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年来，“一个黑人、一个女人和一个老人”的竞选吸引了世人的眼球，现在，这场大剧终于落幕了，黑人获胜，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对于旁观者来说，第一个黑人总统或者第一个女人总统，显然比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总统更有看点。选举结果表明，美国选民与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想法是吻合的，推选“新人”作代表的民主党全面压倒了把希望寄托在“老人”身上的共和党。
很多人把奥巴马视为“肯尼迪第二”、“黑皮肤的肯尼迪”。除了同样的年轻、英俊、哈佛毕业、呼唤“变革”，奥巴马与肯尼迪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他们都是少数人群出身，肯尼迪是美国第一个天主教徒总统（大多数美国人是新教徒，上一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也是天主教徒，本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有力竞争者罗姆尼是摩门教徒）。这说明，美国民主已经远离“多数人暴政”、“多数人垄断”，是名副其实的宪政民主、自由民主；美国公民（国民）的身份超越族裔、宗教的身份，这正是哈贝马斯所谓“宪法爱国主义”的真谛。麦凯恩在承认竞选失败的演讲中说：“在这场持久而且艰难的竞选活动中，他（奥巴马）的成功赢得了我对他能力和毅力的尊敬。但是更让我赞赏的是，他激起了数以亿计的美国人民的希望。……美国为所有勤奋并愿意抓住机会的人提供了机会。……再也没有比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当选美国总统更能证明这一点了。我们要让所有的美国人都没有理由不珍视他们的国民身份，珍视这个地球上最伟大国家的国民身份。”
小布什执政八年以来，美国的国际形象严重恶化。小布什把西部牛仔作风应用于外交，悍然退出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不通过安理会批准就发动伊拉克战争，得罪了美国的许多传统盟友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而美国大兵陷身于伊拉克泥潭，既不能速胜，又不能撤出，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又趁机死灰复燃。最近几个月，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各国，并且危及到全球实体经济。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选一个黑人当总统，换一个党上台执政，竟然使全世界的人对美国的观感焕然一新。不论是在奥巴马的祖籍肯尼亚、他曾度过童年的印度尼西亚，还是在与美国有盟友关系的发达国家，都出现一片欢呼声浪，连美国的宿敌伊朗总统内贾德也给奥巴马发来贺信，这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领导人首次向美国当选总统表示祝贺。所有这些，都显示了民主政体的软实力与自我更新的内在活力。奥巴马在获胜后的演说中称：“对那些怀疑美国的灯塔是否还在闪耀的人，今夜我们再次证明，美国真正的力量不是来自武器的威力，也不是来自财富的多寡，而是来自我们的信念的持久的力量：民主、自由、机会和永不放弃的希望。”不管他将来会怎样做，仅仅是这些言辞，就让天涯海角各种肤色的人感到振奋不已。
意识形态挂帅，驴象各执一端，党人冥顽不化，政客互相拆台，这是一些人想象中的美国两党制弊端，而不是其运行的真相。事实上，美国的两党政治，既有意识形态的灵活性，又有政策的延续性，还有在面临危机时的举国体制。众所周知，共和党总统林肯签署了黑奴《解放宣言》，民主党总统约翰逊签署了《民权法案》，这是两党为消除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作出的两大关键性贡献。美国的政党并没有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民主党曾是南方蓄奴州的政治代言人，现在，90%以上的非洲裔美国人却选择投民主党的票。美国的基本国策也不会因为政党轮替而轻易动摇。民主党总统杜鲁门执政期间，制定了一系列医疗保险、充分就业和工会权利保障的立法措施，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上台后，不仅没有把它们推翻，反而给予了进一步的推动。当美国面临战争和危机的时候，两党制也不会妨碍举国团结一致格局的形成。在二战期间，民主党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成为历史上惟一的连续四次当选的美国总统；在“9.11”事件后，美国国会给予了共和党的小布什总统以充分的授权。
我们很难说是民主党更“好”还是共和党更“进步”，当然也不能说哪一个党“伟（大）光（荣）正（确）”、“三个代表（始终代表美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美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美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纵观美国历史，两党都有不可泯灭的功劳。19世纪最受好评的总统是共和党的林肯，20世纪最受好评的总统是民主党的肯尼迪，这是多少次民意测验的定论。在共和党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执政期间，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垄断资本的反托拉斯举措，进步主义运动达到高潮。在民主党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推行了“新政”、“公平施政”、“新边疆”、“伟大社会”施政纲领，奠定了美国福利社会的基础。共和党的里根总统领导美国摆脱经济“滞涨”，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则把美国带进了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新经济”。民主党的总统兼总司令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统领全国军民打胜了两次世界大战。共和党的总统兼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尼克松、里根、老布什，把美国拖出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泥坑，取得了四十多年冷战的最终胜利。不是哪一个政党，而恰恰是两党竞争制度，成为推动美国社会持续进步的引擎。
根据传统的民主理论，民主就是“主权在民”，就是“多数统治”。波普指出，这里存在一个“民主的悖论”。柏拉图早就诘问，假如人民的意愿是他们不应当统治，而应由专制君主来统治，将会怎么样？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马克思说，1851年12月20日和21日的大选把第二个波拿巴推上西奈山，不是让他去接受法律，而是为了让他去颁布法律；阿克顿说，那项需要有四分之三多数的法律竟使路易•拿破仑本人成为皇帝。正是选举和表决中的“多数统治”，埋葬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迎来了“作为笑剧出现”的波拿巴帝国。类似的情况在80年后的德国再次上演。1932年7月，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在大选中获得37%的选票，在国会608个席位中占据233席，成为德国第一大党。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总统“按照完全合乎宪法的方式把总理一职的重任委诸阿道夫•希特勒”。1933年3月23日，国会以444票（纳粹党人占288票）对99票通过《权力授予法案》，达到了宪法要求的三分之二多数，把独裁、专制的权力拱手交给了希特勒。这两个事例，是对“民主的悖论”——以民主的方式取消民主，按照多数人的意志拥立“一个人的统治”——的历史注释。
为了避免出现上述的悖论，波普对传统的民主学说进行了新的诠释。他说：“我心中的这个学说并不出自所谓多数统治固有的善良和正当，而是出自专制的卑劣；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基于如下的决定或采纳如下的建议：要避免和反抗专制。我们可以区分两种类型的政府。第一种类型所包括的政府是可以不采取流血的办法而采取例如普选的办法来更换的那些政府；这就是说，社会建构提供一些手段使被统治者可以罢免统治者，而社会传统又保证这些建构不容易被当权者所破坏。第二种类型所包括的政府是被统治者若不通过成功的革命就不能加以更换的那些政府——这就是说，它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根本不能除掉的。我建议，‘民主’这个词是第一种类型的简略代号，而‘专制’或‘独裁’是第二种类型的简略代号。”两党制或者多党制，就是一种经过历史反复检验的“避免和反抗专制”的社会建构。
除了“民主的悖论”，历史上更多出现“多数的谬误”。在1930年代，欧美国家的多数民意都支持“关税壁垒”政策，现在我们知道，正是这种政策加剧了世界经济危机。在1960年代初期，美国的多数民意支持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卷入越南战争的政策，到了196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根据波普的试错法或批判理性主义，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可确证的真理，正确的意见也不是经常掌握在多数人手里，历史的进步是“走一步，看一步”的探索过程，是不断试验和纠错的演进过程。“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信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和“某国事业领导核心”自许的一个政党，不如依靠能够保障“试验—纠错”程序顺利进行的一种机制。
一党专政以及一党独大的政体，会出现两方面的弊端。当党内缺乏政治强人的时候，常常缺乏社会试验的动力，在需要政治决策的时候无所作为。当党内出现超级政治强人的时候，常常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偏听偏信，喜怒无常”，无视实践检验的结果，“一条道走到黑”。
在一党专政以及一党独大的政体中，政党丧失了利益整合、政策筛选、民众动员的功能，成为单纯的官员输送的管道。譬如在日本，国会议员不需要经过激烈的竞选，常常由世家子弟轻而易举地继承了父兄的席位，他们在政治上是非常无能的，往往沦为行政官僚的傀儡。日本政府的实质性决策，通常是由各部常务次长以下的中级官员很随意地制定。在实行赶超战略的时候，行政官员尚能够以美国为榜样，制定出相当漂亮的发展计划；而当日本的人均GDP超过美国以后，以模仿为能事的行政官员就失去了政治方向。日本在经过多年的经济停滞和政治彷徨后，开始呼唤“政治家”，呼唤“两党制”。中国现在的情况也很相似。当“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需要有较大幅度的政策调整和体制更新时，人们发现，政坛上多是维护现有系统运行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却没有勇于制度创新和承担个人责任的“发明家”和“总设计师”。在美国两党制的政体下，通过大选同时赢得总统职位和国会多数席位的政党，就能够在多数民意的授权下展开新的社会试验。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即将出任奥巴马白宫办公厅主任的拉姆-伊曼纽尔称，除了近期的应急刺激经济一揽子方案，奥巴马还计划推动全面的社会和经济改革措施，不排除采用“重磅”手段。奥巴马当选后在电台发表的首次演讲中说：“我们无法承受在我竞选时确定的关键优先事务上停步不前的代价，关键优先事务包括干净的能源、医疗、教育、为中产家庭的减税措施。我们也需要向中产阶级提供一个营救计划，这个计划包括提供投资以创造工作岗位，向那些收入减少、存款消失的家庭提供帮助。”自然，如果他采用的“重磅”手段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不用等到下一次大选，两年后的中期选举，就会受到报应。
刘少奇曾不止一次地说：我们做工作就像是坐飞机飞往莫斯科一样，总是一左一右地去做。有一个时期“左”一下，有一个时期“右”一下，是必要的。有人说，我们常常是“左”一下右一下，当然，最好是不“左”不右，常常是正确的。可是实际上没有哪件事能绝对正确，你不“左”一下右一下怎么办？只是“左”和右不要超过范围。他的这种说法与波普的“试错法”是一致的。但是，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一党专政体制下，却是无法付诸实践的。毛泽东“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针，到1959年初，就以全国许多地方大面积浮肿和饿死人的方式，得到“证伪”。本来庐山会议是要反左的，因为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就变成了反右。到1962年，全国已经有三千多万人饿死，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说了一句：“左了这么多年，这回我们右一下吧。”就被毛泽东记了仇，导致了他几年后的杀身之祸。阿玛蒂亚•森在对比了1949年以后印度没有发生过大饥荒而中国却发生了大饥荒的事实后指出：大饥饿的本质原因是公共行为的失误，具体而言，即是专制体制以及该体制下的民众权力的丧失。毛泽东在文革中搞极左路线，天怒人怨，周恩来在1972年就想要纠偏，邓小平在1975年再次试图纠偏，结果都没有成功，一直等到毛泽东死后，才得以拨乱反正。一党专政的体制极端缺乏自我纠错的能力。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国内外政策上的错误，都是在国人吃尽苦头，始作俑者见上帝之后，才得到纠正。
所谓“民主是个好东西”，并不意味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只是说它是对各种政策进行“可控社会试验”的有效机制。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政策，就长期坚持下去；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政策，就迅速予以纠正。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以普选方式和平地更换政府，是当代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
2008.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