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档案本身就是历史。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开放之初，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媒体。不少人以为，多年封闭的保密文件一旦开放，许多历史真相就会立即大白于天下，似乎档案解密本身就可以揭开历史谜团。这里包含了人们良好的愿望，也存在着极大的误会。殊不知，历史文献本身是不会说话的，且不说要在浩瀚的故纸堆中寻觅可以解开历史之谜的钥匙如同大海捞针——这需要历史学家事先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付出辛勤的劳动，就是真找到了几件核心史料，也还需要研究者参照和对比其他已有的史料，进行认真梳理，缜密考证，如此才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就是故事：而这些故事，自人类行为有文字记载以来就大部分埋藏在浩瀚的档案文献中，什么是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就是讲故事，就是把过去人类经历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现在的人们。历史研究者的基本责任就在于揭开历史真相，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不断地发掘，梳理和解读原始档案和文献。唯有如此，人们才能越来越接近真实的历史，了解自己的过去。这是一个自古以来被中国史家遵循和推崇的简单道理，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逐渐步入现代化的今天，这种信念似乎已经被许多人遗忘了，丢弃了，其实，人类社会越是走向现代化，走向文明，就越需要了解历史，了解文明的演进。这里就包含着档案工作者和历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老生常谈”在此时也许还是必要的。
冷战国际史(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是近十几年来的国际学界异军突起的一个研究领域，其最重要的标志和特点就是研究者广泛收集和利用各国的解密档案文献，努力重现以往被铁幕遮蔽的历史真相。而在目前中国的世界史和国际政治范围内，能够在同一水平与国外学者对话的，最突出、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笔者想结合这一研究领域的种种案例，谈谈有关档案解密开放与利用的感受。
开放和利用档案是历史研究的必要前提
史学界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即30年以前发生的事情才能成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这种说法的依据就是世界各国档案法规定的解密年限大体都是25-30年。因此，档案的开放和利用是历史研究的前提。
10年以来，冷战国际史研究新成果之所以层出不穷，首要推动力应是俄国档案文献的大量解密和广泛利用。作为冷战一方的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尤其是曾作为冷战主角之一的俄国，在大范围内解密和公布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已经成为20世纪末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大事。由于过去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资料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人们对于冷战历史中诸问题的认识，以至对一些基本史事的了解，往往是片面的、迷惑的、不确定的，甚至是错误的。只有在这些历史档案大量解密并陆续公布于众的情况下，人们才有可能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的重新认识。近几年，俄国档案管理趋于紧缩，但东欧各国的档案馆又为国际学者的综合利用打开了方便之门。更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也于2004年对社会和国外开放了。与十几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的第一手史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以1956年的波匈事件为例，不仅匈牙利、波兰、俄国以及西方的档案大量公布出来，人们甚至可以找到中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国家的相关档案。在这样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只要研究者用心、刻苦，很多历史真相应该是可以探明的。遗憾的是，在中国目前的研究中，这些唾手可得的珍贵史料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还是有很多人热衷于按照自己头脑中固有的成见或构想，变换各种角度和理念去描述和解释历史，却很少踏踏实实地分析和解读已经呈现出来的丰富史料，甚至还有人沿袭“文革”时期的做法，迎合某种政治需要去任意剪裁历史，这就更令人可笑和担忧了。
关于档案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公开发表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宣言，从而表明了中苏结成同盟的明显倾向。当时，留在南京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正在与中共秘密接触，甚至接到邀请北上面见中共领导人。同时，在米高扬1月底访问西柏坡后，苏共同意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表明中共的立场?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刘少奇究竟是何时访苏的，但此事没有做过公开报道，研究者对此长期没有找到答案。1991年出版了师哲(刘少奇的俄文翻译)的回忆录，内称刘少奇一行是7月2日出发去莫斯科的。于是，学者们便推断，毛泽东在中共代表团出发前发表的这个宣言，就是为了向莫斯科表明中共积极靠拢苏联的立场，为刘少奇与斯大林的会见定调子或做铺垫，以便取得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其结果，自然是放弃了与美国进一步接触的机会。但1996年有关档案文献的披露，完全推翻了这种看法。俄国公布的“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工作日志”和斯大林与刘少奇的会谈记录清楚地表明，6月27日夜间，刘少奇与斯大林已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成功的会谈。会谈记录显示，斯大林极其热情地接待了刘少奇，并且几乎答应了他所提出的一切要求，甚至还主动建议中共提前进军新疆。所以，毛泽东是在了解到斯大林的积极立场后，才下决心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有了莫斯科的支持、援助和保护，毛泽东就不再关心和顾忌美国的态度了。由此可以做出的推断是：第一，在中苏结盟的过程中，中国在客观上处于更为有力的外交地位;第二，毛泽东公开指责美国和拒绝走第三条道路的前提是已经与苏联确定了同盟关系。
如此看来，一两件档案的解密就足以改变人们对历史的认识。
对档案文献必须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解读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档案本身就是历史。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开放之初，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媒体。不少人以为，多年封闭的保密文件一旦开放，许多历史真相就会立即大白于天下，似乎档案解密本身就可以揭开历史谜团。这里包含了人们良好的愿望，也存在着极大的误会。殊不知，历史文献本身是不会说话的，且不说要在浩瀚的故纸堆中寻觅可以解开历史之谜的钥匙如同大海捞针——这需要历史学家事先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付出辛勤的劳动，就是真找到了几件核心史料，也还需要研究者参照和对比其他已有的史料，进行认真梳理，缜密考证，如此才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里也举一个案例。
1958年8月23日毛泽东命令解放军炮击金门，在台湾海峡引发了一场危机，这是导致远东国际局势紧张的重大举动。作为同盟国，在此之前毛泽东是否征求过苏联领导人的意见，或向莫斯科通报过信息，关系到如何评判莫斯科对此事做出的反应，以及当时中苏军事合作关系的状况。笔者查阅了有关研究著作发现，许多研究者都认为中国事前向苏联通报了计划炮击金门的消息，但却都没有说明这个论据的出处。追根寻源，笔者看到，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当时中国驻苏大使刘晓1986年出版的回忆录。刘晓说，赫鲁晓夫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问及炮击金门为何事先不通知苏联，中方答复已通过苏联军事顾问把此事通知苏联国防部了。后来，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记录公布了，经查证，刘晓的说法是出自10月2日会谈记录中毛泽东的说法。有了这样的档案依据，似乎就可以证明以往的结论的正确性了。但是笔者仔细考察后发现，还有更多的档案依据证明情况恰恰相反。吴冷西回忆录引证的毛泽东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的讲话，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引证的毛泽东在1959年9月30日与赫鲁晓夫的谈话记录都表明，毛泽东曾亲口说，炮击金门的行动事先没有通报苏联，更没有与之协商过。此外，在炮击行动开始前二十多天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期间，毛泽东与他进行过4次谈话。经查证这几次谈话记录，中苏领导人根本就没有谈起远东国际局势的问题，更没有提及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鉴于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毛泽东在采取行动前没有向莫斯科请示和通报，但为了制约美国可能的干预，毛泽东又有意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中国采取的这个军事行动是中苏协商的结果。至于毛在9月30日和10月2日两次会谈中的不同说法，则是因为不同的会谈气氛使然。
这个案例说明，在历史研究中必须克服一种心态，即当研究者发现了一件他长期寻找和期待的档案后，往往会感到兴奋，并迫不及待地依据这件档案做出相应的结论。如果不采取谨慎的态度，仔细进行对比、考证，即使利用原始档案，同样会做出与史实大相径庭的推断。
除了对档案内容的解读外，鉴别档案的形式也很重要。档案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会议记录(又分为速记记录和工作记录)、电报、信函、报告、决议草案、条约文本等等。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些文件都是同等重要的，不过由于研究对象不同，有时需要按不同层次区别对待之。例如，中国的许多论著都认为，1950年的中苏同盟条约最初是中方起草的，经苏方同意后形成了最后文本，其根据是1月25日毛泽东和2月8日周恩来给刘少奇的电报。尽管这里的依据也是原始档案，但是这两封电报所反映的只有当事人的说法，这显然是不够的。要确定条约的作者，最重要的当然是找到条约起草时的文本。而上述论著的研究者都没有提供中方起草的文本，笔者也曾试图在中国的档案馆寻找有关文件，但始终没有收获。与此同时，笔者却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大量条约的文本。这里不仅有苏方1月6日至22日共7次起草和修改的俄文文本，23日苏方交给中方的俄文文本，以及24日中方修改后又退还苏方的译本，还有关于31日周恩来与米高扬商议条约文本的情况报告。所有这些文件都证明条约最初是苏方起草的，而中方没有提出原则性的修改意见。两相比较，自然是俄国档案对于所要回答的问题更具权威性和说服力。实际情况是，1月初中苏达成签订新约的一致意见后，毛泽东开始布置周恩来访苏及其他准备工作，斯大林则组织了一个起草委员会，并立即投入到条约及各项协定的起草工作。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言，在提交中国代表团之前，苏方共修改了七稿，1月22日得到苏共中央批准，并于1月23日双方会谈时交给中方;中方研究后做了一些文字性修改，于24日退还苏方，苏方基本没有再改动;此后双方又交换过一次文本(均未改动)，并加以确认。在笔者看来，除非中国档案能够提供中方最初起草的条约文本，否则这个问题就没必要再争论下去了，需要的只是解释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什么会坚持电报中的说法。
不断接近历史的真实依靠不断发现新的档案
历史没有终点，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指未来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方面指人们对过去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是逐步接近于历史的真实的，而这种认识的基础就在于新史料的不断出现。在某种意义上讲，历史研究就像做拼图游戏，那些零散的构件就是史料，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混杂重叠、真真假假的构件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历史研究中还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某些核心档案的缺失，历史学家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无法拼装完整的图像，无法讲述完整的故事，而只能等待新的档案文献的问世，因为他们必须遵守一个准则：言必有据，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
朝鲜战争是冷战史研究中的热门话题。过去人们不能确切地知道毛泽东和斯大林对于朝鲜统一问题的态度，后来俄国档案披露了5月朝鲜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金一访华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以及9月苏共中央主席团对驻苏使馆报告所做出的决议。由此得知，在1949年9月之前，苏联和中国都希望北朝鲜不要急于通过武力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但是，对于此后一个多月事情发展的进程，缺乏文献证据;后来又发现了一件俄国解密档案，即11月5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的一封电报，其中谈到：“鉴于您的10月21日关于朝鲜问题的电报内容，我们认为必须通报您，我们支持针对你们所说的问题的那种意见，同时我们将依照这种精神向朝鲜朋友提出我们的劝告。”不过，毛泽东来电究竟谈了什么意见，莫斯科将向朝鲜提出什么劝告，都没有说明，研究者也只能根据事态的逻辑发展进行猜测。直到2005年俄国学者又公布了一些解密档案，才把这一历史链条连接起来。在10月26日莫洛托夫为斯大林起草的一封以副外长葛罗米柯名义给毛泽东10月21日电报的回电中，讲明了背景情况：“我们赞同您的意见，目前，朝鲜人民军还不应实施进攻行动。我们也曾经向朝鲜朋友指出，他们拟组织的朝鲜人民军对南方的进攻还不能付诸实施，因为，无论从军事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这种进攻行动都没有充分地准备好。”“在我们看来，目前朝鲜朋友在争取朝鲜统一的斗争中，应该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开展游击运动，以及在朝鲜南部地区建立解放区和全面加强朝鲜人民军的工作上。”大概是出于谨慎的考虑，11月5日给毛泽东发电报时，斯大林没有采用莫洛托夫的草稿，而是使用了前引那件用语简单的电报稿。尽管如此，莫洛托夫的电报稿还是清楚地反映了当时中苏两国领导人对朝鲜统一问题的一致立场。当然，这里还有一处小小的历史链条的“断裂”，即10月21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无论中国还是俄国，都还没有予以公布。就是说，如何解释毛泽东给斯大林发出电报的原因和背景，历史研究者只能等待档案的进一步解密和发掘。
所以，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档案文献进行考证和分析，并耐心地等待和发掘尚未被发现的档案资料，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越来越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史学家卡尔的名言的确值得回味：“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
谨防落入档案文献作者有意无意设置的“陷阱”
档案学家和历史学家经常会遇到有关档案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质询，这的确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有一点应该特别注意：档案作者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思想理念和对历史过程的观察来“制作档案”的，有时出于某种需要，档案作者也会在起草历史文件时留下言不由衷的记录，即如卡尔所说，有些历史文件很可能是其拟定者“希望别人想到他所想到的事情”。这里也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代表没有及时返回联合国安理会，以至联合国连续通过了几个美国提案：1950年6月25日下午(美国东部时间)安理会通过的议案谴责“北朝鲜对大韩民国发动的武装进攻”，要求立即停止战争行动，北方军队撤回边界自己的一方，还要求联合国所有成员国支持联合国组织实施这一决议。根据这一决议，美国决定对战争进行军事干预。6月27日安理会再次通过决议，责成联合国向大韩民国提供可能需要的援助，以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7月7日，还通过了派遣联合国军的决议案。那么，苏联代表为什么没有及时返回联合国，以阻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显然是不利于北朝鲜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决议呢?在有关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中，这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谜。研究者对此有各不相同的理解，有人认为这是苏联外交的一次政策失误，也有人认为这是莫斯科有意为之;有人认为这是斯大林对金日成的进攻计划取得成功充满信心的表现，也有人认为这一做法恰恰证明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的发动没有关系;有人认为苏联这样做与中苏同盟条约有关，即坚持在联合国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之前与其保持一致;也有人认为莫斯科这样做恰恰是出于对北京的不信任，其目的就是要造成中国与美国的对抗。不过，由于缺乏相关的文献证据，人们大多是简单地发表一下议论，很少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
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1987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公布了10月2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的一封电报，各国学者据电报的内容推论，中国领导人在这一天便接受斯大林的建议，做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因为是中国官方正式公布的档案文件，一直没有人对这个结论表示怀疑。但是，1995年底俄国学者公布了另一封10月2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在俄国档案馆里保存的这个档案原件显示，毛泽东提出了许多理由来证明中国不能出兵援助朝鲜。这件事曾在国际史学界引起了一番不小的风波。这两封电报究竟是一前一后，还是一真一假?经过认真的调查和分析，多数学者倾向于同意这两封电报都是真实的，只是中国档案馆保存的是毛泽东本人起草但一直没有发出的电报，而俄国保存的则是苏联大使罗申与毛泽东会谈后向莫斯科发回的转述毛泽东谈话内容的电报。实际情况是：10月1日接到斯大林的电报后，毛泽东便决心入朝作战，并起草了这封答复电报。但在10月2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决定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商讨。由于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毛泽东只得连夜召见苏联大使，表示了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罗申以此作为10月2日电报于10月3日发给斯大林。原来那封电报自然就没有发出，而是作为档案保存起来。直到出现了问题，人们才注意到整理档案时被忽略的一个细节：当时中共中央发出的电报都有杨 尚昆的签字和签发日期，而这封电报则没有任何签发的痕迹。
这里丝毫没有抹杀档案公布的作用和功能，更没有责怪档案整理者的意思——他们的辛苦工作是得到研究者广泛认可和赞同的，即使10月2日电报的真相也是在他们的帮助和努力下才得以查明的，而只是想客观地说明：仅仅依靠官方公布档案而不严格执行法律规定向研究者开放档案，可能会引出不小的问题。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档案与历史的关系，那么或许可以这样说：过去档案创造了历史，而现在档案又成为历史的见证。可见，历史研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档案的解密和发掘。因此，历史研究者迫切希望中国档案的保管、解密和使用逐步走向科学化、正规化和制度化。而新史料的不断涌现，又会反过来促使和推动研究者不断地对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和表述。如此循环往复，经过档案工作者和历史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逐步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卷。
不久前俄国学者披露了一份直接涉及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档案，引起了各国学者的注意。1950年8月27日，斯大林要求苏联驻布拉格大使口头向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哥特瓦尔德转达了如下内容：苏联“退出安理会的目的有四个：第一，表明苏联与新中国是团结一致的;第二，强调美国政策的荒诞愚蠢，因为它承认国民党政府这个稻草人是中国在安理会的代表，却不允许中国的真正代表进入安理会;第三，认定安理会在两个大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是非法的;第四，让美国放开手脚，利用在安理会中掌握的多数再做蠢事，从而在公众舆论面前暴露美国政府的真实面目”。斯大林进而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所有这些目的”，因为美国已经陷入朝鲜战争，其威望遭到败坏，且“注意力从欧洲被引向了远东”，从而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为巩固欧洲的社会主义争取了时间”，这一切都是对苏联有利的。公布这份档案的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其主要观点是：第一，斯大林已经预计到美国必然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而且并不想阻止美国这样做，目的就是有意为美国人创造武装干涉朝鲜的条件，以便使美国陷入朝鲜战争不能自拔，从而削弱它在远东地区的实力，破坏其在欧洲的战略地位，同时推迟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斯大林已经预计到，共产主义的中国有能力也愿意“帮助北朝鲜军队应付美国的干涉”，因为在莫斯科看来，毛泽东为了中国的安全，绝不会容许美国控制朝鲜，更不能让他们进入中国的东北边境地区。因此，毛泽东必然要出兵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应该说，俄国学者对斯大林电报字面含义的这种理解是不错的，即苏联代表没有出席安理会阻止联合国通过美国的决议案，是经过慎重考虑和精心策划的一种策略，其目的就是要让美国陷身于朝鲜战争，然后再让中国出兵与之对抗，从而保证苏联在欧洲和国际力量对比中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斯大林这位“档案作者”想要人们理解的正是这个解释。按照这种看法，从1950年初苏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到莫斯科同意金日成的进攻计划，再到战争爆发后苏联代表拒绝返回安理会，这一切都是斯大林预先精心设计好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的。然而，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与已知史实也相距甚远。
首先，苏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是为了加强与中国的同盟关系，而不是出于应付尚未发生的战争的考虑。在毛泽东1949年12月访苏的开始阶段，双方在是否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的问题各执己见，谈判陷入僵局。由于毛泽东的固执态度，以及西方舆论对中苏关系现状猜测而形成的压力，斯大林被迫让步，同意签订一个新条约。此时，美国决策层正在激烈辩论如何处理美中关系问题，结果是国务院主张抛弃蒋介石而尝试与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的意见占了上风。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演说，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如果在台湾海峡地区发生军事冲突，那是中国内战，美国不会干预。在中苏谈判进入关键的时刻，美国的公开宣言显然刺激了莫斯科。为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1月6日维辛斯基向毛泽东提出，希望中国“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交一个声明，说明国民党代表留在安理会是不合法的，应该排除在安理会之外”。同时表示，苏联方面也将发表声明支持中国的主张，并宣称“只要有国民党分子在安理会中，苏联代表就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1月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秘书长赖伊并转安理会成员国：国民党代表留在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应将其从安理会开除。1月10日苏联代表马立克提出了把国民党代表开除出安理会的提案。当1月13日苏联提案遭到否决后，马立克宣布苏联退出安理会，以实行抵制，同时指出：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安理会通过的任何决议都是非法的，对苏联不具有约束力。当天晚上再次与毛泽东会谈时，维辛斯基还指出，中国继续向联合国施加压力“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苏联拒绝参加安理会的工作“实际上将导致联合国事务的瘫痪”，而目前安理会的一些成员国非常担心出现这样的局面。由此可以看出，苏联退出安理会的这一举动是经过与中国领导人充分协商后采取的有准备的措施，其目的并非如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有意把中国隔绝于国际社会之外，恰恰相反，斯大林这样做是进一步向毛泽东表示他对中苏结成同盟关系的重视：苏联将全力帮助中国进入联合国，从而使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对比大大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否则，苏联宁愿与中国“同甘共苦”，而让联合国陷入瘫痪状态。此时，如何实现朝鲜统一的问题还没有列入莫斯科的议事日程。
其次，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实现朝鲜统一的计划的前提是预计美国不会或来不及进行武装干涉。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当斯大林与中国协商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时，并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朝鲜战争爆发时苏联将如何在国际舞台上面对此事，甚至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在朝鲜半岛引发一场战争的问题。实际情况是，苏联退出安理会6天以后，即1月19日，斯大林接到苏联驻平壤使馆的来信，说金日成在一次宴会中再次提出只有使用武力手段才能解决朝鲜统一问题，并要求面见斯大林。对此，斯大林一直没有答复。1月26日，在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向苏联提交了中国方面有关大连、旅顺和中长铁路协定的方案，这一方案几乎完全推翻了苏联的方案。1月28日，苏联方面回复中国代表团，基本上同意了中国的方案，但从反复修改的几个文本可以看出，这种选择显然是被迫做出的。1月31日斯大林答复平壤，表示同意朝鲜的计划，并要金日成到莫斯科面谈。待中苏同盟条约签订、毛泽东离开莫斯科以后，经过一段时间准备，金日成于4月10日秘密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了十几天的商谈。会谈中，斯大林反复询问金日成有无必胜的把握，美国是否会干涉，如果美国干涉将如何应对。在得到金日成胸有成竹的回答后，斯大林终于同意全力支持朝鲜的军事计划。最后，斯大林要求金日成去北京，征求毛泽东对这一计划的意见。金日成走后，5月3日，斯大林通报毛泽东，金日成来过莫斯科，具体商谈的问题日后告知。随后，在莫斯科的催促下，金日成于13日秘密抵达北京，讲述了自己的计划。毛泽东最初感到意外，便紧急与莫斯科联系。斯大林致电报答复，说朝鲜的计划已经得到莫斯科同意，但最后的决定权在中国和朝鲜。毛泽东只得表示同意和支持金日成的行动。
根据上述史实，笔者曾做出推断，斯大林很可能是出于对中苏有关东北权益的协定不满(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苏联将失去中长路和旅顺港)，为了保证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是苏联远东战略利益的支撑点，才同意朝鲜的进攻计划的，而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金日成应在美国不干预或来不及干预的情况下迅速取得胜利。至于要求中国对这一行动的认可，一则是考虑到中苏同盟关系和中国在亚洲革命中的责任，二则是万一出现美国的干预可以指望中国对朝鲜提供支援。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断，但其基础确是已经掌握的史实。而根据上述历史过程，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出以下推断：一、斯大林早在苏联代表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时就计划发动朝鲜战争;二、斯大林在同意金日成的进攻计划时就预计甚至希望美国干预这场战争;三、斯大林当时就已经算定在美国介入战争后中国就会出兵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
其三，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反应迟缓、平静并面临两难选择。战争爆发的当天，6月25日下午，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阿兰·柯克按照华盛顿的指示，要求紧急会见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得到的答复是：今天是星期日，外交部的领导人都不在莫斯科。6月26日晚(美国时间27日中午)，苏联驻联合国外交官在长岛的斯德哥尔摩饭店举行私人午餐会，这是苏联人在抵制期间定期的社交活动之一，以便与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保持政治联系。当时，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坐在美国代表格罗斯和苏联代表马立克中间。午餐快要结束的时候，赖伊告诉马立克说，他同其他外交官将前往安理会举行会议，询问苏联代表是否准备参加，并说：我认为贵国的利益是要求您出席的。格罗斯听后脸色煞白，他想用脚在桌子底下碰碰赖伊示意别再扯下去，因为苏联代表出席会议，无疑将使用否决权。但此时马立克摇摇头说：不，我不去。6月27日一整天，美国大使继续设法约见苏联外长，但始终未获成功。下午5时，柯克派人向苏联外交部转交了美国政府的备忘录，请求苏联政府向北朝鲜施加压力，停止军事进攻。6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向苏联通知了安理会27日的决议。直到这个时候，莫斯科才正式做出反应。同一天，苏联第一副外长葛罗米柯会见美国大使柯克，向他递交了苏联政府关于朝鲜事件对美国备忘录的声明。声明说，对战争负责的应该是南朝鲜当局，苏联政府将继续遵循不干涉朝鲜内政的原则，而苏联政府无法参加联合国安理会，是因为美国拒绝中国出席，其结果使得安理会不可能做出具有合法效力的决定。同时，苏联政府还通知赖伊，奠斯科拒绝接受联合国安理会27日的决议。苏联政府如此迟缓、平静的反应以及在此后所作的公开声明表明：第一，苏联对这场突发的战争并不感到意外;第二，莫斯科坚持认为苏联代表的缺席会使得安理会做出的一切决议都不具合法性(在这一点上斯大林说的是实话，尽管已经毫无意义);第三，关键的问题是，莫斯科只能采取置身事外的立场，因为如果苏联代表返回安理会，必将陷入两难选择的困境——不使用否决权就意味着对北朝鲜乃至社会主义阵营的背叛，使用否决权则等于承认在平壤的背后站着莫斯科，从而导致与美国和世界舆论的直接对立，而这都是斯大林不愿看到的结果。因此，苏联才会对返回安理会的“邀请”(赖伊)和“期待”(哥特瓦尔德)采取沉默和回避的态度。后来苏联代表返回安理会，只是现实让莫斯科意识到，苏联的缺席并没有对联合国成员国执行安理会决议产生任何影响，反而使自己因置身联合国之外而无法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
由此看来，斯大林的事后解释完全是言不由衷、掩人耳目、文过饰非。总之，档案文件中的白纸黑字未必就是历史的真实。如果研究者不加分析地完全相信档案作者或当事人的说法，那么就会掉入档案文献作者有意无意设置的陷阱。因此，当研究者得到了他多年可望而不可及的印有“机密”或“绝密”字样的档案文件时，万万不可匆忙依据这些档案文件的字面含义做出结论，而忽略了追本穷源。
档案文献往往需要以口述史料作为补充
收集史料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当事人进行采访，或广泛寻找当事人的回忆录。口述史料可以作为档案文献的补充，这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或者说是口述史料的两个功能：第一，帮助研究者解读档案文献;第二，在档案文献缺失的情况下，填补某些历史链条的空白。
档案文献自然是最重要的历史记录，但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即仅仅查阅那些白纸黑字会让人感到不知所云。在这个时候，当事人的描述就能起到帮助研究者解读文件的作用。例如有关1956年10月刘少奇到莫斯科与苏共中央讨论波匈事件的情况，俄国档案公布的24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记录(速记记录尚未公布)就非常简单，只有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文字，如“缺点是有的，应该纠正”，“有时是强加于人”，“形式上有时有匆忙做出决议的情况”，“他们带着准备好的决议来到这里”，“同苏共中央团结一致的保证”等。26日会议的记录更是令人摸不着头脑：“关于罗科索夫斯基一点是很关键的”，“哥穆尔卡太过分了”。在这个时候，当事人的回忆录就很重要了，因为它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档案的文字记录。师哲在两次会议上都做刘少奇的翻译，根据他的回忆，刘少奇在会议上的发言长达两个小时，主旨是一方面在分析危机爆发的原因时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错误，一方面表示中共要维护中苏团结，无论出现任何情况都保证与苏共站在一起。最后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所提出的意见。至于26日会议的记录，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刘少奇和赫鲁晓夫的共同看法：哥穆尔卡要把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排挤出波兰党的领导核心是中共和苏共都不能接受的。
还有一件趣事更说明问题。笔者曾在新疆伊犁档案馆发现了一个文件：1962年伊犁自治州党委在全州开展“三一”教育，即宣讲“一个党——中国共产党，一个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条道路—社会主义”。笔者当时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十几年，新疆的少数民族还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档案文献本身没有提供答案。后经过采访当事人才得知，从上世纪40年代起至1958年，伊犁地区的中小学少数民族学生一直使用的是苏联版本的教科书，以至孩子们只知有莫斯科而不知北京在哪里，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则认为“中国是自己的第二祖国”。如果没有当事人对历史背景讲述，研究者实在难以猜测个中的原因。
口述史料有时候还可以弥补档案文献之缺乏。有些重要事件，可能根本就没有留下档案记录，如1950年10月5日讨论出兵朝鲜问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据知情者说，当时为了保密，不允许与会者做任何记录，甚至用仪器检查了整个会议室。当然，更多的情况是相关的档案文献尚未开放。因此，研究者只能利用当事人的回忆来弥补这一缺陷，尽量把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例如，在朝鲜战争研究中，1950年10月11日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疗养地的会谈，是考察中苏对出兵朝鲜态度的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但直到2005年之前，学者尚未见到有关这次会谈的记录文献——中方当时没有做记录，而苏方的记录则一直找不到。好在参加会议的苏方译员费德林和中方译员师哲以及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康一民都有关于这次会议的回忆录，尽管他们之间的说法各异，但毕竟给研究提供了考察的线索。否则，在描述中国出兵朝鲜这段历史时必然会留下令人遗憾的一页。当然，在可能的情况下，最终的判断还应该有档案文献做依据。后来，10月11日斯大林和周恩来给毛泽东的联名电报的公布，终于让研究者可以对黑海会议的结果做出正确的结论了。
总之，在研究中，经学者的考辨，把档案文献与口述史料结合起来，就会使二者相互印证，相映成辉。
档案的开放和公布是两个不同概念
在目前的中国，所谓档案开放，是档案馆公开向社会开放，任何公民都可以在那里查阅和复制历史文件;而档案的公布，则是经有关部门批准，把档案馆中的历史文件交给专门人员进行整理和编辑，然后在相关媒体上公布，或以档案集或文献集的形式在社会上出版。对于研究者而言，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在档案馆中自行查找和复印文件，固然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需要档案利用者投入相当的时间和精力。而且还很可能劳而无功。但是，这仍然是历史研究者的基本要求，因为只有这样做才会在写作时感到踏实——该看的都看到了，没看到的或者尚未解密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如何描述，如何落笔，作者心中就可以把握一个分寸。而使用经过整理和编辑的历史文件，对于研究者来说固然是最方便、最省力的，因而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但也存在一个弊病，即档案整理者的筛选未必是全面的、合理的，档案编辑者的解释也未必是客观的、正确的，因为在这里公布的档案受到整理者思想观点、知识背景、政治形势、专业水平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和影响，而历史研究者在文献中看到的只能是档案整理者想让他看到或认为他应该看到的。
笔者在2005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召开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以下简称《刘文稿》)出版座谈上，曾经提出编辑档案文献的某些原则和规范问题。首先是挑选档案应该掌握什么原则。在笔者个人当时收集的俄国档案中，有关这一时期刘少奇与苏联交往的电报、文稿等共有17件(目前已增至26件)，而其中只有2件相同的中国档案被《刘文稿》收入并予以完整公布。其余15件多是刘少奇与苏方的谈话记录或往来函电，按说中方也应该存有文稿，即使会谈发生在莫斯科，而按照当时苏联的规定，是不允许中方记录的，但至少也应有会谈后的情况通报。笔者无法统计《刘文稿》公布的文件在中国保存的相关档案中所占的比例，不过，与个人收集的俄国档案相比，17：2(或26：2)的比例，差距似乎大了一些。其次是对档案进行删节应该掌握什么原则。例如1949年7月27日刘少奇与斯大林会谈的追记稿，本来有6个问题，《刘文稿》只公布了1个问题。根据第41页的注释所言，那几个问题“均为斯大林的谈话”，这应该就是删节的理由了。但1949年7月18日电也是斯大林的谈话，《刘文稿》初版是作为注释刊登的，而修订再版却列为了正文，这里似乎又不在乎讲话者是谁了。无论如何，刘少奇这次访苏与中苏结盟及新中国的未来发展之间关系极大，如果研究者能够知道斯大林谈话的详细内容，就会进一步搞清当时苏联对中共的选择究竟有什么影响，有多大影响。类似的删节，编选者或许并不经意，但往往会使研究者陷入迷宫。如《毛文稿》第一册公布的1950年10月13日致周恩来电，删节了“真日菲利波夫和你联名电上说”一行内容，岂不知这短短的几个字，恰恰就是当时判断10月11日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电报是否存在的唯一证据。所以。这种删节真是令人十分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