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我家不远的一条大路旁，每天我都可以看见一位练摊的老人。他的年龄在五十岁左右，在我的印象里，他好像从来就没有正眼看过任何人。在一棵树下，他将一些充满童趣的纪念卡片一字排开，但是他不蹲在卡片后用目光搜寻买家。

相反，他在做另一件事情，任何人都想不到的事情。他用五颜六色的粉笔在地上写着今天生活中能听到的民谣，即讽刺世事的民谣。而且每天的内容都不相同。

写完后，他则在地上铺一块布，斜卧在上面，任由阳光斜照在自己的脸上。

也许是因为年龄逐渐变大，而自己开始没有足够的精力或者倦于每天的奔波的时候，我开始留意生活中这样的景致。我开始为这样的情形所感动。

在喧嚣的人群里，时时注意到自己的确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但是一旦开始，就再也收不住脚。我于是就看见了自己一向认为正常的人生，读书、上大学、工作、力争向上有人也称为向上爬，尽力使人生变得轻松，仿佛一个长期在水下憋气的人终于浮出水面，生活中的大多数人就是这样走着，脚步多的地方就自然成为主流人生。我想我已经成为一个十分无趣的中国人，跟着大多数人向前走着，并认定这就是价值之所在。

作家余华说他讨厌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我开始这样理解，作为一个群体文化的底色，他们没有像铁锚一样，使一个群体在任何一个时空里都能牵住在任何潮水中摇动的生活之舟，使人们只听凭于心灵的召唤，而不被肉体的欲望所控制。走在人群里，我强烈地感到，因为中国人的心灵还和历史一样，在功利主义和隐逸之间茫然地徘徊，使人世变成没有理智的掠夺，使出世变成失败的藏身之所。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大多数的中国人回答不了这样的提问。

在这样的群体里，最容易形成时尚和潮流，所有潮流的流向，都是一元化的价值取向。所以我们的心灵总是一架失控的马车。

一年前，我友老杜从英国归来。他扎着一个小辫，背着一个仿佛是军用书包改制的包，进我的办公室时，似乎心有余悸。我有些不解，问他怎么了，老杜肯定地说：我害怕。我不解地问他：你怕什么？他说：我怕同胞。我感到好笑，于是哈哈大笑起来。老杜说：在同胞的脸上，看不到安详和宁静，只有焦躁甚至凶蛮，而他最怕的是他们的眼神，像是要吃人。我说：我也让你害怕？老杜认真地看了我一会儿，说：有一点。这回，我没有笑。

我已经把什么写到了自己的脸上？

多年以前，老友老杜在我看来就是生活的叛逆者，对于我们感兴趣的东西，他并不在意。比如找个好的工作，过一种规范的中国世俗生活，娶妻生子。老杜喜欢照相，喜欢自己干自己的事情，而他的事情在中国人看来根本不叫什么事情，至少不是正经的事情。老杜拒绝这样的尺度通过他所熟悉的生活圈子强加到自己身上，于是就去了英国。那是90年代初的一个晚上，老杜在渖阳北站急不可待地上了火车，像胜利逃亡的战俘。

现在，老杜面色有些苍白地坐在我的对面，向我描述自己的英国生活。他住在伦敦的贫民区里，周遭都是英国的下层各色百姓，包括嬉皮士。这里的很多人最后都成了老杜的朋友。刚到伦敦的一天早晨，打工的老杜在街上看见了露宿的人们正在悠闲地收拾背囊，老杜以为目睹了英国穷人的窘迫。后来老杜结识了自己的房东，原来自己的房东也是这样一个喜欢到处露宿的年轻人。他有自己的房子；但是并不喜欢按部就班地住在房子里，他宁愿租出去，而自己背着行李到处睡觉。在以后的岁月里，老杜认识的这样的英国穷人越来越多，也了解了他们的生活原则，那就是贫困没有掠夺穷人幸福的权利和可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自由地享受人生是所有人的权利。我的老友老杜发现这种现实正好和自己的心思暗合。于是在伦敦，他开始打鱼和晒网相结合的生活，整天拎着相机四处游走，拍了大量的照片。老杜压根就不是抱着挣钱的目的出走的，他回来时仍然是穷人一个，但是他似乎带回自己喜欢的活着的准则。

找到生活真谛的老杜在阔别家乡多年以后，在同胞的脸上看见的只是恐惧，以致回来的几个月间不敢出门。他看到的是正在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一个事实：在必然要产生贫和富差异的社会里，人人都害怕落在人群的后面，最后成为一个穷人，每个人都要通过奋斗避开这样的命运。这一切都写在了人们的脸上。老杜害怕的是这样的脸。

我忽然想到老杜其实和街头卖笛子、二胡以及在地上写字的那些人一样，正在人间属于自己的有限的自由中享受着从树梢透下来的但是属于自己的阳光。穷与富，这个两极世界，是我们终究要面对的终极问题，既然不可能避免穷人的存在，就该还给穷人自己的幸福，当然这种幸福要靠能感受并确定幸福的心灵去寻找，并形成文化。在那里，他们同样接受阳光，一点不会少，并同时感受自己是一个真实、完整的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