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一身臭汗，不知经受了多少次的挤压、碰撞，我好不容易提着皮箱从拥挤的登船人群中挣了出来，在船务室签了票后我进了三等舱。
这里既安静又舒适，全无通舱那种到处人满为患、拖儿带女大哭小呌的喧杂，不仅铺位整洁，外口甲板上和内口走廊里也空无一人，舱区两头门口各有个船员站在那里值班，四等以下乘客一律不让入内。
这是我第一次坐三等舱。按规定，大专院校学生在毕业分配去工作单位的途中享受干部差旅待遇，只要是干部，乘船最起码可坐三等舱，级别高的还可以住二等或头等。眼前舒适的环境不由使我有了一种感慨：不怪人们千方百计要当干部，同样是人，普通百姓就享受不到这种待遇。
一星期前，我从汉口机器学院人事处接到调令，通知部里已调我至杭州船舶机械专科学校工作。报到时间很宽裕，只要在9月2日之前赶到杭州即可，这意味着我有近两个月的暑假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四天前我从武汉乘船沿江而下第一站来到了九江，我要好的同学李永惠和王焕秀毕业后被分到九江仪表厂，这次我在他（她）们那里聚了三天。现在我又登上了江亚轮，下一站是我的故乡南京。
在甲板上刚站了一会船就开了。在重浊的气笛声中，船绕了个大圈子调过头后速度渐渐快了起来，随着九江码头远去，我开始思念起两位老同学来。三天以来他们用最好的饭菜款待了我，而临别时却怎么也不肯收下我丢给他们的三斤粮票，在这遍地饥荒的1960年，这可是难得的情份，即便是嫡亲同胞兄弟姊妹恐怕都很难做到。登船前夕，他们拉着我的手再三叮嘱我到了新单位一定要处处留神，汲取以前教训，千万要管好自己的咀巴，面对这种真诚的关切，一时令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今日一别，何时重逢？惆怅渐渐袭上了我的心头。
随着黄昏的临近，凉爽的江风很快拂走了身上的燥热，人感到了夏日少有的愜意。远方深黛色的群山在缓缓向后退去，极目处辽阔的江面在夕阳的映照下闪耀着亿万点金色的波光，不知为了什么，面对浩荡的大江我的心胸并未因之开朗起来，滚滚东流的江水反而令我产生了一种前景渺茫的隐忧。学生时代总算结束了，此一去等待我的不知将会是什么……。
船沿着航标驶入近岸航道时，岸边近处人家屋顶依稀可见的炊烟一下将我拉回了现实。这是二十来户人家的一个小村落，远处望去大都是些茅屋，每个屋顶上都竖着一根细细的烟囱，但经我仔细观察后发现只有三家在冒烟。那三条袅袅升起的乳白色炊烟一下引发了我的联想：二十多户人家，怎么只有三处在冒烟？旦不知其余的那些住户哪里去了？是断粮缺薪而难为无米之炊，还是举家外出各谋生路而人去屋空？即使烟囱冒烟的那三家，也不知他们的锅里在煮着什么，是米？是面？是杂粮？是野菜？是树叶草根？还是……。
喇叭里播放的晚餐开饭消息打断了我的遐想，一个湖北腔女播音员在反复通知乘客去餐厅就餐：凭船票每人一份，半斤全国粮票，两角钱。
按我设想，开饭时刻餐厅内一定人员爆滿，你争我抢，甚至相互打斗绝对难免。当我艰难地穿过那些挤坐在甲板走廊上散客们的腿脚走到餐厅时，果然如我所料，门口挤满了人，其中半大的孩子特别多。可当我好不容易挤进餐厅后却惊异地发现餐厅里面人却很少，只有二三十位乘客在坐，大半部分位子竟然都空着！我回头向餐厅门口的人群一看，一个个都在门槛外眼馋地盯着厅内就餐者，几个孩子双手捧着个空空的粗黑碗不时上下摆动，那动作分明是在乞讨，原来挤在门口的众人都是些等待施舍的乞讨者！
我拿着船票、粮票和钞票去发餐处买饭，一个胖子把我递过去的两角钱看也不看便随手甩进了饯盒，对我的半斤全国粮票却正反两靣反复检查了半天才放进另一个小铁盒子内。接着在我船票上盖了个印有“X月X日晚”字样的条形戳（表示晩餐己购），最后昂了昂下巴，示意我从旁边台子上自己动手端走己打好的的一份饭菜。
饭是用那种大号粗瓷碗盛的，地道的江西中熟糙米，堆尖一碗，份量看来倒挺足。另一碗盛的是水煮包菜，上靣飘着十来片指甲大的油渣，辣椒粉放了不少，満碗红通通的。那一份饭菜在近五十年后的今天，起码够我吃两天。
当我从发餐处端着饭莱经过门口走向饭桌时，门外那些空碗一齐朝我上下摇了起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老头，赤裸着上身跪在餐厅门外，不停地在门槛上咚咚地叩头，叩两三下就抬起脸，张口黑洞一样的咀哀求：“行行好吧！赏点剩饭，行行好吧！赏点剩饭！”一个十一二岁蓬头垢面的小女孩压在老头背上伸着个破碗上下拚命在摇。
还是在年初乘船时我就得知，这些乞讨者并不是市面上常见的专业乞丐，同我一样都是购票上船的乘客。照理说，他们每人都能凭船票买到一份饭菜，两角钱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个大数，关键是他们没有粮票。
因为他们大都是农民，而农民是领不到粮票的。即使变着法子能搞到点当地粮票，他们也无法换到全国粮票。按政策规定，只有城镇居民因公出差时才能凭出差证明到粮站换到全国粮票，而且定死每天只能换一斤。
同样是人，同样是乘客，然而在粮票面前，乘船的农民们只有挨饿的份。中国不同阶层老百姓的命运就是如此悬殊。
我硬着心肠拣了个角落坐了下来。才吃两口，一位高个子年轻乘客也端着饭莱坐到了我的桌对面，就座时他礼貌地对我笑了笑，我也微笑着朝他点了点头。这是位长相很帅气的青年，近一米八个头，白净的脸上架着一副玳瑁边眼镜，上身穿着件浆洗得挺括的米色衬衫，胸前别着武汉大学校黴。
很快我和他风扫残云般吃完了自已这份饭菜。这位大学生试探着问我：“不知再去买一份行不行？”我当即告诉他每人每餐规定只能买一份，你有再多的粮票也不行！大学生略带愤懑地自言自语起来：“这是哪一家的规定？怎么用自己的粮票买饭也要限制？”我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说实话，这份饭菜下肚后我也只有半饱，恨不得再来两份才过瘾，不过比起门边那些摇碗讨饭的，我们算是够幸运的了。
回到舱房后我去浴室冲了把澡，浴后沿着楼梯登上顶层来到了船头。整个船头甲板上空荡荡的，只有一个人倚着栏杆在乘凉，待我走到栏杆边时，发现他正是晚餐时同桌的大学生，他一下也认出了我。同是饭后无事的孤身旅客，于是我们很自然的攀谈了起来。
他是武大法律系的学生，今年正好毕业，分配留校任教，目前回镇江老家度暑假。同我一样，他也在九江待了三天，半年前他曾被安排到九江市中级法院实习过一段时间，这次顺路来九江拿法院补发给他的实习结论。
大学生挺健谈，扯了些一路见闻后主动跟我聊起了他在法院实习的那段生活。
他在实习期间被安排担任见习书记员，院方指定了刑庭的一位庭长作为他的指导老师。实习期间他跟着这位庭长老师办了好几件案子。按他的说法，这是他生平头一回亲身参与办案，感到非常新鲜，通过实际接触也首次领略了我国司法实践和法律条文之间的明显脱节。
在我21岁的生命旅程中，我还从没接触过法律工作者，他的专业和经历立刻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同所有初出茅芦的年轻人都会对逮捕、关押、判刑之类的情节感到神秘一样，出于好奇，我再三请他聊聊他所接触过的案子，最好能介绍一些大案要案，如果有判死刑的案子那就更好了。（那时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十年之后我自己居然也会成为反革命大案的要犯）
见我如此来劲，他想了想后朝我笑了一下：“好吧，既然你很想了解这方面的事，我这就讲一件杀人案给你听。”
我一听来了精神，当即拎了两把椅子让他和我坐了下来。
在讲述之前他告诉我，这起案子的被告前不久己被执行死刑，判决布告到现在还贴在法院门口公告栏窗里，因此案子本身不存在什么保密。不过此案的一些内情由于涉及到当前的一些敏感问题，肯定不适宜外传，他尽管不是正式办案者，但作为从头到尾都直接参与了审理并且清楚每个细节的见习人员，多少要负有一点保密义务，因此他再三希望我“只当故事听，别对其他人多说什么。”
我当即郑重地作了保证。
下靣的故事就是根据他当时叙述的内容写就。
尽管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在乃后的几十年中我也接触过不少刑事案件，但这起案件由于其案情的独特，这么多年来始终被我牢记。那位学法律的大学生不仅健谈，而且表述事物非常生动准确，我相信任何一个听他讲述过的人都会同我一样久久难以忘怀。
1960年3月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九江码头出口不远处一座小饭店内靠角落的一张桌旁贴墙坐着一个憔悴的中年汉子。汉子生有一张黝黑的脸，左眼里生有一小块浑浊的白瞖，从眼角明显的鱼尾纹和夹着白毛的一头灰发看，此人年龄当在五十上下，后来在查实他的身份之后才知道，他的实际年龄只有三十九岁。他上身穿着一件薄薄的再生劳动布旧棉袄，腰间勒了根麻绳，下面是条膝盖上打着补绽的军裤，脚上那双己绽出裂口的旧反毛皮鞋沾満了灰土。汉子脚旁的地上站着一只长方形木箱，里面竖放着一把斧子、一把刨子和几支木凿，木箱旁靠着一把锯子和一顶竹斗笠。显然，这人是个木匠，再根据他那身寒酸的衣著和相貌来判断，他似乎属于那种游走四方的农村木匠。
从下午两点多钟起他就独自一人坐在这里了，什么饭菜也没点，只是默默地盯着来往的顾客。这是个不起眼的小饭店，店堂只有五六张桌子，平时主要做码头来往客人的生意。经营品种也极简单，除供应馒头、烤饼、面条外，最考究的是份饭：一碗米饭，一盘炒菜外加一碗汤。这种小饭店的光顾者几乎全是些上船下船的劳苦大众，碰到什么也不买只是进来临时休息一下的过路人，饭店也不会驱赶他们，做码头生意的店家大都了解人生的艰难。
不过这个什么吃食也没点的木匠同那些临时进来歇歇脚的相比，其神情举止又大不一样。每当有客坐下就餐，他的目光总是一直围着就餐客人的碗打转，等到客人起身准备离开时，他会立即过去察看客人刚刚用过的碗里有没有剩下点什么。
几个小时以来他己记不清这种情况发生过多少次了，可几乎每次发现那些碗里，盆里，碟子里都是空空如也，有的甚至干净到用舌头都舔不出味道的地步。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希望落空，木匠脸上越来越明显地露出了痛苦和焦虑不安，到外面天色开始晦暗的时候，他那紧锁双眉下面的眼中闪出了一种望之生畏的寒光，特别是那只有白瞖的眼睛，单看起来简直使人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整整两天了，到现在他还没吃过一顿饭。昨天这时候肚子还会咕咕叫，从今早起它们却沉默了，这会他只感到胃里有一只长着长长指甲的手在剐，整个腹腔里弥漫着火烧火燎的灼痛。一小时前，他总算有了整个下午唯一的一次机会———两个女人吃完面条后剩了一点汤，当他喝了那点可怜的剩汤后，饥饿不仅毫未平息，汤里靣酱油的味道反而更加刺激了他越来越疯狂的食欲。
柜窗里陈列的那些再也普通不过的馒头、烤饼，此时在强烈地诱惑着他的每一根神经。鼻子，眼睛，舌头，甚至皮肤，甚至每一个细胞，早就透过密封的玻璃感受到了食物特有的香味。那香味象兴奋剂一样折磨得他要发狂，他渐渐感到全身的血正在朝头部涌，眼球在发涨，耳内在轰鸣，这些难受的感觉陡然间在他大脑中化成了一个念头：管他妈的B，抢它狗日的吃了再说！
那些散发着香味的东西离他只有几步之遥，冲过去一斧头就可以砸碎玻璃吃到它们，那码成三角形的一堆馒头，他一分钟就可以全部吞下去，那些烤饼，还有那桶内的米饭，他一口气全都能吃下去！他能吃的一点不剩！他微微弯下腰，悄悄伸手从工具箱内抽出了斧子。
当他抬身之前定眼朝柜台那边望去时却猛然惊住了———他分明看到柜台后面正坐着两个强壮的年轻伙计，更糟糕的是，离他们手边尺把远的案板上，正躺着两把明晃晃的菜刀。看来，所有饭店在这灾荒年头都保持着高度警惕，尤其临近夜晚更加注意防范。
他放囬斧子又颓然坐了下来。
四年前，当他在湖北武穴（注：现在可能改名鄂洲了）一带四处干木匠活时日子过的挺舒心，吃喝住宿都由主家包，完工后还能拿到一份工钱。尽管老婆是个跛脚，又有三个孩子，一家五口倒也过的下去。后来一家街道小工厂聘用了他，每月五十多元收入，这使他的生活更趋稳定。唯一不便的是每月要从家中扛米到单位換粮票，时间一长倒也习惯了。
好日子一直到去年年底到了头。先是小工厂由于被兼并不得不辞退了他，经他再三恳求才同意他再干段日子，接着普及全国的灾荒使他九江郊区农村的老家整村断粮，他再也拿不到一粒米外出换粮票。不久前中央又下来了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政策，工矿企业普遍紧缩编制，小工厂无法再留他，他只得背着木匠工具箱走出那家待了三年的单位。他曾试图再度到农村挨家挨户去找木工活干，但很快发现农村早已今非昔比，饿得奄奄待毙的农民，这时谁家还会需要木匠？他不得不回了老家。刚刚跨进家门，老婆就哭着说家中早就断粮多日，他将身上仅有的一点钱托人买了些黑市杂粮，混着野菜煮成稀粥凑合了一段日子。
春节刚过几天，最后的半碗杂粮终于吃完了，全家只能靠苦涩的野菜来度日。冬天还没结束，野菜是那样难挖，他満山遍野跑一天才能勉强让全家老小每人一碗。最令他难受的是才一岁半的小儿子偏偏又得了种怪病，吃什么拉什么，一碗野菜下去，半个钟头不到就会拉出一滩墨绿色的粘水，然后就是没完没了的啼哭。由于极度虚弱，那啼哭实际上只是象初生的耗子一样在吱吱地哼……。
几天前他背起木工箱再次走出了家门。作为男人，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他实在无法再忍受妻子儿女那种在饥饿中挣扎的惨状。临出门那一刻他发了狠心，这次无论如何要搞点粮票回来，冥冥之中他似乎相信总能找到一点机会，天无绝人之路，总不能眼看全家待在一起饿死吧。
前天他幸运地在九江市郊区一家饭店找到了一点活计。那饭店在夜间被人破门而入，幸好打烊之前已藏好所有能吃的东西，结果什么都没遭偷，只有门板被撬得一塌糊涂。木匠耗去大半天时间修好了那些门板，完工报酬是一钵米饭外加管够的咸菜豆腐汤，这算是他好久以来最丰盛的一顿饭，但自打那之后他再也没找到任何活干，当然，他也再没吃过任何东西，到现在为止两天已经过去了。
天渐渐黑了下来，有三四个客人陆续进了饭店。其中有个戴旧呢帽的看起来似乎有些与众不同，来人高挑身材，鼻子上架副眼镜，肩上挎个布包，从模样看有点象个文人，但脚上那双褪了色的旧解放鞋又使人很难判断其真实身份。眼镜进入饭店后先朝收银处旁小黑板上写的供应内容看了一会，接着又走近食品柜窗扫了一眼，最后站到收银处旁掏钱买票。
眼镜掏粮票掏钱的动作引起了木匠的注意。
下午以来木匠己观察过好多客人买票的过程，绝大多数人买票前都是谨慎小心地掏出钱包或布包，从中夹出一张粮票，仔细地用手指搓一下，生怕两张混为一张，确定不会有错后才会递给售票员；遇到找零时，个个都会非常认真地辨认那些皱巴巴的小面额零碎粮票后才小心翼翼地藏好。有的人粮票用布裹得严严实实，左一层右一层忙活半天才能打开，木匠看了都有点为之着急。
然而这个戴眼镜掏票的动作完全不同于常人！干净，利落，甚至可以称的上极有派头。只见他解开兰色旧中山装胸前的一粒钮扣，右手探入内袋，眨眼之间就摸出了一张一斤面额的全国粮票，然后看也不看放在了售票员的面前：“来份米饭，麻烦稍微快点！”
从解钮扣到掏粮票，从掏粮票到交粮票，全全后后眼镜只用了几秒钟。掏钱的速度倒是慢了些，从屁股后靣口袋掏出所有杂物翻了一会才拣出几张毛票。
这一切都映入了木匠的眼帘。
木匠的思维并不缺乏逻辑。在那个粮票赛过生命的年代，任何一个正常人在购买食物时总会有一个理性的习惯：能付零粮票的尽量付零粮票，只有零粮票不够时，才会用整粮票去找零。可这眼镜一出手就是整斤的全国粮票，掏粮票那么干脆，交粮票时又那样毫不在意，这说明什么呢？这只能说明眼镜内衣口袋里装着的全是整斤的全国粮票，而且数量肯定不在少数！
他早就听说过城里有不少专门倒卖粮票的黑市贩子，这些有来头的家伙动不动就是成百上千斤的买卖，他们一笔生意大概起码够木匠一家五口吃一年。别看眼前这个戴眼镜的外表并不惊人，从他的行动举止看，十有八九就是干这种黑心买卖的角色，在他那贴胸的口袋里，肯定藏着数量可观的全国粮票。前些时候他们大队会计因为贪污被警车带走了，抄家时搜出了几千斤粮票，那些捆得整整齐齐一叠叠的粮票叫村上人看呆了，眼前这戴眼镜口袋里的粮票也许没那么多，但几百，至少几十总该有吧！有了它们，自已全家五口的性命马上就会有救了。想到这里，小儿子耗子般吱吱的哭声又在木匠耳畔响了起来。
眼镜正在吃饭，但木匠这时对眼镜的饭碗已不再注意，他只死死盯着眼镜的胸口看，那里明显凸出一块，不用说肯定是里面口袋中粮票撑的。他开始按木匠估料的眼光算计那些粮票大概会有多少。
眼镜很快吃完了饭，随即起身走出了饭店。目光一直紧随眼镜的木匠，背起木工工具箱跟了出去。
这是个寒冷的春天夜晚，清冷的月光使空荡的街道加倍显得冷清。嗖嗖地寒风朝人颈子里直钻，可此时的木匠却全然感觉不到，刚刚不久前那种极度饥饿造成的腹痛，这时竟然也奇迹般地消失了，寒冷和饥饿已再不能威胁他，他全身的感觉都被前方五六十米开外那人吸引过去了。现时他最担心的是眼镜会从视线中突然消失，那样一来，一切希望就会落空，他就会失去搞到粮票的唯一机会，他会饿死，家中翘首以待等他带粮票囬去的妻儿也会饿死，全家五口的生死，就看能不能在眼镜身上搞到那些救命的粮票了。幸好，眼镜始终在前面不紧不慢地走着。
不知走了多少时间，街道两边的建筑越来越少，路上已经看不到行人，绕过一亇大湖后，路面陡然变窄，这里已经是郊区。又向前行了一段后，道路两边出现了荒凉的田野，路灯早不知何时就已消失，月光将灌浆路照得一片苍白，前方眼镜高高的身驱后面拖曳的黑影，在路面上显得格外分明。木匠加快了步伐，同时从木工箱内抽出了斧子。
四十米，三十米，二十米，十米，五米，随着距离的缩短，木匠的脚步越来越快也越来越轻，只有半步之遥那一刹那，木匠双手握着斧子照准眼镜后脑狠狠劈了下去。
眼镜哼都没哼噗咚一声倒了下去。据木匠后来交待说，眼镜倒地之后右腿只是蹬了两下就再没动过，正因如此，木匠没有补第二下。
写到这里，可能有读者会提出疑问：按通常犯罪心理分析，罪犯在实施行凶杀人前，出于对法律的畏惧或良心的拷问，多少总会有一个思想斗争的过程，但是本文在描述这起凶案过程中对此却只字未提，这究竟是笔者行文的疏漏或是另有其它用意？
对此我可以负责地回答：两者都不是。当时的情况确实就如上面所叙述的那样，杀人的过程既简单，又直接。
那位武大学生在谈到案件审理过程中的细节时提到了这点。公安、检察和法院三家在提审讯木匠时，都再三盘问过木匠在杀人前是怎么想的，特别是在尾随眼镜那段不算短的时间里，有没有考虑过行凶杀人、抢劫财物的后果？当时思想上是否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木匠对这类问题的答复始终是“没有”。大学生仔细地看过那些审讯记录，他发现木匠在公检法三家的口供几乎惊人的一致：“当时我只想要搞到那些粮票，只想到有了那些粮票我们一家就能活下去，当时我就想到这些，别的什么都没想过。”
于是我们只能这样设想：在1960年3月那个月光皎洁的寒夜，木匠的大脑中除了粮票之外已经别无它物，犯罪，杀人，判刑，枪毙，这些常人提起无不为之色变的可怕概念，己挤不进木匠那被粮票塞满了的大脑空间。
当粮票的价值超出生命的价值时，杀人就那么简单！
接下来的一幕不仅出乎木匠的意料，出乎我本人的意料，大约也出乎所有看到此处各位朋友的意料，当木匠解开眼镜衣服搜遍全身后，发现眼镜所有的家当只有半斤粮票外加一元多钱，而那半斤粮票正是在饭店买饭时找囬的那张，由于贴胸收藏，上面还带着眼镜残留的体温。
除了这点可怜的财产外，眼镜左胸内袋里确实有挺厚的一样东西，不过那并不是厚厚的一叠粮票，而是一本精致的袖珍影集！
打开一看，扉页是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的合照，再往后翻时，一张带格子的字纸落了下来，月光下那纸上的字不好细认，只有题头“释放证明”几个大字很清楚，最下方盖着一个圆圆的章印。
难怪眼镜的左胸部位凸了出来，原来秘密在于内袋里的那本影集。上千张一斤的粮票叠起来有半寸多厚，同样半寸多厚的东西也可能是一本影集。
难怪眼镜掏粮票会那么干脆，那么快捷，原来他贴胸口袋里除了影集之外只有独独一张粮票。
人们从盛放多个相同元素的器皿中随意抽取一个元素时，一定会很快很方便，这是因为所有元素完全一样而不必选择；人们从只盛放1个元素的器皿中取出这个元素时那将更快捷，因为仅此一个根本别无选择。木匠的直线思维方式只想到了前面一种情况，恰恰忘记了后面的情况同样可能存在。
终于明白真相的木匠仰天惨叫一声“天哪！”之后，双手揪着头发在眼镜身旁混合着脑浆的血泊中跪了下来。
两小时后，他提着那柄沾着血迹的斧头敲开了最近一处公安派出所值班室的门。睡眼惺忪的值班警察望着眼前跪在地上浑身是血的自首者一下惊呆了，赶忙拉响警笛叫醒了弟兄们，二十分钟后一齐押着木匠赶到了现场。
预审、批捕、起诉都进行得很顺利，直到起诉阶段木匠才从检察员口中得知受害人的情况。眼镜是个右派，被害前几天才从汉口某劳改工厂劳教期満，劳教单位考虑到眼镜家中有一长期卧病在床的老母，破例没让他留厂就业准予释放囬家。影集第一页照片上的女人和孩子，那是他离婚的妻子和带走的一双儿女。可怜的眼镜遇害之处，离自已家仅仅一里路多点。
木匠听到这些后只是茫然地望着天花板不断喃喃自语：“我该枪毙，我该枪毙……”
刑一庭庭长亲自主审了此案。这位庭长是个孝子，已从教师岗位上退休的母亲得知这起为了半斤粮票而杀人的案子后，曾示意儿子能否刀下留人，但庭长在母亲面前始终没表态。
开庭前，庭长认真仔细分析了案情并亲自提审了被告。事实，证据，定性，程序，这些判决的要素都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在量刑环节上庭长陷入了沉思。
被告出于极度饥饿的折磨，出于连身五口免遭饿死的担心，其犯罪动机毕竟源自活命之需，由此看来，确有可悯之处；再说，被告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又较好，按法律规定，多少具备了一定的从轻条件。另外，开庭前与检方交换看法时，从公诉人的口气中似乎对被告在某种程度上也怀有一定同情，如果法庭从轻判决，检方当不至于提出抗诉。综合这些因素，庭长曾多次考虑能否笔下留情给被告留条活命。
但庭长又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考虑。
被告为了非法占有他人赖以活命的粮票，不惜危害他人性命实施杀人，性质恶劣，手段残忍，且影响极坏，如不判决极刑，实为天理国法所不容。被告杀人后虽能主动投案，但自首情节并非量刑时从轻或减轻的法定要件，综合分析被告犯罪的情节、性质和社会影响，确实又不能对被告从轻处罚。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当前饥饿灾荒遍及全国，任何为抢粮票而杀人的事件都会造成极坏的政治影响，这种罪犯如果不杀，法院势必会遭受来自各方面的强大压力。
衡量再三之后，后一种理由终于占了上风。开庭的当天，庭长在合议达成的死刑判决文本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木匠接到死刑判决后没有上诉。庭长在上诉期即将结束的第九天亲自到看守所最后一次提审了木匠，再次当面告知了木匠上诉的权力，但木匠只是一味摇头不语。当反复问他为什么不上诉时，木匠默然良久后凄然答道：“我真的该死，我对不起那个戴眼镜的。”武大学生跟随庭长参加了这次最后提审，囬来的路上庭长对他发了不少感慨，其中有句话意味特别深长：“人，活的真不容易啊！”
二十天后，木匠被执行了死刑。大学生随同法院和检察院人员亲眼目睹了全部过程。
那天上午九点，木匠拖着大镣走出号子后被带进了一间看守值班室，屋内中间地面上放着滿滿一脸盆米饭，一盆漂着厚厚一层油的鸡蛋汤，饭上挿着一把木勺。一位看守盯着木匠的脸说：“这是法院领导亲自关照特意为你做的，坐下吃吧，吃饱！”木匠坐在地上神情木然地抓起木勺开始喝汤，两口汤进肚后，木匠眼中滚下了泪珠，突然间，木匠一下爬转身子跪在了所有执行人员面前哽咽着求了起来：“求求政府领导做做好事，把这盆米饭转交给我老婆和我小孩吧！您们就譬如是我吃了好不好？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了……”说毕不停地叩起头来。
所有在场的人一下都怔住了。
在他们多年的执法生涯中，临刑前哭的，闹的，叩头恳求饶命的，吓瘫在地的，以及有其它各种怪异举止的死刑犯见过不算少了，但是苦苦哀求把自己临死前最后一顿饭省给亲属的这倒是头一次遇到！
在场者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后来还是一个快要退休的老看守一把止住了木匠，叫他不要如此，要他先把饭吃了再说。老看守向他保证，等他老婆来取东西时，一定让她另外带一脸盆米饭囬去。木匠一听哭着说：“不用不用，有这盆就够了，有这盆就够了。”
除了刚开始喝了几口汤外，木匠始终没动一粒米饭，无论怎么劝都没用。最后看守们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
当执行之前庭长按法定程序问他还有什么遗言时，木匠摇摇头说没有什么要讲的了，只是请领导们说话算话，一定把他没舍得动的一盆米饭交给他老婆。一脸严粛的庭长神情软了下来，和蔼地朝木匠点了点头，然后用笔记在了一个黑色封皮本子上。
木匠死后的第二天，由庭长带头发起了一场小范围的募捐。庭长，庭长母亲，大学生，几位刑庭法官，各人捐了些粮票出来。检察院两位公诉检察官闻讯后也各送来了半斤粮票，最后共得粮票六斤七两，庭长又掏出三两凑成了七斤。
三天后是星期天，庭长和大学生骑了近三小时自行车找到了木匠家，把七斤粮票交到了木匠老婆手上。这次庭长破例对当事人的亲属说了谎，一本正经地告诉瘸腿女人这些粮票是木匠留下来的，他们只是例行公事来此送交家属。按规定法院送交死者遗物时必须要收件的家属签字，可庭长自始至终没提这点，木匠老婆当然不懂得这些规矩，因而也就永远不知道这七斤粮票的真正来历。她做梦也没想到，这七斤粮票正是那些判他男人死刑的法官和检察官们从牙缝中硬省下来救济她的。
临走前大学生从木匠老婆口中了解到，木匠枪毙的当晚公社来人通知了她，顺便把木匠生前那个木工工具箱带给了她，同时特地告诉她那把斧头作为凶器已被没收。当问及她那个小儿子的病是否好些时，她哭着说孩子早在木匠进看守所的第二天就死掉了。
故事结束时已快到深夜了，讲者和听者一时间似乎都没来的及从这起不幸的案件中走出来，我们坐在那里沉默了好久，耳边只有船首犁开江水时规律的哗哗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