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把 破 伞

我第一次听到严凤英这个名字，纯粹是因为一个偶然。而这个偶然的发生，却又相当奇特，它缘于一场雨，更确切地说，那是由一把破伞引起的。

1955年，我十四岁，正在南京五中读书。一个苦风凄雨的初冬晚间，我刚刚放下饭碗，住在同街的同学聂良熙来喊我到学校去看电影，说是今晚连续放映两部片子，都是苏联战争片。外面的雨正大，好在他带了把顶上有个缺口的伞，我匆忙地和他顶着那把破伞赶去学校，进了大礼堂后早已座无虚席，我俩只得蹲在第一排前面的地上。那时我们还是大孩子，只要有电影看，哪还计较位子的好坏？

首先放映的是苏联国内的革命战争片《革命摇篮维堡区》，乒乒乓乓，又打又杀，坏人败了，好人胜了，看得挺过瘾的。第一部结束后，中场休息十分钟，喇叭里预告下一部放映的是戏曲故事片《天仙配》。我身后的两位高中女同学说这是部黄梅戏片，讲的是七仙女下凡的故事，唱得蛮好听的。我一听是什么黄梅戏，顿无兴趣，拖起同学就要回家，但我这个同学是个对电影贪得无厌的家伙，不管什么片子，从来不愿白白放弃。更糟糕的是，外面的雨越下越大，没有他那把破伞，我根本回不了家！不得已之下，只好再蹲下来耐住性子「陪着公子读书」。

那时，我在我们音乐老师余尚志先生的教诲和影响下，已开始对古典音乐感兴趣，这余老师是华东音专毕业的，钢琴弹得极好，曾经举办过独奏音乐会。他见我这个「萝卜头」居然也喜爱古典音乐，对我颇另眼相看，经常给我开点「小灶」，讲些亨德尔、巴哈、海登、莫札特、贝多芬、门德尔颂、布拉姆斯、柴柯夫斯基等大师的生平和作品。（他特别喜欢柴柯夫斯基，我之所以终生酷好老柴的作品，和余先生对我的影响大有关系。）这余先生还有个怪癖：特别讨厌中国地方戏。按他的话说，那都是些「登不了大雅之堂的『花鼓淫戏』」。有这位使我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老师的如此说法，加上少年的无知和狂妄，地方戏给我的印象也就可想而知，说得婉转一点是不感兴趣，内心实则是嗤之以鼻。记得当时越剧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曾经轰动一时，我对这部片子就不屑一顾。。

然而为了等同学的那把破伞，现在我不得不看这《天仙配》了。

银幕上很快地出现了茫茫云海，一段若隐若现的中国箫前奏过后，渐渐飘来七仙女哀怨的「天宫岁月太凄清，朝朝暮暮数行云……」，我一听，觉得有点耳熟，那时年纪小，脑子转得快，马上想到这段旋律竟有些接近柴柯夫斯基的《歌谣风行板》，缓慢低沉、凄婉动人，完全不是我想象中地方戏那种轻佻低俗的怪腔怪调。不仅曲调动听，伴奏和背景音乐也非常优美，听着听着，不觉有些入迷，我不禁奇怪起来：中国怎么有这么好听的戏曲音乐？看来余老师说的并不对呀！

就在镜头拉近七仙女，出现她的面部特写时，我身后的高中女同学突然激动起来：「她就是严凤英，她就是严凤英！」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严凤英这个名字，第一次知道黄梅戏这个从未听过的剧种。

在接下来的路遇、上工、织绢……里，我很快就融进那些精彩的表演和优美的音乐里，七仙女那动人的唱腔有如千万缕五彩缤纷的丝线，牵动着我的每一根神经，将我带进了主人公的悲欢之中，这时我已完全置身戏内，什么下雨、伞、回家……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

当七仙女扑在昏迷的董永身上悲怆地唱着：「……你我夫妻多和好，我怎能忍心把你丢抛」时，屏幕上严凤英声泪俱下的动人表演，打动了所有观众的心，全场一片唏嘘之声，我身后两个女同学早已哭成泪人儿。

最使我难忘的是那尾声——

在乐队轻柔的弦乐振音的背景上，女声二部合唱由弱渐强，凄婉地唱出了「啊……」，接着转入齐唱：「来年春暖花开日，槐荫树下把子交……」，那慑人魂魄的旋律，听得我如醉如痴，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在敲击着我的心灵，到最后一句激昂的「……天上人间心一条」时，我已泪流满面，难以自持。当七仙女飞向高空的身影越来越远溶进天幕，渐入的「完」字由小到大最后定格不动了，我依然泪眼模糊地盯住那一片白色的屏幕……

还是我同学把我拉了起来。

那时，我还正处于「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年龄，但这部《天仙配》使我强烈地感受到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并由此激发起对极权专制的憎恨和对善良弱者的同情。这些感情后来之所以在我心里牢牢地扎根一生，不能不说同这场电影大有关系。

那个雨夜的那场《天仙配》，无疑已成为我人生旅途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它记录下了我一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情结的诞生。从那一瞬间起，严凤英和她的黄梅戏就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伴随我度过了漫长的人生岁月。

正因如此，我始终记住那个雨夜，那把破伞，那个奇特的偶然，尽管那已是半个多世纪前遥远的往事。

从此以后，我痴迷地恋上了严凤英的黄梅戏，同时，石挥、桑弧、时白林、王文治、陆洪非等创作、编导影片《天仙配》的前辈，都成了我尊崇的对象；特别是石挥和时白林，始终是我终生仰慕的杰出大师！

石挥先生以其卓越的大手笔，将《天仙配》拍成了一部脍炙人口、历久不衰的戏曲故事片，使严凤英和她的黄梅戏名扬天下，给后人留下了一部传世绝作，名垂千古！没有这位中国电影巨匠导演的影片《天仙配》，很难想象本来名不见经传的黄梅戏，能在一夜之间走进亿万人家，并从此奠定在中国戏曲界的地位。尽管石挥先生命途多舛、英年早逝，就凭这部不朽的杰作，就足以令其彪炳史册，永远值得后人景仰。

黄梅戏音乐在海内外的广泛流传，则主要归功于时白林先生。

时白林先生创造性地运用古典音乐的传统手法，对先天不足的黄梅戏大胆地进行了创新、改革，为黄梅戏音乐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随着对黄梅戏音乐结构的重大调整和不断完善，和声、对位、配器的引用，极大地丰富了黄梅戏音乐的表现形式。在中国的戏曲音乐中，能将复调手法如此成功地运用到唱腔、伴奏和描写音乐中的，当推时白林先生为第一人！《天仙配》中的「剧终合唱」、《女驸马》中的「洞房合唱」、《牛郎织女》中的「云房合唱」，已经成为中国戏曲音乐中合唱的经典之作，优美的旋律通过严谨的对位并行，充分发挥了多声部丰满、和谐的特长，让人听后留下极深的印象！

除了唱腔之外，时白林先生在影片《天仙配》中的描写音乐和背景音乐的设计上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取得了绝佳的效果，「鹊桥」、「下凡」、「路遇」、「织绢」中的几段描写音乐，既充满了诗情画意，又有对主人公情绪的渲染，优美的旅律加上充分发挥各种乐器音色特点的配器，使人听后回念难忘。即以「织绢」临尾部的那段背景音乐为例：从一声鸡鸣提醒天将拂晓，六位姐姐深情地齐声道出：「七妹，你要多多的保重……」开始，到七妹仰望远飞九重的姐姐们的背影，在这段五十秒姊妹珍重道别的画面中，时白林先生匠心独具地设计了一段二胡二重奏，这段缠绵悱恻的优美旋律，极为贴切地表达了六位姐姐和七妹分手时恋恋不舍、依依惜别的动人情景。接下来，随着七女面部由悲到喜的表情切换，背景音乐转入轻快活泼的小快板，引出了董永和七女的赞绢对唱。几十年来每听到此都止不住击节赞叹！

时白林先生改编的《满工对唱》，可谓中国五十年来最受欢迎的黄梅金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不会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者不乏其人，而不会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的则寥若晨星！一个中国人即使身处异国他乡，只要哼起「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马上就能找到自己的同胞。

从看了那第一场《天仙配》开始一直到1965年，凡是我所在的城市中，只要电影院放映《天仙配》，我总要去看。有次南京延龄巷儿童剧院（后改为新光影剧院）放了两天《天仙配》，头一天我从上午早场一直到晚场，一连看了五场。第二天，特地告假又连看了五场，以至门口的收票员后来都用惊异的眼光打量我，怀疑我精神上是否出了毛病。这十年中，我至少看过二百遍《天仙配》。

除了1955年第一次看的那场《天仙配》之外，最令我难忘的是，我在劳改服刑期间看的那一场。

1978年暮秋，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一些「毒草」文艺作品逐渐被解放，那时我还在南京第四机床厂劳改。11月初一个星期天休息日的下午，我正在俱乐部室内拉琴（那时我在狱中的处境已有很大的改善），突然中队干部来通知全体犯人到大礼堂集合看电影，由于是管教科临时决定，事前谁也不知道放什么片子。

在劳改队看电影，一直被视作教育、改造犯人的一种手段，凡是放电影，全体犯人必须集合到指定场所观看。1977年后，随着处境的改善，我经常在放电影时以身体不适为借口，一人留下，「老干」们对此倒也不予计较。这天我神使鬼差般隐隐感到，今天也许不会放《南征北战》、《地道战》等看过无数遍的「洗脑破烂货」，决定随大家一起去消遣一下。

当屏幕上的字幕还没出现，突然奏出那段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片头音乐时，我顿时惊呆了！心脏立即剧烈地狂跳不已！

——这是《天仙配》！这是久违十几年的《天仙配》！！这是不知令我魂萦梦绕多少回的《天仙配》！！！

就像一个死去的亲人突然活过来微笑着站在面前一样，一种难以抑制的晕眩，使我一瞬间忘掉了一切，我已不能思想，我已丧失感觉，我的眼前只有一片茫然的空白……

等到我清醒过来，再度看到那些亲切的画面，耳边又被那些醉人的旋律所环绕，那时我才真正体验到什么叫百感交集！欣喜、悲哀、欢乐、痛苦、希望、失落、兴奋、惆怅，一一交错着在我心头掠过，特别是面对屏幕上七仙女那美丽姣好的形象和柔美婉转的演唱，再想到严凤英已步石挥的后尘永远离开了人世，在悲怆的绝望中，我不禁心如刀绞……

就在这种种复杂情感的反复折磨中，不知不覚间看完了影片。那晚我一夜通宵未眠，眼前一直不停地晃动着银幕上严凤英的形象，这张美丽亲切的脸已久违十多年了，可现在她却沉入了历史！一部脍炙人口的影片的导演和女主角，先后在政治风暴中被迫自杀，且均属英年早逝，在人类电影史上绝无仅有，苍天瞎了眼哪！

我们政治犯的命运和文艺界「毒草」的命运，似乎从来都是休戚相关的，《天仙配》这株打入地狱多年的「大毒草」的重新问世，在坚冰尚未解冻的1978年，使我隐隐看到了远处地平在线的一线曙光，我预感到，离天亮可能已经不远了。

两 元 钱

1957年7月，我已在武汉读书，当时正是反右斗争期间，由于我在班级会议上一次不识时务的发言，一下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参见拙作《南京慧圆里6号的母子冤魂》）我几乎每天都在不停地写检查、在大小会议上作检讨，并接受别人的批判。

一天下午开完对我的批判会之后，我从教室返回宿舍，途中经过教学主楼门洞时驻足看了一会报栏里当天的报纸，忽然一则醒目的演出消息映入眼帘：「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来汉演出」！仔细一看，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璃等都来了！明天下午在汉口武汉剧院演一场，后天晚上在武昌湖北剧场演一场。

这个从天而降的喜讯，顿时将我多日以来的委屈、伤心、烦恼、痛苦全部一扫而空。自从看过电影《天仙配》后，我一直幻想有一天能亲眼目睹严凤英的演出，哪怕只是一出折子戏，甚至一句亲口唱、一个亲身招式也好，想不到这梦魅以求的机会突然从空而降径直飞到了我的面前！尽管这来得不是时候，但已足够令我欣喜若狂，及致忘乎所以！

当我一边用勺子敲着搪瓷碗一边笑咪咪地吹着口哨到食堂去时，同学们都用诧异的眼神看着我，怀疑我精神是不是出了毛病：一小时前还站在台前被批的如丧家之犬，怎么转眼之间一下变得如此兴高采烈起来了？从几位对我挺关心的同学脸上表情看，我明显地感到了某种怜惜。

果然，一位平素对我很好的老大姐主动走近了我身边，她用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口气非常温婉地问我，是不是对下午的批判会感到有些受不了？她说：「同学们批判归批判，但对你没什么恶意，大家都说你年纪小，不懂事，这次批判你，多少也算是为你好，让你今后懂得要听话，不能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你只要好好吸取教训，改了就行了，但千万不能钻牛角尖，你小小年纪，来日方长，可别干蠢事……。」

我一听立刻明白。以往每次批判会后我总是垂头丧气，有时还会哭鼻子抹眼泪（那时我才十七岁！），今天突然一反常态，如此得意忘形，她怕我会不会被斗出神经病来了？我赶忙说没有没有，再三保证不管怎么斗，我都受得住。

「那为什么这么高兴？」她不放心地又追问了一句。

见老大姐如此真诚关心，于是我将严凤英来武汉演出的事悄悄地告诉了她。她一听立即笑着扭住了我的耳朵：「难怪人家说你是个不长记性的家伙，这边才挨过斗，怎么一转脸就忘得一乾二净，居然还有心思去想着去看戏？」

记得那天晚上正好有一道我特别爱吃的排骨烧藕，加上严凤英来武汉的喜讯，我胃口大增，一口气吃了三碗饭。那时还不懂喝酒，否则肯定会痛饮一番。

尽管有了这个好消息，但我立即又为买戏票的钱发起愁来：我搜遍了所有的口袋之后发现，我的全部家当只有九分钱。报上登的票价是三角、五角、八角三种，这八角是不敢奢望了，可这最便宜的三角是少不了的。那时我一个月的零花钱只有五角，除去理发、买肥皂、买牙刷牙膏和寄信之外，哪能剩什么钱？这三角钱对我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从哪里去凑足这三角的戏票钱呢？

晚自习前，我独自一人沿着汉水江堤散步，江畔的晚风清凉惬意，可眼前这戏票钱从何而来的头等难题，却使我浑身躁热无比。

想来想去，只有向人借钱了。但我平生最怕的事情之一就是向人借钱，一想到借钱遭到拒绝时的尴尬和羞愧，我的脸就会发烧。开口向人借钱，简直和不打麻药就张着嘴等待拔牙一样可怕。

但除了厚着脸皮去借钱之外，又有何法呢？情急无奈之下，我想起了晚餐前和我说话的老大姐。

这位老大姐名叫薛秀英，比我大六岁，平时对我特别关爱，生活中洗衣服、缝被子这些难事都是她帮我解决的。有时我想家或遇到苦恼的伤心事，她总是像大姐姐般亲切地哄我，在她眼中，我是个既调皮捣蛋却又不失聪明机灵的小老弟，我对她自然也像对姐姐一样依恋。现在既然决定要借钱，我想只能找她了。另外我也了解她的经济条件比我好得多，她的几位哥哥经常寄钱给她。

一切希望只能寄托在这位老大姐身上了。

当时的晚自习是安排人人写大字报「向党交心」，反正我已经是批判对象了，交不交心也就那回事，整个晚上我只想着如何向她开口借钱。究竟是编个急用钱的故事骗她，还是实话实说要买票看戏，这使我踌躇了好一会，最后决定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她，我明天需要三角钱去看严凤英的戏，否则我就完了。我甚至想到，万一她不肯，我该如何同她软磨死缠、死乞活赖，即使到苦苦哀求地步也未尝不可。我是小老巴子，在老大姐面前不怕丢人，反正我就是要借到那性命交关的三角钱！

借钱毕竟不是光彩之举，这只能向她单独开口才行。好不容易熬到了晚自习结束，我见她出了教室，赶紧尾随跟上，谁知这时她身边有四、五个同学正和她同行，我又没有勇气直接喊她停下，只得在后面跟着，她听到身后的脚步声，回头看到是我没说什么。一路上她们一直叽叽喳喳地谈个不停，女生宿舍眼看就要到了，她们始终没有散开，最后只好眼巴巴地望着她们的背影消失在女生宿舍的大门内。

完了！一切的希望全泡汤了！

突然间，我有点无端地恨起她来。

回到宿舍后，我没心思冲澡就爬上了床。武汉7月的天气炎热似火，其它同学都在外面的草地上乘凉，我却一人躺在床上泡在汗里，一边懊恼一边胡思乱想：明天有什么法子能混进剧场？那里的围墙有多高？能不能翻得过去？有没有暗门可以偷偷进入？能否苦苦哀求大门口的验票员高抬贵手，让我免票进入？或者让我进去免费看戏，散戏后帮他们打扫剧场作为补偿行不行？……反正一切能想到的都想到了，但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一个可行的办法。

就在这冥思苦想之际，忽然间窗外一位男同学高声叫我出去，说有人找我。我趿着木拖出宿舍门一看，薛大姐正在不远处笑吟吟地向我招手。天哪！这女菩萨怎么这会来找我，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啊！！

她把我带到了图书馆前的树下，见四下无人，开口问我找她有什么事。她这主动一问，反倒让我有点手足无措起来，慌忙中支支吾吾地说：「我没有找你呀。」看我那副德性，她一下忍不住笑了起来：「上晚自习时，看你像只无头苍蝇的那个样子，我就知道你想什么鬼心思！出教室后，你又一直在后面跟着，你以为我不知道呀？」「我……」不等我编假话，她一把将我的手抓过去，将两张钞票放在了我手心上。就着路灯一看，是两张一元的，一共两元！

「这……」

「别说了。」她轻轻地拍了拍我肩膀：「先拿去看你的严凤英黄梅戏吧！只是以后听话些，开会时态度放好一点就行了，别老是不服气，硬和别人顶嘴，自讨苦吃。」

还没来得及容我道谢，她已转身向女生宿舍走去，隔了好远回头看我还站在那里望着她的背影发呆，又向我连连挥了两下手，示意我快回去。

我像个呆子一样，在那里站了好久。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她既知道我急于想去看戏，又了解我囊中羞涩，为了顾及我的面子，还特地把我带到僻静无人处给了我两元钱，而我刚才还莫名其妙地恨人家！

我抬手给了自己一记耳光！

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我一大清早就赶到汉口循礼门武汉剧院，售票处的窗口还没开，已经有不少人在排队，我买了一张五角的，座位号是十二排九号。五十年了，这个座号我始终没忘记。

那天下午2点，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睹了严凤英的演出，她演的是《扯伞》和《拜月记》、《送香茶》、《兰桥会》等传统戏的片断，除了一名搭挡之外，其余都是王少舫演男主角。其它还有潘璟璃、张萍，也演了几出折子戏。

武汉剧院是座建筑结构相当好的剧场，专门演戏，不放电影，全场只有十九排，座位呈圆环形分布，同一排的每个座位都和舞台等距。我所在的十二排九号是个很不错的位子，但我太贪心了，刚开演不久我就悄悄溜到最前面的乐池后面蹲着看，在那里我听到的是严凤英的真嗓，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声音。

现在我很难用文字来描述那次看戏的感受了。在三个小时的演出中，我一边贪婪地看和听，一边揪心地默计着闪过的一分一秒，我唯一的希望是时间能凝固、停滞，永恒地固定在那场演出的时段上，我永远忘不了当时突然对「时间不可逆」这个自然规律所产生的刻骨仇恨！

眨眼间，三个小时的演出就结束了。

结束之后，不少人上台献花，我趁乱从边梯混上了舞台，悄悄地站在上场门边等机会。大幕落下后，演员们都到后台卸妆，当时严凤英正在和一个年纪较大、干部模样的人谈话，等她们刚刚握手道别，我一下冲到严凤英身边喊了声严老师，紧接着鞠了一躬，然后双手捧上戏单（即演出介绍说明书。封面红色，字体烫金，五分钱一张。）请她签名留念。她看了我一眼，又盯着我胸前的校徽注视了一会，随即微笑着伸手接住我递过去的钢笔，在戏单内页空白处签上了她的名字。和我的想象有所不同的是，她的字娟秀又不失刚劲，流利而绝无轻浮，在女性中特别是女演员中堪称难得。

我感激地向她道谢，她灿笑着点了点头。

那是我今生唯一的一次面对面、近距离见到她那美丽、亲切、温暖、灿烂的笑容。

那个笑容已经远远超脱人与人之间的礼节之上，并作为人世间最美好的事物镌刻在我那颗少年的心里。在后来我亲历的那些悲惨遭遇中，每当我的精神临近崩溃、心理濒于绝望时，只要想到她的天籁之音、想到她那灿烂的笑容，我就感到这个世界还有美好的东西值得留恋，值得回味，这时我就会焕发出努力活下去的勇气、树立起等待「来年春暖花开日」的信心！

第三天晚上，我没上晚自习，偷偷溜出校门去武昌阅马场湖北剧场看了第二场演出。这场戏是严凤英、王少舫主演的全本《打金枝》（张云峰饰皇帝），剧终后，我准备和前天一样混上台去请严凤英签名，但这一次好运没有眷顾我——湖北剧场的舞台两侧没有边门边梯，更糟的是，台前站着不少剧场工作人员，让人根本无法爬上舞台。当华丽的大帷幕落下后，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盏盏水银灯逐个熄灭，最后孤零零一人走出剧场大门。

第二场尽管意犹未尽，但我还是知足了，毕竟我已看过两场严凤英的亲身演出实况，这在我一生中已经很值得自豪。那两场演出，已足够我平生慢慢地回顾、品味，就像美酒一样，时间越长久，就越加醇厚、浓烈、芳香。

我当然永远也忘不了薛大姐那雪中送炭的两元钱。正是她对我这个小兄弟的眷顾和慷慨解囊，不仅了却了我的心愿，更重要的是让我体味到了人情的温暖，并让我懂得了关怀、帮助弱者的意义。

那两张撕了半截的戏票，特别是有严凤英签名的那份戏单，我一直当作最心爱的物品珍藏，遗憾的是，我未能保存下来。

——1969年6月16日我被捕时，它们连同我其它的私人物品一起作为「反革命」的罪证，被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全部抄走，当我在1979年获得平反后去追讨时，得到的答复是「不知去向」，另附了一句冷冰冰的「对不起」。

三 封 信

1968年我还在南京西岗农场劳动，当时正处于文革的中期，生产没人抓，上不上班基本无人过问。我本是个「天生好逸恶劳的懒坯」（这是领导对我的一贯评价），对「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从来无动于衷，这一来我就有了足够的时间读书，拉琴，画画，练字，间或也到外地看朋友，「天下大乱」给我的最大实惠有两样：一是可以堂而皇之地不上班，再就是可以不用掏钱买车票、船票，想去哪就去哪。

1968年3月初，我决定到上海去看望一位以前在杭州工作时的同事。在南京下关四号码头很轻松地逃票上了一艘江轮，船过镇江已是黄昏，我百无聊赖地在甲板走廊上远眺夕阳下的江岸，这时忽然听见一阵颇觉动听的二胡声音飘过来，遂循琴声一直走到船头甲板，见一年轻女子正坐在锚筒上专心地拉琴。一曲过后，旁边围听的几十个听众一起鼓起掌来，见到此景，我忍不住上前和那女子搭起了讪。几句话一谈，她知道我不是外行，很客气地将二胡递了过来。稍稍谦虚一番之后，我一连拉了几首独奏曲，刚刚停弓，她连忙请教我贵姓，问我是哪个乐队的。我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个农场的半劳改，便谎称是某中学音乐的老师。就这样我们开始攀谈起来，从二胡谈到音乐，从音乐谈到文艺界的动态。她原来是合肥某区宣传部的一位干事，由于政府机关全部关门打烊无事可做，准备去上海姑妈家小住一段日子。既然是宣传部门的干部，对合肥省级文艺团体的情况肯定有所了解，于是我迫不及待地向她打听起严凤英的情况来。

据她介绍，严凤英和王少舫早在1966年就被打成安徽文艺界的牛鬼蛇神，特别是严凤英，合肥全城都贴有揭发批判她的大字报，说她是曾希圣的「黑姘妇」，解放前是舞女、娼妓，做过地主恶霸的小老婆，有的大字报还揭发她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江青，有的甚至说她是王光美安插在安徽的美国特务……

听到这些事我倒丝毫不觉得奇怪，在全国文艺界知名人物统统被放倒的情况下，严凤英肯定也无法幸免，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她不倒霉，那反而是怪事。

当我问到严凤英等的人身自由、平时行动是否受到限制时，她说这倒不清楚，她估计还不至于到失去自由的地步。据她说，合肥斗人的手段比起其它大城市来似乎还算说得过去，基本上没发生过当场把人斗死的情况。她还说老百姓和严凤英无冤无仇，又都爱听她的戏，谁会去斗她？主要是她们团里的造反派在整她。另外，由于平时有不少人嫉妒她，现在机会一来，借沟出水，墙倒众人推，政治上的问题找不出，就揭她解放前的那些事，无非是要把她搞倒、搞臭。

和这位拉二胡的女士告别后，夜间躺在通舱地铺上默默地想着严凤英的处境，突然之间我的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使我立即兴奋起来。

去年（1967年）夏天时，我们农场几个血气方刚的小青年，曾经将北京造反派和南京造反派到处缉拿的张启龙藏在农场里好几个月，直到风头过后才把他送走，从而使其逃过了一大劫。

这张启龙原是彭德怀的「铁杆部下」，官居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安子文因替彭德怀「翻案」被罢了官，由常务副部长张启龙主持中组部工作，谁知这张启龙很快又因牵涉到组织文人撰写《平江革命斗争史》（当时认为此书替彭德怀歌功颂德）一案犯了天条，在中组部第一把交椅上屁股还没坐热，一下子连降数级，于文革前夕贬至江苏担任南京市副市长（排序倒数第一）。文革开始后，张启龙由于不在显要的位置上，头几轮的轰炸被他滑过去了，但至1967年「深入开展斗、批、改」时，北京造反派想起了他，多次到南京来缉拿，幸好在我们农场藏身，让他安然无恙地躲了过去。

由此我想到了严凤英。

既然张启龙那么大的官都能躲得过去，我想严凤英同样也能如此。根据以往的经验，只要能避开运动的风头，到了运动后期一般都不会有什么事。

五天后我返回南京，刚到家就给严凤英写了一封信。

由于年代太久，信的具体文字已记不清楚，不过大致内容还记得，现根据回忆录于下：

严凤英同志：您好。

1957年夏，我曾在武汉市的武汉剧院和湖北剧场看过您的演出，并请您在戏单上签过名。那时我还是个学生，您可能忘掉我了，但我始终记得您这位深受广大革命群众喜爱的著名表演家。

听说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一些认识上的错误，并受到革命群众的批判，这是很正常的事，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都经历了一个从不理解到理解、从缺乏认识到逐步加深认识的过程，相信您一定会很快地认识自己的错误，认真批判自己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尽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我们这里是南京近郊一个山明水秀的好地方，空气清新、环境幽静，既适宜静心休养，恢复健康，积蓄更饱满的精力以投入革命文艺事业，又不失为定心读书学习、提高革命觉悟的好去处。为此，特邀请您来暂住一段时间。我们将和您一起，相互交流如何通过文艺演出进一步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经验，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都是您的忠实观众，一定会在各方面对您提供方便，请相信我们。

请尽快回信，确定何时来此，以便让我们作好接待准备。

最后附上了回信地址、我们农场的详细地理位置以及乘车线路。

收信人是：「合肥市安徽省黄梅戏剧团 严凤英同志收」。

此信写好后当天傍晚，我特地到南京健康路邮局寄出。日期大约是3月中旬。

由于寄出后没接到回信，隔了二十天左右，又寄去一封，内容基本上和第一封一样，只是加了一句「请立即覆一信」。

大概隔了一个月，再次给她发去一信。

以上三信发出后，均未收到回复。

很多年后，我曾多次深深表示过遗憾：倘若当年她收到了我的信，并能到我这里暂避一段时间，避过那阵风头再回去，也许不至于发生那震撼人心的悲剧，那该有多好！

但我又不得不承认，在那种波谲云诡、变幻莫测的险风恶浪年代，身处逆境的她，又怎敢轻信一个陌生者的邀请贸然外出避难！——这会不会是一个圈套？会不会由此给她和家人带来更大的灾难？换成是我，难免也会有这样的疑虑。

当年为了逃脱那几个恶霸兵痞对她的欺凌、迫害，她曾远逃上海、南京等地，并且幸蒙好心人收留接纳，但那是人性未失的白色年代，到了如今人性灭绝的红色年代，又怎能同日而语？「君不见云山处处刀光闪」，阶级斗争的天罗地网早就笼罩全国，纵有插翅能耐，又有何处可飞？

再到后来，当我了解到更多有关她生平的情况之后，更感到自己的想法实在过于天真。即使当年她收到了我的信，并且排除了种种疑虑而相信了我的真诚，我想她也绝不会应邀到南京来避风头。

原因很简单——

那绝不是严凤英为人行事的风格！

性格决定了命运！

作为她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毅女子，一旦明白自己身处「再要回头难上难」的绝境，对她来说，「纵然把我剁成泥」、「纵然把我化成灰」，也绝不可能低头屈服、忍辱偷生！面对魑魅魍魉的淫威和世间冷澈透骨的绝情，她只有唯一的选择——玉碎！

何况，我写给她的三封信，看来她一封也没收到，估计全落到军代表和爪牙那班毫无人性的畜牲们手中了！

当时我做梦也没想到，就在我发出第二封信的前后，严凤英已含恨离世！直到我入狱后，才从一位安徽来的难友那里得悉这个噩耗。

所有热爱严凤英的人莫不为她的英年早逝悲恸万分，也深为她惊天地、泣鬼神的玉碎之举而扼腕痛惜，而我想到更多的则是古希腊哲学先师伊壁鸠鲁的那句名言———

「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

她在世时，我们已经见惯了她那鲜活的生命色彩在我们眼前闪耀，她的一颦一笑、一嗔一喜，无不散发着生命的活力，辐射出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她像一片五彩祥云一般，将绚丽缤纷的光辉温柔地映照在我们身上，使人沐浴在光明和温暖之中。而当她随着那阵飞沙走石的狂风消失之后，我们才痛切地感受到少了她意味着什么！人啊人，总是失去之后才悟出珍贵！

严凤英生前珠联璧合的演出老搭挡、杰出的黄梅戏演员王少舫先生，晚年在登台表演前，多次因为身旁那个当年严凤英在世时固定的化妆席人去座空、物在人亡而老泪纵横，感伤不已。

——斯人已去，谁堪与共？

硕果仅存的黄梅戏音乐泰斗时白林老先生尽管已届八十高龄，仍勤于作曲及讲学，当有感于笔下流淌出的优美旋律再也无人能如严凤英那样唱出其中的神韵时，往往陷入不堪回首的往事而惆怅万分。

——曲在人亡，琴存弦断！

当年影片《天仙配》中的四姐，这位无论在戏中或日常生活中都与严凤英同为姊妹的丁俊美女士，几十年来辛勤执教，门下弟子逾百，佼佼者亦不在少数，一生总想培育出能填补严凤英空缺的后进，但始终难遂此愿，最后她终于悟出：集天地灵气、日月精华于一身的严凤英，人世间再也出不了第二个！三春先谢的「七妹」，留给「四姐」的只是无穷的思念和「花正红时寒风起」的感伤。

——红颜薄命，情同此伤！

随着她的不幸去世，她那优美动人、绝世无双的唱腔，她那出神入化、精湛卓绝的舞台表演，都伴着那颗苦难的灵魂一起飘进了静谧的永恒。当我们只能从她留给我们那些绝版的音像中百遍千遍地回味她的音容时，我们的心就充满了无穷的怀恋和深沉的哀伤。当我们回想起当年她曾经怎样给了我们绝妙的艺术享受，怎样激发起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对自由和正义的向往时，我们永远无法抑制灵魂深处对她深深的感激。

良知的苏醒往往总是迟来一步，当这株闪耀着夺目光彩的艺苑奇葩消逝后，好多人开始悔恨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加强烈。

但这能怨谁呢？

上天把她赐给了世人，她理应受到善待，受到呵护，受到尊重，受到珍惜，而人们却被权力、财富、名誉、地位迷失了自己的本性；是人亵渎了上天的赐予，是人天性中的残忍、丑恶、自私、嫉妒，逼使上天提前召回了这尊下凡历劫的精灵，人们理应承受上天的惩罚，并为自己的愚蠢追悔千秋万世！

无论怎样频频回首，她的一切都成了无法再现的往事；不管如何苦苦追忆，我们的眼前只是茫然一片绝望的虚空。

她，永远永远的走了，而我们，永远永远留在了不幸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