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论文初步描述了反右运动中没有受到注意的一些现象，如基层反右运动的时间、右派分子的职业与分布、为什么成为右派、谁把谁打成右派等等。根据对反右运动的深入分析，认为反右运动形成的重要原因是当年社会流动模式、组织内部矛盾、手段与目标冲突的必然后果。

Abs 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ves tigate some aspects in theanti-rightis t campaign that have so far gone unnoticed，such as thetiming of the campaign at the gras s -roots level，the profes s ionals tatus and dis tribution of the rightis ts ，why they become rightists and who make them so ，etc.The author sugges ts that the main causeof the anti-rightis t campaign lies in the social migrating model，thecontradictions ins ide the organizations，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means and the end of the campaign.

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给后人留下了太沉重的话题。当年的55万多名右派，加上以其他相关罪名被处罚的过百万人，在耗费完他们一生中最精华的岁月后，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带着冤屈离开人世，其余的也年逾古稀。今天研究这场悲剧的目的，并非指责也不是伤感，而是期望让这种悲剧在中国不会重演。

一、反右运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重新评价反右运动，给右派分子平反摘帽，也引发了许多关于对这场悲剧的回忆和研究。当事人的回忆具有资料价值，但往往是一种悲愤与无奈心情的表露，缺乏学术探索。现有的学术研究主要从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去分析这一政治运动，把研究焦点聚集在中共高层领导的决策（如"阴谋论"、"引蛇出洞"等等）和少数精英右派（如个别高级官员、著名知识分子、民主党派领导人等等）身上，这些研究让人觉得有些不足。其实反右运动的事实真相与许多描述有很大的差异，主要有几方面：

第一是运动进行的时间，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在县一级行政区域，反右运动是在1957年底，甚至于1958年初开始进行的。个别地方，如西藏是在1958年4月才开始整风反右运动！"，比最早开始反右运动的地方几乎迟了一年。这也就是说，在广大基层的反右运动，是在"阴谋"已经成为现实后才开始反右运动，因此基层反右是"阳谋".还有少数地方，如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在1959年后还把少数人划为右派，打右派分子已经成为当年打击异己的一种手段。

第二是右派是什么人？一般认为，右派是知识分子，这并没有错，但是右派是哪一类知识分子，却少有人注意。根据大量的地方志和地方文献记载，半数左右的右派是中小学校教师。1957-1958年河南省有7万人被打成右派，其中教师4.1万人，占58%，是笔者所见到省级右派职业构成中，教师比重最高的。在河南省内部，一些地区右派中教师的比重更加高。55万多名右派当中，绝大多数并非著名人士，而是受过一点教育的普通人，在本文中称之为"庶民右派".不研究这些庶民右派，就无法真正了解这场运动。

第三是右派分布在什么地区？这也是被忽略的问题之一。过去受到关注的往往是工作生活在大城市的右派，其实绝大多数右派工作生活在小城市和乡村。而且越是基层，右派的比重越高。四川省截止1957年12月底，划右派12676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5.63%.省级机关共划右派1125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3.84%，省属市和专、县两级机关划右派11551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5.89%.

在有的地方，反右运动甚至一度扩展到农村，河北省保定地区农村对生产不积极的社员、瞒产者、打牲口、不愿交公粮者、贪污者，喊成"右派"多户的村庄，竟摸出65户右派。有的合作社把斗争了的对象，都扣上右派帽子。不过这种乡土右派，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因为很快中共中央发文指示不在工人农民中抓右派。

第四是右派分子为什么被打成右派？这个问题过去经常被认为右派分子是因为言论而成为右派。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右派分子之所以成为右派，并非他们在反右运动之前的整风运动中有什么"反动"言论，而是在整风之后，甚至不少人在1958年才被罗织罪名的。

第五是在反右运动时期还有什么人被整肃？由于反右运动的影响很大，同时因为右派分子中社会精英多，因此当时发生的一些政治运动被忽略了，比如在工人、农民中间划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南方和西北地区划的"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分子，在福建省划的"不纯分子"等等。同时在反右运动中，除了划右派之外，还划了数量庞大的"中右分子"，甚至有一大批人既不是右派分子，也不是中右分子，仅仅是所谓的"因右（右派言论、行为）"问题而受处理。在这一时期，形形色色被处理的人到底有多少，没有见到全国性的公开的统计数据公布。云南临沧地区划右派331人，同时受批判处理达6327人。笔者根据各地方性数据，作保守估计，当时被处理的人数大约在150-200万人之间。

第六是谁把别人打成右派？当年的高层领导，特别是毛泽东对反右运动有重要影响，但是这么一件涉及数千万人参加，有55万人成为神坛祭品的运动，没有一个社会基础是不可能的。每一个右派的身后都有一个或者是一群把他踩入社会底层的人，这些人是什么人？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七是右派的命运如何？虽然右派的命运是悲惨的，甚至于发生过甘肃酒泉"夹边沟"那样的令人发指事件，当年被押送到这里的3000多名"右派"，不到一年时间，先后就有2500左右人死在了这里。（有官方的资料是有2369名右派和定为其他分子的人员送往夹边沟等农场，到1961年先后因饥饿、疾病和过度劳动造成1165人死亡。死亡人员中有大学教授、县委副书记、县长、副县长。不过另一官方资料表明，会宁县送往夹边沟32名右派中，仅仅生还8人）。甘肃省永登县右派被劳教21人，过非人生活，致使绝大部分人死亡。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中的一员，其命运是相对好一些。从右派分子与其他"五类分子"命运的差别上，多多少少让人觉得不能简单用阶级斗争的视角去分析反右运动。

第八是要指出的是与文化大革命前的几次政治运动，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肃反、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等等相比，反右运动是最受到关注的，为何反右会特别受到关注？这一现象值得探讨。

笔者相信弄清上述问题，有助于看清反右运动的实质和全貌。但是由于能够说明问题的历史档案还没有开放，因此这种研究，更多是一种推测。本文不可能全面研究反右运动，也不可能回答上面提出的种种问题，只是试图用社会学的视野去剖析中国历史上的一段特别的年代，同时也期望今后也可以用这一视野去看中国当代社会的巨变。本文的着眼点不是那些著名的精英右派，而是庶民右派，期待对庶民右派这一个右派主体的研究，尝试解答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些问题。

四、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

社会学界对于反右运动的关注不多，特别是对于基层反右运动的研究更加少，笔者在文献检索过程中还没有发现。其实反右运动本身，对正确了解中国社会变迁，甚至于了解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些现象都有很好的启示。

（一）个人命运与社会变革的思考

对于社会变迁的研究来说，个人与变迁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研究视角。个人究竟对社会变迁会有什么作用，而社会变迁又如何决定了个人的行为和命运，在实证研究的层面上，这些问题是很难有答案的，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又实实在在地描绘了多姿多彩的人类社会。台湾社会学学者林端总结出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的社会学研究强调的是一种介于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社会形态学"，注意到个人、群体、国家是包含在社会演变中的，或许埃利亚斯的思路对研究、理解反右运动有所帮助。

埃利亚斯在其早年对文明变迁的研究中指出：

事实上在历史中没有任何一点表明，这种改变是由个别人抑或个别团体通过目标明确的教育来"理智地"加以实现的。改变作为整体来说，是没有计划的；可其完成并非没有一定之规。

埃利亚斯不把历史变迁的原因太归因于个人，如果他的观点正确，那么我们也没必要把反右运动简单归咎于某个人，或者某一批人。那么谁应该为社会变迁负责，埃利亚斯则认为：

单个人的计划和行动，感情的冲动和理智的律动，都一直是或配合或对立地相互交叉而行。这种单个人的计划和行动根本性的密切交织会招致出并非个人策划与创造的变迁与形态。从相互交织的关系中，从人的相互依存中，产生出一种持殊的秩序，一种较之单个人所形成的意志与理性更有强制性和更加坚实的秩序。这种相互交织的秩序决定了历史变迁的行程，也是文明进程的基础。

也许正是埃利亚斯所说的"秩序"，决定了基层反右运动发生的必然性。

（二）基层反右的社会学解读

基于上述的思考，在本文中，笔者尝试从三个方面去解读基层反右运动。第一是社会流动模式的改变；第二是组织内部矛盾的解决模式；第三是革命过程中的目标与手段背离。

1、社会流动模式

在笔者先前的一些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关于社会流动模式的观点，这里简要复述一下。在本文中，社会流动模式界定为社会流动的渠道、机会、社会精英阶层的更替。这种流动模式的改变可以从两个方面讨论：一是流动渠道，二是流动的机会。

（1）流动的渠道

1949年后，中国的社会流动渠道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过去的社会上层被打倒在地，大部分旧的社会精英失去往日的威风。但是新的社会流动是通过一条完全不同的渠道进行。有海外学者对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社会流动用了一个"政治录用"的概念，指出"积极分子、干部和党员，这三种核心政治角色主导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人员安排".积极分子是政治录用的第一步，在官方的观点中，政治"正确"是成为积极分子的根本因素！"#.当时社会流动的主要条件可以用下面的式子表达：

家庭出身+本人政治表现+上级领导赏识程度

要做到政治上的正确，就必须紧跟上级。为了达到向上社会流动而紧跟形势，恐怕是当时不少人的行为动机。因此可以认为建国初期社会流动渠道的改变，改变了人的价值观念也改变了人的行为，这种以政治正确为导向的社会流动渠道，对1949年后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民众行为，至少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一时期，体制内的社会流动没有制度化，政治表现主要在政治运动中才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政治运动成为有抱负者向上社会流动的主要时机。观察一下改革开放以前几次政治运动，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政治运动后有大批的人得到晋升。各种政治运动成为社会精英更替的主要方式，在每一次运动中，多多少少有旧的精英下台，也有新的精英登场。

当年土地改革后，农村涌现出一大批土改积极分子，这批人中不少成为农村干部和政府基层干部，过去对这批人有一个称呼，就是"土改干部".在建国后第一场比较大的政治运动"三反"运动后，据不完全统计，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行政区在三反运动后几个月，共提拔88400余人。其中县级以上干部即有5649人（缺华北数字）。

仅仅是福建省在"三反、"五反"运动，有2794名工人在运动中被择优录用为国家干部。

如果福建省的情况可以推断全国的话，估计在运动中有10万名左右的工人被提拔为干部。1959年全国提拔县处级干部近6万人，县处级干部比1957年增加18.7%，原因一是大跃进，二是填补被划右派的空缺。年初"反右倾"后，福建省漳州地区干部严重缺乏，全区共缺县级干部198人，区级干部1335人，因此提拔一批干部到上述岗位。

运动也同样造成了大量的基层干部的替换。文革期间则对社会精英作了一次大规模的重新洗牌。政治运动具有社会流动这种功能，是吸引人投身运动，把运动进行的轰轰烈烈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于缺乏制度化的社会流动机制，一些个人抱负与政治野心被混淆了。当政治野心成为整肃人的一种罪名时，正好说明人们不得不用一些不太光明正大的手段达到晋升的目的。

（2）流动的机会

1949年后，中共党员与干部队伍数量急剧膨胀。1949年10月党员只有449万人，到反右运动前夕的1956年，党员人数增加到1073万人。干部队伍迅速膨胀，1949年国家干部72万人，1952年331万人，1955年527万人，1958年达到792万人这种增长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导致干部群体大幅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第一，1949年以后，天翻地覆的社会变迁，旧的社会上层群体大部分被打倒，产生了大批新社会上层人物，带来了大量的社会流动机会。第二，因为体制的因素，政府机构大规模扩张，干部队伍迅速膨胀。第三，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对教育卫生等专业人员的需求增加。在干部队伍中，中小学教师占据了重要地位。1949年全国只有83.6万小学教师和8.3万中学教师，1957年两者分别达到188.4万和29.3万。其实对社会流动的渴望与对当年流动模式的不满，也是基层反右中部分人的鸣放内容。反右中湖南洞口县的大字报提出：干部要实行考试制，考上的就当干部，考不上的就回家当农民。

相比于机关，一些有历史"污点"的人更加容易进入的行业是教育部门，这恐怕是教师中右派特别多的因素之一。这既与中小学教师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家庭出身并非工人和贫下中农有关，更加与一部分人在1949年以前的经历有关。一些人在1949年以前多多少少参加了被当年意识形态认可的活动，因此有污点。河南省方城县在1956年的肃反从中学教职员中清出反革命38人，占总人数的26.4%.其中特务1人，反动党团骨干18人，反动会道门头子1人，伪军政官吏17人，特嫌1人。估计这些人并非"罪大恶极"因此清出后均未作处理。1957年反右中他们不少人有"反党"言论。1958年新旧问题一起处理，除1人已经死亡外，只有7人获得继续留用，其余分别开除、管制、劳动教养、下放、逮捕法办1人。

2、组织内部矛盾

为什么会在基层进行反右运动，有一个插曲，可能有所启发。

当年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是一个充满戏剧色彩的人物，他建国后经历了被人整、整别人、自己又被整的历程。潘的经历并非本文的研究内容，这里仅仅是叙述在1957年与他有关的一段历史。潘因病休养，一直到1957年4月恢复工作。他恢复工作后，制止了对一些"闹事"（对农业合作社不满）农民的镇压。在反右运动中，他态度比较低调，甚至于有一些可以被认为是右派的言论。比如他认为，章乃器（后来成为大右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言论很彻底，河南大学一名教授（后被划为右派）对河南省委所提的意见是正确的。潘还把知识分子的鸣放比作"五四"运动，认为对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肃反运动的意见是建设性的，甚至于说"搞几个大学示范一下，成立校务委员会".

1957年7月11日，潘复生强调，反右派的战场不宜再扩大，特别是中小学，没有搞的必要。潘指出，开封提出的扩大到农村是不妥当的。他认为划右派要实事求是，有多少划多少，从河南省情况看，一般不超过2‰。（1957年7月13日，省委还发出了《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纠正荥阳县委擅自决定在县直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做法）。1957年7月21日潘复生在青岛会议上向毛泽东汇报说：河南全省有右派分子91l 人，估计可能到1400-1500人（后来划了7万多人），认为河南反右有的扩大打击面，简单粗暴等，不知当时毛泽东对此汇报是什么态度。不过会议后，到8月份河南省委就收回了《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的文件。潘复生1957年10月又开始治病休养。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在大会发言，公开点名批判潘复生。接着大会揭发批判了潘复生，撤了他的职，由吴芝圃取而代之。有一种说法，当吴芝圃在大会发言批判潘复生后，毛泽东首先起立鼓掌表示支持。毛泽东当时对潘的不满由此可见一斑。

从潘复生在1957年7月的行为，可以看出当时省级官员对反右的范围并不太了解，因此作了一些让上层感到不愉快的事。从河南的情况来看，基层反右经历了一个从没有计划到大规模展开的过程，而且基层反右运动一展开，就得到相当一部分基层官员的支持，因此在短期内把大批人划成右派，为什么会如此，值得三思。笔者认为，基层反右运动实际上满足了中央高层和地方基层解决组织内部矛盾的需要，而夹在中间的省级官员，反而感觉不到这种需要。

云南临沧地委在1957年8月召开地直机关和临沧县直机关科、股长以上干部会议，竟然号召帮助党整风，有冤的可以申冤，有苦的可以诉苦。

内部的矛盾存在，并且以激化矛盾来达到让参加运动的人鸣放的目的。

建国后，沿袭了科层制的组织架构，因此科层组织内部的矛盾依然存在。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组织内部的矛盾与冲突更加多。这种组织内部矛盾可以有三类：第一是组织的政治纯洁要求与实际"不纯".在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当时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多为"干部"）必须政治上忠诚可靠，而实际上在干部当中有不少人与国民党政权有一些相关色彩（如加入过三青团）、许多人家庭成份高（过去往往要家境殷实者才能受教育）、有一些小知识分子情调等等，这些正是高层所不乐意看到的东西。为此在建国初期开展过肃反运动，企图纯洁组织内部，不过肃反的打击面比较小，家庭出身和一些小"污点"者没有打击到，一些属于有"思想问题"者也不在肃反范围之内，因此需要一场狂风暴雨的政治运动来达到目的，基层反右运动正好能够达到目的。

河北省南皮县各单位按照统一部署，将对组织不满、出身于地、富、被杀家庭、受过处分、存有严重个人主义闹名誉、地位和历史上有过这样或那样问题的人进行登记、排队。

第二是意识形态的价值观与现实的冲突。建国后，虽然沿袭了科层制的组织架构，但是有几点价值观与传统科层制是冲突的：（1）制度设计者希望一个全新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实际运作的还是一个官僚体系；（2）战争时期官兵平等的理想与当时森严的等级制的冲突；（3）乌托邦的团结理想与事实上派系（如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的冲突。

一些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青年人的困惑就油然而生，而在整风过程中难免从善意的角度提意见，期望把现实拉回到理想境界。当年人民大学就有学生提出：

在我国人民庆祝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剥削的时候，人们不能不看到新的贵族又出现了，他们是享受高级待遇的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将军们。……他们在物质上确实已经贵族化……这些人除去没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以外，和真正的贵族有多少不同？

对于这种冲突，基层负责干部往往是处于"理亏"的一方，他们心安理得地享受一些特权，但是又要面临着民众或者下属的质疑，内心难免想有个机会把这种质疑消除掉。基层反右运动，让一些理想主义者有一个机会表达对基层官员的不满，也正好让基层官员干脆利索地消除了这些理想主义者，扫除了内心的阴影。至于基层官员利用反右运动打击报复的事例，在前面已经列举许多。应当可以推断，相当一部分基层官员对基层反右是欢迎的，不过这期待着当年当事人的真实回忆来验证。

第三是一个组织内部不可避免会产生冲突，比如组织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日常工作引发的矛盾等等。在一些地区当地干部与南下干部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整风时为当地干部提供一个发泄的机会，因此使得一些人成为地方主义分子。福建仙游县原地下党部分领导人几次在-起召开会议，讲了-些对南下干部不满的言论，并向县委提出了参加各级党委集体领导，同时提出要认真处理个别南下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其实，福建的"清理不纯"运动中的受害者都是当地干部。反右运动中，大量出现的第一把手整副手的现象，也正是组织内部矛盾的体现。

反右运动创造出一种解决组织内部矛盾的方式，这种方式在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屡试不爽。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少单位领导还以为是新的反右运动。湖南湘西州的一些政府机关，1966年9月24日听完省委第一书记的报告录音后，两天后开始抓右派。四川省营山县"文化大革命"最早的试点单位，由领导组成"文革小组"，依靠的骨干就是1957年学校反右派斗争积极分子。与"反右"一样，由领导和积极分子排类，被划出的对象是平常与领导和积极分子有矛盾的，家庭出身不好的，有历史问题的。

（三）目标与手段的背离

笔者过去在对大跃进的研究中指出，毛泽东是一个革命者，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他力图打破常规，用非制度化的手段来达到发展的目的。著名美国社会学家R.K.默顿提出个人适应形式的类型，其中以革新来适应社会的这类人，他们适应形式文化目标是合法的，制度化的手段却是非常规的。

在建国初期，历次政治运动中，目标与手段在合法和合理上的背离是非常突出的，历次运动中都不同程度伤害了一些人，这种情况可以从运动过后，甚至于在运动中的"纠偏"、"平反"数量之多而得到佐证。这种背离的受害者是普通民众、特别是基层的小知识分子。即便一些小知识分子本人不是受害者，他们的亲友可能是，或者他们耳闻目睹的社会现实比较多。在基层反右运动中，提的意见相当多集中在一些所谓的"工作中缺点错误"，特别是在反右前不久进行的"肃反"、粮食统购统销运动中的错误，这种情况正是民众对目标与手段的背离的不满。

然而，目标与手段背离的悲剧非但没有在整风运动中得到纠正，而是在反右运动中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从前面基层右派的获罪中可以看出，无论反右的目的是多么"正当"，手段却是相当恶劣。正是这种手段的恶劣，以至于全国55万名右派基本上没有剩下几个没有"平反"的。

从上面三个角度的分析，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是为何运动能够进行的轰轰烈烈，因为有不少人希望在运动中得到向上流动的机会。第二是为何组织内部会有如此多的尔虞我诈、如此多的出卖与落井下石，其原因是内部矛盾的爆发。第三是为何反右运动会有如此多的冤假错案，其原因是目标与手段的背离。

*本文为中山大学二期985工程公共管理与社会发展创新基地项目"人口与社会发展"的部分研究成果。

李若建：中山大学社会学系，51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