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有些人仍仰仗张西方人鼻息，惟西是尊。标榜现代派、野兽派的恶心丑陋，崇拜百年前已经过气的形式主义。更为严重的是，西方一直在质疑中国古代历史，批驳“夏商周断代工程”作假，否定中国夏朝的存在，“疑古派”虚无主义的指认先秦众多文献为伪书，甚至胡说“大禹是条虫”，“老子不存在”等等，不一而足。为什么总是被西方质疑中国的考古和历史，为什么西方对中国文化源头大加怀疑并彻底否定，甚至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书法、京剧、古琴等加以贬低，导致空前的文化自卑。我们却似乎没有能力质疑西方，甚至没有想到去质疑西方和揭底西方？
事实表明，古代西方“作伪”，现代西方“塑丑”，当代西方“凌霸”！必须要彻底清算！
必须坚决破除书法界对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强烈的自我迷恋和自我贬损恶搞，必须对西方霸权加以彻底清理揭底。弄清楚古典西方、现代西方、后现代西方究竟是什么逻辑形态，成为怎样的错综复杂的问题矛盾谎言交织体。
其实，西方学者已然开始质疑西方作伪的历史，并成果相当丰富：萨义德著《东方主义》（1978）、马丁·贝尔纳著《黑色雅典娜》（1987）、布劳特著《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史观》（1993）、贡德·弗兰克著《白银资本》 (1998）、约翰·霍布斯著《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2004）等，新著不断推出，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西方伪造史可举几例：法国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在其《风俗论》中尖锐指出：“我们应该常常记住：500年前的时候（1250年），不管是在欧洲北部，在德意志，还是法兰西，几乎没有人知道如何写字……。我们自己的风俗变化无常，却没有经过‘文字化’的改进，直到这以前的450年间仍是如此。这充分地告诉我们，我们的文字技术是多么差。”伏尔泰居然坦诚地说：整个西方不知道怎么写字，因为其文字尚未完全定型，远未成熟，直到这以前的450年仍是如此。这确凿无疑地告诉我们，西方的文字表达是多么差。伏尔泰《风俗论》强调：“这些历史著作中赤裸裸的谎言比比皆是，我们怎能接受？这些历史著作中不断说到围攻城市和堡垒，其实这些城市和堡垒并不存在。……总之，有关这些时期的细节都是一些无稽之谈，而且都是令人厌恶的无稽之谈。”
伏尔泰揭露西方历史著作充满“赤裸裸的谎言”造假的愤怒，已经溢于言表，促使我们有理由怀疑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撰写诸多著作的可能性：我们知道，前些年出版《柏拉图全集》四本大著，总字数100多万字。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亚里士多德全集》十卷本，总字数300多万字。请问：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几乎同时代的孔子及其弟子所对话集《论语》仅仅只有16020字，曾参《大学》只有1700多字，子思《中庸》只有3500多字，而孟子《孟子》也只有26000字。“四书”无标点加起来共47000多字。为什么与他们几乎同时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能写出百倍于同代中国哲人的著作？
有学者考证认为：1897年（130多年前），两个英国人在埃及定位一个垃圾堆，然后找出了50万张莎草纸，70%古希腊典籍都伪造出在这里。尤其值得怀疑的是：“亚里士多德，活了62岁，一生写了400—1000部科学巨著；从20岁开始写，平均每隔数天就要写一部巨著出来；这些科学巨著是跨学科、跨领域各不相干的科技理论；依据当时的科研条件，这样的科研成果高产状态，即便在拥有先进实验设备、人员条件的现代实验室里，也是难以实现的。”（何新著《希腊伪史续考》，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年版，第71页）学者程碧波《以埃及旧地图研究尼罗河三角洲的演化与史实辨析》告诉我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应断代为1300年以后”（《欧洲文明史察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版，第113页）。换言之，西方在600多年前，也就是公元1300-1400年后，相当于中国元末明初，一些传教士有组织地狂热地集体伪造撰著了所谓的诗学、哲学、修辞学、天文学、法学……，尔后归功于某一个所谓的古希腊学者。
中国儒学著作谈论话题非常集中，以《四书》为例：孔子讲“仁学”；孟子讲“仁义”；《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三纲八目；《中庸》讲中庸与诚：“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等，所论皆为一个中心论域。而“古希腊”的个人著作范围涉猎之宽，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哲学、修辞学、诗学、天文学、地理学、逻辑学……等等。大家觉得可能吗？是虚构的“上古百科全书”吧？
最近，通过中外学者的努力发掘考辨，普遍认为，一大批狂热的传教士在文艺复兴时期，从中国翻译了很多书传往西方，诸如先秦《四书》，元代王祯（1271—1368）《农书》，《二十四史》中的纪年和各类年表等，数不胜数。西方从来没有官修历史的传统，通过中国编年史立刻知道了历史刻度，感觉到了自身无历史记载的落后文化之危险，于是教会有组织地开始传教士大规模集体作伪。1600年前后，法国神职人员约瑟夫·斯卡利杰（1540—1609）到荷兰莱顿研究中国历史编年，并以中国历史编年为参照，草拟了一套西方历史编年（圣经编年），奠定了今天西方历史编年的基础。（见斯卡利杰《时间校正篇》和《年代学宝典》）
难道我们不可以问一声：请问当纸还没有在汉代发明并远未传到西方时，古希腊人是用什么书写工具写出如此浩瀚的著作？为什么殷商甲骨文传到战国竹简、木牍、帛书、石鼓、麻布纸，直到汉代纸张发明一直有序传递下来，而西方居然在同时代纸没有发明的情况下，甚至伏尔泰说离古希腊1200年之后的公元13世纪，西方甚至连文字都可能没有的情况下，公元前的4世纪“古”希腊时却能写出300万字呢？常识告诉我们：希腊人是用什么纸写的？据作伪者说是用“羊皮”写的，300多万“文字”（什么文？）写在羊皮上，需要大约一整列火车的羊皮，实属绝无可能的天文数字，而且历史上为什么没有任何可靠的史实记载？纸张是中国汉代才传向西方，直到宋朝才真正传到西方。而18世纪大量作伪的“莎草纸”的寿命非常短。用什么笔写？西人19世纪20世纪还用的是鹅毛笔。是用什么墨水写？可看看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仅仅200多年字迹就已模糊不堪。请查一下是否有“古希腊墨水”？有没有可靠的历史记载？请出示证据。既然西方如此无底线作伪，我们难道不应该反省自己的文化，多一点文化自尊吗？
西方学者揭发著名的米开朗琪罗作伪。（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0页）1506年出土的“拉奥孔”被称为历史上保存最完整的古希腊雕塑。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莱恩·卡特森2005年揭露：“拉奥孔”是假古典，伪造它的人正是米开朗琪罗！（WORLD SCIENCE Scholar: Michelangelo faked dazzling archaeological find, August 03, 2010）在支持卡特森的人当中，赛勒斯·撒拉德在其所著《梵蒂冈的秘密》一书中指出：……梵蒂冈有史以来就与伪造卷在一起，通常被质疑的是那些宗教古董的真实性；也有些涉及传统的艺术品，像近期臭名远扬的“拉奥孔”雕塑就是证明。该雕塑所描绘的是古希腊神秘人物，很久以来它被认为要么是希腊原创，要么是罗马复制。但最近，艺术历史学家莱恩·卡特森举证显示，实际上它是公元16世纪被米开朗琪罗本人伪造的。（Cyrus Shahrad W. : Secrets of the Vatican, Marlow Foulsham Company Ltd, 2007, “Forgeriesin the Vatican”。）“拉奥孔丑闻”仅是冰山一角。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许许多多的代表古希腊和罗马的“古代艺术”被伪造出来。（Early Art Forgeries: Fron the Renaissance to the Ejgh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aty the Arts (Jenuary 1973) ,p. 74-91）西方作伪规模之大，令人震惊。
如今，除了已有众多的西方学者质疑希腊伪史以外，中国学者对这些伪造历史进行了深入考察辨析，其中何新著《希腊伪史考》（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同心出版社，2013年版），何新著《希腊伪史续考》（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年版），董并生著《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黄河清主编《欧洲文明史察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版），大多考辨详尽。相关问题将另著详论。国人还应该站在西方人立场攻击自己国家的国学和文字书写的书法吗？还应该站在西方伪造历史虚假地基上攻击自己国家的美学美育艺术吗？
如今，一些欧美高官唯恐天下不乱，西方不允许不乐意中国崛起中国强起来，唯恐中国太美太强动摇他们的霸主地位，一定要把中国搞弱，甚至要“打回石器时代”。看看：蓬佩奥——前美国中情相前国务卿：“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我们有专门的课程教这个。这是美国探索进取荣耀的体现”。罗伯特·戴利Robert Daly——美国前驻华外交官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美国须确保没有竞争对手，即使中国对我们言听计从，我们仍要限制中国的发展。因为我们不想有竞争对手，哪怕中国重新陷入贫困，也在所不惜”。多么可耻的强盗逻辑——我强你弱，我富你贫，这就是美国的强盗逻辑。洪博培——美国前驻华大使：“利用好中国年轻网民搞垮中国。诸如此类可以助力扳倒中国”。中国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他们却如此明目张胆地为西方中心霸权张本。
现在有一种奇怪的“后殖民文化”怪现状：对坚持中国文化创新的学者加以打压，听到“中国元素”就指责为封建保守主义，见到“中国经验”就称为民族主义，谁提出“中国文化身份”就给谁扣上“文化守成主义”的帽子，谁坚持“文化输出”就认定谁“反对现代性”或者“文化沙文主义”。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文化虚无主义与文化失败主义的情结与“妖魔化中国”“去中国化”的逻辑，居然具有内在一致性。
当代一些书法人以西人与日人为崇拜对象，鼓吹西方早已过气的形式主义和已然成为笑谈的丑陋现代派。鼓吹日本军国主义“少字数”多么好，吹捧西方后现代的装置艺术、行为艺术、拼贴艺术、概念艺术、后现代性艺术多么时髦时尚。中国书法不应以这样的二手“西化形象”出现在当今世界！今日种种书法实验进入一个尴尬的非文化境地，何时或能以何种方式达到“书法文化突围”？盲目跟风，一些书法水墨淋漓夹杂狂怪线条到处飞舞。他们的原则就是：你写优美的，我就写恶心丑陋的；你写典雅的，我就写嬉皮式搞笑的；你坚持书法的正大气象，我就专搞与中国传统命脉相违背丑脏泛滥的东西。……其实这种冲天牛劲和西方大量财团乃至国内拍卖行的巨额资金操盘怂恿分不开，也和一些美术院校现代派系统紧跟西方美术后现代风大有干系。
国人中有人无视中国美育观，说起美学美育言必称西方，说是西方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鲍姆嘉通建立“美学”学科体系之后，由席勒提出来“美育”。甚至康德，黑格尔……
殊不知在中国很早的上古时代，就有周公“治礼作乐”的美育实践和美育观念——“六年制礼作乐”（《尚书大传》）。礼乐之“礼”是伦理道德的社会规范，“乐”包括诗、歌、舞在内的综合体艺术，是一个人成长的人格综合体。殷商国学有礼、乐、射、御“四教”，“乐教”已开始成为主要教学内容。还有“六艺”：礼、乐、书、数、射、御。要写书法、射箭、驾车等，可谓德智体美劳皆备。《礼记·王制》说：“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到了“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更是重视诗乐美育。可以说，中华民族至少在2500年前，就已是重视美育之国，强调美育理论和实践，并认为艺术美育的核心意义在于人与文化之“和”。
到春秋末期的孔子，把教育从国家政治生活中独立出来，创立了古代私学教育体系。他以“六艺”——礼、乐、书、数、射、御教授弟子。乐，实际上就是专门的美育课。孔子结合音乐、诗歌、舞蹈等艺术部类落实其宏大的美育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美育的思想基础，并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形成有体系的中国美育传统。我们注意到，《论语》共有论492章，其中关于教育尤其是美育的言述共计333章，几乎是《论语》一大半，涉及美育本质、目的、内容、形式、方法、途径、功能、标准等重要问题，可谓相当注重美育，并将之同德、智、体结合起来。《论语·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四教”科目中排位第一“文”，可不能望文生义理解为一般的文学，而是深邃地指向文字、文学、艺术、文章、文采、文献、学术、礼仪、制度、典籍等。而孔子《论语·泰伯》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强调人格的圆满、完成、完善，有赖于乐的感化鼓舞之效，使整体人格在黄钟大吕音乐鸣奏中升华完成。
揭露西方伪史，成为治疗跪在西方面前“文化软骨症”的良药。当今，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加强“中国文化安全”无疑是国际文化未来的大格局。对此，我们不可不察！抵制西方伪史，坚持文化创新的战略地位，坚持中国文化当代重建，在“天人合一”中倾听世界性生态文明中的“中国声音”。在西方“去中国化”战略中，应针锋相对地提出“再中国化”文化战略。将文化文化软实力提到国家安危的高度，在以丑为美的当代文化中“剔除负能量”和“扶持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