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一开始我是参与的，在编辑部赶稿子，参加编前会，一边聊天讨论议题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一个具体的政治经济问题，往往有很多意见涌现出来。但是对任何一个政治经济问题，你希望在哪个方向上求解这个问题？这个希望的求解方向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时一事，而是涉及到对中国社会的整体的看法、整体的感受。从一致性角度看，《财经》对每个具体的问题都有一个希望的求解方向，而且这个求解方向从远处看的时候，大致上与之在其他问题上的求解方向是自洽的。它不能够前后不一致。

现在，包括大陆港台的很多财经或非财经的大众媒体，从读者的角度看，我们读得时间长了会以后发现，它有很多的摇摆性，就是跟着舆论摇摆。这种不一致性（inconsistency），实际上反映出编辑部内部对于中国问题没有深刻的、整体的把握，这是最要命的一件事情。所以从外边看是不一致性的问题，从编辑部里边，其实是要求对所谓“中国问题”有一个视角更高远的整体把握。这是很困难的。我个人觉得很高兴，因为《财经》编辑部一以贯之了，从现在看确实比较一致，前后没有发生太多立场上的摇摆。

实际上，对中国问题的把握特别复杂，你如果非要让我来说，以我的看法，何谓《财经》立场或者能够代表《财经》的一以贯之的原则？我只好把它叫做“复杂的自由主义”。“复杂的自由主义”不同于简单的自由主义，也不同于西方历史上发生过的这些自由主义，只能用哈耶克的“复杂现象论”的“复杂”，结合上所谓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这就是“一”。但是运用在中国政治经济议题上的时候，它表现出来非常复杂的叙述。

中国过去150年始终处于激进的影响之下。在这个激进的时代，想找到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的合适的表达方式，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稍微不合适，你就被简单地归到“左派”，或者被简单地贴上“右派”的标签。但是真正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表达，我叫做合适的表达，它后边有非常深层的复杂的原因。150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在求解这个问题，就是“中国问题”。

“中国问题”简单概括来说，是双重的矛盾，一方面是现代与传统的，还有一方面是西方和中国本土的。这双重的矛盾在西方知识分子里不发生，因为它是原发的资本主义，只有在中国这150年中，我们遇到这个问题。结果这个问题渗透到所有的转型期中国政治经济和非政治经济议题中去，这是《财经》编辑部最常面对的现象。面对一个重大事件的时候，其解释框架、其引致的求解方案是什么？这也就是我们要寻求的一致性（consistency）。

如果根据今天的感受，提出一个看法，明天又换一个看法，所有的看法都像向量场似的不能一致，那就乱了，缺乏一个整体的把握。这是我个人从学术的角度看办新闻最难的一件事情。

在激进主义的大潮之下，需要一种反潮流的理性，能够比较稳健、比较复杂地来思考、求解这么一个大规模转型社会的复杂问题。为了寻找最合适的表达，首先其实是对重要问题的感受。没有这种感受，就不可能找到合适的表达。

《财经》编辑部有一大批优秀的编辑记者，他们对重要问题和问题的重要性非常敏感。这也是新闻的原则。在重要性的感受之后，你可以表达。任何理解的前提就是表达，没有表达不可能理解。所以在公共领域里，如果要想让《财经》这样的voice能够发出来并且维持下去，能一以贯之地保持了十年，最重要的就是对重要性的敏感，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能够生存到今天。在西方的新闻学院里头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最困难的事情不是说出真相，而是说出全部真相。”但是在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不是说出全部真相，因为你说不出来。你只能找到合适的表达，这样改革能够从体制内一步一步渐进地往前走。

我再补充一点，“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还有一层，就是说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演变的经验其实都可以借鉴。但是借鉴的时候要有一个普适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肯定是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和政治经济学的维度。我们把政治经济的维度叫做单一的维度。按照刚才我解释的思路，在《财经》编辑部，为了确定一个编辑方针，哪怕是短期的，就需要找到长远的一致性原则。这时候你的视野肯定就跃出了政治经济的维度，而必须得增加另外两个维度：一个是年鉴派的布劳代尔提出的物质生活的维度，就是你要切身感受中国人在这五千年里、在这块土地上他的物质生活的基本样式，这是本土特色；还有一个维度是精神诉求，就是美国人所说的价值理性，它是直接价值导向的。

就是你对一个经济问题的求解，其大方向肯定是受其他两个维度的制约，这样就可形成一个三个维度整合起来的大的视角，在这个视角里边，印度、中国、美国、前苏联等各国的经验，都可以借鉴。其实理论根本就没有了，在工作中看到“中国问题”，事实上形成了三个维度的这样一个视角，在这个视角底下，可以询问中国人的精神诉求：“你到底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