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月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世界不少地方都在纪念这个伟大的人物。中国人知道达尔文，端赖严复。1895年，是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传播了达尔文的思想。但严复的翻译，根据斯宾塞，将自然演化的原理引入人类社会，形成了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逻辑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严复用它来刺激国人的自强。《天演论》出版后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若干年后，胡适名字中的“适”即胡适的哥哥据此而起，而鲁迅和他的朋友则能够大段背诵《天演论》。

从《天演论》开始，中国百年来的历史，可以用题目上的三个词一以贯之，而且是递进。天演即进化，严复的表述是“且演且进，来者方将”。在达尔文那里，自然的演化，没有目的，也没有方向。从其插图的“生命之树”看，物种在亿万年的演化中，是向不同的方向伸展，这是一个多元的演变空间。东汉《释名》曰“演，延也，言蔓延而广也。”但，将演化同为进化，就有问题潜伏其中。《说文》对“进”的解释是“进，登也”，它的繁体本义（進）乃指鸟脚向前而不能退后，因此，进的通常理解就是“前进”。前进是有方向的，也是有目的的（目标在远方）。如果比喻，它或可以像梯子一样向上，或可以像跑道一样向前。无论向上还是向前，进化一词已经悄悄地将演化的不同方向线性为一个方向了。这是隐患。

严复因其文化保守在新文化运动中已经成了没有影响的遗老，但，身不在影在，是他的进化思想如此深刻地左右着新文化。只不过这个“进化”已经被移步换形为“进步”。百十年来，主宰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观念何其纷繁，各种主义像走马灯一样，轮番把中国当作试验场。但，各种思潮较量下来，只有“进步”观念独占百年之鳌。即使五四后选择的社会主义，也是因为它比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更进步的缘故。

新文化中的胡适、陈独秀等，俱把演化视同为进步。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如此，胡适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亦如此。胡适声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如周秦有周秦的文学，汉魏有汉魏的文学，后代文学便是前代文学的进化（进步）。其实，文学的演化完全不同于进步（汉赋较诗经进步在哪里）。文学演化没有方向，不同方向上的文学生长既无可比性，亦无进步可言。但，新文化的进步逻辑不独文学，更延伸到文学以外的社会与历史。本来，历史由人的生活构成，生活本身是多元的，因而历史的方向也是多元的。但，进步却把历史归拢为一个方向，多元由此变为一元。这一元以进步为合法性排斥他元，由此形成进步的强制乃至专制（比如，农业集体化被视为进步，就不允许农业个体化的存在）。在进步论的作用下，历史成了直线，好像为了奔赴某种主义而存在。向前即进步，和它不同，不是落后就是反动。新文化所以激烈反传统，就是因为在线性的意义上，它是落后和衰退，需要劣汰。进步论因其优胜而不容其他，从而导致以进步为其表征的一元论，而一元论与专制则一墙之隔。

激进是进步的加速度。严复虽然为古老的中国输入了进化论，但他本人在社会主张上，并非激进主义者。1905年在英伦，严复和孙中山有过一次对话。严复认为“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但，孙中山要完成自己的功业，答“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把一个渐进的过程人为地缩短，冀图毕其功于一役，而且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这就是20世纪的激进主义。孙中山的革命党以这种方式推翻了满清，但，事功如何，鲁迅早期作品多有反映。它不过是更换了权力，社会中的一切依然照样。然而，鲁迅自己也是一个激进主义者，当胡适汲取法俄革命的教训，主张“分长寸进”的社会改良时，鲁迅对年轻人的教导是“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火与剑得到的只能是剑与火。从进化、进步到激进，一路狂飙，20世纪的历史按照进步者所指定的方向，最快地进入了“时间开始了”的“新世纪”。

这些年来，国人对激进颇有反思，但更需要反思的是进步（进步乃激进之母）。进步原是国人的世纪之梦，结果成了梦魇。伴随进化、进步到激进的，不意是从君权、威权到极权。此中教训，殊为深痛。然，进步演发于进化，严复为其始作俑。严先生号为西学第一人，天演又为西学第一部。不知此书播下的是龙种，还是跳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