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汶川大地震像一头凶猛的怪兽，瞬间就吞噬了数万条鲜活的生命，其中还有那么多最让我们难以割舍的孩子。他(她)们圣洁的生命花朵还未开放就已凋谢。这使我们有幸活着的人在喧嚣忙碌之中蓦然醒悟──如果生命消逝了，其他一切还有什么价值；如果孩子丧失了，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汶川，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人作为一个生命体，首先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个体性存在，然后才是一种泛化的社会性、集体性存在；人首先属于他自己，然后才属于某一个集体和组织。

国家、民族、政党以及信仰、主义、理论、道德等都是人的自由生命活动的产物，它们的价值决定于生命的价值、人的价值(人的幸福、自由、权利等)，它们如果不能有助于肯定、保护和发展生命的价值、人的价值，就一文也不值。

否定人的生命和价值，是一切奴役和压迫的根源，也是国家、民族、政党以及各种主义和理论发生扭曲、异化和伪善的根源。

汶川告诉我们，人是目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的生命和价值至高无上。以人为本，就应当以人的生命为本，以人的价值为本。尊重和关爱人的生命和价值，是一切国家、民族、政党的道义基础，也是全人类共同遵循的至善原则和普世价值。

二

温家宝总理在第一时间赶到了救灾现场，并向遇难者们深深地三鞠躬；在全国哀悼日，国旗徐徐地降落、缓缓地飘动。向我们诠释了现代社会的政府职责是什么，国家的含义是什么。

洛克认为，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享有平等的权利。人们转让自己的权利“同意”成立政府，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尊重和保护人的生命，本来就是政府的职责。

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但人的生命应当是能够享有自由和权利的有尊严的生命。尊重人的生命，必然包含着尊重人的自由和权利。

国旗低垂，表示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同时也象征着国家权力不再是“授之于天”的高高在上的“皇权”，而是贴近人心和人情的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公共权力。国家的尊严应当体现在人的尊严上，主权应当落实在人权上。

爱默生说：“爱的力量，作为国家的基础，还从未尝试过。”

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在“斗争”和“专政”的魔咒之下，符合宪法和党章的“公民问责”和“党内批评”，却被诬陷为“阶级敌人”向党“进攻”和“反对伟大领袖”而遭到非法的“国家暴力侵害”。自残自耗的“恨”早已使“人民共和国”异化成了对人民自己专政的专制权力。事实证明，一个不受公民制约而凌驾于公民之上的“国家权力”，是中国一切动乱与祸害的根源。

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要尝试使“爱的力量”成为国家的基础，使异化了的国家权力回归人性，回归宪政，回归民主与“共和”，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惟有“共和”才能使民主不会成为“多数人的暴政”；惟有宪政才能使国家权力服从于人的权利，服从于人性，具有“爱的力量”。这就要求执政党顺应潮流和民心，主动转变执政思维，由“斗争专政”转向“共和宪政”，由“国家权力本位”转向“公民权利本位”(即权力产生于权利，服从于权利)。

三

在抗震救灾斗争中，军队等“国家力量”毫无疑问是中坚和主角，而以志愿者为主体的“民间力量”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有人认为志愿者们的爱心行动体现了“公民意识”。其实，出于“人溺己溺”的悲悯情怀关爱生命、救助不幸的志愿者，彰显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与公民所代表的独立、自由、权利、自治的宪政原则不完全相同，不过两者之间也确有相通之处。

人作为一个生物种类，要维系种群的生存繁衍，天然具备了同类之间的一种情感关怀和诉求，经过人类文明的升华，就形成了一种道德价值──人类之“爱”。其中包括两性之爱、亲子之爱、手足之爱、同胞之爱、人类之博爱等等。

“爱”本来是人的一种类本质，具有普世性和平等性。但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于人的生命、财产、自由未能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从法律制度上予以承认和保障，各种专制权力借助于暴力镇压和思想奴化，肆意侵害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使普世之爱被扭曲、撕裂和掩埋，人类也堕向争斗和仇恨的深渊。

代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爱的力量”毕竟是不可抗拒的。人类终于找到了一种能够体现普世之爱的法权制度──公民社会。

现代公民社会是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民主宪政社会。“没有一个人能够不获得另一个人同意就统治那个人”(林肯语)。这就是现代公民社会的根本原则。就是这一原则保证了社会的平等、自由和公正，使国家权力真正成为公民生命、财产和自由的保护神，使国家财政真正成为服务于民生、提高公民福祉的公共财政而非少数官僚、权贵的“钱袋子”。惟其如此，人类之爱的阳光才能普照在每一个公民身上。

汶川大地震唤醒了埋藏在中国人心中的“人类之爱”，她能将有着长期宗法等级制传统的中国引向现代公民社会吗？

四

在汶川巨大的生命劫难中，最让人痛彻心脾的是数千名孩子在根本没有逃生时间的几秒钟之内，就被轰然倒塌的教学楼夺去了生命。面对这些遭受无妄之灾的幼小生命，我们每个成年人都应感到心中有愧。

不要说地震烈度太高，教学楼理所当然要倒塌，同在一地的政府办公大楼不就没有倒吗？香港慈善机构捐建的几所希望小学教学楼不也安然无恙吗？即使倒塌，也有脆性倒塌与延性倒塌之分，倒塌只要延迟几分钟，绝大部分孩子都可以逃出死亡之门，哪怕多一个孩子逃生都是万幸啊。由于建筑质量问题而导致的教学楼脆性倒塌，才是夺去孩子们生命的真凶。

根本问题在于，政府办公大楼是官员们为自己盖的，当然要确保质量。香港慈善机构严格审查图纸，派人监督施工，也保证了教学楼质量。而那些猝然倒塌的教学楼，却无人对其质量负责。

在人的能力可以达到的限度之内，我们怎能把孩子死亡的原因推诿于地震，而逃避我们自己应负的责任呢？如果真的对中国人民负责，就应该更深刻更彻底地从根本体制上进行反思。

世界上什么最大？人的生命最大。孩子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孩子的生命是大中之大。我们总是说，我们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最优越的制度，为什么我们却不能建造出可以保障孩子生命安全的教学楼呢？

是没有钱吗？我们的GDP总量已达到20多万亿人民币(居世界第四)，财政收入超过5万亿人民币，外汇储备超过两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另外，据经济专家陈志武测算，国家每年还有预算外的资产性收入约8.8万亿人民币。我们可以在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出国旅游上花钱如流水，每年耗费过万亿；我们可以耗巨资建造最豪华的办公大楼(成都市政府办公楼投入12亿)和各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金融证券市场上的一笔黑幕交易可以高达几百亿，贪官们可以向境外转移几百亿、几千亿……。我们政府的行政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名列世界第一(约30%)，而我们在教育投入上占GDP的比例（约2.7%）不仅长期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目前为7%)，甚至远低于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目前为4.1%)。

这些很有限的教育经费，经过各级教育部门的层层截留、挪用，再加上官商勾结，贪污分肥，最后摊到教学楼投资上就更少了。建筑商还要再从中赚取利润，就只有偷工减料了。

一座座“豆腐渣”教学楼就是这样经过无数人之手被打造出来了。它不是哪一个人的过失，而是很多人合力的产物。从根本上说，是公共财政和权力由于不受公民监督和制约而走向“官有化”和“权贵化”的恶果。

汶川数千名孩子遇难的惨剧告诉我们，民生不是一种恩赐，而是公民必须加以争取和捍卫的一种权利。惟有民主才能保证民生，而真正的民主只能建立在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公民社会之上。

中国多灾多难，才有了“多难兴邦”之说。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多难”都是由民众来承受，而兴起的却是骑在民众头上的一家一姓之“邦”，一帮一派之“国”。其结果是，民众“多难”而“兴邦”，“邦兴”民众仍然“多难”。惟有兴“民主”之邦、“宪政”之邦、“公民社会”之邦，才能切实给民众带来福祉，永远结束“多难”。

(本文作者系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副编审)

2008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