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曹君，数年前从单位留职停薪自谋生路，今年九月年满花甲，遂去原单位南京汽车制造厂办理正式退休手续。劳动人事部门在审核工龄时，发现缺少曹君在1965——1966年那一年多时间的档案，当年的劳资干部，早已走的走，退的退，死的死，遍问之下无一人知道个中原因，这样一来，双方都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

作为单位，缺了这一年多的档案内容就难以认定曹君的连续工龄，从而无法计算退休工资，算多了公家吃亏，算少了当事人又不答应，经办人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

作为曹君，遇到这事比那位经办人更加着急，他倒不是在乎退休金的多少，更非急等这钱去买米，而是担心这一年多的档案空白，弄的不好会惹來极大的麻烦，对此曹君可是有足够的历史教训。伟大领袖常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曹君也正是这么想的。

凡是从五十年代过来的中国人，个个懂得档案对一个人的重要意义，具体说来，人的一生，从生死存亡，吉凶祸福，功过是非，荣辱褒贬到衣食住行，功名利禄，贫富贵贱，子女前程，莫不与档案环环相扣。国家对某一个人如何看待，社会对某一个人如何评价，往往并不是由你的实际表现来决定，关键得看你那档案里记了哪些内容。伟大领袖就如何看待一个人时多次说过：“看一个人的过去，就可以知道他的现在，看他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他的将来”，这里所说的“看”，就是指看档案。过去人们在谈到如何评价某某人时常爱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其实这是一句屁话———一千万双眼睛也抵不上他档案袋里那薄薄的几张纸。

中国人的档案历来又有其中国的特色。

一是档案内容有极强的严密性。一个人从呱呱墜地到遗体告别，在漫长的一生中总会有人随时记下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特别是有关政治和思想方面的各种表现，绝不可能出现半点遗漏，一切都会记录在案。当然，对于应该怎样记录，国家自有一套特别的规定，什么该记，什么不该记，那得由人事部门根据政治需要、时代精神再加上人事官员们个人主观臆断来作出必要的选择；

二是档案的紧密依附性。但凡中国人学会走路后，不管身在东南西北，哪怕浪迹天涯海角，你的档案都会象影子一样紧紧相随，从不离身，在中国寒酸到没裤子穿的大有人在，但绝对找不到一个穷到连档案都没有地步的“漏网”者；

三是档案的神秘性。根据档案制度，档案的记录全是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档案的保管则由保密部门负责，至于档案的内容，那是从不和当事人见面的，因此一个人到死也不可能知道自已的档案里究竟有哪些内容。一个杰出的天文学家可以了解数百亿光年之遥的星球，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可以洞悉微粒子的奥秘，但他们对自已那份装在牛皮纸袋里的个人档案内容却永远一无所知。

有如此重视档案的国情，又有如此滴水不漏的档案制度，这档案在国人眼中无疑就成了阎王老爷手中的生死簿，既神秘莫测，又令人诚惶诚恐，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布衣黎民，凡活在世上者概莫能外。当然，伟大领袖夲人不在此列。

曹君作为年届花甲的中国人，当然应该同其他中国人一样有一份完整的档案，清清楚楚，一目了然。至于是好是坏，反正斯人已老，倒也不必多烦。按中国惯例，草民百姓年满六十后，只要不造反不卖国不杀人放火绑架贩毒，一般不再会往档案里装什么新货。曹君总以为这档案再不会折磨他的神经了，谁知在此当口竟然会发生档案“开天窗”的怪事。

此事若发生在普通花甲老翁身上，似可不必大惊小怪，可问题在于曹君偏偏不是一般的良民百姓———他是一个有重大历史问题的“过来人”！

1970年，他曾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攻击江青同志、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而被判过徒刑，他的两位好朋友甚至被判了死刑！直到三中全会后的1978年才获得了彻底平反。经历此劫之后，曹君不得不汲取历史教训，夹紧尾巴做人，二十余年来倒也平安无事。如今退休年龄已到，回首大半生，虽然有那段“前科”，好在过去的的老帐早己算清，纵然和“历史清白”无缘，倒也算的上“历史清楚”，如今这1965到1966之间的档案突然不翼而飞，眼看连“历史清楚”也难以保住了。

根据以往教训，在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一个人最怕遇到的事往往倒不是自已有什么已被记录在案的问题，而是有一段没有任何记录的空白历史。前者反正已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尽管诸多不实，辩解也是枉然，不承认也得承认，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总还可以来的痛快些；后者则不一样，既然是空白，那你就得交代那段空白时间你干什么去了？干没干过坏事？干过哪些坏事？坏事是怎么干的？还有哪些人同你一道干的……，这反反复复一连串的疑问、质问、责问、拷问，不把你逼疯才怪！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这1964到1965年的一年多时间里，曹君既未从人间蒸发，但又见不到档案记录，那这段时间他究竟人在何处？究竟干了些什么？这如何能说得清！面对我国以一贯之的“疑罪从有”政策，拿什么来证明这段时间他没有逃到台湾当特务，没有卖身投靠中央情报局或克格勃呢？

曹君的担心还不仅如此。

万一那段档案并非空白，而是由于早被塞进更为致命的内容单独转移到其它更加机密的部门保存起来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后果就更加不堪设想，天天想着自已的档案里有一颗随时都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这后半生的日子还怎么过？

这一惊就更加非同小可。

一个饱经忧患的老人哪经的住这种精神折磨？这退休手续没办成，反招来如此惊吓，从发现找不着档案的第二天曹君就病倒了。经老伴儿子和兄弟朋友百般劝解开导，总算稍稍恢复了点元气，只是精力已大不如前，半个月不到，人直老了一大截，每每一人独坐发呆或目光盯住一处陷入冥想，渐渐“露出那下半世的光景”来。

此时多亏一位古道热肠的W女士在关键时刻帮了大忙。

这W女士原任会计，与曹君同事多年，以前曾临时代理过几天档案室管理员，多少了解一点档案管理内情。W女士眼见曹君这般光景，知道心病只能心药治，遂自告奋勇帮曹君去探查那丢失的档案究竟怎么囬事。经多方奔走、七拐八绕，最后居然在南京市档案馆找到了曹君那一年多的档案。经查，原来是曹君过去所在的单位在并入南汽时，没将曹君在该单位一年多工作期间的人事档案转到南汽，而是直接上交市档案馆保存起来了。打开一看，里面只有几页一般表格，包括一张当年南京市玄武区公检法军管会拘留曹君时签发的“拘留呈批表”，别无其它内容，当然也没有曹君担心的“定时炸弹”。

根据文革期间规定，公检法凡是抓人时，必须要将拘留审批文件送交当事人所在单位备存，恰恰是这张“拘留呈批表”，证明了曹君那时身在原单位上班，并未叛逃到海外卖身投靠帝修反。这样一来，曹君的个人历史不仅不存在空白，工龄自然也续接上了，他终于恢复了“历史清楚”资格。

这历史一“清楚”，病也霍然而愈，他赶忙拿着那张“拘留呈批表”复印件去办理退休手续，半小时不到，捧着退休证笑咪咪地走出了劳动局大门。

一场虚惊，就此结束。

令人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就在W女士热心帮忙为曹君奔走找档案的过程中，竟然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她替曹君取出了保存在劳动局的曹本人全部档案。

说起这个意外收获还有个颇带戏剧性的小插曲：

1995年曹君在单位办了留职停薪，2000年又办了辞职，按照职工档案管理制度，南汽随即将曹的档案全部转到当地的劳动与社会保险部门代为保管，根据規定，每年还得支付一定的委托保管费。

可这南汽在南京是出名的大企业，企业一大事情就多，事情一多就难免顾此失彼，这每年交档案保管费的区区小事哪能记的住？多年来早把这交费的事给忘的一干二净。而作为要害衙门的劳动社保局，下面管着成千上万企业，南汽不去主动交档案代管费他们哪里清楚？再说，即使知道又哪有那份闲功夫去催要？就这样分文没收替南汽白白保管了十来年的档案。

这次W女士去查曹的档案时，经办人一查代管记录，发现委托单位十几年来居然一分钱委托保管费没付过，登时气不打一处来：你他妈南汽也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这么多年一文钱不交连招呼也不打一个，实在欺人太甚！一怒之下，当即决定今后凡是南汽来查档案的，不管谁来一律让来人把自已档案带走，老子再不做冤大头替你白当保管员了！

就这样，W女士捧囬了曹君满满一口袋档案。

曹君一看自已档案竟然到了自已手中，其神态不亚于当年孙悟空大闹地府时在阎王爷生死簿上涂掉自已名字那般兴高采烈。人逢喜事精神爽，早几天的衰老萎顿不仅一扫而光，人就象吃了王母娘娘仙桃一样年轻了十岁！

档案到手之后，曹君足足花了整整一个晚上仔仔细细看了自已的档案，盯着那些写着荒诞离奇内容发黄的纸张，登时觉得上面那一行行字象一条条蜈蚣一样蜇咬他的神经。

请看——

1964年曹君报名高考时，江苏省高校招生工作委员会南京考区政治审查组在《社会青年报考高等学校调查表》中有以下记录：

在“本人政治思想表现”一栏的内容是——“该员的思想是比较落后的，在63年时曾说过许多落后话甚至有些是反动的，如‘吃不饱饿死人为什么报上不登载’，‘毛主席为人民服务，为什么还会饿死人’……”

在“所在单位组织或人事公安部门的甄别意见”一栏的内容是——“该员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较深，对现实不满，与党的又红又专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相差甚远，故无培养前途，考虑不予录取”。落款及公章是南京市公安局华侨路派出所；

在《社会青年等个别考生政治审查表》的“考生的政治思想表现”一栏内的结论是——“该生思想反动”；

南京市教育局的意见是——不宜录取；

江苏省高校招生工作委员会南京考区政治审查组的审查意见是——“政审不合格”（专用章）；

江苏省高校招生工作委员会政治审查组的审查意见是——“政审不合格”（专用章）！

更为离奇的是，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一贯品行端正，年方十几岁的曹君，仅仅因为“不听老师的话”，档案里竟然写着“过去有过小偷小摸行为”（偷什么、摸什么未见记录），滑稽的是后面又有一句蛇足：“由于家长管教严格，现己改正”；

三年灾害期间，作为不谙世事中学生的曹君（当时才十四岁）由于天天挨饿，对同学说“吃不饱，饿死人”、“现在新闻不自由，饿死人报纸上也不登”、“美国物质文明好，失业工人吃白面包，我们连豆腐渣都吃不到”、“如果跟敌人打战，我吃不饱，而敌人能吃的饱的话，我就投降敌人”，这些作为“落后的甚至反动的话”全部记录在档；

曹君爱好音乐，拉得一手好琴，档案中对他的言论记录是：“准备考音乐系，艺术是没有阶级性的，苏联音乐家到美国演出，看的人很多，都是有钱人，收入很多美元”，说他“社会青年活动从不参加，整天在家拉提琴，一心准备考艺术”（！）；

另外，档案中还详细记录了曹君议论有关领导人的言论记录：“毛主席为人民服务，毛主席好，为什么饿死人？”，“毛主席私生活不好”，“毛主席有几个爱人”，“赫鲁晓夫不错，老百姓生活水平好”，“赫鲁晓夫万岁”；

更令曹君惊愕的是，在他的档案里居然还塞进了他父亲的有关材料。

曹君的父亲曹子恩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麻醉学科泰斗级权威之一，长期任南京医科大学教授、江苏省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几十年来勤勤恳恳工作，救死扶伤不计其数。就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医学界前辈，一直到去世都沒想到，他在反右斗争中曾经被内定为“中右”，并且有如下的政治结论——“该员思想极端落后，在鸣放中被内定为中右，现表现仍落后，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抵触，曾说过农村干部简直就象土皇帝，58年大跃进教学质量差等等……”更令他做梦也不曾料到的是，这些污七八糟的破烂竟然还会塞进儿子的档案！

（限于篇幅，档案内容仅录到此，详见本文附件——笔者）

事隔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曹君才明白当年两次高考尽管成绩都不错，可就是不被录取的原因。官员，警察，校长，老师，有这么多“热心人”人暗中“帮忙”，在这96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哪所高校敢冒天下大不韪录取这个被打入另册的高才生？！

呜呼！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届政府，一级组织，在编写一亇不谙世事少年的档案时尚且如此，对其他人可想而知！有如此党国政府学校，夫复何言！

一连被这档案折磨了多日，经历了一番与档案有关的离合悲欢，现在又囬头看到了自已几十年前的“表现”，曹君实在不知说什么是好，瞠目结舌良久，只是对着散放满桌的档案啐了一句

——这狗日的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