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意和学术间“挣扎”
八十年代，我曾经在南方做了几年生意。主要是我从监狱出来的时候特别受歧视，那个时候劳改释放犯在社会上是最底层了。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朱庭光老师特别器重我，所以我一出来找他，他就说你回世界史所里吧，我也很高兴，但是我那会儿已经被开除公职、开除学籍——进监狱判了刑自然就都开除了。他争取半天不行，社科院不要，回不去。
回不去我想就算了。那时候张木生负责《百业信息报》，属于自负盈亏的那种，就是现在的《中国税务报》的前生。张木生说你就到我这儿来上班得了，我们这儿都是自己管的。后来我就去了，但是没待几个月，被人告发了，说张木生“招降纳叛”。张木生虽然安慰我说你不用管，但我觉得不好，我想就算了。还有一件事也挺刺激人的，我在监狱里写了一本书，叫《苏联新经济政策》，那是我硕士论文的扩展。我的硕士论文虽然写了五万字，但搜集的材料特别多。我在监狱里把它完成了，扩展成40万字的专著。当时出版社的编辑不知道我的来历，看书稿不错就收了，何况是一本学术著作，又是讲苏联的，也没什么忌讳。正在编的时候，他爱人问，你编谁的稿子？他爱人是公安口的，一听说是我，就说，这不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那个人吗？他们社里一听这个情况，马上给退稿了。这对我的刺激非常大，明摆着我在这个行当干不了了。
没办法，后来就做生意去了，其实我做生意的时候挺复杂的，刚开始拎着包给人家打下手，转来转去，慢慢就做起来了。我中间有一段是想回北京的，因为我不是特别愿意做生意，没什么意思。那会儿有关方面要编一套《二十一世纪文库》，主要是翻译国外的学术名著。华夏出版社的老总张宏儒原来是我们社科院的，这套书最后是他终审。但是他没时间，这书内容太多了，他就给我写了封信，说要不然你来吧。我挺高兴，我想这是一个机会，虽然还不是真正的学术界，但总是属于这个行当的，我就回去了。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的合资企业当总经理助理。那老板得知这个消息后不干，因为他靠我给他张罗这个公司呢，专门从新加坡来找我谈了一个晚上。他说你干什么，我说我爱看稿子。他说你就拿到南方看，我说那哪行，你得跟作者谈、找资料什么的。谈到最后，他说要不然你一半时间在那儿，一半时间在南方。我说都不行，我只能回北京去。而且我跟他讲了我的经历，我说其实我对做生意不是太感兴趣，我是没办法，没工作也没生活，没着落，既然现在有这个机会，我还是想回去。最后弄得挺不愉快的，后来我还是回去了，干了一年，那一年我真的是卖命。
这套书由华夏出版社出版，我是代出版社在审稿，就是他们有翻译，翻译完了有校对，校对完了有编辑，编辑完了最后我审。他们就给我租了一间房子，我差不多有十个月没出门，就在那屋里头，光方便面我就吃了三个月，后来我见着方便面就要吐。那会儿我也懒得出去吃饭，主要是怕耽误时间。一天大概能干少则15个小时，多则18个小时，我除了睡觉没别的，就看这稿子。当时他们策划100本书，我一个人大概编了60多本。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把英文和俄文再恢复一下，对我自己恢复学术能力还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到最后实在不行了，眼睛睁不开了，一睁就流泪，而且根本不能见光，每天就得闭着眼睛，稿子根本就看不了。我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你已经很危险了，再这样就视网膜脱落了，你的眼睛就完了。我也吓坏了。因为种种情况没办法，我就跟负责人说，算了，我不在北京待了，我还是回南方去吧。再呆着这里等于他们养着我了，没意思，干不了活了。我就回去了。
到1989年的时候我去了一个比较大的公司，是做黄金首饰的。那会儿特别好赚钱。当时国外的黄金是浮动的价格，中国的价格是不动的，所以有时候差价非常大。但是中国的黄金属于专属经营，有经营权的不多。国家拨给你黄金，你去做首饰，做黄金制品在市场上销售；而那个量很小，小到什么程度，一个公司一年也就五公斤、十公斤。所以大部分公司都走私，从海外带进来以后利润就非常大了。
我去那家公司就说，我来想办法解决黄金原料的问题，但是你们得保证不能走私。我了解了一下，解决原料问题其实不是特别难，他们主要是没路子。我通过朋友找到了黄金司的司长。司长特别好，之前我从来没见过他，但我跟他谈了一个小时。他问我干什么，我说我找你要黄金指标。因为都是他批的，全国经营黄金公司的指标都是他批，他批你五公斤就五公斤，批你十公斤就十公斤。我说我来要点指标，其实我没跟他说别的，我就是讲了讲我的经历，我怎么走上这行当的，我说我原来不是干这个的。我发现他听着挺感动的，他说你可惜了，我说是啊，现在我就想自己赚点钱，将来还是做学问，自己搞点历史研究，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那你怎么赚钱？我说我们这公司有提成的，我要拿到指标，一克提成10块钱。一克10块钱，一公斤就1万，十公斤就10万。那会儿万元户就登报了。他一下批给我三十公斤。
我拿着批件回去，我们公司乐的啊，一年的活不用干了。后来我又找了好几次，一年弄个三五十公斤。其实这个量还是小。后来我就找了经贸部，经贸部有个珠宝进出口公司，里面有我一个有点亲戚关系的人，他们两口子学珠宝专业回来的，在德国做珠宝。他们有进口权，就是合法的进口。后来我就找他去了，采取合作的方式，因为他来了也得加工，我们公司买了意大利的设备，也可以加工，我说你就给我加工，我赚点加工费也行。后来就跟他签了长期的合同，这一下就不得了了，那一锭黄金就25公斤，一个大金砖，我每次至少拿两锭，多的时候拿三锭。那时候我们的加工厂在海南，拿到海南加工，然后在全国卖，那真不得了。我就这样坐着飞机，背了一年黄金。
大概到1991年，搞了两年，我觉得也赚得差不多了。后来我就说我不干了，回北京。公司以为我是觉得被亏待了，想跳槽，那就等于把这生意拿到别的公司去了。我说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不是很愿意做这行当，但是也没办法，现在我有钱就不想做了，我就自己做学问。中间又过渡了一年多吧，其实我完全返回学术界是1993年了。
重返学界，组织编译《资治通鉴》
我1991年就已经回去了，但是还没有直接做历史研究。张宏儒知道我回来了，他说要不然你就到我们那里。当时他还是华夏出版社的社长。我们世界史所出来的一个老先生，搞了个华夏文化研究会，挂靠文化部。我就自己办了研究所——华夏文化史研究所，挂靠在下面。“华夏文化史研究所”是改革开放以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数不多的由独立学人创办的民间学术机构之一。
研究所成立后，做什么呢？当时张宏儒给我拉了一个事，说你组织编译文白对照《资治通鉴》，这样就跟学者都联系上了，但都是中国史。我一想也行，就通过我爱人李丹慧——她原来是中华书局的编辑，认识很多人，到北大、北师大、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约请了四十几位学人。开始说资金、出版、发行等事，全由出版社负责；我只物色人员、组织班子、保证编译质量。我回到北京就买辆车，跑东跑西地联系，40多个人，做好样条、翻译条例什么的。都搞好了，刚要全面翻译，突然出版社不干了，说风险太大，因为《资治通鉴》的原著有20卷，工程量太大，万一将来赔钱怎么办，不干了。我说40多个人我刚组织起来，返回学术界头一件事就让我坑人，怎么跟大家交代啊？后来张宏儒跟我说你不是有钱吗，你自己投资干这个。我说我那钱是我想自己回来做学问的，这是我买资料买书开会的经费，何况我后半辈子还要靠它呢。他说赔不了，不会赔的。我说我可是一点都不懂，从来没做过书商。他说没问题，你就做吧。
后来我就给接过来了，前期的投入，像劳务费，房租、水电等费用，以及出版、印刷、发行，都由我负责。1991年底，全部工作终于完成，并经过权威学者审定、通过，跟出版社也签了合同，纸张也买了，就等着开机印了。那个时候出版书都要先有新华书店的订单，一有订单就知道你这书卖的情况，那会儿定了五千，卖三千册就赚钱了，所以稳赚，我也挺高兴的。结果不巧，当时全国多地发大水，突然接到新华书店总店通知，这套书的原预订单统统取消，全部作废。因为水灾，没法经营了，书店都关门了。
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真是抓瞎了，因为当时我都没付稿费，我的钱差不多都买了纸张、用作了经营，得给印刷费，还得给出版社管理费，大概几十万，差不多我那会儿的钱都弄出去了。后来我跟所有的作者签了个合同，保证一分钱不少大家的，但是现在别着急，因为我现在没多少钱了。我最后花了六千块钱开了个发布会，中央电视台也请来了，还请了一批学者。结果效果非常好，那书一出来立刻就大卖了。真的非常火。那时候正值反腐，别的不敢送，送书最好，而且给干部送这个是最好的，告诉他怎么当官。所以一下子就有好几百万的盈利，一下子就翻过身来了。这是1991年到1992年的时候。
赴俄搜集苏联档案
我计划还是要做苏联史，因为我对中国史也不熟，原来也不是做这个的。我就找了叶书宗老师，还有郑异凡、杨存堂、徐天新等原来我读书时的几位老师，特别找了齐世荣先生，还有朱庭光所长，一块儿聊。后来得到消息说苏联档案开放了。那个时候出国还是很困难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我说这事得赶快抓紧，现在做苏联史，如果有了档案跟过去完全就是两个层次了。过去没有用过档案，我那会儿读书的时候能用外文的书就很不错了，图书馆借点外文书、外文杂志。我看俄文杂志，1960年到1962年的时候，他们开始用档案了，那时候赫鲁晓夫正好要开放解禁。后来又不行了，1964年以后又没了，再写东西又是官话套话。所以我说这是个机会。
但我也在想怎么弄呢，先开个会，我们几个人商量，就在深圳开的。当时全国搞苏联史的四五十位学者都去了，很多人的飞机票都是我买的，那会儿学者没什么经费，我问他们，他们说一年出去开会什么的，才几百块的经费。会上我就提出来说现在苏联档案都解密了，咱们去弄吧。当时大家都很兴奋，但怎么弄，怎么去搞，不知道，就商量，最后朱庭光出了个主意，说你还是得跟官方合作。因为我连个身份都没有，办护照都没法办，那会儿私人办很难。然后我就去找那时的中国社科院党组书记王忍之。王忍之是史学出身的，他应该理解这个事的意义，后来我就约了王忍之，到他办公室谈的，一谈就谈成了，他也非常支持。他说关键是社科院没钱，我说钱不用你的，我出，但手续请你们办，得跟那边联系，就是我们去找谁。当时我们都没去过俄国。他说这个好办，我们跟他们科学院有合作，跟那边历史所、世界史所都有合作。我说我的俄文也不行，你还得给我派几个人，费用我来出，连吃带住，包飞机票。当时有世界史所的闻一和近代史所的薛衔天两位，再加上李丹慧，我们四个人就去了，他们也都没去过俄国。
1995年，我们第一次去俄罗斯。一下飞机，我挺高兴说吃饭去，要了几个菜，和他们俄国接待的一个人一块儿。一顿饭花了几百万卢布（合400多美金），我说怎么这么贵，这样下去马上坐吃山空。后来基本上都是自己做饭，就不到外面吃了，有一次我们去列宁养病的哥尔克村，开车去的，租了个车，路上吃了顿饭，要了一个沙拉，15美金，我一看还挺便宜，结果是两片黄瓜，切薄薄两片，15美金。苏联解体以后那一段特别乱，我们到了那儿才知道俄国档案开放已经开始收缩了，出了问题。当时澳大利亚的学者找到了越战的一些档案。原来越南不承认它有扣押战俘，实际上有，他有一个名册，哪哪哪关着多少，是越南人民军给苏共中央的一个报告，结果这个被翻出来一公布，美国马上去找了。所以越南就跟俄国反映，说你们当年是领导，我们给你们报的，现在你们弄得我们很被动。
还有一个事，1986年有一架韩国的民用航空飞机被苏联打下来了，苏联不承认，结果档案给披露出来了，弄得俄国也很被动。出了那么几档子事，结果档案管理就严了。尽管严了，它整个还是比较混乱。说不给你就不给你，说给你就给你，得看你的关系做没做到家。我们就拉着他们喝酒，后来关系还是弄得不错，都可以看。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整个工作制度简直无法令人忍受。官僚主义到什么程度：第一天我们去档案馆，这还是事先约好了，9点到那儿，办手续折腾了一个钟头。好不容易进去了，没看多少到中午了，说中午吃饭关门，全给轰出去了。我们就在门口坐了大概有两个多钟头，到下午2点才进去。进去到4点，喝茶，不办公，你可以不走，但是他们不在那儿，我说你们干嘛去？下午茶。官僚得要命，效率极低。
后来我说这样不行，咱们住着旅馆，吃饭又这么贵，这么折腾不行，马上改变方针。咱们只弄目录，先编目，挑咱们有用的、想要的，把目录做好以后，让俄国学者帮咱们弄。我们托人给点劳务费、复印费，而且他们印还便宜，对外国人随便收钱。比如说我们去苏共中央档案馆，一页要收一、两美金，我到现在弄了有几十万上百万页了，那就得几百万美金。我说这样不行，我们从远东所、世界史所找了几个学者，请他们吃饭。我们带了好多酒，二锅头、茅台，俄国人也爱喝。然后跟他们谈这个事，他们都愿意，当场发劳务费，每人先发三百美金。俄国人说给你办事，还真给你办，然后我们就走了，说你们弄好了再寄给我们，或下次我们再来取，或者来中国的时候给我们带过来。因为那会儿已经开始学术交流了。
过了不到一年又去了一趟。但是第二年发现更紧了，在那儿已经不是很容易办了。当时我们得到一个消息，说美国人来得早，他们1992年就去了，大概1993年弄了大量的档案。俄国不行，还得去美国。
去美国寻找档案
回来我就找王忍之先生，把这个情况一讲，他说可以，我说你还得给我找个懂英文的。社科院科研局当时有一个处长杨建国，英文、俄文都不错，我说就你跟着我吧。因为去美国不像俄国，美国的特点是什么？活都是你自己干，没人给你干，说实话也请不了，但是复印材料没人管，只要给你看的，随便印。
我们去了威尔逊中心、档案馆和几个大学，一个是国家安全档案馆，是民间的，不是国家的，还有哈佛大学的图书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中心。跑了几个地方，就是累，因为得自己印，把李丹慧、我、杨建国累得啊。杨建国说，老沈啊，我当处长这么多年，出国无数，没一次这么累的。我们天天在那儿印，一天站那儿八个小时，哗哗地印，威尔逊中心的复印机我就给它印坏了四台。威尔逊中心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复印不要钱。现在我跟威尔逊中心关系特别好，年年去，跟他们特别熟，几届主任我都认识。国家安全档案馆倒是要钱，但也不多，后来跟他们熟了，也不要钱了，但就是费工夫，你得自己一页一页看，一页一页印，所以在美国花的时间比较长，好几个月。美国我去了三次，因为在美国比较好得到资料。
运用档案资料探寻历史
刚开始，我们都是收集苏联史资料，因为当时准备做苏联史，所以就从十月革命起，涉及到苏联历史的都弄。举一个运用苏联档案研究朝鲜战争的例子。1993年叶利钦给了韩国总统金泳三216件俄国档案，都是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2004年到2005年期间我认识了当时俄国大使馆的一个人，原来也是学者，远东所的，叫冈察洛夫，冈察洛夫说这套东西也给你们中国了，给中央档案馆了。我就到中央档案馆去了，结果发现中央档案馆封存了，拿来还没人看过呢，就都给封起来了，不能看。我说这是外国档案，他说外国档案也不行。回去我又找冈察洛夫去了，说中国都不让看，那怎么办？他说我单给你印一套。两箱子，我真兴奋。因为朝鲜战争这个事本来就是疑点重重。这个材料让我特别兴奋，整个就是来来往往的电报。1987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了一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那里面有很多关于朝鲜战争的电报，这一配合起来，这个事大概的脉络就看出来了。我当时做的时候还没看到这些材料，所以一看到这个材料就非常兴奋。
中间又出了一件事。1995年底有一个俄国学者拿了一件档案，是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说我们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以后，觉得现在出兵不合时宜，暂时不去了，你就让金日成撤退，或者到山里打游击去吧。可是我们中国80年代末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公布的10月2日电报，是毛泽东在电报里说，我们已经决定出兵了，10月15日先去四个军。于是这个俄国学者就写了篇文章，说中国的电报是假的，有俄国档案为证。华盛顿邮报就把这事登出来了，说中国档案做假。后来陈兼给我写了封信，说这个事很大，你赶快去查问一下到底怎么回事。1996年初在香港要开一个冷战史的会，会上就要谈这个事。
所以当时我一听，就马上去找金冲及先生，他是这个文稿的主编。我就说，人家说咱们造假，你是主编还不赶快查查，是不是有毛泽东原稿。他也有点蒙了，说你等等，第二天我告诉你。第二天我又去了，他说查了，是毛泽东手稿，不会错的。我说时间呢？他说时间也不会错，10月2日是用汉字写的，能错得了吗？后来我想有几种可能，一个是开始同意，后来不同意；或者开始不同意，后来同意，变了，所以发了两个电报。但是中国那个电报写的是3时，10月2日3点，我说要是3点可能还是这个在前。那会儿只是知道有这么个事，还没见到俄国那个电报呢，我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看看这个电报什么时候发出去的，它是10月2日写出来的，但是也许隔了好几天发呢？结果查了，没有签发时期。而且别的电报都有签发日期，八成是没发。后来金冲及说有这个电报，这是肯定的，但是很可能没发。我说前前后后你都找来，几点几分发出。
到了香港那个会上，俄文的电报我也拿到了。一对比，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俄文那个电报是10月2日晚上11点。两份电报，一个是凌晨，一个是晚上。后来再找其他的材料看，10月2日白天政治局开会，书记处扩大会议，争论意见非常大，大家都不同意出兵。你再看电报就能吻合了，因为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的电报是10月1日来的，毛泽东大概当时自己就定了，因为凌晨3点钟，肯定没跟任何人商量，自己写了电报。但是白天书记处会议一谈，大家有不同意见，所以晚上他就拟了后一份电报，暂时不出兵。大概是这么回事，我在那次香港会议上也是这么谈的，现在确认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这么回事。所以我说，档案太重要了。后来材料就越来越详细了。
我当时也在美国搞档案，而且档案大部分是从美国弄来的，因为我们当时在俄国收集的都是关于苏联历史的档案，就是后来编的36卷，到美国收集的范围就更宽了，都是冷战史的，其中大量的也是俄国档案。涉及中国的主要是朝鲜战争，还不是在俄国弄出来的，是当时在俄国大使馆工作的冈察洛夫给我的，还有我又去美国找的。在美国光从学者手里弄来的也不少。我跟着陈兼，一个一个去拜访学者。当时我们在香港开会认识了几个人，那时候正好很多人讨论朝鲜战争，有个叫凯瑟琳·威瑟斯比，一个女的，她懂俄文，手头有很多资料，我就去找她。她老公也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冷战史的专家，叫沃伊泰克。两口子特别热情，一箱子全让我搬走了，而且还帮我复印。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还很穷，她说都拿走吧。这箱档案都是朝鲜战争的。这是她自己搜集的，这不是叶利钦给的，叶利钦的才两百多件，当然也不少了。再就是去国家安全档案馆，国家安全档案馆的量也非常大，而且他们编了很多，就是美国对苏联的评估，所以我对美国档案也开始收集。
当时其实都来不及细看，就一看这题目知道有用，就自己先弄，没工夫坐那儿看。我们都是这样，早晨档案馆一开门就进去，一直到它关门，中午不吃饭，就喝凉水（美国的凉水可以喝），带几块饼干，要不然你出去办手续很麻烦，美国也没什么好吃的，我说算了，咱们自己买点饼干吃，节省时间，晚上人家下班时我们再走。有一次还给误了，我跟李丹慧在那儿复印，因为它里面都是开着灯的，没窗户，美国好多都是这样的，根本忘了时间，等我们一看表，全下班了。威尔逊中心是挨着国会旁边的，特别大一栋楼。结果它所有的门都关了，出不去了，我们俩在里面转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才找到出去的门，整幢大楼就留了一个门，有一个人在那儿守着。
那次回国带了八个大行李箱，怎么往回运呢，超重不说，海关都得找麻烦。正好碰上我哥哥，他是公安部的总工程师，带着一个团到美国来访问。我说你帮我带回去算了，我自己就拿了一箱。后来回来我哥说，他们团里反映：你弟弟是干嘛的，那么沉的箱子，以为我倒卖什么呢。他说不是，我弟弟弄的全是档案，都是纸。
档案整理工作
当时我们是想重写苏联史，我说咱们再写苏联史就不能像过去那样了，得以档案为依据了。当时除了这几位老先生，年轻的就是我，金雁、张盛发、左凤荣。那会儿说好了我们要写苏联通史，以档案为依据，所以就得先整理档案。我说咱们先翻译出版档案，有了这个，研究的人就更多了，咱们就能把苏联史推上一个台阶，而且跟以前的研究根本不一样，就在于都用原始档案了，原来没人用过。后来实现了，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立项，反正我有钱，大家就翻吧。我就每年自己开会，钱都是我出。但是翻译靠这几个人不行，我说咱们都是各卷的主编，40多卷，每人包几卷，谁研究哪一段的，那几卷就归你负责编辑，翻译工作，我统一管。
我成天就抱着原始档案，全给复印出来，大概分了专题，比如苏联跟东欧关系，苏联和德国的问题，十月革命的问题等，一共弄了247个专题。我就抱着稿子坐飞机全国飞，安排任务，你翻这个，他翻那个，弄个样条出来，编了号。我们就负责编辑校对，当时王忍之找我，说这翻译费也不少，你怎么弄？他们跟财政部申请了一笔钱，200万。他说你用一部分，我们社科院也组织一套班子，你弄苏联史，我们搞中苏关系史。后来我说干脆这样吧，钱我一分都不要了，你们留着用吧，我有钱。我主要是觉得我不大爱受人管，拿了国家的钱就很多事不好办，算了，既然我前期都没要国家一分钱，后期也不要。当时王忍之不好意思，他说象征性也得给一万块钱。我说你这一万块钱就给世界史所，他们不是出人了吗？你就给世界史所，你别给我。我们的进度非常快，1996年开始，基本上全都扑在这上面了，1999年就都完稿了。大概到2000年书就可以出版了，中宣部还拨了一笔钱给出版社，60万。当时出版社也找我，说这是给你的出版费用。我说我不要。
这套书多艰难，折腾了有六七年，到2002年才出版，涉及中国的都不让出。后来朝鲜战争那部分我就拿到台湾出了一个三卷本的《朝鲜战争：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我也搜集了好多，2015年出了一套中苏关系的档案，十二卷。后来又搞了一套美国情报局的档案，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务院情报司，那是2004年，“9·11事件”以后了。因为911这个事对他们刺激特别大，事先没人知道，2004年美国整顿情报系统，其中有一大批档案都是关于对华情报评估的报告。当时他们就想找中国学者来评判一下，这个事就交给威尔逊中心了，威尔逊中心当然就交给我了。还没解密呢，就先寄到中国来了，一大摞。我就分了，我、李丹慧、牛军、杨奎松，我们几个人每人分了一部分看，然后写论文，去美国参会。
现在至少这几所大学，像武大、南大、复旦、北大、南开、首师大，对档案的要求已经比较严格了。我来华师大以后，规定我们这儿的学生不用原始档案根本就不能开题，你就找档案去吧。这才是真正的史学。人家老说我揭露真相，其实不是，历史档案在那写着了嘛，过去不是按原始档案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