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90年代犬儒化的普遍“洗礼”之后，中国人在80年代生吞活剥的抽象启蒙运动之苍白无效，终于在21世纪早期的网络民主时代，像夹生饭似的，显露出犬儒粗鄙化与老传统根深蒂固根性完美而自然的结合。这种尴尬证明了启蒙没有一蹴而就的，更说明有效的启蒙不是理论风暴的结果，而是常识启蒙的文化普及。网络传媒时代带来了另一个福音，这是一个真正开启生活自由之门的时代，也是一个独立获得信息资源和可以将多元化信息加以对照的时代，因此，再装孙子瞎子傻子的犬儒主义，遭遇到了面对真实的理智直接冲突的挑战。
所以，这十几年是中国人在常识启蒙的基层逐渐酝酿的起步阶段。关键的生成因素是互联网的表达和传播作用。将广大独立自由的学者研究的成果、人人参与的意见、思想反思者的认真考察与官家的定论，还有犬儒知识分子的“装鱉”的假话，放在最广大的平台公开展示检验与比照，许多真相渐渐浮出水面。越多人参与，便有越多的法眼审视，只要广泛传播和公共批判，就会有掌握事实证据的见证者、深思熟虑的冷静者、眼观八方的博学通识者、实事求是的理性反思者出来说话，一个追究、曝光、还原、思辨、重构的认知场便出现了，所以真正的状况和基本的道理，不再被遮蔽。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人心不断产生顿悟的闪光，许多茅塞顿开、醍醐灌顶、如梦初醒的感觉频频发生。—— 启蒙的大门一旦通过传播媒介开启，即形成星星燎原之势，势不可挡。随着反馈发酵效应的发生，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自我启蒙和互相启蒙的交流场，这是最壮观的反思一切的常识启蒙时代。
启蒙，是针对遮蔽和蒙昧而言的。遮蔽和蒙昧，有他人别有用心给你喂了蒙汗药，也有自我甘心情愿沉醉不知归路的。无论是被蒙蔽，还是自觉愚昧，都会长进了骨头里去，除了天性的蒙蔽，你所生活的全部环境，就像整个苍穹，严严实实地笼罩着你，极难觉悟。最需警觉的是：我们处身于一个犬儒知识密布的社会，传播很广的信息，很有可能是蒙汗药混在了解暑的村酒里。当然，有智慧的知识分子会用振聋发聩的常识传播启蒙的解药，让我们豁然开朗。但启蒙，最高的境界是“自我启蒙”。
犬儒是用他们的狡猾聪明来蒙蔽愚弄老百姓，将复杂的背景故事和因果关系隐藏起来，只用简单的神话给我们吃蒙汗药。智识犬儒主义者都是极明白之人，但他们对现实秩序和游戏规则有着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不认同的接受、不内疚的合作。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书里称这样的个人为“犬儒主体”，他说：“犬儒主体清楚地知道意识形态假面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但就是不愿意脱下假面。正如斯洛特迪克所说，‘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 （徐贲：《当代犬儒主义的良心与希望》，爱思想 2014-7-16）
中国集权专制的方式深入到思维和知识层面，用教条和欺骗两大杀手锏来制裁国民的智慧。专权和教条、政教和谎言，是一对孪生儿。在中国，被遮蔽和被蒙蔽的东西极多，普通人总在蒙昧的交界处徘徊。在今天这样变动不居的时代，没有确定的价值观和稳定的法治，社会舆论常常成为主宰人们心理和判定真伪的标准，道德舆论和政治舆论经常表现出长期蒙蔽固化所产生的强大的影响力，显示出整个社会和很多国民不肯放弃的陈腐观念。
在过去时代，我们接受的是盲目崇拜的迷信教育，我们一直是接受式的被灌输者，从来没有求真、怀疑和讲究逻辑、证伪的科学教育，在深心内，形成了无数自以为是真实定论的谬误和定势思维而不自知。在无可回旋的史无前例的反思时代，重新考察过去烙印在我们认知中的所有结论和定见，进行一次清仓式的自我启蒙，是绝对必要的。
心理学家安东尼·格林沃德曾经提出了一种心理现象“极权主义的自我”：它像集权国家一样地运行，封锁有威胁的和唱反调的思想，隐瞒证据，重写历史，一切皆为核心思想或自我形象服务。总之，很多事情我们不甚了解和完全无知，因为这与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不相一致，所以我们设法否认它们，或者视而不见。—— 意识形态长期的蒙蔽效应，使我们的心理笼罩着一种“极权主义的自我”。
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看到犬儒知识分子如何给我们服用了蒙汗药，而我们常常会从片面的一知半解中建立起轻信和迷信的智障：为了表现毛泽东的善良，龙剑宇教授在书中写了一个毛泽东“为鸟请命”的故事：几名警卫干部打鸟归来，毛泽东看见那些鸟羽毛上沾满鲜血，甚至有一滴血被甩出来滴落到毛泽东脚下。毛泽东神色显出悲戚，退了半步，突然说：“拿走，拿开！ 我不看。”毛泽东责问：“它们也是生命么。麻雀也是有生命的么！它们活得高高兴兴你们就忍心把它们都打死了？招你们了惹你们了？”“今后任何人不许打，什么首长不首长，告诉他们，我说的，任何人不许打！”（《毛泽东家居》P29-30）
这“为鸟请命”的故事说得笃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几乎可以出家修行了，但又与后来毛泽东亲自指挥的“除四害”运动相抵牾。对此龙剑宇教授的解释是：“他这次没有阻止打鸟。”结果让亿万麻雀死于非命，毛泽东仅负劝阻不力的责任（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从3月到11月上旬，8个月的时间中全国捕杀麻雀19．6亿只！见雷颐《“麻雀”有故事》《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其实，从龙剑宇教授的书中了解到毛泽东的真实材料有多少，这是次要的，但我们从龙教授的书中至少可以找到毛泽东鄙视知识分子的某些原因。（麻昌贵：《毛泽东的奢俭之争》，共识网 2014-7-14）
世界上所有事情的说法一定会有很多版本，而不同的立场、对立的观念对事实的叙述更会有相反的说法。不同的说法可能都是真诚的。更多的情况是出于偏见和为了自己的利益特殊的目的，人性会自觉地引导人故意歪曲事实而不自觉是错误。可见带着偏见来形成的某种说法、得出的结论，对后人和旁人来说，就有造成蒙蔽的可能性。—— 对于种种不可避免的蒙蔽，除了凡事都要认真证伪一番，别无他途。要考察事实是否有证据，要从多角度观照是否有矛盾性，要从常识和人性论常情来推理，也要从逻辑上来怀疑追究，不能人云亦云盲目相信。社会心理学指出：我们往往相信或接受我们经常看见和接触的事物，除非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去证伪它们。由于没有得到准确证据，缺乏广泛公开的信息，误导的信息占据了优势地位等等，都会导致人们从众，采取建立在道听途说基础上的消极态度。—— 即使某些故事是真实的，但是我们需要越过一叶障目的蒙蔽，知道人性和历史的全豹，是为启蒙。
重新认知毛泽东的本来面目，是反思中国政治的突破口。其实对毛的“怜鸟之心”，可以考察毛的其他言行作为对比。大饥荒年代，毛对几千万饿殍是这样表态的：“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又不回来啦！”他指示周恩来立即将饿死人数的统计表焚毁，不得让第三者知道，然后把为饥民呐喊的彭元帅一脚踢下台去。早年，当他知道项英死于皖南事变时，他只说了一句话：“项英不听中央的话，一命呜呼！”1966年，毛的几十年大亲信罗瑞卿被毛突然打倒，罗无法接受事实，跳楼自杀未遂，毛说：“没出息！”同年，毛的秘书田家英在毛的书房上吊自杀，毛冷冷地说道：“死了人都要我管吗？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小叛徒”！”1969年，当毛接到刘少奇死亡的呈报时，他说：“自作孽，不可活！”—— 当读到网络传播的高华之《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和种种“重生史料”之后，我们才知道了慈善领袖的真面目。
上述各人有谁不曾经是毛的至亲近的爱将？1942年延安整风前夕，毛为了一窝端掉国际派王明、博古、张闻天和周恩来，特地将刘少奇从华东前线调回延安作斗争助手。在刘少奇衔命从华东返回延安的路途中，两人热线不断。毛对刘的旅途生活和安全作了全方位的关怀。带多少警卫？带什么样的随从？走什么路线？到了哪个站点安排哪个地方官员迎送？毛一一预作了周密详尽的布置。那些曾看了当年毛泽东关心刘少奇行程的电报的学者们，无不嗟叹不已！原来这两个后来的生死冤家还曾经有过如此亲密无间的岁月！原来，毛还曾对刘有过如此“真诚”、“无微不至”的关怀！当然，刘的投桃报李就是在七大首次正式提出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第一次提出在中央书记处三人书记中，毛有最后决定权，从此确立了毛的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的圣人地位。（参考胡鹏池：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 共识网 2014-7-22）—— 刘少奇那时候的特别待遇，就像毛泽东院子里的鸟儿一样。
在反思的时代，历史的反思将首先产生最巨大的启蒙冲击力，许多长期遮蔽的真相直至生动的细节，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形成的爆炸冲击波，将胜于多少大道理，由此证明常识永远比道理有效。试看以下细节的披露：1971年当林彪坠机的消息传来时，毛一下子老去了很多。从得知林彪叛逃的当晚开始，毛泽东高烧不退，连续两个月卧床不起，其中两次缺氧昏厥。有一次毛泽东又昏死过去了，周恩来闻讯赶到时，紧张得两腿发软，小便失禁，连车都下不了，还是两个人把他架进了毛泽东的卧室。在毛的卧床边，周摇着毛的手，喊主席喊了四十多分钟，毛泽东这才醒过来，周恩来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大权还在你的手里！”—— 看到这样的历史详情之后，你对一切神圣事物将重新评价，神倒下去了，作为人的你将站立起来。
随着对越来越多内幕的揭露和越来越开放的历史研究之进化，随着互联网上人们像久旱逢甘霖一样地传送大量的新鲜信息和坦率想法，随着国人富裕开放之后轻易走向世界，全球化的内容渐渐普及到每一个城市，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启蒙步伐迈得越来越大，觉悟的速度越来越快。—— 需要反思的东西太多了，不要再重复老生常谈的抽象大话，因为我们的大脑里堆积着无数的假话。我们一直被犬儒化。最需要做的就是把过往被灌输的结论和知识放在更多的、系统的事实证据面前比较，看看有没有强烈冲突的矛盾，问更多的为什么，放弃定见是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用自己的本性、直觉和人的常识来做出最普通的答案。着重事实求证和直诉人性天真经验的常识启蒙，不断使人醍醐灌顶，你将走向智慧。
一个人清醒地知道自己会很容易陷入蒙蔽的状况，是启蒙的第一步。我们的很多个性是被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积极地寻求对这些信仰的认可所界定的。我们的大脑会区别对待任何可能挑战我们坚守的信仰的信息。桑斯坦认为：“先有立场，再有传播。”当我们与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时，我们更愿意盲目相信；当我们茫然失措或缺乏认知理性的时候，我们更容易从众；而当我们竭尽全力维护自己的核心信念时，我们会对那些能告诉我们做错了的证据视而不见。没人喜欢被人告知你一直在做错事，没有人愿意改正错误，这是人性。越是优秀的和有地位的人，越是拒绝被人告知自己被蒙蔽，越是要固执到底。（参考【美】玛格丽特·赫夫曼：《盲目心理学》，第三章，黄延峰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6）
中国启蒙任重道远。不仅仅犬儒知识分子故意装假，普通人内心里长期被种植了唯一性的意识形态种子，似是而非的观念遍布了我们的自我意识、潜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力。略举例之：绝对平均主义，国家主义，强大政府和英明领袖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至上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国特色论，民主集中制论，民主完美万能论，个人自由权利绝对论，好政府为人民谋福利论，劫富济贫论，暴力合理论，道德高尚论，清洁的精神论，道德审判正当论，德治重于法治观，群众运动神圣论，人民万岁论，造反有理论，激情极端正当论，不需讲理论，东风压倒西风二元对立消长论，仇恨与报仇正当论，永不妥协和永不和解论，阴谋无处不在论，恶政与刁民互为制约论，潜规则是最大的规则论，不择手段是达到目的的最好方式论，革命与改革神圣论，等等。这些伟大理念都很迷人，不证自明，不仅仅都是蒙汗药，而且是国人社会心理中堂而皇之的实用主义共识宝典。
要反思中国过往的一切教育背景下灌输的结论、思想、观念、知识甚至所谓的历史，最简要的策略便是寻找时事和历史的典型案例进行解剖，举一反三地透视我们的本质，进而推翻习以为常的观念。例如最近对芮成钢现象的反思，就具有广泛的意义。芮成钢，一个典型的“中国梦”的代表，一个并非“X二代”的年轻人，凭着自己的天分和奋斗，以及聪明的选择，进入一个第二权力的高地，让人生发生了质的变化，暴得大名，极度虚荣，浮躁张狂，夸耀自恋。在西方记者眼里芮成钢变成了一个象征，用《纽约时报》的话说，“中国式资本主义的媒体面孔：年轻、聪明，令一些人不快的是，还民族主义色彩浓重。” 在中国观察家的眼里，他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高智商，世俗，老到。既是人精，又是人渣。审时度势，精巧投机，风头用尽，势利刻薄到底。善于表演和吹嘘，懂得配合和讨巧，结交权贵，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既是超级推销员，又是不可一世地傲慢的中国代言人，国家主义的名片。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通过反省芮成钢现象，让我们看到芮成钢就是一个放大了的中国人 ，看清楚我们自己究竟是什么。要知道一个不值得吹嘘的中国梦的真面目，让更多的国人具有自知之明，再没有比它更好的了。
启蒙需要三种品质：真诚；勇气；直接面向事情的本质和自己的本性。同时，不进行持续的反思就不可能回到真实的原点。人类进化的历史就是一部启蒙史，启蒙得正常，便会有正当合理性的好社会，尤其产生有理性、独立自由的正常公民。启蒙不好，政府蛮横，政治黑暗而仍然有坚定的国家主义奴才支持；老百姓总是不讲理，不得已要被改造国民性。中国启蒙时间很短，且频频中断。五四之后，军阀和革命带来一个乱世，始乱未定，遭遇日本入侵，救亡取代启蒙。抗战胜利，旋即国共问鼎。霸王盖世，接着是30年昏魅，80年代刚刚文艺复兴，启蒙不到10年，便遭腰斩。没有一个连续的启蒙过程，兼且启蒙不得法，所以至今在所有问题上都讼议纷纷，无法有基本的重叠共识。许多当年的启蒙老大，半途走火入魔，又折回国家主义和党派立场去了，他们用更有迷惑性的激情，使启蒙一事在中国变得特别的复杂。
中国过去的启蒙困境，多是因为着重在饥不择食地吸纳外来高尚伟大抽象的学说，完全脱离“基本法”，在无休无止的玄学争辩中，始终无法确定该走什么道路合适。没有经过西方那种文艺复兴的常识启蒙，所以总是原地踏步。看看欧洲文艺复兴那回事，无非是从人性论从头开始，脱离神性教条的束缚，从哈耶克所讲的“自生自发秩序”里建构“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十日谈》里就说床上那些激动人心的故事。在基本法、原始事实、常识道理和人性共识的基础上，建立最普适的规则，是最实在的启蒙。普世价值就是人性论。
讲到启蒙，中国人不会忘记中国“禅”的启蒙史诗：顿悟。禅最重要的是“自我探究”而获得悟性，不假借他人的传授和教条，启发，常常是三言两语的常识直诉；禅很复杂，可是它的表现形式却极其简单：浅显、平常、通俗、具体。其方法论只是著名的四句话：“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四句话教导我们，排除一切教条就是对习以为常视为当然的主宰观念进行清场，这是获得悟性的开端，然后通过活生生的事实、经验、直觉，直接从基本人性觉悟到普世常识，由常识上升掌握最高的真理。
要对顽固的观念祛魅和清场，不能不讲究启蒙的方式。你让群众去读洛克、穆勒、哈耶克、罗尔斯、胡适等人的著作，那是天书，不可能。这就需要很多人讲通识，传播正常的具体人性，学会讲道理，进行常识启蒙。要破除教条、谎言的遮蔽和传统定见的蒙蔽，唯一的办法就是用通俗具体的常识来启蒙，还原基本法，讲清原始事实，追究常识道理，回到人性共识。下面看一个例子。
法律学毕业生希尔穆兹·汗和政治学、经济学教授托·英扎尔对话，他们是好朋友，但是希尔穆兹·汗信奉共产主义，托·英扎尔信仰个人主义。托·英教授是位罕见的学者。和苏格拉底一样，他对每个人都赞同的事情发问。在得到许多肯定的回答之后，他帮助发问者自己发现真理；他从不争辩；他只刺激发问者的想象力。这使他非常受学生们欢迎。希·汗相信一个诚实为公的政府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他与托·英教授第一次见面后，希说：“我要说服你，教授，通向经济繁荣和世界和平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共产主义和诚实为公的政府。因此，您能给我一些时间让我与您讨论这些问题吗？”
希说：“现在，根据共产主义的理论，如果所有财富都均匀分配，就不会有贫困，我们就能有真正的经济正义。那就会结束对待穷人的后妈式行为，是不是？”
托说：“希，假设政府没收各家银行里所有属于富人的钱并且分配给穷人。我们再假设政府没收所有的土地、工厂、汽车等等属于富人的东西，卖掉，把钱分给所有人。现在，你说，一星期以后人人还会有同样的钱吗？”
希：“当然不会。” 托：“为什么呢，希？”
托：“难道你看不出，并非所有人都对生产做出同样的贡献吗？是不是这样？难道你不认为在一国人口中平均分配的财富迟早会变得不平均？”
希：“当然了。”托：“于是又会有穷人和富人了，对不对？”
希：“没错，托。但是我们假定两个人同样努力地做一件事，您认为他们是否应当得到同样的报酬呢？”
托：“我这么说吧，希：假定一个没有技能的劳动力一天工作12小时，他是否应当与工作同样时间的外科医生或者工程师得到同样的报酬呢？”希：“共产主义者认为同样的劳动时间应该得到同样的报酬。”
托：“希，我再说得清楚些。我们假定非技术工人和技术工人报酬相同，那么非技术工人还有必要花费时间精力金钱成为技术工人吗？就当非技术工人不是挺好吗？”希：“我明白您的意思。”
希尔穆兹·汗说：“您看，托，共产主义是个公平的经济制度：它不忽视穷人和需要帮助的人。共产主义的口号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多美好多公平的口号啊！是不是，托？”
托：“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口号，希。任何两个人吃东西会有完全一样的口味吗？”希：“不一定，托。”
托：“他们会喜欢穿同样的衣服吗？”希：“不一定。”
托：“他们会生同样的病吗？”希：“不一定，托。”
托：“他们需要完全相同的药品吗？”希：“不一定。”
托：“他们喜欢读完全一样的书吗？”希：“不一定。”
托：“从这些问题中你难道看不出吗，希，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他的需求也是独特的。平心而论，考虑到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与众不同的这个事实，共产主义政府有没有办法知道每个人的需求？”
希：“恐怕没办法。”
托：“需要帮助的人是不是比有能力帮助它人的人要多呢？”希：“当然是的。”
托：“如果你从有能力的人那里拿来财产送给需要帮助的人，那些人会不会变得更懒惰？”希：“显然是的，托。”
托：“那些有能力的人会不会隐蔽能力逃避大批的寄生虫？”希：“没错。”
托：“是不是每个人都企图不劳而获呢？”希：“没错，托。”
托：“那样会不会导致全面的低效和低产出呢？”希：“当然会。”
托：“这么说，希，我们要是用‘按贡献分配’取代那个共产主义口号不是好得多吗？”希：“没错，托。” （Aslam Effendi：为什么富人和穷人将永远存在，共识网2014-07-18）
托·英扎尔对希尔穆兹·汗所讲的几句话，哈耶克需要写60万字的《自由秩序原理》和罗尔斯要写50万字的《正义论》，才能从理论上解释周密。但是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永远也不会读哈耶克和罗尔斯，所以对民众启蒙只能够讲通俗易懂的常识。但是哈耶克说过：“没有理论，事实就会无语。”对于知识分子而言，阅读经典思想家的原著是必不可少的。哈耶克伟大的论证其中之一是“知识分工论”，他认为“合理的计划经济的失败在于它错误地试图集中所有知识。”“中央计划者没有可能获得必不可少的信息。为有效地配置各种资源所需要的信息只有通过市场过程本身的运转才能获得。”所以，最有益的社会制度都不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创立的，只有在自生自发的渐进过程中逐渐进化。他还说：“在极权统治下，往往是最坏者当政。—— 用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先前的错误，用更大的罪恶去保护先前的罪恶。”（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凡此种种，都是常识启蒙的底本。
在某些观察家看来，近年是启蒙退潮的状态，公知明星化或者被污名化，启蒙话语和意见领袖迷失了方向，娱乐生活化的信息潮流占据了网络的主体。但在我看来，真正的启蒙不是公知强人真理导师式的运动，更不应是过度政治化的紧张状况。在互联网时代，真的启蒙在于无数网民的认知盈余、常识探讨以及渐进式、渗透式、顿悟式的交流积累。广泛参与的反思是一种整体理性的优势，而普及式的常识启蒙则是水平面的现代性成长。
不怕犬儒权力者和犬儒知识分子当道，常识启蒙者越来越多了，他们都是平心静气的说理者，历史的扒粪者，制度的监督者，公共社会的维权者，思想的实验者，和真理的传播者。传播越广，常识越通用，普世价值越与常识和人性接轨。还是慧能的顿悟说概括得好：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可以预见的是：只要我们传播更多的常识和理性，认真地不留情面地反思我们过往的愚昧，在公共社会有越来越多的讲道理空间，越来越多的像哈耶克、罗尔斯的思想成果简约为普通人可以理解的常识，我们便会有渐渐默契的重叠共识，正常社会的制度化就会容易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