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最震撼人心的呼喊，就是“救救孩子”，肩起“黑暗的闸门”！“黑暗的闸门”典故出自通俗小说《说唐》。这个故事说的是隋炀帝多行不义，民间英雄辈出。隋炀帝多方谋害忠于未来天子李世民的 “反王”，最后放下城墙中的千斤铁闸想轧死各路英雄，但闸门一放下，就被一位绿林好汉撑起，成功地让英雄们杀出重围。然而闸门实在太重，好汉当即被压成肉泥。1919年，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写道，觉醒的人们，应先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1]。鲁迅用这个典故，心中充满沉重的苍凉。他自喻为那位绿林好汉，愿意牺牲自己，愿意自己被黑暗淹没，而救出孩子，救出中国的未来。鲁迅发表于《新青年》同一期的另一篇文章《与幼者》中，鲁迅引用了日本作家有岛武郎的话：“你们该从我的倒毙的所在，跨出新的脚步去，向哪里走，怎么走的事，你们也可以从我的足迹上探索出来”[2]。这就更加深入显示了鲁迅写这篇文章的起因。鲁迅认为，为了给孩子开辟新路，就要对危害孩子健康成长的一切污泥浊水彻底清扫，特别是对那些被封建思想毒害至深的父母击一猛掌，因为他们是对孩子最亲近，影响也最大的人。
鲁迅批判的锋芒首先指向“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曲说”，指出这就是“退婴的病根”！鲁迅说：“只要思想未遭痼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也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假如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无改于父之道”，不敢分裂繁复，那生物不能发展，世界上也就不会有人类了。因此，鲁迅对于牺牲幼者的利益，以保全老人的做法深恶痛绝。1926年，他在《莽原》半月刊写了一篇文章，痛批《二十四孝图》[3]，特别是对于“卧冰求鲤”，为了老人想吃鱼，就让孩子用体温化解冰冻来求鱼，“郭巨埋儿”，为了供养母亲，不惜将儿子活埋等更是痛加挞伐。
鲁迅认为，当好父母“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艰苦困难的事”。要促成子女的发展，“开宗第一，便是理解”。中国人常将孩子误认为是“缩小的成人”，一切照成人的模式行事。“其实，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就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以孩子为本位，而不是把他们硬塞在祖先或自己为他们造就的模子中。鲁迅强调“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付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父母相传对待儿女的“成法”却“谬误甚多”。如鲁迅所指出，一种是锢闭，以为可以让儿女与社会隔离，以便不受影响；一种是教给他们恶本领，以为如此才能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还有一种就是传授些周旋方法，教他们如何顺应社会，而自己又不吃亏。完全“顺应”的结果便是“违反了合理的生活，倒走了进化的路”。鲁迅认为对待子女，最重要的心态便是 “解放”二字。他提出“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因为“即我”——子女是从“我”分离出来的，所以“我”应该尽教育的义务，教给他们自立的、独立生活能力；因为“非我”，子女是人类中独立的一分子，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总之，只有“理解”、“指导协商”、“解放”才能培育出优秀的后代，否则，我们的子女只能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全无独创性、了无生气的、大批量生产的复制品。
至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鲁迅特别反对流行的报恩观点。他指出“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是非常荒唐的，特别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就更其堕落。他认为两代人之间的关系，主要的不是“恩”，而是“爱”。“独有‘爱’是真的”。挚爱幼子是一切动物的天性，绝无利益之心。鲁迅说：“只要心思纯白，未尝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发现这一种天性。例如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决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娶妻的时候，也绝不以为将要放债。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鲁迅强调指出：“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倘如旧说，抹煞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了乖剌的种子”。因为“恩”或“报恩”总是离不了利害交换的考量。鲁迅痛批那些自以为曾对子女好，就是对子女有恩，就可以索要报偿的人，把他们比作《世说新语》所记载的、用“人乳喂猪”的王武子。鲁迅说王武子所以对猪如此之好，如此格外施恩，无非是要猪肉肥美，好献于王公贵族，为自己谋利。鲁迅的结论是：“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父母生了子女，有天性的爱，子女对于父母，如果不被扭曲，也会有这种天性的爱，这决不是“什么恩威、名分、天经、地义之类”可以取代的。鲁迅认为中国历代“拼命劝孝”而孝子不多的原因，“便全在于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
在思潮激荡，社会问题汹涌的五四时期，为什么鲁迅对“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问题特别如此关注？联系到他在《狂人日记》中高喊“救救孩子”，在《热风》中呼吁“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等，可见这个问题是他当时思考的重中之重。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指出，“一个民族文化的复兴，首先就要能保持自己文化里面的健康的基因”，而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基因之一，就是强调世代之间的联系。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宗耀祖，是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4]。自古以来，“伦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而父子关系又是人伦之首。孔子提倡“亲亲为仁”，又说“仁者爱人”。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亲情，是爱，然后，推己及人，构建从爱出发的和谐社会。鲁迅对于失去爱的父子关系痛心疾首。他认为以上所说的父母的缺点，“便是子孙灭亡的伏线，生命的危机”！那样的父母无异于“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而将来是子孙的时代[5]。
自鲁迅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以来，90年已经过去，然而，今天，当我们责令孩子们背诵《弟子规》时，当我们耳提面命，要孩子们“听话”，“报恩”时，当我们强令孩子们按照“大人们”为他们设计的生活模型来安排一生时，反躬自问，我们没有把孩子当作“缩小了的成人”来对待吗？我们对他们不是命令多于指导和协商吗？我们充分尊重了他们的独立和“异想天开”的创意了吗？鲁迅将近一个世纪之前的思考是否仍值得我们今天再进一步认真考量？
乐黛云
2009年 3月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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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一卷，1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以下引文未注明者皆见同一篇章
[2] 《热风·随感录》，同上 362页，
[3] 后收入《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鲁迅全集》第二卷，251——256
[4] 《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478页，群言出版社，2005
[5] 《热风·随感录》，同注1，3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