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东方文化身份表明了中国立场的正当性。当务之急在于文化身份的确立，即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发展。如果中国经济日益发达，而文化却不断萎缩，必然会因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结构性内耗。因此，今天不仅需要全面振兴传统文化和创化新文化，而且为了减少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误读”，需要坚持文化的可持续“输出”，从而形成文化和经济均衡发展。在全球化中抵制一体化神话，彰显东方文化身份，重申中国文化立场。

法国当代思想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将整个社会资本分成三个资本域，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1]就“经济资本”而言，每个国家都可以用GDP来量化。今天中国的经济资本日益雄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当时中国GDP总量大抵仅为日本的三十六分之一。然而2005年中国外汇储备第一次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一，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在未来十年中中国GDP总量将名列世界前茅。换言之，中国只用了30年时间就同日本成为了1比1的对手。难怪日本在东海油田和钓鱼岛等诸多问题上会跟我们不断摩擦，因为面对中国的崛起他们没有调整好心态，还不能接受一个庞大经济强国重振辉煌。但中国经济资本的强大提升是任何国家都挡不住的。在科技一体化和制度并轨化中，中国的和平崛起将对人类的发展有重要的平衡意义。

然而，当代中国的“文化资本”却不容乐观，20世纪过分的崇洋使得的中国文化身份出现了辨认上的危机，文化象征资本严重滞后于经济资本的提升。“象征资本”建立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之上，它是一个国家是否是强国形象的辨认标记。经济崛起而文化象征资本下滑，必然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经济雄强，所以国际上“中国威胁论”、“中国分裂论”、“中国崩溃论”频频出现；而由于缺乏文化对中国崛起合法性的重新界定和观念软着陆，缺乏用文化对这个大国崛起以后动向的加以清晰说明，而出现种种文化误读。为避免诸种情况之发生，应该下大力气抓文化象征资本的积累和创新，使经济崛起和文化创新的双翼共同提升中国新世纪强国形象，在新世纪强调东方文化身份表明了中国和平崛起与重铸辉煌具有立场的正当性。当务之急在于文化身份的确立，即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发展。如果中国经济日益发达，而文化却不断萎缩，必然会因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结构性内耗。让世界逐渐消除对抗中国崛起的敌对情绪，使得中国在和平崛起中，同其他强国一道引领世界未来的新文化走向。

一 大陆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时代的身份改写

“文化身份”意味着某种文化只有通过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才能确认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这种与它种文化相区别的身份认同，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也是拒斥文化霸权主义前提条件。

文化身份是在与“他者”文化镜像中对比映照中形成文化差异性的某种认同。[2]一般而言，文化身份潜在地存在于国内外各种权力抗衡中，其性别、种族、阶级、年龄、语言、圈层、社群等因素使得身份构成形成斑驳陆离的色彩，意味着个体存在价值与其文化身份不可须臾剥离，相反总是受到整体社会和族群的深刻影响。在后殖民主义风靡之时，文化身份又与话语相关联。在赛义德的话语谱系中，身份成为一个重要范畴，如全球化中的“身份存在”、权力话语中的“身份认同”、后殖民的“身份体系”等。如今，人们热衷于谈论“身份危机”、“身份冲突”“身份认同”、“身份建构”、“身份重建”等话题，[3]表明身份立场在当今世界实际上成为一个绕不开的重大话题，同时说明全球化正在使人们逐渐失去身份认同的基本特征，人们急于形成自己的文化价值共同体，以避免遭遇身份危机的虚无主义话语。[4]可以说，身份危机表征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总体危机。

从另一个角度看，获取自己的文化身份，已然成为第三世界争取自身合法性并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角色认同积极取向。文化身份不同与一般意义上的身份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个体的血缘家族辨识，而是群体、民族或国家人民和“他人”、“他群”、“他民族”、“他国人民”相区别，成为一个具有价值向心力文化共同体。在对自我身份阐释和对当今世界文化阐释的“双重焦虑”中，国人难以正确书写自我身份。同时，中国文化的“自我镜像”聚焦颇为模糊，如何清晰地看待自己，使自己获得正确的阐释角度、健康的阐释心理，以及对对象（西方）和自我（东方）的正确定位，才可能真正进入“确认身份”时期。

大体上说，现代中国“确认身份”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打破旧文化、旧观念和旧体系的时期，也可称之为“破旧形象”的时期。“五四”以降，中国学人一直在进行这种初级阶段的身份清理工作。这一工作的艰巨性在于，如何正确地认识真正的自我历史、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以及自我的未来。丧失这种真正认识自我的前提，旧文化的魂随时都将重新附在新文化的肌体上。

二是重新定位和身份改写时期，即去除旧秩序、旧形象的前现代性，而使自己在身份改写过程中确定真正的现代中国形象。现代中国形象，当然不是那种长辫、纳妾、束胸、裹脚、抽大烟等西方传教士刚进入中国时所津津乐道的形象，而是中国文化身份重新书写的新形象和新品格。如果今天仍以那种文化歧视眼光看待当代中国，将是一种中国文化的身份误置或身份强加。现代中国形象已获得了自己的超越性价值立场、多元开放的文化眼光和宽容的文化精神，这为当代中国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是新文化身份确认时期，自我身份确认的重要目的是揭露西方文化霸权的实质，把握自己在后殖民时期与西方对话的权力，建立从冲突到对话，从差异到和谐，从敌对到伙伴的新型世界秩序，使自己从边缘化逐渐走向非边缘化，并重建自己已丧失的地位。[5]

尽管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过去，但是在近代以来，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却遭遇到诸多危机。这些危机的可以表述为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化已经不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这种从中心到边缘的历史，使中国文化精神遭遇到内在的撕裂：一方面，文化精神的承续，使中国文化仍然是世界上几大古代文明衰亡后的唯一幸存者；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话语权力中，中国文化被不断地边缘化。这种文化处境的尴尬，使中国文化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寻求自身的创造性转化之路，并且使得文化论战成为整个民族命运的大会诊。[6]

只有禀有了这种文化策略和文化的自我观照力，才可能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结构中正确自我定位，使自己既不成为西方文化霸权的附属品，也不成为中国威胁论的认同者，而是在新的多元文化圈中具有自己正当的文化身份。雅克•布罗斯说：“未来有赖于重要人物的正确决定。也就是说，有赖于中国要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以及欧洲、美国、日本和亚洲如何看待中国。”如果这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化想象的话，那么中国文化输出将使世界重新正确认识中国，而非误读中国的前提条件。中国的未来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富强，而且是生态文化学意义上的文化输出和文化对话，从而有可能为世界提供更为重要的文化参照系。这种和平而非冷战的人类生存模式，其生存质量有赖于彼此的理解和对差异的尊重的程度。

就个体而言，往往是从文化集体无意识中获得自己的身份记忆的。他在家庭、学校、社会中，逐渐形成自己具有民族烙印的感觉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审美方式、终极关怀方式，当其成长起来成为民族话语的担当者时，其民族身份则上升成为显意识而指导其行为。在民族文化共同体和参与社会物质精神生产的过程中，形成了统一的具有中华性的文化意识。这样，无论他在全球化时代到了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完全无法放弃自己的集体无意识和母语经验。就群体而言，文化身份包括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两个方面。从事思想创新和文化批判的人，大抵能从思想表达中透出该民族对世界进程的看法，其中必然包含着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可以说，据此而形成的伦理观、世界观、人生观、幸福观、终极信仰等都成为其价值体系的核心部分，也是其文化身份的核心部分。丧失了这个核心层面，文化身份的辨识就出现困难。

古代中国人也曾经有过身份危机，大抵如元清两朝等，但没有像近代中国这样在面对西方强权时整体上对身份失落的危机感。读读晚清士人关于“师夷制夷”、“中体西用”的争论，就不难看到这种在强国梦中潜在对抗西方的苦涩之心。而当代中国学术界的前沿学者大都关注西方，并且在“追新而逐后”、“激进与保守”中去获得尽可能全面地“西方镜像”，这种对西方的研究性仰慕成为20世纪末西化风潮的基本症候，对中国当代文化身份的影响不可忽视。事实上，百年来国人深刻体认到：没有西方这个“他者”形象，一个世纪的中西文化对话互动就是不可思议的。20世纪西学研究在中国占据独特地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GDP在新世纪达到新的高度，关注东方文化身份和中国立场的东方话语入思角度受到新的重视。可以看到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文化问题将不再成为世界的边缘性问题，而会受到国际话语更广泛更深刻地研究。那种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坚持全球化就是世界一体化的说法，将在中国现代经验中成为一种过时的另类性言说。因此，今天不仅需要全面振兴传统文化和创化新文化，而且为了减少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误读”，需要坚持文化的可持续“输出”，从而形成文化和经济均衡发展。在全球化中抵制一体化神话，彰显东方文化身份，重申中国文化立场。

西方有人认为，没有东方的现代化，没有中国现代化或印度现代化，只有西方现代化模式才会成为人类的未来。这种观点进一步导致边缘化的东方贬损和忽视自身传统价值，无视中国对整过西方早期现代化作出的重要贡献而一味走向全盘西化。[7]将现代化观念置换成西化话语，西化则意味着东方无可挽回地成为弱势文化，东方价值的确被掩盖了，需要“重新发现东方并阐释东方”，[8] 就是说在近两个世纪西方不断在误读东方，或无视东方，或俯视东方，使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失衡。西方中心主义权力正成为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话语。如何通过多元世界和多极世界发现被忽略的东方文化，成为当今世界性课题。但是全盘西化之声仍然不绝于耳，有人一听说弘扬传统文化就认为是张扬那些已经僵死的东西，是在走回头路。其实，弘扬不等于优劣不分地照单全收，批评是弘扬的前奏。经过五四批判运动之后，再没有人可以“弘扬”裹小脚、缠胸、“一个茶壶四个杯子”纳妾理论（辜鸿铭），更没有人去弘扬那些抽鸦片的劣根。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生生不已，没有随历史的延续而博物馆化，那是因其仍然秉承存在大道之故。

在我看来，人类文明的历史可以分为陆地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三个时代。在全球陆地文明形态中，中国是最先崛起的文明之一，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在西方处于奴隶制度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比西方要先进得多，从而在两种文明相遇的时候进行了中国领先式的对话。作为东方大国，中国不仅发明了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并在哲学、天文、工业、农业、医药、瓷器、园林、航海、茶叶、冶金、制度等远远领先并影响了西方。可以说，如果没有纸，西方的文艺复兴就是不可思议的；没有指南针西人的航海和地理大发现就不可能实现；如果没有雕版印刷活字印刷，西方只能在羊皮上印供贵族阅读的沉重的圣经》，西方的大学也不会成为平民的知识圣殿。

然而，在海洋明文崛起的时代，中国成为“停滞的帝国”而被抛在身后。[9]中国不仅在整体上感受到自我身份的失落，而且痛感亡国灭种的灾难。在启蒙与救亡中中国开始了自己新形象的寻求，并整体上形成百年西化的“现代化”文化价值趋向。[10]西方成为了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实体和文化身份重新洗牌的场所，成为傲视群雄的经济文化帝国主义中心。当然，现代化不是美国化，现代化是各个国家自身的现代化。现代化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全世界脱离物质贫穷，脱离思想困境，脱离低下的生产力，是整个人类从陆地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的进程。[11]

人类文明没有停滞。如果说，以东方为代表的“陆地文明”成为人类文明最初的强盛的话，[12]以西方为中心的“海洋文明”形成了人类文明中级阶段的全球化强盛，那么，东西方互相促进并曾给对方以新文化种子——东方文明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启蒙、影响、推进了西方文明，西方现在反过来传给东方以生命科学、纳米技术、电子技术等高端文明，使东方文明走向现代。进入现代化之后的人类，没有停止探索，于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出现了——“太空文明”。[13]从500多年前的明朝一个叫万户的中国人第一次利用火箭勇敢地尝试着飞天，到50年前西方人进入太空，到新世纪中国载人飞船上天，使得中国迅速成为“太空俱乐部”第三人。中国作为地球村公民在外太空文明领域做出了艰苦的努力。紧接着中国开始了登陆月球计划及其实施，计划实现三次月球探测后进行载人登月，推动了太空文明的全新发展，为人类文明创新和向未知的新领域挺进迈出了坚实的一步。[14]

可以说，在大陆文明时代，中国是领先者，而西方是落后者；在海洋文明时代，西方是领先者，中国是落后者；在太空文明时代，中国与西方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向外层空间浩瀚宇宙的广度和深度飞升，为人类文明的明天拓展出新的天地。如果说，中国错失了500年前大航海时代并遭受了二百年的苦难，那么，中国没有错失“太空文明”时代。中西方将在太空文明时代重新审视对方，明白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不可能长盛不衰一统天下。只有不断的本体创新、探索发现、消除误读，才能使中国和平崛起并重振辉煌，[15]才能使大陆文明的优胜者和海洋文明的优胜者在太空文明这一新的文明形态下互体互用，互补互动，获得双赢。

中国在太空时代必将改写自己的身份。我们在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时，也要注意其弊端，应避免再次落入阿Q的“老子先前阔”的精神误区。[16]同时也不能虚无主义到将自己的文化看成一团漆黑或一无是处。一个世纪以来，全球没有哪个民族像国人那样对自己的祖先骂得这么惨。哪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弊端? 德意志没有吗?日本没有吗? 美国没有吗? 国人什么时候能把“审父”变成“审己”呢？说到底，中国的文化对手不是西方，重新认识差异性的东方不是针对西方，而是针对整个人类的文化盲点。我主张历史性－民族性－人类性，我反对过激的民族主义，我申张宽博的“世界主义”，坚持人类之“体”，世界之“用”。

二 后霸权时代的中国文化身份与话语

要获得新的文化身份，除了向未来无限之维展开以外，还必须回到历史重新获得自己的文化本源和批判精神。

中国文化在历史长河和当代境遇中，经历了并仍然在经历着身份重塑和自身新传统的创新。在文明生生不息的创造性转换中，中国文化不断扬弃自身的负面效应并获得全新的精神命脉。文化精神兴衰依仗于的“周行不殆”的道之动。思想“大道”的深厚廓大，可以使人在中国文化总体精神考察中，直观体认“人”与“道”的内在联系。文化具有三个重要维度，即思想文化、艺术文化和实用文化。思想文化主要体现在儒道释三家。艺术文化主要是蕴含在各种艺术形态中的精神超越维度。实用文化则包括饮食、服装、民俗、节日等各个方面的文化范式。应该说，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精神命脉是思想文化。[17]中国文化中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分别形成中国思想文化的三个维度。儒家强调的是“和谐之境”，道家强调的是“妙道之境”，佛家强调的是“圆融之境”。和谐、妙道、圆融之境成为三家的最高境界。文化精神境界关涉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关系到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未来走向。[18]

中国文化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化形态。早在商朝时中国文化就已经发展成亚洲诸文化形态中最辉煌的文明形态，而世界上其它文明的地基则出现了深刻的裂缝：在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人在承传苏美尔文化遗产的同时，却被迫臣服于部落民族而使得文化产生了断裂；克里特岛上曾空前繁荣的米诺文化，竟然迅速地销声匿迹；尼罗河两岸，法老们的威仪仅仅延续了几个世纪，就在内忧外患中使文明拓展功亏一篑。在世界最初的几大文明中，只有中国在历史的消长起伏中，以其薪火相传的绵长文化传统，成为整个世界文明史中仅存的硕果。[19]

然而近代以来，中国形象和身份在不断变换。18世纪，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亦不为过；到19世纪末，中国失去了现代型转型的机遇而综合国力大幅下滑，沦为半殖民的国家；20世纪中叶，中国在战乱中衰落为第三世界国家。来自海外贸易和不断殖民的想象以及对大陆拓居开发的欲望，使西方成为一个充满野心的殖民征服者。Angus Maddison在《世界经济：千年展望》（巴黎2001年版）中有一条很重要的统计信息：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中国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公元元年到1000年这一千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远远领先于世界其它国际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25％左右，也就是说中国这么小的当时的一个地盘，但是占人类的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而1000年到1500年占23％。这一千五百年当中，中国不仅是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而且是综合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都处于领先地位。但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后的呢？从1500到1800这三百年间，中国经济的制度性障碍，使得中国成为“停滞的帝国”。这时候西方的工业化文明使得西方迅速崛起，1820年左右，GDP第一次和中国达平并且超过。换言之，我们落后了200年，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落后一辈子，或者永恒落后下去。在中国和西方的这种差异当中，出现了一个特征，就是1820到1850年中国是第一次最大限度拉开和西方的距离，可以说欧洲的人均GDP当时和中国人相比，就是在1820年是2.1，也就是说比中国高了两倍，但是很快30年以后就达到了10.6，高到了10倍，美国比中国人均GDP高达15.6，就是短短30年中国人一下就拉开了距离。

经济上的成功使西方看中国的眼光发生了变化。16世纪到18世纪末，西方人看中国人的眼光都高看一眼，伏尔泰对中国极尽赞美。为什么短短几十年，西方人眼中的仰视的中国，中国园林、中国建筑、中国丝绸、中国艺术，在他们心中突然就失效了呢？[20]除了他们发现了印度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把中国变成一个自然资源的原产国。他不能够进入到中国汉字文化的灵魂里去体会中国思想文化、艺术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妙处，所以他们往往只听传教士的说法。到了19世纪中西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移转，中西双方都是由一种理解到了仇视，到了敌视、憎恨。20世纪上半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多了一些同情的理解，但是1949年冷战时代开始，双方的对峙加剧，一直持续到1972年。其后到1989以后同样又出现了诸多反复，包括是“中国威胁论”、“人民币升值”的提法等，都意在“遏制中国”。[21]

进一步看，在浩如烟海的西方图书馆，中国的书籍如此之少。当务之急，是应该结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单向透支”和“文化赤字”现象。有关材料表明：在近年第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国内出版社输出和引进版权的比例大约是1：8，第54届书展20余万平方米的展出面积中，中国图书只占786平方米，不足百分之零点四；参展的34万种图书中，国内图书只有4610种，仅百分之一点三七。我们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中一直是“单向透支”，已经出现了巨大的文化赤字。国际交流中的经济赤字往往会引起国家间的争端，但文化赤字却没有引起注意。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步步进逼，中国如果不再注意文化的重建，也许会败在“文化战争”上。[22]

西方一直在全球进行文化输出，而且愈演愈烈，这是不争的事实。[23]任何既定的话语结构和权力中心都是权力和话语合作的后果，西方文化在全球的被接受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西方人自觉的文化输出获得的结果。至于第三世界国家能否有效地文化输出，涉及到经济实力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文化输出与国家的经济实力之间联系紧密，后者并不是文化输出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甚至在西方国家的综合国力赶超中国之前，他们的文化输出就开始了。[24]

百余年来，中国走的是一条被西方不断文化误读与妖魔化之路。今天中国应重新向世界展示自己新的文化形象。当代中国已经真正走向了与其他文明对话的世界性开放之路，这意味着她更加理性地对“他者”文明，同时更清醒地面对自身文明，在质疑文化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中寻求着真正平等对话的文化新秩序。[25]与经济发展的高速度相比，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发展仍步履蹒跚，与一个文化大国的身份很不相符。国家应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转移到文化上，制定高瞻远瞩的整体文化发展战略。

中国文化的当代身份仍然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而绝非一个自明的问题。在这个强调文化身份的时代，民族指纹和血脉的保存意义何在？东方文化精神的发现与中西文化互动在全球化时代真的可能？知识分子在消费主义时代究竟应该有怎样的价值担当？有怎样的文化精神生态平衡蓝图？难道历史上有价值的精神之思，都将被时间逝水渐推渐远而终归于无。

我注意到，国人正在消费主义的温情掩盖下遭受到西方“洋消费文化”的侵蚀。消费社会中文化消费主义成为时尚，甚至消费本身就成为幸福生活的现世写照。社会物质不再是匮乏的而是过剩的，思想不再是珍贵的而是老生常谈的，节约不再是美德而是过时的陈词，社会财富这块大蛋糕等着人们分而割之，“据为己有”成为“丰盛社会”的个体原则。如今，准中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们一味追求高价物品，强调消费的中心化和政治化，使得消费成为个人身份的表征，购买力成为地位、品位以及时尚的语义所指。不难看到，消费社会运作结构善于将人们漫无边际的欲望投射到具体产品消费上去，使社会身份同消费品结合起来，消费构成一个欲望满足的对象系统，成为获得身份的商品符码体系和符号信仰的过程。由此使得大众彼此之间模仿攀比，进入一个高消费的跟潮的消费主义状态。大众在模仿他者偶像之中“挪用”他者的形象，这种消费式的模仿将权力视觉化，或者将话语权力的表征表面化和消费化。[26]

亚洲经济的飞速增长使之迅速缩小与第一世界的差距，使消费中心主义成为一种炙手可热的现象。正如社会学家所说的那样，“洋消费”渐成一种文化价值倾向，即取名要取洋名，说话要带洋文，过生日要吃蛋糕，大中学生要过圣诞节、情人节，出国移民成为显要的事情。而且在所谓“与世界接轨”和“全球化大趋势”的名义下，消费政治通过消费主义的示范作用，使大众具有了模仿和普及的蓝本。于是，承载消费主义的商品符号后面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使中产阶级的趣味逐步丧失自我意识，更多地认同与跨国公司的消费逻辑和全球化的西方秩序，而无暇顾及中国本土的社会状况、精神生态和文化溃败，幻想一叶障目地“忘却”西方意识形态、种族性别和文化扩张中的文化霸权和意识偏见，成为全球化中的消费主义的实践者。[27]

就其终极原因而言，近代而来的“科学”和“自由”的两个轮子的高歌猛进，使科学之轮压死了“上帝之神”，自由之轮压死了“主体之人”。于是，在“上帝之死”（尼采）与“主体之死”（福柯）的危机中，德里达的审美主义和博德里亚的审美主义，都试图逃避尼采式对理性的批判的固有难题。其后的众声喧哗的后现代之声，使大众文化终于消解掉知识分子的声音。当知识分子在传媒的“塞壬之歌”中失去方向时，社会消费文化强调享乐主义、追求及时行乐、培养外露的生活方式和发展自恋的个性必然成为时代的宠儿。于是，消费主义文化在强调大众的参与时，却不说明是否是所有公众或是某一“新富阶层”在从事享乐性的消费。西方福特主义在大批量的生产中促进大众的消费，为把传统社区的公民培养成现代意义上的消费者而不遗余力。而转型期的中国的消费主义事实上却是有闲阶层为炫耀身份而进行的不平等的中心话语消费。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这样一种说法：消费文化的核心是对消费者身份界定的引导和操纵，以便使他们淹没于通过媒体特别是电视创造的“符号”和“形象”之中，其目的是使大众生活于脱离现实的“模拟”世界。具体的做法是通过媒体使消费者养成消极和顺从的态度。其结果是“沉默的多数”的产生。

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有赖于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和公正者应为弱势群体发言，即使面对国际重大的话语权力和政治势力也不能涂抹自己的立场。面对后殖民时代，批判是学术发展的生命，但是如果批判仅仅是将知识消解为零散的碎片，仅仅不断复制自身的“批判话语”，而无视问题本身的深度和广度，就难以出现人类知识的新增长，致使话语批判变成时代知识主流的泡沫。知识分子在特定境遇下的生存智慧，因为知识分子是文化身份的命名者，而不可能跻身为“沉默的大多数”。我想，痛之所以为痛，不仅在于痛本身，更多的是源于痛者的孤独。知识分子必须是对现实问题的先行见到和预先警示者，这种清醒的责任意识和所怀有的德性操持，决定了知识分子必定是负重独行的精神行者。[28]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身份和立场已然成为经济崛起后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知识分子价值重估的人本地基。

三 文学性话语与中国文学身份地确立

“文学性”问题，在中国古代并没有今天这样突出，因为在严格意义上说“文学性”一词，最初的含义是文献性。随着文学的逐渐精英化而使文献资料性受到某种程度上的忽略，仅仅突出其精英色彩。其实，中国古代文论从来就不是单一的诗论，诗书画论一体而古今皆然，所以没有必要由于文学是艺术的一部分而将它从艺术中分离出来变成为独立于艺术的一个门类。真正的问题，倒是在文学性背后的中国当代文学诗意失落及精神身份失落的问题。

文学性讨论不是空洞的文论问题，而是社会变迁中的文学身份定位问题。我想以具体是的实例来谈谈“中国文学的地缘处境”问题。我们知道，“地缘处境”、“地缘政治”具有其重要性。试想，如果离开了“安史之乱”的痛彻肺腑，离开了晚年杜甫在成都几年的生命感受和诗意书写，杜甫诗歌还剩下什么。在文学专业范围内，文学和文学理论共分成了四个方面，而今天在这四个方面争论不休，显示出文学身份认同的危机。

一，文学的对象。文学对象可以说无所不包无所不有而难以限制，无论是天地花鸟还是民生佛禅，都可以成为文学的一部分，大众文化当然也是其一部分。作家写的文学文本成为自己的身份证明，如果要写成一个杂揉的后现代文本，甚至新闻、图片、影像资料和插科打诨等也无不可，只是它们要进入精英的行列很难。文学批评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文学经济学的合谋，批评立场消失，身份模糊、言辞浮躁、价值飘逝。

于是，我们是否可以转换思路，关注“中国文学的地缘处境”：今天人们是否清楚周边国家的利害冲突问题？是否清楚人类的生物链基本构成以及在生物链中我们处在哪个维度？是否清楚“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涵义？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力上升，而且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还将维持上升。统计表明：2004年GDP排名前十位的国家分别为：第一位美国116675 (单位：亿美元)，第二位 日本 46234 ，第三位德国 27144，第四位英国21409，第五位法国20026，第六位中国19317，第七位意大利16723，第八位西班牙 9914，第九位加拿大9798，第十位印度6919。

事实上，2004年中国的GDP已经达到全球第6位，而2005年飚升到全球第4位。[29]据一些经济学家的乐观估计，20年之后中国将成为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国。但是与此同时问题也出现了：中国在逐步提升军力的时候，美国已经制造出了子弹大的原子弹（苏联还是手提原子弹），而且美国全球霸权的军事活动加剧，在关岛的三艘航空母舰的“盾牌行动”针对性十分明显。[30]在我们还在谈论某些文学内部问题时，其实外部环境正在酝酿着关键性的变化。这个变化在于，在当下的文化讨论中应该引入“地缘”、“处境”等问题，因为中国今天的周边地缘关系要关注李登辉宣称的“七国论”——强迫中国分裂成七个国家；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已经出现，战火纷飞、血腥伤亡的中东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已经被西方传媒谈论成了种族和宗教问题；被亨廷顿强调的21世纪基督教文明和儒教文明的冲突难道一定不会出现？难道我们就可以完全掉以轻心？这难道不是文学要思考的对象？不是文学赖以存生的整个社会文化氛围和它的大关系网络吗？如果丧失了这些重大问题，而仅仅谈论那些所谓的风花雪月的所谓文学性问题究竟有多大意义？

在我看来，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地缘文化问题非常多。正如《帝国残梦——美利坚霸权主义的终结》一书所说的那样：“美国200余年的历史，走过的是一条争取独立、大陆西进、海外扩张、国势崛起、与苏对峙、称霸全球的轨迹。然而，自从19世纪末美西战争以后，经过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纵横，美国终于接替英国获得霸权国地位，成为西方世界的盟主。……然而，永久的强势地位绝不可能来自武力的胁迫和经济的牵制，先进的价值观和充满活力的文化再生体系，才是征服他国家的最终力量。”[31]

台海局势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台独一日不止，战争可能性就依然存在。如何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很高的战争艺术。[32]台海战争将使得文学地基、文化身份、社会空间发生重大的变化。在这种氛围当中，我认为我们应该思考中国文学的深度问题。如果不思考，还像1980年代的现代性西化、1990年代的后现代性西化那样，将在彻底西化以后出现“本土文学真空”，其结果只能是自己扼杀了文学精神。

1998年韩国出台了一个文化国策：“文化立国”。成立了多个相关基金会，要大力推出“韩流”。所以电视剧《大长今》绝非一个电视剧推向海外而已，而是事关韩国的文化输出战略。随着“韩流”的成功，要进一步把“韩流”变成“亚流”甚至“世流”。仅仅5千万人的韩国远远地走在中国前列，中国的思想家、理论家该做什么呢？

另外，关于中日“东海油田”问题。日本在内的国家对中国心存疑虑和嫉恨，日本的军事武装明显想压制中国，日美联合的趋势值得充分注意。我注意到，诗人、小说家、戏剧家，以及我们的所谓书法家，音乐家或画家几乎都没有思考或触及这个问题。这已然说明国内的思想界诸多差异性，导致了中国大抵只能继续强调韬光养晦。这些，使得新世纪中国文化身份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文化交流产生和平祥和的气氛，是文化在当代多极世界的重要意义所在。文化不仅仅是教化，它也表征出着国家安全和人类和平的意识。如中日间摩擦较多，除了其它多种原因以外，还因为中国经济崛起的同时，没有注意到文化尚未深入世界人民的内心。这意味着，我们在发展科技和军事“硬实力”的同时，文化的“软实力”需要加大力度发展。

二，文化知识建构应该走出封闭而重新阐释世界。当代知识性出现了很大困惑：经典知识正在失效，高雅文化已经丧失了“修为”的时代氛围。如陈凯歌的电影《无极》被人们称为“无聊至极”，于是胡戈就有《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使得陈凯歌变得更加无聊。过去的陈导代表着一种电影的权威和大制作的精英的身份，“馒头事件”引发后，人们对大导演的权威身份认同感消失了；博客上关于白烨和韩寒的争论，“所有的圈都是花圈，所有的坛都是祭坛”不胫而走，使文坛甚至是任何坛都变得可疑起来；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有几个逆反式阐释的例子：自从有学者提出屈原究竟为什么而投江而死这一“天问”后，历代士人都在寻找着最合逻辑的答案，今天有人似乎终于找到了：屈原是因为爱楚王之妻妾而死的；有人说，陶渊明曾经不为五斗米折腰，但陶渊明晚年流浪多年讨饭，尽管他为五斗米没折腰，但日后为了一碗饭而尽折腰；对于李白之狂，有人却言之凿凿说他是媚俗之狂；而杜甫忧国忧民，也有人说他是一心想做官。戏说风还未过去，虚无风又来，那么我们不得不问：究竟是什么东西可以使我们的读者以及我们一般人对文学还能产生一种脱帽的崇敬感？还会认为文学具有精神的魅力呢？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使得今天的知识建构能够具有专业精神而不让别人说三道四呢？今天的诗人不少进入了世俗化平民化，今天的电影进入了大众狂欢的平台，今天的博客使得批评家的尊严权威丧失殆尽，文化究竟在丧失文化生态之维中降解着怎样的精神价值呢？

三，文化误读和文学误读应该成为一个国际性关注的话题。整个世界都知道中国经济起飞了，中国的国际影响正在增大。今天在美国人的餐桌上在课堂上或在任何地方人们都谈论中国。今天在美国不谈论中国，就像在中国不谈论美国一样是落伍。然而，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读很多。有一个意味深长的例子值得一说：近期我被聘为首席专家，出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个各国电台台长和汉语主播的研讨会。我想知道的是，这些金发碧眼用汉语播音的外国人怎么理解中国文化？了解到了何种程度？在研讨会上，我吃惊于文化误读无处不在。以下例子可以窥豹一斑。题目：列出四位中国名人（孔子、苏东坡、鲁迅、李小龙），请按照自己的喜好站队，包括美英法德意，还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共18个主持人和台长中，竟然有16人站到了李小龙一边！文化身份出现了，他们是看李小龙的电影长大的，他们只知道李小龙而不知道孔子。一个美国人站到了苏东坡名下，她说因为永远喜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所以记住了苏东坡。孔子前面站了一个韩国人，为什么站在孔子面前呢，他说孔子成了韩国的精神之父！第二题：请选出中国四部经典，《老子》，《论语》，《红楼梦》，金庸小说，几乎全部站在金庸的门下，这难道不引起我们的重视？西方在整体性的对中国文化产生误解。第三题：请你在中国四大美女（西施、杨贵妃、林黛玉、巩俐）下边站队，结果16人站在了巩俐面前，2人站在西施一边。可见大众媒体影响之大，使得当代精英文化正在丧失文化辐射力。当然，重要的不是去批评媒体、批评网络、批评电视、批评广播，而是要在这个中性平台上去运行我们的思想，把真正文学和文学知识建构的东西贯穿进去。只有如此才会尽可能地减少文化身份错位和误读。

四，中国文化“身份”模糊。这十几年里，一大批学者确实是在做西学或者说西方文艺理论，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学者研究对象在逐渐开始转向。在转的过程中并不意味着在回归什么，而是强调自己的身份立场。我在课堂上用《大学》《中庸》两篇经典试了试博士班的学生。朱自清教授说，在中国古代，《大学》是人们在十五岁读完小学以后进入大学（那时没有middle school）时的读物。我请两位文学博士生解释被朱熹称为“三大纲领”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结果回答得不行。在过去十五岁学生的读物，今天大学的博士生居然也难以解释清楚！然后我将《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书写出来清他们解释：为什么开篇这么强调“性”“道”“教”？结果仍然没人能解释清楚。这表明在知识结构的建构上，当代教育严重西化已经使学生成为了严重的“文化偏西者”和“文化厌中者”。大学生乃至博士生的知识结构已经变得很不文化生态了；人们在谈论自然生态时，精神生态已经出了相当的问题。这个问题往深处说，是过去的“现代性”命题对儒家和道家思想过分批评或疑古所致。我又问为什么孔子要说“吾从周”？很多人从“吾从周”字面上认为孔子是克己复礼，要回到周代而不要当代。其实是这没有读孔子这句话的前后文。“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谈到夏太远，文献不足证；殷商尽管还有残留的遗民，但是已经衰微，所以只有当代，不管是西周还是东周，是可以认同随从的。孔子是春秋末期，所以“吾从周”翻译成今天的白话文，是说古代（夏商）的礼，再也不要去坚守它了，我们要与时俱进，根据当前的情况来定。谁说孔子的克己复礼是回到古代？谁说西方只是往前面发展而不往后返观？随着中国的崛起，只有三“和”可以让天下人心服。和，就是东西方的大融合。重新认识《大学》《中庸》，复兴儒学，不仅仅是恢复一些礼仪，更重要的是恢复其精神。一般的仪式都可以删改简化甚至废除，而真正的中国精神则应该发扬创新。《礼记·中庸》说“道不远人”，道就存在生活当中。但为什么一变为“学”就离人们远了呢？一变成了高头讲章就与我们疏离了呢？因为它中断了道与生活的联系，中断了道与人心的联系。

上例说明，文学界文论界对古人思想了解太少，对西方知之甚少，对整个世界的军事、政治漠不关心从而被世界所疏离。真正的诗人应该关心的一些大的动向，关注风云突变的时局。一些术语之争范畴之争和世俗之争太多，放弃了对重大问题的思考和争论，长此下去将使中国与诺贝尔奖、与重大理论的提出、原创性的理论建树越来越远。丧失了问题意识和身份意识的文学和及其理论，就会不知所云或离题万里。文学性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根本属性，但文学（literature）这个词的本意不是纯文学，任何文学一旦绝对纯了，同样会出现文化生态失衡。我们也不能对抗纯文学，它是我们文学中的高峰尺度，代表从事文学业务者精神冲刺的高杆。如果一定要把这高杆扫平，使满地都是精神侏儒，那文学又有何存在的意义？同样，如果只要这个高杆而其他形式都不具有合法性，生活还有何多元斑斓的色彩？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应该加强中国的文学身份性建构，看看我们还剩下什么还剩下多少！如果以东方的智慧避免了核战争，未来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国，那时我们当以何种文化形象面对西方？用什么样精神产品让西人认识并欣赏东方文化魅力？西人来到中国听中国人在唱着卡拉OK，只好说那是日本的；看玩的是波普艺术或者流行艺术行为艺术，只能说那是美国的。那么，中国文艺理论界究竟还能拿出什么来作为西方人辨识我们身份的标志？如果没有这一根本标志，当代文化和文学又谈何体系创新？！

在传媒时代，文化兴盛除了一定要有制度性调整以外，还需要文化氛围和媒体平台的良性调整。在文化氛围中传媒起了重要作用。在全球传媒系统平台上，西方强势文化显得相当突出，而东方文化则被“非中心化”。随着世界格局的微妙变化，中国新文化传播到西方而出现“新东方”热时，西方当会认识到新的东方大国崛起的意义。文化精神的播撒重在传播和宣传，当代传媒不是西方单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张本之地，而是应该营造出东西方互动的文化趋势。[33]这需要传媒对文化保持公正心态，充分重视对东方文化价值的宣传，使文化播撒不是片面的，而是东西方平衡的，才能真正走向生态文化的新境界。[34]

四 当代中国文论身份与流派原创性考量

当代中国在文论边界扩大化上面争论不休。中国文论身份出现了辩识上的危机。文化严重滞后于经济崛起。文论家的集团没有形成，甚至可以说在长达20年之内，学者在一个一个地细读、消化、评论西方文论家，但是没有看到整体性地对中国当代20年以来的文论家加以研究的著作。[35]中国当代文论的前沿话语是同整个世界前沿话语相连的，其重要语境是全球化和多元化构成的一种特殊的张力场。在这一张力场中，文论的创新与中国立场紧密相关。

在全球化浪潮中，科技经济一体化和热核战争的威胁使整个人类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不同的价值立场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文化宗教层面的反全球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潮流。多元文化伴随着人类历史而发展：中国文化传统、希腊文化传统、希伯莱文化传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非洲文化传统等多种文化不断消长、此起彼伏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程。今日世界种族间的冲突层出不穷，黑人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同性恋运动、女权运动、反文化运动等此起彼伏，整体性现代社会正在发生大分裂，世界正在走向新的多样化。

多元文化主义强调尊重差异性文化。多元文化理论和实践的健康发展，取决于一种健康的文化心态，即既不以一种冷战式的二元对立思维去看走向多元的世界，也不以多元即无元的心态对所有价值加以解构而走向绝对的个体差异，而是在全球文化转型的语境中，重视民族文化中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同时，又超越这一层面而透视到人类某方面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共通性，重新阐释被歪曲了的民族寓言，重新确立被西方中心话语压抑的国家文化形象。中国的现代性应该向人类体现出“东方智慧”，使得东方智慧在整个世界文化发展中成为新世纪社会文化的有效资源，由此展开东西方文化的真正对话。[36]

全球化格局下的文学理论将建构多元多样性诗学为己任，这种多元文化观将使汉语学界突破西方文论的单一知识框架，重新审视东方文学传统中的文化理念和文学观念，关注中国文学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现代性诗学特征，并通过对差异性文化精神的体认，获得更为宽松多元的文化差异性结论。

在网络传播时代，文化从经典进入非经典和反经典，使口语写作超过了书面语写作的价值，日常生活感成为这个时代的合法性标志。从“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到文字的速朽，文字的魅力不再是惊天地泣鬼神，而是不断生产又不断被覆盖。从珍惜语言到滥用语言，语言成为随波逐流的无思平台；从人的神话到神死了，大写的人死了，知识精英死了，剩下的是小写的人和消费的人；从乌托邦到日常生活的合理化，世俗生活成为幸福的别名；从理性中心主义到感觉中心主义，整个世界和文学知识分子心态发生了整体倾斜，艺术肉身化挤压精神性成为时代的标识。

当代中国文化艺术中的世俗化倾向越来越占主导地位，而精英文化却在日常理性中日渐衰颓。如何在经济全球化中为中国文化艺术和人的精神发展定位，成为知识分子的迫切工作。人们已经从前现代的线性时间观中走出来，进入现代性的当下时间，更进一步进入后现代的时间的空间化——无时间。于是文化远离了高层化和垄断化，远离了权威性和启蒙性，进入到肉身化、独白化、自恋化、欲望化、比矮化、自贬化、消费化。如何使文化和人的精神绿色生态化，使人在“红色写作”之后不坠入“白色写作”的怪圈，而是进入“绿色写作”的良性氛围，需要文学知识分子认真地思考。因为知识分子是问题的提出者，他需要对时代不断提出问题、反省问题，把怀疑和追问放到优先地位。

研究文艺学离不开中国传统文论和西方现代文论，这是塑造新世纪中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工作。在一个相互交织并消解冷战思维模式的共存时代，如果没有西方“他者”的“镜像”，我们就无法清晰地审视中国文化的“自我”。通过文化镜像深度的自我审视，将有助于把东西方文化的对抗转化为不同文化体制的创造性互动。我们只有在东西方有效对话的前提下，进行现代性反思和价值重建，才有可能使本土性真正与全球性获得整合，从而冷静清醒坚实地进行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中国文化与当代“中国文论”研究，对新世纪“中国形象”的呈现有着重要意义：把握当代中国文化转型对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清醒地认识新世纪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基本走向，在那些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国际文化话语域中，强调文化文论创新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意义——在社会转轨中建立有效的公共文艺话语空间，使中国文论创新在不断明晰丰富和深度拓展中，推进的“中国形象”的立场定位。

中国文论经验的世界化。历史文献不是一堆“死的文化”或文化的“死的记录”，相反，文献中体现的文化，是历史的“人化”与“化人”的历史。传统文化只有不断成为新的文化传统，才能使文化传承流布。文化价值主要功能是表达心灵境界和精神价值的追求，反映生命时代本质特性和走向未来之境的可能性。传统思想对当代思想是一种规范和砥砺，而当代文化思想定位则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审视和选择的一种深化。文化正是在选择和再生中不断提高选择主体——现代人的文化素质。文化之根系乎人，文化目的则是为了人和人自身的价值重建。作为文化精神核心的艺术，是对主体生命意义的持存，对人类自由精神的感悟，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

当代中国文论流派原创之可能性。首先是体系创新。创新的体系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大文化氛围和它的哲学含金量。不妨说，“20世纪西方文论”从新批评开始，现象学、解释学，包括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无一不是哲学登先。20世纪的哲学和诗学具有精神互通性，其表征为：所有诗学的重大命题无一不是哲学家提出的，而哲学的反思也首先成为人性的诗意反思。20世纪哲人和诗人显示哲学和诗的源远流长的传统——将本体诗化或将诗本体化，从而使关于人生价值存在的哲学成为诗性哲学，使富于诗人气质的哲人成为诗性哲人。诗与哲学同一，诗人与哲人一体。20世纪重大的诗学问题与哲学命题紧密相关，意味着哲学与诗学在二十世纪哲学危机中的相遇并面对同一问题，同时还说明那种单一地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进行封闭研究的时代已经结束，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人类“现代性感性本体论”问题——审美个体主义问题和诗意栖居问题已然成为世纪性课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当代哲学原创性正在丧失，由于哲学原创性的滞后，不能为文艺理论提供哲学的高台，所以当前的中国文论才显得如此混乱和迷茫。当务之急，是走出全盘追随西方哲学方法论和本体论的模式，从译介和克隆西方哲学和文学理论中走出来，告别中国当代哲学和文论的无根性状态，开始中国现代性和范式创新性的独立思考。

其次是范畴创新。范畴是对经验的提升，对概念的浓缩。但中国的文学经验却跟着西方走得太远。相当一些前卫作家经常把翻译的二手西方文学作品仔细琢磨，倾力模仿其语式、开场和结尾。作家已经远离个体体验的生命血性，正在背离中国经验的当下行和本土性。当文学的价值生成和精神地基失落时，中国文论家文学批评家不再读这类克隆西方的文学作品，而只读西方理论进而克隆西方文艺理论，这使得文论在批评和文论建设方面走向双重失落。当代文学似乎不屑于具有本土独特性——中华性。中国每年生产的长篇小说1000余部，当时写小说的人比读小说的人更多。人们已经不再读作品而转向读“身体”，开始和作家共同合谋发掘欲望化肉身化的“身体”。今天所有的困惑由身体开始。作为个体的生命是物质的非物质形式，是随着对生与死的思考并抵达存在之根而展开的。只有领悟到自己的有限性和可能性，领悟到心性转折对人的意义，才能实实在在而朴素自然地体味到自己作为诗人或哲人的使命。每个思想者都处在天地俯仰之间，而禀有一种倾听真实的焦迫，他只有在这种焦迫中才能剥离社会强加的人格面具而感悟自己真实的内在声音。但是，这种关乎人存在意义的基本本体论今天仍然成为被遗忘的对象。本体论从神、从人的理性、从人的意志已然降解到弗洛伊德说的人的欲望。“下行本体论”表明人类“上行本体论”的终结，于是人类的精神痼疾正在成为死症。我感兴趣的是，人类精神走向平面和谷底，是否具有重新反弹的可能性？是否有可能再重新创建精神生态平衡的世界呢？

三是文化创新的价值无定感。可以说，人类在“语言学转向”和“文化研究转向”之后，加速了“文化价值观”的失落，因而应该有一次“价值论转向”“价值论复归”。20世纪美国pop文化的强力推进，使整个世界文化发展从过去的形而上学、终极价值、根本原理、方法意义、本质规律问题，进入到文本、语言、叙事、结构、张力、语言批判层面，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学转向就成为本世纪哲学或诗学“终点”，相反，它仅仅是成为一个转向之后的“新转向”——“文化研究转向”，即由“语言”转向了历史意识、文化、社会、阶级统治、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研究、社会关系分析、知识权力考察，甚至文化传媒、科技理性分析等。换言之，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走出了“语言的牢房”，而进入了一种所谓的人文科学“大理论”之中。于是，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等在新的层面上成为语言学转向之后的新话题，不断出现在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文化研究领域中。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因为中国现代性经验没有进入国际大循环，没有成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没有引起世界的充分的关注。中国文化的价值特征，应该成为“价值论转向”的重要元素，为人类的明天做出自己的价值阐释和远景规划。[37]

这一价值阐释和远景规划有这么几方面，一是文化价值身份认同的多元化。创新必须基于文化的基地。今天身份认同多元化意味着理论再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不再变成“大众理论”而变成“小众理论”“圈子理论”，甚至变成孤独的“守望者的理论”，其普适性合法性出现了问题。二是学科身份泛化。这一点在书法界同样存在，今天书法界出现了不写汉字的书法。墨子就有“书于竹帛”之说。当书家不再写汉字时，大抵不能称自己是书法家而应该叫抽象画家，大可不必跻身于书法专业圈子之内而应进入画家的行列当中。同理，那些不再研究文学的应该叫做泛文化家，而不应称为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三，文学创作和读者兴趣的位移。创作和读者兴趣的位移使得今天的文学研究很难把握。文学研究需要一个相对集中的话语平台，而荡下却是一个散慢无根的“超话语”平台，这是因为读者的兴趣和创作者的兴趣发生了错位，读者的兴趣经常左右着理论家的兴趣。超级女生出现了引起了媒体界的大辩论，现在超级男生很快要出台了，这种大众化的兴趣不断引导文学理论批评家，理论家再也不可能引导大众的精神走向，而仅仅成为大众兴趣地跟随着。文论的颓败由此开始。

新世纪中国文论的重要工作是，切实地回到文论流派原创性上来。既然文论体系创新尚无哲学根基，文论范畴创新尚无文学的丰厚土壤，文化创新又变成学科的身份无定，那么回到流派创新是最切实有效的方式。流派创新意味着百家争鸣百舸争流，它也可能是一家一派，可能是一个圈子一个学派。西方的文论的流派，人们很少谈及体系创新，因为后现代以降“体系”这个词已经变得很可疑了，是否合法还值得讨论。古文论专家提出的先秦无“风骨”范畴，魏晋无“妙悟”范畴，唐宋无“神韵”范畴。中国历史是推进性的，比如中国书法是汉代尚“气”，唐代尚“法”，宋代尚“意”，明代尚“韵”，清代尚“朴”，当代尚什么呢？尚“俗”。每个时代都以各自的方式往前推进。一个朝代几百年，产生过多少流派，但用一个字对其精神气质加以概括，达到本质界定。

在我看来，强调流派性可以有传统派、感悟派、评点派、境界派；也可以有比较标准的现代派、体验派、精神生态派、价值学派、文学消费学派、甚至文学媒介学派、文学身份学派、文学公共领域学派以及本体学派等。通过若干流派的创建，使文学界能够更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并通过流派创立使其声音通过媒体放大，多种流派形成当代的差异性的文化声音。

当然，现存流派终归要自生自灭，但探索精神却方死方生。

五 在母语与英语的天平上看文化自卑

近二十年来，在强烈的西化情绪中，在国家教育制度和人才政策中，英语的重要性被空前夸大，而且在体制中被日益固化。加之，舆论的播撒和留学热的持续升温，使得英语成为中国当代教育中的高杆，左右着知识界和教育界的视线：无论是考大学读硕读博，还是评职称晋级都需考英语，校园里各科专业课堂上，学生们埋头背英文的现象比比皆是，因为本科生英语四级硕士英语六级的洋高杆必须跳过去，否则学位证书就会失之交臂。所有不同专业的学生都将外语看成头等大事，大学四年将近有三分之一时间花费在英语的应试学习上。而硕士博士花在英文上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本专业学习的时间，使得近十年中国研究生水平滑坡成为一种既定事实。

同时，一大批术有专精的优秀人才被英语考试的高门槛堵在门外。正如有人所说：“英语已然成为第一阶级语言，汉语似乎已沦落为第二阶级语言了。从90年代后期到今天，普及英语似乎已超过了强化汉语的趋势，成为多少中国人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阴霾：学前班学英语、升学考英语，求职、考研、评职称要英语，公交车服务员讲英语，一些名牌大学倡导中文课上用英语，当公务员入门时要考，企业招聘要考，评定工程师、政工师、高工等各类专业技术职称还得考英语，以致一些社会精英为了评职称、为了加薪、为了实现自我价值，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恶补英语，最后却仍然因英语成绩不合格而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可以说，中国的多种晋级考试中，都将英语而不是汉语的语言水平作为筛选的重要尺度来衡量人才，英文考试似乎成为当代中国的考场中的“新八股”，担当着“新科举”的重任。

不仅如此，不少学生在学外语或在外语学校中给自己英文名字以示高雅，而日本学生、韩国学生、印度学生却鲜有如此做法。换一个洋名字的背后隐含着国人无意识中一种怎样的文化自卑主义！

这种明显的“英语压倒汉语”的状况仍在被人炒作固化，英语仍在进一步被神化，使大中学生仍成为它的信徒。英语成为了时髦，专业成为陪衬，母语不再重要。一般而言，全世界大约只有欧美没有过分强调外语教学，而中国学生为了学好英语不得不花十几年时间。试想一下，一个人不将外语作为第一学习要旨，而可以集中精力思考前沿的学术思想，其创新的能力当然有目共睹；而另一个人长期在背单词中讨生活，在思考些词语语法和课文，他能记住什么，其思考又有多少深度呢？所以，美国才出现群星灿烂、思想不断推进，成了全世界的“理论输出国”。尽管这两年，美国教育界开始要求全国的大学生学一门外语，但是仍没有过分强调外语学习花费太多的时间。

其实，中国大学对英语的过分强调，表达了一种对母语的不自信，对专业素质的考试性歧视，同时还表现出当下教育制度的严重西化。这种按西方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方法来要求人文科学和艺术科学的做法，其危害程度在未来岁月中将会显现为人才断根、专业深度消逝、母语自卑主义等。因此，大学英语独霸现象必须改变。

就深刻意义而言，汉语危机是东方文化危机的表征。大致有超过三亿的国人都在英语的海洋里浸没泅游，而最终在三亿多花了大量的血本去学习英语的人中又有几个人是真正有意的精通英文的人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实在值得好好反省。我不反对学英语，而认为如果多一门语言肯定有好处。但是有个母语和外语的学习尺度问题，如果是以英语为重来作为我们的高考、硕考、博考惟一的衡量标准——其他专业或母语再好，只要英语没过就都算不合格的话，那将是遗害无穷的。在我看来，英语至多能作为一国文化教育的第二衡量标准，母语和专业才是真正第一位的。这是问题的关键。

汉字以及汉字思维或汉语思想，铸成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显意识，这使得汉字与汉语具有一致性，汉字与中国文化具有一致性。千百年来，我们的先人用它表征自己心灵的每一丝启示和精神的每一点觉醒，记录民族历史的铁与火、荣耀与灾难，铭刻自己对宇宙人生的感悟和困惑。汉字的“强大阵容”表明了中华民族思想的广阔度以及“词与物”(福柯)对应的宽广度。

今天的教育制度制定者必须明白的是：汉语文化圈在张扬民族文化精神的同时，并不以自己的文字和文化为卑，并不拜倒在拼音文字的强势之下，而是在转型性创造的健康心态中，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交流”和“对话”，以破除民族虚无主义心态和狭隘民族主义的仇外排外心态。在批判西方误读东方的“东方主义”思潮中，在后殖民文化语境中，坚持中国本位立场，调动知识和心性来扩充智能和精神，用普遍的中国文化知识和理性方法，来表达现代人的文化胸襟和生命价值观，弘扬以汉字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所蕴涵的生命原动力和超越精神。

我注意到，西方近年来出现了持续不断的“汉语热”，尤其是美国的大学生在选择“外语”专业方向时，相当多的学生选择了“汉语”，汉语正改变世界大脑的构成。而中国各大学的对外汉语中心的外国留学生也人满为患，蔚为大观。[38]这对中国文化输出无疑是一个有价值的现实回应。汉语危机本质上是东方文化的危机，汉语危机的消除，是东方文化振兴的前提。只有当21世纪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成为真正的“人类文化”，才能是世界文化走向精神生态平衡之途。

语言连着思想。当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美国的海明威时，或给法国的萨特时，颁奖辞总是说其作品表现了人类的智慧和对人类苦难的承担。其关键词是：“人类”。但是当他在颁奖给东方人或别的一些奖项在授奖给中国作品时，却仅仅谈到作品中所表达的一种中国情绪，以及中国区域性的经验。问题出现了：就是说在整个世界上，中国经验，中国文学，不代表人类的经验，他只代表了区域性的、本土性的一个经验，谁可以代表人类？谁可以使人类精神的体现者？

六 文化创新中的世界主义者立场

人类进入太空时代的意义在未来岁月中会更明显地显示出来。进入太空时代意味着创新成为最高的智慧，同时还意味着和平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西方现代性固然好，但它不能代替13亿中国人的思考，它也不能中断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全球文化单一化是文化的颓败。民主社会是的任何人的思想都有表达的空间，个体如此国家也如此。我坚持自己的“世界主义”者立场，而不是一个“部落主义”者。但从文化身份的层面看，我只能从中国立场为人类说话。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面临的周边危险也越来越大。如何让中国在崛起中更加和平和谐亲善，对长治久安意义重大。我坚持提倡东方三“和”文明（国际和平、国内和谐、家族和睦）。如果中国的崛起没有文化形象的软着陆，双边乃至多边摩擦就很可能导致战争。只有通过文化的润滑作用，才可能和周边的国家化解矛盾增进互动。与中国强调三“和”文明不同，西方强调三“争”文明——即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斗争，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竞争。西方人由于强调个人自由，但自由极易导致极端的个人主义，最后膨胀并导致人与人，阶层与阶层，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斗争、战争。这种恶性的三“争”，已经并将要给人类带更多核大战灾难。[39]因此，东方三“和”应该取代西方三“争”。但现代社会运行法则是强调竞争斗争甚至战争，而宽容宽恕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东方思想的被收编或者边缘化将使得核大战的可能性成倍增加，人类走在集体自杀的边缘。

当今世界文化不应该是单一文化同质化文化，应该是多元文化多极文化。“发现东方”的精神诉求是：让习惯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人学会谦虚并开始尊重东方，让世界的每一个边缘人都有资格开圆桌会议，成为边缘或者多元中的一元。“发现东方”是一种谦和的文化呼求，希望西方来看看已经被边缘化为垃圾集散地、廉价劳动力、环保污染地、生态危机的边缘地。同时“发现东方”也尊重天赋人权，每个人不因为人种、色彩，不因文化背景、历史种族而有亲疏。这才是人类未来具有公信力的公正之声。[40]

如果说，中国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业已失效，那么，今天的西方中心主义恰恰变成了凌驾于他国之上的中心主义之“君”，第三世界成为西方中心之外的次等边缘之“臣”。西方在杀死了我们的“文化之父”以后强行成为了我们的“继父”。我们经过一个世纪的“全盘西化”变成了准西方的“香蕉人”。这在国际大家庭当中越来越显示出不合法性。事实上，完全听西方的不行，完全听古代中国的也不行，应该保持某种“互体互用”的话语，在中西两种话语之间寻觅到一种和合的中介形式。

人类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茫然四顾而不知所终。需要回想走过的路，清理哪些可以整理而对未来有所警示有所滋养？能否提升文化的优秀元素作为人类共同思考和前进的动力？古希腊提出的民主，古罗马提出的法制，中世纪提出的信仰，中国思想中的“仁者爱人”、“立己达人”、“淡然无极”等，如果去掉那种专制和僵化的因子，能否为今后的人类留下一些中西优秀文化整合的可能性？应张扬多元文化整合主义，需要文化中心主义骄傲者虚心一些，使边缘话语声音更大一些。“过犹不及”——西方发展的是“过”，而中国长期是“不及”，两者都不是中庸，而两者加以整合的结果，将会使人类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我们应努力让别人明白和倾听，并认识到这种珍贵的价值。这是中国人主动发现自我诠释自我，让世界理解和倾听的重要方式。

坚持用中国自己的语言和声音来表达中国文化价值诉求，因为中国文化的正确被理解不仅是中国整体外在形象和宣传所带来，最终它还是在文字的不朽上被落实，并靠真正理解中国文化之伟大的中西方学者的共同努力来传达。我相信，有价值担当的思想者会继续以坚实的工作和深沉的文字建立和搭筑这座桥梁。终有一天人们会看到文化输出事业上的价值和深广的意义。中国仁性宽厚放达的文化精髓与平和心态，表征在用一腔热血传承其文化价值的真正的学者身上。有了这样的“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知识分子，终将会有“止于至善”的大境界出现。

可喜的是，中国经济崛起之后，民族凝聚力增强了。如今的大学生中有人穿汉服和唐装感受文化的重量；北京有读经班把捉尘封已久的经典；山东祭孔活动于庄严肃穆引得海外寻根大潮；陕西高中生的成人礼仪在争论中出场；也有人也感受到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抬头；还有人感到知识分子分化中坚持“学术者天下之公器”者日见稀少。面对全球化西化的状态，国学在相当长时间内已经被边缘化，现在有一部分开始修复，有一部分传统和传统礼仪在重新评价其历史功过中加以重新阐释。复兴也罢，振兴也罢，其实都说明一个道理，事物遇到了危机，出现了危险的征兆，需要迷途知返。复兴文化不一定特别拘泥于过去的形式。禅宗和法相宗相比就不太拘泥于文字和形式，而强调佛教的灵魂和精神。如果过多的还原古代形式，可能对现在的社会秩序和现代的科学自由民主产生隔阂。毕竟，任何新型话语都要往前拓展，有些旧仪式可能失去，但其精神和行为纲领会存在下去。应该把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哲学智慧，生活智慧，艺术智慧，生存智慧加以重新发掘，成为活生生的流淌在中国人血脉中的禀赋气质，成为自我和他者文化辨识的生命指纹。究极而言，无论是模仿西方还是克隆古代，都说明我们的想象力创新力在滑坡。[41]今天，中国艺术家模仿西方走到了绝境，应大力提倡“文化创新论”，创造出新文化形态并可持续地加以文化输出。创新代表了文化的内部的提升，输出代表了文化的外部的扩展。如果文化创新成为民族的显在意识，那么让天下人平和地感受东方文化铁树开花的魅力，就不是不可能的。

新世纪富有创造性的思想是超越个我而与人类性连接的思想，真正的思想家是超越了个人小我悲欢而思考人类终结性问题的一类人。13亿人的大国如果不产生世纪性思想甚至世界性思想，那当何以堪？东方大国长期没有声音，谁来为所谓的远东说话？谁来为中国人说话？只能我们自己说！在超越了海洋文明的太空文明时代潜在的新文化逻辑中，知识分子到了真正面对跨国话语真实性问题并重塑“中国文化身份”的时刻了。一方面，需要对西方核心范畴进行置疑，并在过滤汰变中生成自我的新文化。同时，放眼量看世界，面对中西方的“文化兄弟”取长补短、互为体用。这意味着：新世纪“中国文化身份”的获得在于真切地审视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潮流，提升作为人类新感知方式的文化对话平台，改造世界单一西方化的言说和行为方式。发现东方使人类得以欣赏并尊重差异性文化并认识到人文生态精神的重要性，文化输出是在尊重海洋文明的现代性成果中检视新世纪东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可持续发展机制。中国立场表明中国新世纪文化不仅有了自己的跨文化国际眼光，而且有了文化价值担当的文化身份立场和问题意识。于是，太空时代的中国文化身份书写的意义浮现出来：重新获得自己的文化身份，并成为我们的血脉、心性、价值和践行的基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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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布尔迪厄《实践与反思》布尔迪厄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张意著《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参王岳川《中国镜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3] 张静主编《身份认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参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杰姆逊、三好将夫编《全球化的文化》，南京大学2002年版；梁展遍选《全球化话语》，上海三联2002年版。

[5] 参（美）斯维德勒著《全球对话的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6] 刘梦溪《百年中国 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中认为：“由于汉、唐、明直至清中叶，中国的国力是强盛的，‘西人’带来的是文化，不过是‘以文会友’，所以宾主分明，客人就是客人，无论如何成不了主人。晚清就不同了。道光、咸丰以后，中国的国力日趋衰弱。在这种弱势的情况下，‘西人’来了，不再是‘身怀绝技’的传教士只身远游，而是开着军舰、手持枪炮的大队人马前来叫阵。主人的态度也不是开门纳客，紧闭的大门是被人家用“船坚皅利”打开的。……此时之‘西人’已经反客为主，中国文化的主体位置、国家的主权地位，遭到根本动摇”。

[7] 中国对西方的影响是重要的，不可抹煞的，这方面的论著很多，可参（西班牙）门多萨撰《中华大帝国史》，中华书局1998年版；安田朴著《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韩琦著《中国科学技术的吸传及其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史彤彪著《中国法律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 王岳川著《发现东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9]刘梦溪《百年中国 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清朝从1644年入关到康熙二十二年平定三藩，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都是在圈地、劫掠、战乱中度过的，其对生产力的破坏可以想见。……而当清代中期的统治者陶醉于“盛世”的“繁华”之时，西方发生了什么呢？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170 9年(康熙四十八年)英国的达比发明焦炭炼铁技术；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英国有了珍妮纺织机；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瓦特发明蒸汽机；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北美独立宣言发表；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法国大革命成功。西方的科技革命带动的社会与文明的进步，可以说是一日千里般突飞猛进。我们在近代科技文明方面与西方相比，晚清时的中国已落后差不多三百年。何况中国失去与外部世界平等对话、良性地吸收异质文化的机会，就是从康熙和乾隆的“盛世”开始的，是他们闭关锁国种下的祸根”。

[10] 费约翰著《唤醒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

[11] 赫德逊著《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年版；卓新平主编《相遇与对话》，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周宁著《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赵春晨等主编《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 大唐辉煌的盛景和阿育王朝的鼎盛，令人记忆犹新。随着海洋文明——工业革命到来，曾经辉煌的“龙“”象“两个大国，几乎同时迷失了自我身份。但是在太空文明到来之时，两个近邻的大国开始发出以经济崛起为先导的文明复兴的吁求，引起了整个世界对于两国竞争力和战略的空前重视。章太炎说：“东方文明古国，荤荤大者，独印度与中国耳。言其亲也，则如肺腑；察其势也，则如辅车。”另参（印）谭中等著《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13] 据统计，大量早期的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成果已经转化为产业，成为空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空间计划获得的技术已经为美国经济增加了2万亿美元。在本世纪的头10年，预期的高额利润将吸引大批资金注入到全球空间工业，大约为6500亿－8000亿美元。到2010年，美国在空间的资产将达到5000亿－600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美国在欧洲的资产。

[14]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总设计师顾逸东说：“仅一个卫星通信技术，就为现代社会提供了电话、数据传输、电视转播、卫星电视教育、移动通信、救援、远程医疗等上百种服务，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事实上，通信卫星的电视转播使得地球成为了“村落”，通过卫视，伊拉克战争、伊朗危机、朝核会谈、印度洋大海啸、奥运会的盛大、世界杯的狂热，非洲灾民的苦难都尽收眼底，真可谓“环球同此凉热”。

[15] 阎学通等著《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门洪华著《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6] 参端木赐香著《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长征出版社2005年版。

[17] （美）郝大维、安乐哲著《通过孔子而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法）弗朗索瓦·于连著《（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

[18] 李泽厚著《历史本体论》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

[19] 胡兆量著《中国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0] 参（法）雅克·布罗斯著《发现中国》，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戴逸著《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吴建雍著《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对外关系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

[21] （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罗伯特·阿特著《美国大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2] 参（美）亨特著《文化战争》，安荻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3] （美）汤林森著《文化帝国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4年版。

[24] 参郝侠君等主编《中西500年比较》，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年版。

[25] 参（美）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6]（法）让·博得里亚 著《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英）麦克·费瑟斯通著,译林出版社。

[27] 余凤高著《精神病文化史》，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28]参赛义德著《知识分子论》，台湾麦田出版社，1997年版；罗宾斯《知识分子：美学、政治与学术》，江苏人民2002；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危机》，江苏人民2002；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与新阶级的兴起》，江苏人民2002；波尔《权力中的知识分子》，江苏人民2002；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江苏人民2002；约翰逊《知识分子》，江苏人民1999；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2001；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南开大学2002。

[29]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年底发布的数据表明，2005年中国GDP达到18.23万亿人民币(约合2.26万亿美元)，经济规模已经超过英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位居世界第四。

[30] 张世鹏编译《全球化与美国霸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谢韬等编著《帝国残梦：美利坚霸权主义的终结》，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版。

[31] 谢韬等著《帝国残梦——美利坚霸权主义的终结》，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页。

[32] 《中国台海军事》，中国军事出版社2005年版。

[33] （法）弗朗索瓦·于连《为什么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认为：“福柯在日本一个禅宗寺庙里被问及有关哲学未来和东方思想能给他带来什么时，他随意地重申：我们的时代不可能产生任何一种伟大的哲学体系；相反，他劝说人们要从人类学或精神分析学以及欧洲和非欧洲之间的“碰撞”，去对哲学进行“再审视”。我也许可以断定，不必期待“东方”带给西方所“缺少”的，譬如东方掌握的某种神秘主义的启示——这种神秘主义也许是我们的理性主义的反面，能将我们从中解救出来(最杯的是有“宗教术士”的幻觉的东方)；而是要小心地去工作，让东方给思想以自省的机会。

[34] 参何怀宏主编《生态伦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王诺著《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5] 关世杰等主编《世界文化的东亚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6] 成伯清著《走出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37]（法）于连（François Jullien）《新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挑战》认为：“中国同西方有‘两次接触’：第一次耶稣教士东来几乎没有对中国思想产生影响，第二次中国知识界没有选择。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思想应该说走过了那个被动、强制的时代，现在到了对中国思想进行重新检索的时候了。这种检索不是用西方的哲学概念对中国思想传统进行重新诠释，也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以中国自己的概念来诠释中国思想。一方面避免堕入虚假的普世主义的旋涡，另一方面以重新检讨过的中国思想光华来丰富世界思想，从而避免陷入民族主义的陷阱。因为虚假的普世主义其实是一种思想的同一化，而思想的同一化则会产生刺激民族主义滋长的反作用”。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号。

[38]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汉语在法国发展势头很快，英语、日语、西班牙语的年增长率是2%-4%，汉语则高达38%。在日本，汉语已成为继英语之后的第二大外语，“汉语热”直追“英语热”，仅日本主要五大中文培训学校的入校生，2005年比2000年增加了5倍。汉语正改变世界大脑的构成。

[39] 据有关资料统计，美国2004财年的军费达到了4005亿美元，占政府预算近20%，占全球军费总额的1/3还多，而且还在追加8％的军费。美国国防部近十年来的《防务评估报告》和《国防报告》宣称：“到2015年前后，可能出现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全球性对手，中国和俄罗斯都具有这种潜力。”美国必须抓住2015年前的“战略机遇期”，竭力遏制中国变成强国和俄罗斯东山再起。但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成为事实，是任何人也阻止不了的。

[40]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安乐哲《中国哲学的翻译问题》认为：“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正确理解几乎没有多大转机。工业革命的引擎完全改变了这一形象。欧洲和美国在不可避免的进步意识的指导下，全速进入19世纪，与此同时，亦完全失去了对中国的尊重。异域人间乐园的早期观念垂直下滑，从理想国“Cathay”（古诗歌中的中国）一落而至对其惰性的深刻不满——较之西方工业与商业贸易的普遍增长，中华文明被鄙弃为一种垂死、落后，基本停滞的文化状态”。

[41] 陈嘉映《中国思想的位置》认为：“无论对于中国人素质低劣论还是中国文化优越论，我承认自己都有点过敏。中国有中国的毛病，西方有西方的问题，我不愿在针砭现代化的弊病之际大而化之地批判西方文明，同时又忘掉东方世界特有的黑暗与愚昧。何况我从根本上就不认为有唯一最高的精神形态或‘思想态势’”。载《读书》199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