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曾经“助纣为虐”而内疚

今年（2005年），我就读过的中学校首次举行校庆活动。我向37年未见面的班长建议，去看看班主任，他80多岁了，已瘫痪在床。班长未置可否。

过些日子，我又向班长建议，班长悄悄对我说；“我不敢去。”

“为什么？”

虽然班主任被当成“特务”批斗有我们班学生的一份“功劳”——他带我们春游时在吴淞口军事要塞附近给手表上弦了，他以前是从不带表的。文革一开始，同学们觉悟了：教物理课的班主任就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安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就把他给“揭”了出来；不过，对班主任大打出手的不是我们，我们也是文革受害者，老师会原谅我们。我这样想。

“你不知道，那天他被人一脚从楼梯上踢下来，倒在楼梯转角平台处，我正好从楼下上来，他跪在我面前，叩着头对我说‘我求求你，你让他们不要再打我了，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却没有理他。想到这些，我不敢去见他。”内疚写满班长的脸。

“但是，这事摊在任何一个同学面前，都没有人会去救他。整个文革期间，我们都做过内疚的事情，谁也跑不了。”我对班长说，也象对我自己说，

当年，凡“牛鬼蛇神”都是有标记的。奥斯维辛的犹太人胸前挂有耻辱的黄标记，“牛鬼蛇神”挂的是耻辱的黑标记。一天中午时分，我看到一个没教过我们课的“牛鬼蛇神”正要出校门，出校门前却悄悄把挂在领襟下的黑标记朝衣服里面折进去，我发现了，马上命令让他把黑标记亮出来！对，就是“命令”，我当时是“红卫兵小将”，当然有资格命令“牛鬼蛇神”！我觉得自己做得很正义，“牛鬼蛇神”就该接受大家监督的。

有个女教师被她班上的学生剃了光头，从此她就带上了一顶天蓝色的女工帽，那种效果有点象尼姑。有一天，一群学生把她的帽子给掀了，帽子扔到了我肩上，顺着我的肩又滑落到我上，我感觉到帽子带着体温！顿时我象被火焰灼着了手，一下把帽子扔到地上，马上又有人把帽子拾起来，抛着、扔着……，在带体温的帽子碰到我手时，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肯定被触动了，因为我的心那么明显、那么有记忆地猛颤了一下！可我怕这样的“颤动”，这样的“颤动”证明我还是爱憎不够分明，证明我还残存着“小资产阶级的温情”，所以，我赶快把帽子扔掉了。

那一天，一群老师在我们的脚下爬着，看到老师们尊严扫地，学生们享受着快感。那个死不肯认罪的女教师终于也跪下了，在她双膝着地的瞬间，她“呜”地哭出了声，学生们为之欢呼起来！在爬行队伍中的还有一个满头白发高高胖胖的男教师，他成为“牛鬼蛇神”的过程是蛮戏剧性的——学校中的“革命老将”还只是凭感觉认为他“应该是”牛鬼蛇神，就和“小将”一起设计个“阳谋”：召开个吓唬吓唬他的会议，看能吓出点什么来。会上，小将老将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你的问题全部被我们掌握了，现在给你五分钟时间，你不坦白，我们帮你坦白。你是想从宽处理还是从严处理，自己选择吧。”接着便进入了倒计时，一个男声很有威慑力地拖长着声调：“还有——四分钟……还有——三分钟……还有……”，“不不不，我坦白，我坦白！”只见黄豆大的汗珠从白发苍苍老教师的额头上滚落下来，他等不到引爆就崩溃了，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把什么都抖落出来了！这当然是“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我们的伟大胜利：只不过吓唬吓唬，就吓唬出一个货真价实的历史反革命来了（他后来也平反了）！他抖落些什么，我唯一记得起的是“三青团员”，其他全部都忘了，我不会忘记的是，我当时是众多喊着口号逼他交代问题中的一个。也是参与这“阳谋”、自认为是胜利者中的一个。

我在场，我没有参与欢呼。但那是没有功夫欢呼——我自己同自己打架还来不及呢。一个“我”说：“太过分了吧”，另一个“我”反驳“这是革命需要！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一个“我”辩解：“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羞辱人嘛！”另一个“我”声音更高：“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终于，后一个我彻底战胜前一个我，铁定的真理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些“牛鬼蛇神”肯定过去对人民很残忍，现在就不能同情他们！

现在是2005年5月8日，在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上海，我使用着电脑这种先进传媒工具，向着年轻人占压倒多数的网络朋友谈论上世纪60年代那些荒诞不经的往事。我要向年轻的朋友们、向我们的后代坦白，这就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女，在那个疯狂年代里眼观疯狂参与疯狂时的内心独白，真实的内心独白。最后，是革命的理性战胜了小资产阶级的感情。革命胜利了！

如果问，当年未成年的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冷血？为什么会这么无情？怪我们接受的教育不人道？不对。当年 “小学生守则”、“中学生守则”上第一条就是“要尊师守纪”，教室也是挂着“尊师守纪”的标语，我们曾恭恭敬敬地对老师鞠躬，亲亲热热地喊“老师您好”，这样的我们怎么一下子从温顺的“小绵羊”变成了阎王殿的小魔鬼？是的，小魔鬼，在当时被打成 “牛鬼蛇神”的老师眼里，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 才是真正的“牛鬼蛇神”，真正的小魔鬼。

昨天，我们色厉内荏地“助纣为虐”

我们怎么会变成了这样？多年以后，我找出的答案是：那时，所有的人都在害怕，潜意识里的害怕，打有彻骨记忆印痕的一种害怕。所有人都担心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所有的人都想“避险”，甚至不择手段的“避险”。 当发现“行恶”能“嫁险于人”又能使自己“避险”，一些人就选择了行恶。坐观恶行无动于衷，还算是那个年代的“善行”呢！

我们害怕什么呢？我谈谈自己的亲身感受。

1967年7月，为纪念“8.18”接见红卫兵一周年，上海准备举办盛大庆祝游行。我也被选入红卫兵方队参加排练。我很兴奋，这在当时，意味着一种比较有规格的“身份承认”！但有一天红卫兵头头找我谈话了：“我们已经知道你的家庭有些问题没有搞清楚，为了红卫兵队伍的纯洁性，你不能参加这次游行了。”真是如雷轰顶！我就是从那天起，从14岁半起，知道了心被击碎的滋味，知道了被击碎了的心是会痛的，会很痛很痛的！我哭得气都缓不过来，回家后，是腹部剧烈的疼痛，疼得我在床上翻滚，但我咬紧牙关，不哼一声，当时心里已连死的念头都有，觉得还不如这样死去！以后我看了一些医书，猜测到当时的腹痛可能是强烈的精神刺激诱发的肠痉挛。

让后人无法理解、自己后来也感到过分的是，不就是不让参加游行嘛，值得这样吗？其实，情感上波动和肉体上剧痛只是表象，表象的后面，是一个未成年的灵魂在颤栗，面临巨大恐怖和孤苦无依时的灵魂颤栗！

我害怕的到底是什么？

我害怕的是：从此被划入另类，成为 “黑七类子女”（黑七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那样的另类）！1966年夏天，北京的红卫兵到我们中学“煽风点火”（当时这是个褒义词）搞串联，来的全都是十七八岁的“女兵”，一个个腰扎宽皮带，身穿洗得发白的有四个口袋的军装，风纪扣扣得严实，水壶和黄军包在胸前交叉挎着，一手叉腰，一手挥舞着语录教训着上海的中学生：“我们北京有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事实就是这样嘛，我们就要造反动派和他们狗崽子的反！”然后，解下皮带就抽“牛鬼蛇神”，给我们以“革命行动”的示范。这一幕牢牢印在我的心里——至今我还记得那几个红卫兵的脸和神态。从那时我彻底明白，只要是“牛鬼蛇神”的后代，“重在表现”是不能兑现的了，他们从“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队伍中被抛了出去，他们已没有“前途”，他们也没有朋友：想有个“前途”的人要躲着他们，同样没有“前途”的同类之间不能来往，来往就是“反革命串联”。他们只能在鄙夷的眼光下承受不是这个年龄的人能承受的屈辱和孤独。还有着几十年活头的花季少年活到这一步，就生不如死。所以我听到自己家庭“有问题没有搞清”，就反应激烈、甚至激烈到“死”都无所谓，这其实很正常；而关碧红会精神分裂，也是那个时代造成的必然。

潜意识里根植了这种“害怕”，那么，避险，就是人的潜意识里的一种本能。怎样“避”呢？既然害怕孤独，那就“从众”吧，不想被“大流”抛弃，就与“大流”注定要抛弃的“一小撮”划清界线吧。既然连“对政治不感兴趣”都影响到过安稳日子，那么，就参加政治运动吧！你们要打倒谁，就跟着你们喊“打倒”，你们说拥护谁，就跟着你们喊“拥护”。潜台词是 “我听你的，我跟你走，还不成啊？你就放过我吧。”

当行恶变成社会常态、当无语地坐观恶行也能差强人意当作“善行”，“从众”和“随大流”就不想无情也无情了。文革时期，“揭发他人”竟然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 “相互揭发”，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平民司空见惯的行为。

你说：“我家三代贫农，搞阶级斗争搞不到我头上.”话音刚落，你被“隔离审查”了，就因为你好友的哥哥定性为“五一六”分子，而有人揭发你与你好友的哥哥在一起玩过；你要去参军，政审都通过了，突然宣布你不能去，有人揭发你远房婶婶她父亲刚被专案组调查出是逃亡地主。

你现在正写着大字报，毛笔头掉了，你就说了一句：“呀，毛笔头掉了”，有人就大声揭发：“啊！你这么反动，竟敢攻击伟大领袖！”你一下子百口莫辨，就这样成了“现行反革命”，被“勒令”“六进六出”（六点上班六点下班）；你刚到“牛鬼蛇神”队伍报到，看到昨天“揭发”你的那个人竟然也在这个队伍里了，原来他太得意了，想炫耀自己是怎样发现了身边的阶级敌人：“你知道那家伙说什么吗？他说（一下声音轻了下来）‘毛头掉了’！”他这一炫耀就把自己炫耀成了“牛鬼蛇神”，罪名是“扩散反革命言论，别有用心”。那年头，当 “反革命分子”是防不胜防的，而积极揭发他人的将自己也搭进去，也不是新鲜事。

我的初中同学早在1965年就到派出所揭发她母亲“叉麻将”，接下来她就成了我们少先队员的学习榜样，再接下来她就入团了。

走在马路上，都随时能发现“揭发行动”：前面走的人将吊唁家人的黑袖章与红袖章套在一起，被揭发了；边上有人买了张报纸就朝公共厕所跑，有人就跟进去，“等待揭发”——这时十有八九可以抓个现行反革命——每一张报纸上每一版都有领袖语录领袖像，就看他是怎么处理这张报纸吧！

阶级斗争既然要年年讲、天天讲，肯定有大量的阶级敌人待揭发。主流社会鼓励这种“揭发”行为，揭发他人是政治上要求进步的表现。而能理直气壮、堂而皇之地揭发他人，既表现了自己的“革命立场”，也能显示自己在“革命造反组织”中的份量。

为什么那么多中共地下党员在文革中都被诬蔑成“叛徒”？因为地下党员边上围着急于通过“揭发”来表现、来立功的一族。为什么要盯住地下党员呢？因为“地下党员”这一块才有着“抓叛徒”的最大油水。反正那么多地下党员牺牲了，而你没有死，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你叛变革命的最大嫌疑！

想“避险”，都已经避之不及。

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人人恐惧命运的无常。人人随时都面临“你不配为人”的审判。

为什么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说变就变，变得如此野蛮残忍？

只因为文革需要野蛮残忍，不野蛮不残忍，文革进行不下去。

我们吃了自己的良心，天地在狞笑

文革一开始就着力破的，是中国民间的道德信仰“凭良心做人”。 这是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武器破掉的。

“凭良心做人”，本是规范中华民族行为道德的“不成文法”，根植于荒郊辟壤村妇愚夫的心中，比孔学儒学更具普遍性。“凭良心做人”对人的行为约束是“人不能为所欲为”，人必须有所敬畏，有所怕惧；违背良心，不凭良心，则要遭报应，不报应自己，也要报应子孙。因为有所敬畏，因为要“凭良心”——如浙地谚语所云“上半夜想想自己，下半夜想想人家”——邻里街坊间各行各业间才能相安无事,和睦共处。然而文革恰恰不许平民“相安无事”“和睦共处”， 最高领袖要亲自指挥全民“斗”，不要怕乱，“七亿人民，不斗行吗？”当然，最高领袖对怎样斗、斗什么、重点斗的范围在哪里、斗到什么程度他心里就是一盘策划好的棋，但七亿人民原被“凭良心做人”管着，斗天斗地可以，全国范围斗人，斗的还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甚至包括亲朋好友老子娘，这阵势过去没有见过，现在已经被吓着。于是，最高领袖走到台前，向民间召唤千百万无所畏惧者、为所欲为者。从此，“凭良心做人”这一民间的做人道理在最高领袖的胆魄和无所畏惧者的行为前溃塌，这个世界只有一个道理：“造反有理”。

最高领袖此刻在召唤赌徒。文革要颠覆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秩序和风俗习惯，只能倚仗无所畏惧、为所欲为的赌徒。造反，是文革时期只需要赌徒的勇气不需要赌徒的本钱的买卖。赌徒的勇气是什么？就是敢于为“施恶”冒风险。毕竟，中国还是个文明古国；毕竟，“打砸抢”从来都是遭天谴的恶行，“施恶”是伤天害理的。文革来了，“施恶”成了大力提倡大力支持的“革命行动”，这大跌了当时人的眼睛。回头想来，其实从文革初期开始，“施恶”就不需冒多大风险，赌徒只需将宝押在四个字上：造反有理。将“最高指示”押上了，他们必赢无疑。

当恶行与神圣不能诋毁的“革命”结盟，恶行就能施遍全中国。

人们在忐忑不安中渐渐看懂了如何适应这个无法无天的社会：只要能“紧跟”，就不在乎你干了多少恶事。 “看懂”了，就学乖了。既然“革命”势不可挡，大家就顺势而为，被“革命”裹挟，被裹挟着“革命”。

整个社会变态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是一座专演荒诞戏的大剧院。人人都在荒诞戏中跑龙套。

我年纪虽然小，也是积极跑龙套的主儿。1966年，刚带上红卫兵袖章的我挺想炫耀一下，刚好看到我家弄堂口的文具店里墙上贴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标语，我鼓了下勇气，进门亮开嗓门：“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就像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然后满脸严肃：“同志，你们墙上的标语是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反映，应该取下来”。柜台里的人赶紧回话：“谢谢革命小将，已经有小将指出过了，我们马上取下来。”那一瞬间我比将军还神气！我只有十四岁，“大人”们都听我指挥！

这是一个“比傻”的社会。傻了，说不定还可以指使别人，支配别人。表现越傻，在别人来看来你还越革命。

这时的中国，除了人体进食和排泄的部位没有颠倒，一切都颠倒了。在这块土地上活着的人们只能迅速适应颠倒——不适应颠倒，是要被打倒的。一把革命的大扫帚在头顶上挥舞，人，就是一堆随时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

自那以后，从少年儿童到襁褓中的婴儿此后十几年不知道中华文明为何物！

文革结束第四年，中国终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针对成年人的幼儿园教育活动——1980年，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爱卫会、全国伦理学会等9个单位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号召大家“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1983年，这场幼儿园教育运动改由中央书记处书记亲自挂帅，目的是让“社会风气尽快好转”！

堂堂中华，公然以不讲道德为荣、以不讲文明为荣、以不讲礼貌为荣，并作为一种时代提倡的行为——那时称这些行为是“造反派的脾气”——仅仅发生在1966年到1976年！但是其恶果，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的中国还是“礼仪之邦”吗？那属上辈子人和祖上的荣耀，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已经不好意思沾光！

现在，造假作假、人虐待人的奇闻不绝于耳，造假作假、人虐待人已经到了丧尽天良的地步。当丧尽天良的作为也能“普及神州大地”时，作为中国人正该想一想，如果没有1966年开始的那场腰斩了中国传统道德文明的“革命”，如果不是有两代年轻人从小生活在将无知无耻当有趣的社会里，中华民族会遭这样的报应吗？没有一点文明根基的蛮荒社会才会这样丧尽天良！1966年的那场革命，是让中华民族重返洪荒！

四十多年前司空见惯的是无法无天，四十多年后司空见惯的是丧尽天良，是宿命？是报应？反正，报应是远没有到头。

我们欢呼“万岁”！也在伟大小指下战兢

至今，对于文革到底想颠覆什么，文革动静为什么要这么大，我们还回答不成囫囵。

肯定回答不成囫囵。因为好多档案还没有解密呢。解密了的，普通人也不一定看得到。但我们总不能坐等文革档案解密一天再来谈文革吧？我们就说我们的亲身经历和亲身感受，总可以吧？

说文革是“摧枯拉朽破四旧，雷厉风行立四新”，且不说新东西靠“雷厉风行”立不立得起来，先问文革到底破了哪些旧东西？

没有，文革根本没有“破旧”。相反，文革空前彰显光大了千年旧东西——皇权。文革时期，中国的皇权才发展到了登峰造极——一个人就可以打到一大群人，一个人就可以决定亿万人的命运，一个人就可以发动一场全国性的“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古今中外，没有一个统治者有这样的本事。

最高领袖早已经是中国最有权威的人，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回顾横跨了19个年头的最高领袖的两段话吧。一段是众所周知的，即1945年对黄炎培所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还有一段是1964年底在一次会议上对刘少奇说的，我第一次见到这段话是在1998年薄一波公开发表的文章里：“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根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同样的一句话，在1966年4月也说过，不过对象不同：“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的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一个指头就捅倒他。”

两段话，我相信反应的都是真心情。1945年时，他是这么想的，1964年时，想法不一样了。1945年时，他是边区领袖，要走民主新路。1964年时，他是全国领袖，已“万岁”了十五年。

领袖是什么？领袖是人，和你和我一样的常人。常人，就是有着普通人情感的人，有着普通人计较的人。

当了十五年“万岁”，魏征式的人都赶跑了。发声“我动根小指头就。。。。。”，相当正常了。

普通人家里有着说了算的老爷子，中国这个“国”就是“大家”，最高领袖就是“大家”的老爷子——在这块土地上，最高领袖除了是老爷子，还能是什么？

既然承认是老爷子，就动不得小指头吗？当然，真动起来，就不是小指头，而是金箍棒了，小指头一动捅一个，金箍棒一搅全无敌。

老爷子的诗人气质、他的权力无上、他的刚愎自用纠合在一起，注定中华民族难逃一劫。这个天才的浪漫派诗人喜欢李贺的“鬼才仙语”，李贺诗歌特别敢想象，想象瑰丽奇崛又海阔天空，文思既跌宕跳跃，大开大合，又透着诡谲和捉摸不定。这正合老爷子的诗人气质。“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新中国”这张白纸，就是由着老爷子的诗兴在“大写意”。

老爷子喜欢唐朝三个李姓诗人。李贺有才早亡，李白怀才不遇。不过谅是没有一个皇帝敢给李白干事的实权，即使大唐政权像天上落馅饼落到李白手上改为“谪仙”朝，那“谪仙”朝肯定毁于浪漫。诗人气质不是治国的气质，治国需要务实，需要严谨。

然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人就是在跟着诗人领袖的浪漫曲起舞！这支浪漫曲是伴有杀气的，旋律是跳跃又捉摸不定的……

好诗人兼有杀气古而有之，最有名的是曹孟德。“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就算是杜撰，刚愎自用总是其性格特征。老爷子与曹孟德是惺惺惜惺惺，老爷子自己亦是刚愎自用的。刚愎自用的政治家加上浪漫诗人，才会算出6亿5千万人中有1/65是坏人，需要洗刷几百万。他对数字不敏感，几百万一千万人在他心目中大概与“白发三千丈”是差不多的一回事，他对“死人”一向抱不在乎的态度，洗刷了就洗刷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但他又容易动感情，容易流泪，他的无情和他的动情，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有诸多相似。

中国人不是命运能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问题，而是这命就不属于你的。你的命由别人给安排了。当年是老爷子在安排，老爷子挥手你前进，老爷子指向哪里，你就奔向哪里。老爷子怎么说，你就怎么做。至于为什么要奔向那里、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是老爷子的高瞻远瞩，你的水平根本不够理解。你只要紧紧跟上，就什么都别问了！

我们能不助纣为虐吗？

“尊神”被伟大小指捅倒时，革命人在做白日梦

最高领袖治国，真的是想让国兴旺——谁不想让自家兴旺？最高领袖爱民，是爱“子民”，也爱得真切（历史上，朱元璋也是深知底层百姓疾苦体恤民情的，同时他又给百姓造成了疾苦）。那共和国的其他领导那些书记们、将军们、总理们、还有个副主席，最高领袖视他们为何方尊神？他们都是“管家的”。 最高领袖一生一大不如意，是没有一个称心的管家。他一直在选择管家，观察管家，家是他的，他当然要选择好管家。但是，管家不能按管家的心思管，必须照最高领袖的心思管。因为这是最高领袖的国最高领袖的家，最高领袖自有打算。管家如果要按管家的心思管，就要怀疑管家是否有替代“主公”的野心了，并且最高领袖对自己认定的管法极为自信，战争年代战无不胜，建设时期为什么不能战无不胜？世上原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他急于实现他的管法，他急于“日月换新天”，他急于“旧貌变新颜”，他急于去拍死“小小寰球”的“几个苍蝇”……管家有时也发急，说这样管下去不行，是要死人的！死人也是死我的子民，管你什么闲事？你说死人你管家也有责任？你这不是承担责任，你是绕着弯说这是我的责任！你都管到我的头上来了，你就等着吧！管家最要紧的是要听话，不听话，自搞一套，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过是个管家！我明天就可以不用你！

不过，管家也是管老了的，中国那么大家业，管家也有一群。最高领袖这么干，管家们都同病相怜起来，大家不用合谋都同一个想头：您可以有不用我们的念头，但您做不到。您没有管过具体的实事，您离开我们寸步难行。实话说吧，都照您说的干我们干不成事，回头还是要落不是，那只能您说您的，我们干我们的。不过我们尽量不驳您的面子，我们会敬着您，会让着你，您刚“万岁”那会儿，我们就明白这个国谁说了算，咱管家们都是“万岁”年间落地生下的，懂得这个规矩。

管家们心齐，最高领袖洞若观火。他知道事情的难办：毕竟管家管了多年，家国人都认可了管家，甚至把管家都当主子敬了。但他决不能妥协，他要主动出击。他认为管家将他的管事理念都篡改了，这是与他对着干，在分庭抗礼，也说明管家在“逼宫”。他认为他的理念是正确的，是能永放光芒的，是不容置疑的，谁质疑就必须给予彻底的无情的反击。是到了“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的时候了！

怎样反击？这个是最费心思的。一步步棋局怎么走，都要深思熟虑，思虑到胸有成竹了，干起来就挟雷霆万钧之势，有声有色。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最高领袖直接到天安门广场去 “一声风雷惊世界”了！在最高领袖垮出宫墙门的一刻，他真有理由鄙夷那些管家们：你们是我的对手？

但他到天安门不是去找新管家的。他到天安门是要告诉管家们：别想拿我当“牌坊”，我的根基厚实着。你们中一些人会死得很惨，也因为你们，会牵连到一些人也死得惨，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也很正常。这样死过一些人后，你们会听话的。你们的威风体面还有知识分子的威风体面我是不给了，朱元璋也不给的，我们有共同语言。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国家，都是为了我的人民，我要为我的人民安排一个好未来。我问心无愧。我是没有私心的，儿子一死一疯，明太祖为儿子拔荆棘的事，我做也无大益。我不砍你们的脑壳，批倒批臭了，死活都一样；“打倒”也不会都死，能硬着头皮过关，后会有期再合作。

后会有期再合作。最高领袖会这么想。他不会在天安门广场找新管家的，不会。

喧嚣噪热的天安门广场上，有些人的白日梦正做得欢势……。

最高领袖是诗意的，有着诗人的激情浪漫。最高领袖是有雄才大略的，非凡的自信、非凡的胆识、非凡的才华、非凡的谋略，也许真是几百年才出了一个。最高领袖又是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他也很会计较、很会耿耿于怀的。这就是常人所具有的缺点了——他毕竟是个凡人。

就我这柴米油盐小女人的小鸡肚肠子，我看文革，就是这么回事。

归去来兮，良心

无论我们真心投身文革还是无奈投身文革，都想逃避“人不配为人”的境遇。

文革中一部分人的作恶，是人在不能支配自己命运前提下的无奈选择，是“避险”的不择手段；那么，今天，人还能不能自主支配命运？这命是不是属于自己了？

事实是，到今天为止，中国人仍然不能自主支配命运，这命也很难说属于自己。为什么？一是因为“身份”关系，二是因为“体制”关系。

“身份证”只说明你是居住在中国土地上的中国人，没有任何其他信息符号。有关身份的“其他符号”简约着说，分有钱人、有权人、有钱有权人，无钱无权人，这最后一类人大概就是现在广义上的“穷人”。

广义上的穷人“不配为人”，这是一个共产党的第三梯队培养对象告诉我的，我是开了眼界的。他公然在过组织生活时说：“穷人就是要把他们赶到乡下去，市中心就应该是有钱人住的。”

怪不得“穷人”生活得险象环生。走在路上查个证件，都能查出命案；睡在床上做梦，竟被拆迁公司一把大火烧死。因为他们“不配为人”，只能象鸡鸭样被驱赶。

“上层人”虽然不至于轻易被判“不配为人”，却更遭着罪。中国的“体制中人”其实是中国最不能支配自己命运的一族，因为他们有“档案”这袋“政治生死簿”管着。“穷人”不在乎档案，“上层人”在乎，晋升、提拔、受青睐都与档案千纠万缠；“穷人”是撂地就能生存（如果没有户口居住证等管着），“上层人”缺乏底层人的生存本领，体力活更是不能为、不肖为也放不下“面子”去为的，一旦离开了“体制”， “上层人”就没有活法了。他们心存着对政治前途事业前程不确定的“怕”，他们没有安全感。如果他们也想“避险”，照样会避得不择手段。这种“不择手段”还挺阳光，挺文明。譬如，遇上“馊旨意”，除了大赞“好呀好”，再凑上几个“馊主意”！如此老百姓就够倒霉一阵子了，老百姓是“馊主意”的“受体”！

中国还有一群靠“抬轿子”为生的。

由于这块土地上是“谁上台谁说了算”，如此就必然有一群“抬轿子”的。这是皇权社会在中国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一个“谁上台就谁说了算”的社会，“抬轿”抬得坐轿人舒服，就能交换到来得更为容易的实际利益，但“抬轿”是需要心理承受能力的“心计活”，要作践得起自己，要抬举得起别人；这种活干不了多久，人性就被扭曲。人性扭曲，心态就阴暗，阴暗的心态是培育恶行最适合的土壤，一旦冲破道德束缚，恶行就如黄河决堤泛滥成灾，如我们亲身经历的文革一样！

所以，我们不但有极大可能再“助纣为虐”，为“助纣为虐”找出的理由都有一大筐呢。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人是社会性动物，人是沧海一粟，改造社会的只能是少部分人，大部分人是在消极适应社会，根据社会动向在调节自己的行为。在有安全感的社会里，人的适应行为是“向善”的，在没有安全感的社会里，人的适应行为必定“向恶”。

但是，是人，总得给行为设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良心。几千年间，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敢破“良心”这个底线的。1949年后，这个底线逐渐破了；1966年，底线崩溃；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度想修补没有修补成，进入二十一世纪，想补，竟然无从补起……

不过，人们总算发现了三鹿奶粉、溃坝、溃矿、毒鸭蛋、毒辣子粉、毒大米、毒火腿、毒咸菜、抽去了钢筋的溃桥塌楼造成的所有触目惊心的死亡，都归结于“没有良心”！山西小煤窑中奴隶的现身、珠三角宿舍里烧死的打工妹们的冤魂，都在控诉：这个世界那么富有，独缺良心！

归去来兮，良心！

良心回来容易吗？应该不难呀！只须想一想，那些吃的，我自己会吃吗？那些楼房，我自己敢住吗？良心不就回来了？村妇愚夫懂的道理，能有多高深？

良心，魂兮归来呵！

少投身“举国”活动，避免再“助纣为虐”

现实的问题是，我们能否保证今后不再助纣为虐。

肯定不能保证。能保证的是，我们肯定还会助纣为虐。

大跃进是场灾难，文革是场灾难。但是，这不是最高领袖故意要发动灾难，1957年他提出15年赶超英国，1959年认为赶超英国，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他也是在给自己加压。他在中南海的炼钢工场里观看工作人员打铁时的照片，是从心底流露出的满脸欣慰——怎么都不像要制造灾难。

但是，他的确实制造了无与伦比的灾难！除了性格特点、文化传承、制度惯性等大家都无数遍谈过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一人拥有了支配全国所有资源的权利！他甚至可以一人推翻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计划，信口说个“干脆翻一番”，不经论证不经调研更不经人大审核就“大炼钢铁”、“大跃进”了！

这是一种擅自支配国家资源的权利。凡是对“国有”的资源支配可以不受监督、不能监督的权利，都属于“擅自支配”。

1949年后实行了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将全国所有资源的支配权集中起来，集中到一个人身上，随着能集中支配的资源越来越多，“擅自支配”的资源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广，造成的灾难也达到了空前。

任何社会活动，都是需要投入资源的。即使“革命运动”，每一个人一方面是被投入的资源一分子，同时也是使用资源的一分子——红卫兵大串联中，红卫兵个人是运动中投入的人力资源，免费乘坐火车，那是在使用国家资源；学校工厂铺天盖地大字报，从笔墨到纸张都是国家资源。

文革不仅是政治活动，也是经济活动。文革其实更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如果动用“举国资源”作恶，这个恶行可以作到什么程度。

“举国”的资源来源是“举国”的老百姓个人资源都被国家计划了去——1966年，6.12亿农民人均储蓄余额2.4元，1.33亿城镇居民人均储蓄余额43.4元。那时一双沪产女式牛皮鞋12元，一件沪产女式羊毛衫24元，一块上海牌手表120元，一百斤大米十五、六元。

我们很富，富到每个人都拥有“国家资源”；我们很穷，穷到除了“国家资源”！每个人什么也没有。我们个人都是国家资源的一部分，我们要创造国家财富（新资源），但是，创造财富不能凭空创造，创造财富（新资源）先要利用原有的资源，所有资源都是国家的，利用多少国家资源、利用那些资源、准不准许利用，需征得“国家”同意，国家不让你使用资源，你就不能创造财富（新资源），你也就没有了生路。文革下乡，就是国家不让你使用城里的资源，你不能通过城里资源创造新财富（新资源），你在城里就活不下去。文革中 “出身不好”的子女，就是被搏夺了利用参军、上大学等国家资源改变命运的机会；文革中人们随大流，也是人们不敢轻易放弃利用国家资源来谋生的机会，否则说句公道话或不对天天见面的同事违心喊 “打倒”，本没有什么困难的。而计划经济时代人民生活得比较好的地方，就是有更多国家资源可准许使用的地方。

卡住了资源，就是掐住了命脉。不用多劳神，你自己就“不乱说乱动了”， 那叫“识相”。

改革到现在，出了很多很多弊端，引出了人们对改革的诸多反思，我就是写了大量反思文章的一个。但是对于1978年开始的那场改革本身，我坚决拥护。只有改革，中国才有希望，这就是我——一个经历了文革的普通工人在1978年的认识。从1978年起，我无比欣喜地注视着改革带来的每一个变化，这些变化与我的个人生活息息相关。只不过从90年代开始，这个改革变了味，改革成了剥夺大众利益的借口，并越加肆无忌惮。但是，这个“改革变味”与“改革初衷”完全是泾渭分明的两码事。并且，1978年的改革冲破了几十年的沉闷空气，终于使得今天的人们对于“活法”有了多种选择。人民能选择自己活法，这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进步。当然，“繁荣娼盛”决不是文明社会要选择的活法，不过，在追究“娼盛”的原因时，我觉得应该这样思考：如果国家掌控支配的大量资源不是一味向房地产等不能创造再生产机会的行业不可思议地倾斜，不从事“娼业”而从事其他健康行业的机会不就有了吗？而不让人民追究国家资源的用途，不就是在为“繁荣娼盛”现象助纣为虐吗？

现在我们国家（包括垄断部门）所能掌握的经济资源经济力量，文革时根本不能比拟。有权支配资源的在“擅自支配”资源，大家都见了的，对“擅自支配”现象不让追究，大家也都见了的。那么，这二十年来的那么多的资源投入，都是在为人民造福吗？如果是，能拿出账本来吗——我2006年已经拿出“有相当多的资源不是在为人民造福”的有图有表的详细账单了，为什么至今没有回应？

中国只要还热衷于搞“举国”活动，就说明有“举国”的资源足以供“国家”支配。只要“能说了算的”（包括垄断部门“能说了算的”）对“举国”的资源拥有“擅自支配”权，比文革再大的灾难都不会离我们很远，而“对人民权利的侵犯”还算最微不足道的呢。

我已经在考虑，那些“举国”的活动，应该尽量不参加为妙，因为参加进去，不知道“能说了算的”是不是在“擅自支配”“举国”的资源，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又在“助纣为虐”。

我们“助纣为虐”怕了。

2009.3.26

作者注：此文原本是2005年与上海“91发财网”年轻网友的网上交流，2009年添了点新的感受，因为此文本来从交流中引出，此次增添也就不改体裁样式了。

改造社会的只能是少部分人，大部分人是在消极适应社会，根据社会动向在调节自己的行为。在有安全感的社会里，人的适应行为是“向善”的，在没有安全感的社会里，人的适应行为必定“向恶”。

但是，是人，总得给行为设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