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梁文道出了一本书，名为《常识》。他自序中的几句话，触动我写下这篇文章。
他说：拙著取名《常识》，绝非自大，而是为了向前人致意，归宗于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除此之外，我也很喜欢“常识”这两个字的丰富义蕴。
他说：“常识是一种文化体系”；虽然同在一国，虽然同是华人社会，一个香港人心中的常识未必是其他人所能认同的。身为港人，我似乎背负了沉重的原罪，不时遇到读者批评我“不懂国情”，进而归罪于“殖民地子民那挥之不去的洋奴意识。”近年来，我在两地发表评论，恰好给了自己一个时刻反思的机会……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切实体会到一个香港评论人的最大原罪其实不是什么“洋奴心态”，而是相对优渥的空间。比起许多同行同道，我的环境比较宽松，我的信息来源比较多元，我冒的险比较小，我怕的事也比较少；这是我的最大最大的愧疚，也是推动我写这些东西的最大力量。
梁文道要告诉读者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常识呢？对于他书中所收的某些文章，我试图用一句话来概括：
《向百年国耻说再见》：无论国荣还是国耻，都要做好一个自信平和的人。
《抗战，为什么它还没有结束》：应该以民族和国家的立场来看抗战，而不是以一党立场来对待抗战和历史。
《撕裂社会的爱》：某些人有着屁股决定脑袋的偏执。
《西方传媒不是铁板一块》：反华势力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认定？世界上有没有一股专门的反华势力？
《反法》：是反一项政策还是反一个国家？
《反日》：是反一个国家还是反一种罪恶？
《移民》：爱国主义是否等于狭隘的排外？
《奥运并没有烧旺民族的热火》：运动不等于政治。
《多元》：只有一种思想的中国绝不会美好。
《我们的地图里没有第三世界》：其实中国人也很有势利眼。
《政府形象不能只靠计划》：为了形象，便可作伪？为了国家利益，便可不择手段？
《一出好戏代替不了制度》：制度比人格是更好的保障。
《接班》：从终身制到限任制是巨大进步。
《好官》：以法治国胜于以德治国。
《问责》：两种常规，源于两种制度。
《喜事》：假仆真主，如果公仆是假的，那么主人就不可能是真的。
《政府，它的权限在哪里？》：政府越大，人民越小；官员越强，公民越弱。
《合法性：政府起码要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政府要管理人民时，它在；人民要政府负责时，它往往不在。
《特供：怎样区分君主立宪与共和》：女王和百姓用同样的好东西，和只有女王才能用的好东西，那意义有着天壤之别！
《民主》：是一种自我修正的道路。
《民意》：我们的民意是否能通达到决策者？
《投票（一）》：民主的限度，投票的适用范围。
《投票（二）》：仅仅“尊重民意”，和由人民决定是完全不同的。
《历史》：中国人精神传统的断裂。
《“大局”究竟是什么？》：“大局”只是为当局。
《创世神话：新中国的历史问题》：偶尔有人斗胆说几句真话，都会引起震动，说明社会在谎言中已经浸泡得太久了。
《不下毒是做人责任，而非企业责任》：现世的道德底线已接近崩溃的边缘。
《富豪》：有了钱怎么用？善于用钱和钱用于善。
《老师：一种基础的职业》：能否改官本位为教本位？
《宽容是大学的本质》：大学是包容的相对论，还是政治的统一场？
《大学校长》：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大学才是“大学”。
《学术辩论不用骂娘》：如果党和政府不许批评自己，那么“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就只是要知识分子自我批评，自轻自贱。
《潜规则》：现行社会的真规则。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认真读来，受益非浅。
必须承认，像这样并不深刻也绝不深奥的常识，大多数内地的评论人写不出来，大多数内地的媒体也发表不出来，问题何在？就在于梁文道所坦言的，他所处在相对优渥的空间，一个开放的空间，一个宽容多元的空间，也是一个能够允许人们的常识存在、生长和传播的空间。而我们中国大陆的内地，目前还不是这样的一个空间，过去更不是这样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所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呢？恕我直言，是一个党识的空间。过去曾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党识空间；所幸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现在已成为一个相对开放的党识空间。说是相对开放，也就是相对还封闭着，这也就是大陆和内地的新闻和评论同道们，在得到信息和处理息信的自由度上不如梁文道和他的香港同道们优渥的地方。梁文道们的优渥在于，没有接受中国大陆的党识教育，才能具备这些常识；不完全接受中国大陆的党识束缚，才能传播这些常识。
党字与常字，上半部相同，下半部不同。
立场决定了思想，屁股决定了脑袋。
其实，中国在二十世纪积累下来的许多难以解决的历史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只是一个问题：以党识取代了常识。
新中国建立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从局部的灾难发展到全国的灾难，从局部的谎言变成一个弥天大谎，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党识对常识的破坏！同时以党性取代人性，以政府性取代人民性。这种破坏和取代有时候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以常识对物，我郑重赠予你的东西，是不能随便索回的，索回便是失诺。可是共产党以分土地给农民的诺言动员农民支持革命，建立政权后仅仅几年，农民分到的土地还没捂热又被收走了，因为领袖和党改了主意，要把农民统统都赶进社会主义。
以常识对人，在艰难岁月中帮助过自己的人是挚友，能够坦率对自己说出意见的是诤友，对于挚友和诤友，都应该以善待之。可是对于曾经助过自己一臂之力的同盟者民主党派人士，和对于按照领袖的号召给党提意见的知识分子，前者不过在数年之内统统被扫出一同建立起来的联合政府，并把他们和后者一同打成右派，使之沦政治贱民。因为领袖和党此时已经掌握了全社会的生杀大权，不再需要朋友帮助，也不再想听别人说三道四了。
以常识对事，一亩地生产一万斤粮食那是不可能的事，生产十万斤就更是荒诞的昏话。可是在大跃进之时全国到处到在大放亩产万斤乃到十万斤的卫星，白纸黑字在党报上登着，谁敢不信？领袖和官员们全都穿上了皇帝的新衣，而小孩子的眼睛都被大人捂上了，生怕他们一不小心就看到和说出了真相。
在一个有宪法有刑法的共和国里，即便要处死一个人，枪毙也就够了，用不着割喉，这是常识。在歌颂共产党人大无畏精神的电影里面，临行的共产党员无不引吭高呼革命口号，似乎是无法无天的国民党也没有让共产党人哑死。可是到了共产党要枪毙一个女共产党员时，竟然要将她割喉禁声，只是为了怕她喊出反动的甚至是革命的口号！这样的行为，在人之常识和人之常情之下怎么可能做出？许许多多这样的历史事实，至今仍在被某些人的党识无视着和掩盖着。
直到文革，这种破坏到了极点，才物极必反，再一点一点艰难地复归常识。其实改革开放，就是一个不断走出党识局限，一步步回归常识，并用常识来面对世界和处理现实困境的过程。
以党识破坏常识，在中国不是从共产党开始，而是从孙中山的以党治国开始。他痛感于革命不成，要求其党员按指模向领袖个人效忠，目的无可厚非，但手段已出了问题：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违反了革命党人反对专制的常识。
以党识代常识，问题在于目的性太强，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异化便由此而生，手段变成了目的。正如共产党人原初的目的是要推翻旧制度，建立一个人人自由、平等、幸福的新社会。为了这个目的，夺取政权只是手段。可是一旦政权到手，便喧宾夺主地自动变成了目的。一切皆可丢弃，唯有到手的政权不能放手。那些人人自由、平等、幸福的奋斗目标已变成空洞的说词。过去夺取政权时所采用过的手段，那些动员群众争取民主权利的方式，比如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言论集会出版自由等等，今朝由我当政之时一概禁用。因为有了公民维护自身权利的自由，就少了政府限制他们权利的自由；有了农民拥有土地和支配土地的自由，就少了过去由政府强力剥夺和现在由官商勾结巧取豪夺他们利益的方便；有了农村和城市的平等，公民和公仆的平等，就少了官员们居于民众之上的高等；有了人人都能享有的幸福，少数人就会失去超越于普通人幸福之上的那种幸福的特权。改革开放三十年了，这种基本常识许多老百姓都已经具备了，可是许多党和政府的官员却并不具备，或者是囿于党识还不够具备，更有甚者是基于既得利益不愿具备也不想让更多的人民具备。
以常识来看，改革开放并不是什么未曾有过的发明创造 ，而仅仅是对人类文明和民族文化常识的回归。而现在改革开放所面临的最大阻碍和危险，就是有一部分既得利益者不肯放弃狭隘的党识，仍然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公权力限制和阻止常识的传播！
可怜的常识，可敬的常识。我们有一些古已有之的常识，在革命的暴风雨中被党识取代和破坏了；而一些现代社会和当代世界的常识，又因为党识的封闭性教育而得不到普及。
现在中国的社会状况，是常识和党识各具其半。因为党内的改革者们认识到了只靠党识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像梁文道这样一些由常识世界生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希望让人民更多地了解常识。而控制着大陆媒体的党的宣传官员们，则试图维护着党识的半壁江山，并且仍有着要把人民的认识拉回党识一统天下那个时代的企图和责任感。只因为他们是党的干部，一言一行都要维护传统的党识。
有一些党识现在仍被很多人认为是常识，比如“人民军队忠于党”。从党识看来，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从常识看来，这显然是还没有被认识到的谬误。
当然，党识中也有很好的东西，这些好东西就是它过去闹革命时的合理性。比如“为人民服务”，问题是如何将它落到实处？
党识中也有很多东西是在与时俱进着，比如“以民为本”，“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等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能够为最广大的人民和未来的社会所接受和认同的那些优秀的和具有先进性的党识，必须是能与常识相融合并且相辅相成的。中国共产党如果是真正为了人民的利益和福祉而奋斗和工作的，就不会有超越于人民常识之上的另外一种认识体系。
理清思路，用常识来治理国家和为民服务，是执政党的当务之急，也是政府真正为人民所认同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