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骨朵样的小悦悦去天堂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为此呼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用“良知的尖刀”来深刻解剖自身存在的丑陋，忍住刮骨疗伤的疼痛来唤起社会的警醒与行动。在公众参与下创造扬善 惩恶的制度条件和社会环境，努力提升全社会道德水平和每一个人的道德良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但是，如果找不到中国为什么会缺失扬善惩恶的制度条件和社会环境的真正原因，类似事件不但肯定会再此发生，还肯定会不断发生！
因此，我认为汪洋先生说的这把“良知的尖刀”应该执政党自己先拿起来，“忍住刮骨疗伤的疼痛”反思“阶级斗争为纲”对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带来的空前灾难！只有这样做了，全社会才可 能“警醒和行动起来”，才可能“在公众的参与下创造扬善惩恶的制度条件和社会环境，努力提升全社会道德水平和每一个人的道德良知”，让类似事件彻底丧失产生的土壤。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的孩提时代，那时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应无愧是今天中国人的楷模！上海石库门弄堂的“大人们”提篮买菜时会弯下腰将路上的砖或瓜皮拾起来，丢进垃圾箱。他们告诉孩 子，不把砖拿掉，来个老年人要硌脚的；不把瓜皮丢掉，后面的人不小心要滑倒的；他们在下班回家路上捡到了钱包，会默默在马路边等着失主前来，不在意耽搁了吃晚饭。至于邻里之间的 相帮，公共汽车上的让座，那比比皆是，数不胜数，就像拍摄于1959年的电影《今天我休息》里马天民做的好事，平凡而不张扬。这些“善行”是出自内心的自觉，不是伪善，更没有任何的 “表现”“表演”的意图——这不是“学雷锋”，全国学雷锋是1963年3月才开始的，反倒是学雷锋以后，做好事的“表演”成分才多了起来。
我们孩提时候的“大人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觉悟”？说白了，这不过是“传承”而已。如果连这点传承都不存在，还称得上“文明古国”？千年古国自有延续千年的人伦伦理，自有基于本 民族人伦伦理而繁衍的道德规范，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人伦之道是基于“亲其亲”（亲自己的亲人）基础上的 “不独亲其亲”、 “亲亲以睦友”， “亲亲而尊尊，”而“与人为善”是立足 于“亲亲”人伦基础上的处世之道，通过“亲亲”，通过“与人为善”，走向中国人理想的道德层面：“生者养而死者藏”、“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民德归厚”。 而民间则干脆将中国人信奉的伦理道德归结为三个字： “凭良心”。
但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凭良心”持否定态度，打1966年起，部分中国人更是彻底抛弃了 “凭良心”。打那时开始，马路上有人跌倒的话，就已经不可能都去 扶了—— “扶”的行为取舍于跌倒者的“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哪怕在本该救死扶伤的医院里，也要先问“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再决定是否救人以及救人的程度和力度！因为如 果“救错了”，救人的人也会被牵连——轻则被指责阶级立场不坚定，重则要被质疑救人动机是否故意在救阶级敌人，从而让自己也成了阶级敌人；那时连墙上贴着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的标语也是被批判的，说是鼓吹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只要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都应该经历过这些荒诞场景。
不仅如此，即使自家人跌倒在马路上，只要是属于那个年代的批斗对象，自家人也不敢当成义无反顾的责任上去扶持！被主流社会不容的家庭是需要与之“划清界限”的，这是那个时代的风 尚！工厂、机关、学校和商店的领导会帮助你“与家庭划清界限”，因为这是一场与阶级敌人“争夺接班人”的斗争。 凡属于“黑五类”、“黑七类”的家庭，哪怕父母已经七老八十，子女 与其断绝来往也是寻常事情！如果不是文革结束，那才叫做真正的“老死不相往来”呢！
因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传统的人伦伦理必然属于“破”的对象。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破四旧”“立四新”的内容之一就是破除旧道德，立新道德。新道德的伦理基础是 “亲不亲阶级分”， “亲不亲路线分”“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 样一来，与 “黑家庭”划清界限本身，就是体现了新伦理、新道德、新风尚！既然是“亲不亲阶级分”， “亲不亲路线分”，那么，不需要任何手续的抄家、每个人都有可能挨上的批斗、 鼓励子揭发父、鼓动子斗争父、夫妻间互相揭发都属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需要；而“下班回家听听音乐，星期天逛逛公园看看电影”是要被批判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喜欢种花弄草养鸟的必 是腐朽的将扫入历史垃圾堆的遗老遗少，穿式样别致的服装是在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欣赏字画雕塑是“思想不健康”。今天听来如同热昏的昏话，在三、四十年前，可是“有阶级觉悟” 的表现！
不过，诸如“亲不亲阶级分”、 “亲不亲路线分”、“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种伦理观虽然“主流”，但除了十来岁的孩子，成年人只可能假装着相信，实际是根本不会去相信。于是送 知青下乡的火车站月台上，高挂的喇叭播放着滥情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歌曲，火车一启动，离别的哭声就盖过歌声和火车隆隆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 必要”的最高指示天天在学，知青及其家长却为了“离家越近越好，离农越远越好”的目标天天在努力。谁都明白，如果亲人都不亲了，本来就不亲的人就算是 “同一个阶级队伍”或“同一 个革命战壕”中的，凭什么亲得起来？嚷一万遍“破四旧”没有用，过日子人还是要 “亲其亲”，因为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所有家庭所有人 都要遇到的实际问题，而“阶级”和“路线”都不管解决实际问题的，唯有“亲其亲”来解决。这就是中国这块土地上农耕文明决定的人伦伦理。西方社会没有中国人这样带有强烈的互相依 赖心的“亲其亲”伦理，因为西方社会是长子继承制，家产不在儿子中均分，非长子早早就出去打拼闯天下，做海盗在早期西方人意识中算正当职业，那是“非长子们”实现财富梦想和英雄 主义理想之路。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父母在不远游”，几代同堂大家庭捆在一起，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的“亲亲”是真正极富中国特色的人伦伦理。至于“划清界限”有悖于“亲其亲” ，那是“阶级斗争为纲 ”年代的无奈，要政治生命，就不能要“黑X类”的父母亲情，若留恋“黑X类”父母亲情，那就不要政治生命，而不要政治生命意味着一生前途的断送。明大义的父母 也只能谅解孩子的选择，父母爱孩子哪能不顾孩子的前途？于是只能忍痛割舍孩子，忍受形单影只！而与父母划清界限的儿女，虽则情有可原，但不也是在为破坏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添砖加瓦 吗？
回头说那个年代虽然亲人间需要“亲其亲”，并且还亲热得起来；亲人外的其他人际关系就遭到颠覆，主流意识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人人都要有敌情观念，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 身边明的暗的阶级敌人时刻提高革命警惕性；“与人为善”是必须批判的，因为最高领袖说过，“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阶级敌人跌倒了你要去扶，你就是在对人民施行残忍， 对敌人施行仁慈，你就要狠斗“扶”字一闪念。不过这样一来，普通人就要为 “敌人”的队伍一直在扩大而犯难——他找不到敌人与人民的界限！我辈看十年文革，就是看着阶级敌人队伍不 断扩大的历史。光说上面，先是彭、罗、陆、杨成了敌人，再后杨、余、傅走入了敌人行列、再后来大秀才陈伯达鼓吹天才论把自己鼓吹进了敌人阵营，最后连林副统帅也是敌人了！而我辈 身边呢？今天某几个人被揭发是五一六分子，明天某几个人被揭发是阶级异己分子，如果自己凑巧刚与“分子”们调笑戏耍过，则要担心自己是否也即将成为“分子”——这可是“打倒”队 伍中的一分子，性命交关！人与人之间再也不可能和谐共处，只剩下残酷的阶级斗争！那可是一部分人把另一部分不当人的残酷斗争啊！在这种残酷斗争中，不敢有一丝恻隐之心，宁左毋右 最为保险。中国社会打那开始，真的与“温良恭俭让”诀别！什么道德都见鬼去，人人能自保就烧高香了！几亿中国人陷入了颠狂，遗害当年，遗害到文革以后，更遗害到了今天。
1979年6月19日，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劳动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8个权威部门郑重上呈了《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 报告中反映：“粉碎‘四人帮’虽然已经两年多了，但是内伤远未消除。”“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情况仍相当严重，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个突出问题……这些违法犯罪青少年，从 偷摸扒窃、打架斗殴、耍流氓，发展到拦路抢劫、强奸妇女、行凶杀人。有些结成‘团伙’，为非作歹。有的已经成为刑事惯犯”，同年8月17日，中共中央58号文转发了此报告，指出：对青 少年犯罪问题，绝不能就事论事，孤立地去对待它。而应当同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同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健全民主和法制，积极搞好党风、民风，狠抓 对青少年的培养教育等工作联系起来去考虑、去解决。
三十年前的青少年，应该是将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人都包括了进去。将文革中置身于阶级斗争大课堂的红卫兵们红小兵们都包括了进去。
1981年2月，由全国学联、全国伦理学学会、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国语言学学会、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中央爱卫会等九个社会团体出面，联合倡议在全国人民特 别是青少年中开展以“五讲四美”为内容的文明礼貌活动，联合倡议这样写：“在十年浩劫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煽动，是非颠倒，荣辱易位，文明、礼貌和道德修养被打上 修正主义的印记，而‘打、砸、抢’的野蛮行为，却被戴上”英雄“的桂冠。”针对深受“造反派的脾气”影响的人们 ，联合倡议特地作这样的耐心解释“有人把说话粗鲁，对人粗暴，当成 劳动人民朴至憨直的秉性。这是一种误解。一个人的憨厚、善良的心地，一般要表现为礼貌的言行举止，待人亲切、直率，说话和气、讲理。粗鲁和粗暴与劳动人民没有必然联系，更不是他 们的秉性。还有人把讲文明礼貌，说成是‘资产阶级虚伪作风’，这同样是不对的。”
幼儿园的启蒙教育就这样在成年人中间大规模地展开了，在昔日的红卫兵红小兵中间大规模地展开了！
由于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公安部等各大政府部门都发出通知支持开展这一活动，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但当时基层社会人们给予的评价，竟然是两个字：“丢人”。因为“讲 礼貌、讲卫生、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 ，明明是幼儿园小朋友的行为规范， “讲文明、讲道德、语言美、行为美、不讲粗话、脏话、不损人利己、不弄虚作假”，原本是小学生 阶段的教育内容！《联合倡议》大声疾呼，“评选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新长征突击手、三八旗手和三好学生，都应把文明礼貌作为基本要求。”“小孩从学话开始，就要教育他们使用文 明语言。”“逐渐形成讲究文明礼貌的风气。”越是大声疾呼，越说明十年文革对人伦道德的毁灭性破坏已近无药可救！
当二十一世纪的毒牛奶、毒火腿、毒辣子粉、毒咸菜、毒大米充斥了我们的餐桌，我们终于发现，三十年前 “五讲四美”的努力没有能够将被粉碎了的文明道德拼凑起来；当南京彭宇案、佛 山小悦悦之死使21世纪的中国人想起要呼唤良心时，我们方才记起，早在四十多年前，这个社会已经丢掉了良心，只是“凭良心”的潜意识还在当时底层社会的中年人老年人心中根深蒂固， 是这股力量在与真实世界中恶贯满盈的行为抗衡，才使一九六六道县屠杀、大兴屠杀没有发展到全国性的屠杀（但重庆的红卫兵墓地，却记载了一代年轻无知者的自虐残杀）！如今，当年的 中年人老年人大多已经故去，剩下了“丢掉良心闹革命”的一代人步入了老年、这代人教育出来的子女学生辈则步入了中年——报应怎么可能不到来？！
南京彭宇案中当事的徐老太、压过小悦悦身体的司机、从倒下的小悦悦身边冷漠走过的路人……从他们身上暴露出来的缺乏道德修养甚至缺乏做人良知的行为，通过互联网已经迅速曝光 ，人们的口诛笔伐甚为有力，但是，客观公正地说，造成这种行为的根源与四十多年前中国大地上的空前劫难紧密相关！与全社会十几、二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紧密相关！
其实，即使是三十年前的那场“五讲四美”活动，也已经难使人伦伦理恢复到正常态——哪一个文明社会中，人随时随地可以被批斗、可以被整死、整死还无法追究？哪一个文明社会中，私 密的家随时随地可以被抄？哪一个文明社会中，提倡亲朋好友之间、父母兄弟之间互相揭发（附带说一句，我读初一时，初二有个女生因为到派出所揭发了母亲在家玩麻将而成为全校少先队 员的榜样，并很快加入了共青团）？中国既然允许普通人可以被揭发、被批斗、被整死、家可以被抄，并能允许这种状态持续多年，人伦伦理再想不经过全民族大反思恢复到正常态，容易吗 ？现实吗？更何况上世纪最后十年国家因为怕大家反思文革（实质是怕大家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而引导全民去“闷声大发财”（其实全民发不了财，大发财的多半要眛良心），使全社会 的人伦伦理离正常态越行越远。从这个角度看问题，21世纪的中国出现南京彭宇案、出现佛山小悦悦悲剧，正是几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逻辑必然。如今，在十年文革中成长或出生的一 代人，已经是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可惜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 “五讲四美”时幼儿园的启蒙教育并没有起到作用，在文明道德传承上“幼功”既缺，就注定终身难补。“你是替党说话还是 替群众说话？” “我们是有身份的人！”、“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 “你敢在新华网曝光，我就叫它关闭！”等“雷人语录”就是出于这些文革中成长的官员之口，他们的思想行为 方式，已经可怕地定位在“文革”，定位在接受的是什么样的“幼功”！这代人可以倾自己全力为子女创造物质环境，但他们不可能创造出一个良好的适宜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自身都 远离了道德文明、不知道德文明为何物，子女和学生从哪儿寻找道德文明之根？
汪洋先生说要拿起“良知”的尖刀，但如果不反思“阶级斗争为纲 ”的理论对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造成的刨根掘底的破坏，中国社会连谈 “良知”的资格都没有！
打从四十年前见人跌倒要问“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才去相扶相救，这个社会就从“良知”的底线上堕落了，打从四十年前中国人互相“揭发”成一景观、连“牛鬼蛇神”都在互相揭发 以求自保，这个社会就该羞于称“人类社会”了。今天的小悦悦之死，其实在四十年前就种下了毒根。正因为不肯清算四十年前的丧失良知行为何以产生的根源，今天就得为四十年前的恶行 付出代价，如还不肯反思，就还得付出代价！付出更为惨痛的代价！直至这个民族被开除出“人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