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秋风。这个题目是冯兴元起的，我一般擅长讲微观问题，讲故事之类的，这个问题因为是非常宏观的问题，刚才冯兴元已经列了一些清单，包括他的经验与相关的措施，后面也会列一些相关的清单，肯定会有很多遗漏的，我先讲一个故事。
大家知道中国有很多地方很发达，现在发达到已经不可思议的地步，最典型的例子是义乌，我已经去过三次了，每次去都有很大的收获，义乌人在浙江人眼里是干什么的呢？最早的时候没有地，地很少都是丘陵地区，最早是挑着担子在浙江地域范围内跑来跑去，因为中国小孩子没有什么吃的，当时喜欢吃糖，那个时候还用糖票。义乌人发现有这样的有效需求，他们挑着担子把麦子做成麦芽糖，卖给乡下的小孩，可是乡下的小孩他们没有钱，怎么办呢？乡下小孩喜欢穿塑料鞋坏了又没有好用的，就给他，还有牙膏皮可以回收的，破塑料鞋和牙膏皮就充当了货币，也是物资回收，这是很辛苦的。这个担子挑着挑着他们发现如果放在本地也是会有人去买的，因为市场规模扩大了，刚开始政府认为这是投机倒把总是打击，义乌人总是想出很多逃避政府打击的办法。后来政府觉悟了：这帮人看着是投机倒把但是解决了很多问题，80年代初改变主意了，能否搞一个市场？把这些人弄到市场，后来一个市场不够搞了好几个市场，发展到现在义乌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国际商贸城，义乌这个地方没有户口优势，什么叫户口就是在那个地方登记能够享受当地的福利，义乌没有什么福利，但是吸引了大量的人才过去，吸引人才因为户口没有什么限制，不会吸引博士去，也不会吸引硕士去，也不会吸引中高级职称，全世界去的不是必须是外国专家才可以落户，结果吸引了一百多万人，是商业机会把他们吸引过去的，是更好的生存环境和投资环境把他们吸引过去的。义乌人一下子颠覆了很多理念，比如“农村户口是没有用的”，在义乌现在看来农村户口是最有用的，你要非转农比登天还难，因为非转农的话有一个宅基地，宅基地大约就值200万人民币，还不包括其他方面的收益，如果有土地做一些开发，会有土地入股，每个月有红利可分。义乌的经验发现我们原来的计划经济把城市户口当做吸引人才，通过政策建立的寻租机会变成去吸引人才，吸引投资，以此来发展本地经济的政策，实际上都是无效的。但义乌恰恰是有一项政策，不管学位多高，不管什么肤色，不管会说什么语言，只要给当地能够带来投资机会，发展的机会，在当地都可以找到立足之地，而且还可以得到更好的服务。
这使我们思考中国发展面临什么问题，面临什么挑战，新的思维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政策清单。根据这个小故事我们看中国发展的经验是什么？第一，是自由的增进，给人以更多的自由，比如消费自由，吃糖要糖票，吃粮食要粮票，现在都没有了。更多的是迁徙自由，原来是哪住就有户籍，后来凭身份证可以到全国闯荡，可以住在外地既使是没有户口。还有个人发展的自由，大学毕业生有择业的自由，农民以前种地，现在的农民不种地了。过去农民种地要交公粮，现在不交了还可以拿补贴，现在的农民不种菜，自己买菜吃，现在已经不是农民了。现在大学生就业难，但是如果恢复到80年代，只要没有工作政府都分配一个，而且是强制的，你要选择分配工作呢，还是愿意自己找工作呢？我想大多数人都喜欢自己找工作。更重要的是不仅给人自由，给经济资源以更多的自由，各种各样资源开发的自由，私人企业资本方面的自由，自由的增进是中国发展的根源。义乌的政府管制是相对比较少的地方，尤其是对人才的管制，对经济资源的管制，对企业的管制是最少的，所以发展是最快的。应该说是中国县级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奇迹。
第二，农村经济改革是普遍的，农业的产权和经营自由，城市也是一样的，城市经济有更多的发展自主权，我们看到不同的城市有自己的发展选择，包括社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各方面发展，包括有限政府、政府职能转变，公共管理以及服务型政府，法制政府，阳光政府，责任政府，政绩考核制度，冯兴元讲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由政绩考核制度推动的，刚开始是无序竞争，搞贸易保护主义，有的时候为了当地经济发展出台一些比较奇怪的政策，比如有一个县要求本地各级政府以及机关必须买本地烟，或者喝酒必须喝本地酒，用意倒是没错，但鼓励政策公款消费买烟买酒的确是很大的问题，这也是政绩考核逼出来的。还有各级政府本身的任期制，选举制，监督制，包括个人权利方面的进展。发展的问题也不是没有，问题和挑战至少有很多方面，比如人是自由了，但是户籍制度一直有很强的生命力，北京和上海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户口，上海有居留证，北京有暂住证，浙江外地人口有两三千万，这些人获得了在身份证制度条件下的自由，但是在户籍制度下并没有获得自由。这些人已经不受户籍所在地人的管辖，因为户籍在那个地方，要结婚，要出国，孩子要上学，其他需要出示户口本的时候必须到老家跑一趟，甚至身份证丢了都要回老家补办，不能异地办理，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管理成本，是没有必要的，很多的交通资源本来就不发达，有那么多人在路上跑，或者是邮递还可能丢失会增加各种各样的成本。
资源。包括环境资源，土地资源，环境资源是通过排污费收归国有，资源排点污我就收钱，北京最近谣传出台对汽车尾气收排污费，有专家建议对我们鼻子里面的气收排污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空气本来是大家的，现在通过收排污费收归国有。包括水，地下水可以抽的，但是现在要收资源损耗费，地下水抽取费，也是收归国有的。当然可能解决一些问题，但通过这样的方法加强税收，而不是通过自主治理，市场的方法，让资源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利用，而是通过行政管制和征税的办法，实际上是让资源退出市场，而不是进入市场。至少是从市场里面汲取本来可以用于发展的资本，包括择业自由，我们的消费投资，宏观调控非常大的影响了各种各样的选择。秋风最近在阳光电视做节目，我听内部消息秋风有一个观点我非常的赞同，家电下乡相当于出口退税13%，家电下乡降价也是13%，我们把农民当外国人使，老外不买了让农民买，农民没有钱的，为了这个13%的补贴苏宁和国美发财了，农民到底有没有发财？实际上这更多的是一个营销的手段，包括发消费券都相当于退税的做法，退税肯定是好事，但是扭曲每个人的消费选择，扭曲每个人的投资选择，一旦出现这个扭曲对资源的配置是非常不利的。包括社会自由，自治和政治自由，实际上是一个边缘化的趋势，包括资本自由。金融危机很多人说中国资本幸亏没有自由，幸亏管制了，但是如果没有资本自由，中国永远会处于必须引进资本的国家。招商引资永远停止不了，你要资本输出肯定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把资本输出当做资本外逃，当资本非正常的流入当做是干扰市场，只有通过政府招商引资来的资本，跟权力发生关系的资本，才是发展的资本，这样一下子会把因自由流入和流出的资本，当做是干扰市场经济的资本，这是对整个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利的。包括企业也是一样的，很多老板说黄光裕给抓起来了，很多人讲一个理由，为什么会抓起来呢？因为他“原罪”，在中国人的眼里原罪就是先天就犯罪，抓一个不冤，十个一百个同样不冤，一旦老板出来大家都仇富，仇富的结果是政府进行高税收和打击都有了很好的道德基础，企业家在中国虽然有钱，可是你看到一个人笑咪咪的，低头哈腰的，长得肥头大耳的，又总是自己掏钱的，基本上就可以认为他是一个企业家。道德上和心理上，各方面都觉得他没有一种很好的保护，这也是民情，政策也是一样的。
还有发展的问题。比如农村改革，人的改革，农民依然是农民，农民是什么呢，我想至少是三个，一对农业有兴趣，二，喜欢农业，喜欢投资农业，还有一拨人喜欢乡村生活。我们过去农转非是很有积极性的，进入大城市上学，连家乡的土地都不要了，进入城市义无反顾，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就好像北欧有一个农场，规定以一个人要继承农场，法律上必须在农场住够15年才能获得农场继承权，我们现在说只要离开农村，把户口迁出农村就没有希望了，和北欧有一些地方是一样的，所以人就会犹豫拿了博士学位还要不要管农场？拿了农场的博士学位就没有用了，管农场不要博士学位的，不要农场呢，拿了博士学位挣钱就不能要农场了。很多农民处于很艰难的抉择，放弃什么，但很多投资农业，喜欢农业，喜欢乡村生活的人，你想去农村买房子是非法的，不受保护的，哪天卖给你的人收回就完了，农村的房地产得不到发展，农业得不到金融和投资者，喜欢的人介入。包括传统手工业，传统的食品业，农村很多食品在日本和欧洲都是高价格的，手工的东西的确比现代化的农业，或者机械化的农业搞出来的味道好得多。我吃过原生态的牛，比普通卖的牛肉不知道好吃多少倍，价格差不多贵一倍，我认为贵五倍都不止，包括手工豆腐，米酒等等很多手工的产品。城市问题也是一样的，我们经过快速的城市化以后城市的土地资源基本上消耗完了，北京再盖房子已经很困难，地已经没有了，发展是低质量、粗放型的发展。我们的城市过十年楼就得拆，路就得重新改造，本来没有多少钱，我们快速发展，低质量的发展结果是更多的浪费，一辈子都在买房子，买套房子换套房子，一直在买房子没干别的。城市越大越自由，没有发展机会，也导致了更多的外地人的问题，这些人要融入当地社会非常困难，尤其是第二代子女，生活已经融入了本地，跟老家一点关系没有，你要必须逼着他回老家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这也是对公共管理构成了挑战。政府改革同样面临一个问题，举个公共财政的问题，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一支笔”财政，各级政府很多单位都是一支笔，一个人把财权就批了，而且缺乏监督机制，也缺乏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要没有腐败问题才怪。
在这些问题和挑战面前我们至少可以列出一个清单，当然是宏观的政策清单，不是具体的。针对人的自由政策，给人以更多的自由，而不是有选择性的保护一些人，控制一些人，放开一些人，我们说人工不足是因为人不自由，而不是真的人不够，最近看秋风写的有关户籍制度的问题，应该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政策为本，不是以管理为本，不是以解决问题为本，即使是以解决问题为本，大城市有那么多的人口，这些人的户籍迟早要解决的。国家是统一的，所有人有身份证，户籍上每个人是相当是分裂的，还有签证制度，虽然是落地签证，没有出关签证，落地签证对本身对每个人讲是不一样的，相当于是比国际移民还难。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政策上给人以更多的自由，而不是给特权者以自由，有了博士学位就有自由，有了教授中级职称以上就有自由了。人才不是可以计划经济的形式判断的，很多老板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字都不认识，但却是市场里面的人才。很多人即使是没有好好上学，但他通过自学也同样可以是人才，《辛德勒的名单》里面纳粹会判断这个人是否是人才，不是人才的枪毙掉，辛德勒说这个人是小孩却是人才；这个人胳膊断掉的，但他是工厂的技师是人才；这个人是音乐家；这个人是艺术家，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方面发挥作用，关键是看是否有需要。所以会看到吸引人才的地方，往往吸引最多的不是有大学文凭的人，而是有自己的资源的人，哪怕是有劳动力的人，经济发达地区想吸引人才没有吸引成，反而吸引了大量的民工。我国出口的人才也不是有高学历的人才，更多的是偷渡的人才，通过偷渡在当地能够顽强的生存下去，也不是外交官，很多外交官到非洲之前，很多温州人已经到那里了。在国内被打击的一个温州人现在是柬埔寨吴哥最大的房地产商，这个人是逃跑过去的。
人的自由的政策、包括资源自由的政策、资本自由的政策、农村和城市应该是相互之间在人和资源和资本方面相互开放，相互的自治合作，这是我们需要的第一组的清单。第二组清单是相关的政府改革方面的政策，比如说有限政府，政府职能转变，包括服务的政府，服务政府不是说全面管制而是提供司法服务，提供法律服务，也不是把法治定位在依法治人，依法治人是通过法律惩罚人，而不是服务人。
冯兴元：把人治写到法律里面去然后治人。
毛寿龙：第三，政府信息要公开，通过制度反腐败，关键是要细节的完善责任标准和程序。我们山西人很厉害，他们用外地人挖煤，再找外地人当官，外地人当官最后回来了，民工挖煤掉到井里了，所以外地人承担了负担本地人赚了钱，当然这是“阴谋理论”了，开玩笑，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这是通过开放。如果没有开放的话，山西的煤是没有那么容易被挖出来的，阎锡山时期封闭挖煤的速度就慢，日本人必须通过武力进攻才能挖煤。如果没有完善责任标准和程序官员就很麻烦，包括前任省长，这任省长王军已经哭了，“哽咽了两分钟”，说明没有标准。发展的基本道路，微观来讲看义乌就知道了，也可以看其他的地方，全国有很多发展得很好的地方，他们有很好的习性，而且一般都是对外开放的。而且也绝对不会说把义乌人局限在本地，把人才留下，把坏人赶走，发展的道路要立足于人的发展，立足于人的自由，立足于城乡自由，立足于每个地方的自主治理，立足于政府的变革，政治与社会发展。这是宏观的清单，给冯兴元提供一点补充。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