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张茵提出了三个提案：一个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应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是在政策上鼓励企业进口先进高效的节能环保设备；三是降低个人税率。

有委员因此对张茵提出尖锐批评，认为“政协委员应该有一个定位，你既然处在这个平台上，你的话语就不能只代表你所处的利益集团”。我相信这位批评者的事实判断很可能是成立的——这三项提案的确容易让人产生瓜田李下的联想：比方说张茵是富人，她的公司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而且恰恰又是会造成严重污染的造纸业。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一个政协委员，张茵不能代表自己所处的利益集团说话吗？为自己的利益集团说话究竟是在履行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还是道德情操低下的表现？一个出于利己动机的提案是否一定就是一个坏提案？

从动机和立场的角度出发去评判提案的合理性多少有些“诛心之论”，在政治生活中过分追求道德的纯洁性和严肃性，不仅会造成森严凛然的道德主义政治生态，而且会混淆视听，妨碍我们解决真正的现实问题。

张茵在论证“降低累进税率”的提案时，指出这会吸引国际上有实力的企业家和白领阶层到中国服务，其结果将比单纯的高累进税要更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建设。这是一个典型的“公共理由”，即使张茵的初始动机仍旧是利己的，但是如果那位批评者能够就事论事，与之进行实打实的观点交锋，而不是停留在唯动机论的道德谴责上，则会营造出一个更加健康和理性的政治协商氛围。

不难设想，如果张茵不是富人，其提案也不是要降低个人税率而是提高个人税率，那么即使引起争论，恐怕也不会有人指责她是在代表特殊利益集团在说话。这似乎意味着，仇富已然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心理事实，以至于人们忘了更重要的一个事实：富人其实也是“社会各界群众”，穷人也是某一“利益集团”。

或许是为了强调自己的动机不是为富人说话，而是在为国家利益考虑，处在舆论漩涡中的张茵提议“富人和穷人这个话题最好慢慢消失掉”，理由是这种提法“让大家觉得不平衡……会人为造成一种差距。”

我虽然同情张茵的处境，但是具体到“取消富人穷人话题”这个话题，我是深不以为然的。张茵恐怕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富人穷人的差距不是由这个话题“人为”造成的，而是恰恰相反，这个话题是因为存在富人穷人的差距这个事实造成的。进一步的，社会心理之所以对这个话题极其敏感，主要是因为富人穷人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某些非市场的“人为”因素造成的：比方说利用双轨制的漏洞进行寻租行为。

在面对贫富差距逐渐拉大所导致的社会心理撕裂，理性的解决之道不是取消富人穷人这个话题，而是在制度上取消引起这个话题的一些“人为”因素。在我看来，要想完成这个任务，就要努力建设一个以正义为基本原则的社会，而不是建设一个如张茵所说的以“爱心”为基本底色的社会。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一个利益博弈公开化的时代，要想通过“爱心”去抹平社会差距和不平，实在是一个过于天真的想法。

正如一些评论者所指出的，即便张茵主观上是在为特定的利益团体说话，那也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张茵担不起“兼善天下”的重担，人们也不应该要求她担负起“兼善天下”的职责。在一个以正义为基本原则的社会里面，类似“兼善”或者“兼爱”的利他行为都属于“分外善行”，“分外”的意思是，这样的利他行为虽然是值得称颂的道德行为，但绝不是人们本分内必须和应该要做的行为。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借苏格拉底之口说：“无论什么样的国家，都分成相互敌对的两个部分，一为穷人的，一为富人的。” “相互敌对”这个词不好，如果我来翻译，一定将它译成“相反相成”——取古希腊哲人赫拉克里特的观点：“反者必合，极致的和谐来自方向相悖之物，万物皆从争斗出。”如果要是觉得这还不够政治正确，那就只好取消“富人”与“穷人”的说法了。可是这些年我们已经取消掉太多的旧词，创造出太多的新词，从“下岗”、“集体散步”再到“新阶层”，指望通过这些字眼像魔术师的手帕一样让兔子们消失是典型的自欺欺人。

从学理上说，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以及毛泽东的矛盾论都源自于赫拉克里特。只可惜早些年我们讲斗争，忘了和谐，现如今讲和谐，又刻意回避斗争，凡此种种，借用我们打小就会背诵的马克思主义名言，都是孤立、片面、静止考察问题的形而上学思维。

（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