。全社会整体的贪欲，造成了今天的经济危机。
许倬云的新著《万古江河》写中国的历史文化,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到近代：“中国文化的特点，不是以其优秀的文明去启发与同化四邻。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处，乃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
其实儒家是革命的理念
我看西周不是什么黄金时代，从武王开始，一直到幽王，三百多年历史里，变化多端，大致是贵族社会，平民的日子未必好过。道家的小社会，百姓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儒家的礼运大同篇，都是一个理想，放在被人忘记的时代。更远的就放到黄帝时代去了，什么三皇五帝，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放在遥远的过去。
到了西周晚期，最后四个王的时代，社会经济改变促使政治本身的改变，出现了一批新兴的成分。裘氏家族原本是在树林里面打猎和贩卖皮毛的商人，他们以财富换取地位，以地位换取权力，和仕途人家联结婚姻，换取在政治制度里的地位上升。这不是选贤与能，也不是王道。封建的贵族社会，却是改变了。
另一个改变的原因，也是因为西周晚期中央政府要给贵族的子孙封邑，后来中央直接掌握的资源、领土越来越少，王室的领土分裂，王室的力量弱了，封建网络也不能有效地运作了。
秦统一天下，建设水陆交通系统，全国道路都打通了；统一了文字系统，统一度量衡，为后来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但是，秦政是集权政治制度，统一治理，就是不许自由思想。
汉代，《礼记》这部书，是许多儒家理想的来源。其中的礼运大同篇，讲的理想境界，又配合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人做错事，天会反应。两者合而为汉儒关于统治者能以道德自我约束的思想。用道德来制裁君主：就是孟子讲的，一个不好的君主，老百姓有权利革命，有权利反对，任何政权到了不孚民意的时候，就要换届。这个思想，后来在汉武帝时候，流行到这样的程度：汉武帝每四年换一次年号。为什么？那是他自己换届。时运到了，我重新开始。这个思想一直都存在。靠什么存在呢？靠一些儒家坚持。董仲舒的学生上书皇帝，说你们汉朝刘家时运到了，天象启示天灾人祸不断，你们已失去天命人心，应该要找贤人代替你。皇帝还不得不假装禅让，假装换个帝号名字，甚至假装换个朝代名称，一直到王莽出现。王莽也是跟着这个朝代，说刘家气运已经走完了，应该王家上来了。这一信仰，竟持续了好几代，靠的是天命跟人事之间的呼应关系。
到了东汉，光武定了天下，汉光武的儿子还在相信这个东西。汉光武说你不能相信这个东西，我们玩可以，别人不能玩，再玩我们就走人了。从此禁止预言，预言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预言，是根据董仲舒天人相应的思想，天跟人之间的一个变化，也可说是对统治者的警告。人间有权利根据上天的警告改变人间的秩序——革命有理。春秋公羊谷梁两传，把裁判权放在史家手里，放在知识分子手里。东汉今文学派一蹶不振，政府鼓励学者作考证、训诂，不鼓励他们讨论义理，因为义理有道德批判。
我以为儒家本身不是保守的，儒家是革命的理念。但等到这一波两波三波以后，政府把考试权掌握在手里，把教育权掌握在手里，儒生屈服了，听话了。不过，东汉儒生还是有抗争的努力，太学生还是起来抗议皇权。儒生反对太监，打狗不打主人。主人受不了，打击儒生。中国历史上每隔一段时间，抗议分子就出现一次。平时，也会有人宁可不做官，教书著作，传道批判。写的书在没印刷的时候，单靠传抄，流传不广。等到宋朝，印刷术一发达，书广为流传，政府也怕了。一印多少本，有人看，影响也大了。到了明清，明太祖禁孟子，清朝的四库全书不收禁书。明朝晚年，民间印刷业非常盛，清朝到康熙以后，书禁很严，印刷业就不能有发展了。
但无论怎么管，总会有人反。端着孔子反也是反。王阳明也是端着孔子造反，只有朱夫子君君臣臣的规矩，定死了秩序，不许反，王阳明不靠外面的规矩，却是靠内心的反省，从反省争得自由。黄黎洲讲的是个理想国，天下不是天子一个人的天下，学校的民意，强调民间的舆论，再进一步，几乎可以发挥为民主的理念了。学校是议会，知识分子是议员，地方首长有其独立性。社会舆论和地方分权制，都不是清廷能接受的。
顾亭林《日知录》，表面上是一段一段的散论，这一条讨论盐政，那条讨论科举，其实他在检讨当代，批判政治。在批判的后面，常有议论；那是他在设计更好的制度。在清代，官方也不喜欢人读他的书。清代的经学，今文学派又出来了。清末，康有为的大同书根本就是一个新的世界，新天新地。康有为后来复辟变政是那么保守，那是他后来的改变，前面却很开放，很激烈。到梁启超提出“新民说”，才是划时代的新观念。
辽代、金代、元代，这几个征服王朝，华北都是“胡人”统治，地方上的治安、教育、建设，却往往有相当的自治。这些政府本来拿不出政策。民间的领袖，有的地方由地方领袖带头，有些由和尚、道士带头，来管理一方，从事地方建设，教育自己子弟，根本不理会统治者。
金庸书里全真教的那批人，河北、山东那条线上，从正定开始，一直拉到鲁南，都是他们的天下。我在这些地方还见到许多文物。蒙古政府管不着，女真政府管不着，地方领袖各据一方，不能管天下，至少保全乡里。既然不能兼善天下，也努力独善其身。独善其身，是不向利禄功名权力屈服的人。《儒林外史》中，就有一批向统治者屈服，另有一批则不肯屈服。
从历史上看，中国这些帝王几乎没有合格的，都不配天命。唐太宗名声很好，却也颇有历史造作之处。魏征的坟被他铲掉了。他当权的时候，好几年不见魏征的。玄武门之变是政变，不是合法的。他开启了很坏的例子，唐朝好几代都是宫廷革命，不稳定。中国历来的皇帝中，刘邦小老百姓出身，朱元璋也小老百姓出身，但刘邦心没那么狠，朱元璋杀功臣，心狠手辣。但吕后杀韩信，你说刘邦没答应，她敢杀？刘邦基本上相当在意老百姓的生活，也在意打听民间的想法。他要换太子，但在看见太子旁边大量知识分子拥护他，他就觉得不能换了。汉宣帝也是民间出身，他是流亡在民间的皇孙，了解民间疾苦，用的都是民间起来的新晋的新人，而且他在意民间的声音。
汉朝对民间的接触相当灵活，经常看地方送上来的报告。在宫廷开会的时候，大小官员和来自民间的孝廉一起讨论，人人都能发言。宋朝皇帝相当尊重文官系统，但是宋朝文官分党分得太厉害了，皇帝常常没有办法约束，往往就是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掌权。秦桧就是一个权相。宋朝皇帝最接近虚君，除了开国两代以外，皇权不很强大。整体来说，比较向文官系统让步。
中国政治由皇权和文官权共同治理
中国的政治制度起源不是从三皇五帝开始的。而是从秦始皇才正式开始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正式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实行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全国大大小小的官员，一律由中央考核任免，郡县长官由皇帝本人任命。全国的组织人事大权集中于朝廷，甚至集中于帝王一人之手——发布了一系列配套的监察、考核法规，开创了此后一千五百年间全球最有效的行政制度。
在王朝和文官制度上，中国的王朝和欧洲的王朝不一样。它主要从孔子、墨子选贤与能的观念以后，法家继承儒家和墨家理念，鼓吹专业的人员管专业的事。皇权和法家共治天下，从此形成了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
客观来说，在当时，中国这一套政治体制在理论上很合理，中国的文官制度也比欧洲的贵族专政要高明；也比日本武官的武士精神和朝鲜的世袭制度要高明。但是法家从古到今，一直没有讨论主权，法家的主权在皇帝，皇帝是天命的。当文官制度碰到皇权，就卡在那儿，一筹莫展，永远为他所累。
从董仲舒开始，建议察举选贤以后，不算蛮族内侵的时代，中国的政治，基本上是由皇权和文官权共同治理。按常态论，皇权至上，文官权是帮助皇权的。但是文官系统自成体制，皇权通常不能干预太多。因此列朝都有党争，代理皇帝利益的代表和文官集团之间斗争，前者代表皇权，代表中央权力；后者往往以清流自居，代表贤能。这种争斗不断出现。改朝换代，从新建立的皇朝到皇朝衰微，中间经常有这一过程。
新皇朝最初设计的制度，刚开始的时候做得都不错，它的设计一定是为了纠正上一个亡了的朝代错误而设计的，但循环了一段之后，就会出问题。从几千年的文官组织制度来看，它并不完美。为什么？法不能离人，制度的落实，还是靠那些放在权力位置上的人。把某人搁在一个固定位置上，他30岁的时候和60岁的时候就有不同，30年在位，驾轻就熟，但也许就无所事事，也许就懒了，力气衰了，更常见的情形，习惯保守，不肯改变。再者，如果是一个文官集团，从父亲到子孙，从师傅到徒弟，这个集团因此拥有既得利益，到后来，传统的制度不许变，往往遇到困难，却不能调节。
我最喜欢用的一个比喻：大厅悬挂的动片，大部分时候不动，但当为风吹拂，一动全身都动。文官制度都是平衡体，有一个环节出问题，全体跟着动。你试图调节，硬要扳回原来的样子，是扳不回去的，徒然增加更多的纠纷。一个制度衰老了，即使有了能干的人，他无能为力，因为原来的那些人会掣肘，王安石改革也罢，张居正改革也罢，都是这样失败的。
一个平衡体在变动时，任何一个环节不能出问题。所有的环节，不能同步地改变，同步地换人。一个制度，经常因为人的因素，利益的分布，会有各部分之间比重的变动。所以文官制度往往到了第二代就开始出问题，到了第三代一定出问题。它就慢慢不能运作如常了。
皇权和文官之间的斗争，拿明朝的“东林党”事件来说，顾宪成、高攀龙等人，结社讲学，匡正时弊，讽议朝政，评论官吏，要求当时的政府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可是太监背后是皇权，没有皇权就没有太监。顾宪成等“东林党”人抛头颅，洒热血，还激发了群众运动，但最后彻底失败，因为皇权至上不能犯。
以中国人最熟悉的清朝为例，从满洲进来，掌权以后，它不用汉人的文官制度，用亲王大臣来平衡，刚开始的时候，那些亲王大臣年轻勇锐，不为自己谋利益，为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谋利益；到了第二代就开始争权力了。康熙调节很适当，把汉人引进来了，起用文官制度，一切上了轨道。但到了乾隆60年，当时的皇朝表面上繁荣，底下毛病百出，贪污腐败现象很多，满、汉大臣的比例改变，汉大臣越来越多，满大臣越来越少，汉大臣和满大臣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出现了很多纠纷。
文官制度实际上就是韦伯主张的“工具性的合理”。结构运作之中会发生失调，换一些零件，也许就好了。但是人不是零件，摆进去的人和上上去的人肯定不一样。中国文官几千年下来，就是在人身上出现了问题。英国殖民时期，东印度公司采用了中国的文官选拔制度，考选职员，使用文官，职员运作非常好，但到第二代、第三代以后，也不行了。美国联邦政府，政务官是选举来的，常务官是考试来的，但是现在运作也不行了，因为政治使命，会改变选拔常务人员的条件，例如，必须照顾录取若干比例的黑人，若干比例的妇女，这样一来，最优秀的第一名，可能让给不优秀的第二名，工具理性不见了。
以中国近代的历史为例，蒋介石离开大陆去台湾，带去一批很能干的文官，在大陆时代，他们施展不开，因为受到当时许多利益集团的牵制，比如地方的势力集团、蒋介石亲信，都使技术官员施展不开手脚。到台湾以后，这些绊脚石都丢掉了，这些文官帮助蒋介石做了许多事情。尤其到了蒋经国时代，他起用了一批年轻的专业文官，让台湾富起来了。
但蒋经国一死，情况又有了变化。李登辉、陈水扁上台以后，大力提拔本省人，排挤外省人，在文官系统里提高本省人比例，本来应该以才用人，按成绩高低来做。李陈不管能干不能干，提拔本省人，把蒋经国时代建立起来的专业队伍全部给破坏了。于是，今天台湾的政治就不行了，甚至马英九上来，也不能恢复原来的样子。
美国的民主制度已百孔千疮
全球各国的政体，独裁、寡头、选举是三种最简单的分类。它后面有主权在君、主权在群、主权在全民三种形态。主权是一个事情，管理是另外一个事情，永远没办法完全协调好。
独裁的皇帝制度是世袭，皇帝死了，儿子继承，继承人不一定能干，每个人身边都有他的亲戚，包括太监，他们假借皇权，有自己明确的利益目的。寡头和皇权是一线之隔，这个集团本身有选拔制度，也未尝做不了事，但是他有一定缺陷，经常不公开、不开放，在小圈子内部操作。
民主政治，由民选建立主权。民主的好处是全民皆可参政。实际上也未必，因为不可能全部参政。比如这次美国选举，在投票环节我就已经看到有不合理的地方出现了。理论上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但是运用选举权的人们，他们判断的能力高下和自身偏见，会使得他做出错误的决定。现在美国媒体无孔不入，垄断讯息，媒体背后的财团本身是有利益诉求的，谁有钱，他在媒体上登的广告就多，这样的报道，也会因此出现不公平的现象。而有选举投票权的公民，他们对获选人的消息全部来自媒体。因为获得的信息不对称，所以他的投票会被误导。现在美国的资讯实际上是掌握在三个大的财团手上。所有的报纸、电台，不属于这个就属于那个。
今天的美国民主制度已经百孔千疮了。吊诡的现象是，当年美国人选举权没能普及的时候，选民是相当有判断力的，每次选举的执政机构也表现很好。后来选举权扩大一次，选民的人数增加一次，选民的平均质素就降一次，选举的执政机构的水准也高低不一，落差较大。
所以，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相对而言，民主政治的功效差。邱吉尔说过，民主不够好，但是民主是很安全的制度，不会闯祸。英国执行的是政官制度，政务官三个月你不见成效，请你走人，换一批，闯不了大祸。
日本也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包括现在的首相麻生在内，麻生家是第五代做首相。从日本明治一直到现在，日本的当政者是出自很紧的小圈子，日本的金权、军权、政权都在这个小圈子里。日本政治制度的调节适应能力甚差。日本国家很富，百姓很穷，百姓日子很苦。日本老百姓吃饭吃一点点，住房住一点点，但全国累积财富很多，都累积在上层。
新加坡是寡头政治的例子，因为李光耀的能干，他能避免火并。他是英国教育出来，重视法律。立法苛细，但是执法干净。李光耀同时一起起来那批人，不听话的老伙伴都下野了，留下来的都是听他话的领导人。就像是一个大公司一样，他就是CEO。现在是儿子执政，他当资政。如果他还想要孙子接班，一代代地走下去，能不能维持长久，那就成为朝代了。
新加坡这个执政集团逐渐缩小，有些人已是家族的第二代了，包括李显龙在内。这很危险，一旦要家族化，这个体制就坏了。新加坡不相信人治，靠法律去防范所有人的贪欲和缺点，用法律来消除人性不好的方面。这种制度可以刹车，只要不要跑太远。但它现在也面临许多问题：比如法律执行与法律的修改，就是难题。
因此，工具性理性和目的性理性不一样，目的性理性要有民主制度节制，两个要配套。
从新加坡的个例，我们已经看出两个事情。第一，新加坡老百姓里，中等智力以上的基本都不快乐，很多老百姓都移民去了澳洲和欧洲、美洲；第二，它的制度里选拔上来的人，越来越乖，听话，官员没有创造才能。因为人才匮乏，新加坡现在开始在大陆、台湾、香港和全球吸纳人才，希望能够保证国家的创新动力和新生血液。
台湾人口100个人里面80个人会投票，美国100个人只有60%投票。可是，台湾的公众论坛，跟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不能比。
但台湾有个先天的缺陷，就是族群情绪化。本土情绪是个很大的结，这是它的先天缺陷，在用人、施政上都是情绪问题，明明跟大陆和平来往是台湾最好的选择，但台湾绿营就是不肯这么做，就是情绪化的后果，不合理了。一旦不合理，“立法院”的立法就不能上轨道，“议会”和行政单位无法接轨，各干各的，“议会”里面讨论出来的法规，无法执行。行政单位就干脆不执行。台湾的民主政治最大的缺陷，是一切为了选举。台湾的民主不足为法，惟一可以为法的是，你可以在街上骂“总统”，还可以，起诉“总统”。
世界上没一个国家有完美的政治制度！
拿德国来说，其德意志的日耳曼精神，国家至上。德国的地方分权力量很强，各州各邦的权力很强。美国制度的毛病，是民主庸俗化，论坛逐渐枯竭，现在只有《纽约时报》一家了，选民素质不够，财团的影响过大。
理想政治是由公民选出一个超越党派的总统，由他来协调行政和议会和法律三个单位。他没有特定的主张，出现纠纷的时候，按法律执行。议会不能通过行政方面要求事情，或者议会解散，或者内阁解散。重新选举，由公民决定对错。选举过了，翻了盘，议会错，新的议会配合政府的条件；或则，新的内阁，执行议会的政策。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假如要讲工作效率，蜜蜂和蚂蚁的社会不求理想，可是很有效率。但是，那是我们的选择吗？我们都必须好好想想！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发自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