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论文从高指标、高压出发，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官员造假基础，指出指标考核让造假成为官场的一种游戏规则，趋利避害是官员的正常行为。论文分析了几类造假动机和几种官员的造假，最后指出指标考核弊病的危害。
Abstract：High indices，coupled with high pressure，drove officialsinto systematic forgery in the“Big Leap Forward”movement and the subsequentgreat famine from late 1950s to early 1960s.To assess officials by index-fulfillmentwas a practice that resulted in exaggerated reports and fake statistics.This paper tries to reveal the motives behind the massive forgery in officialdomin that period and explain why assessment by index-fulfillment often doesmore harm than good.
造假行为普遍存在于各个人群当中，比如企业主、商人、学者、学生，甚至于普通老百姓，然而，最可怕的是官员造假行为。官员造假是中国官场的沉疴，其中以“大跃进”时期为甚。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跃进”与困难时期官员造假行为，导致了数以千万计的平民百姓死于饥饿及其相关疾病，应该是人类历史上造假行为危害最大的一次。虽然不能把大规模的人口损失简单归因于官员的造假，但是粮食产量的造假带来的高征购，是农村缺粮的直接原因。所以，研究当年官员为什么要造假、如何造假、假的东西为什么能够畅通无阻，对了解历史，特别是了解当年中国独特的行政体系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关于当年造假与浮夸，已经有不少论述，多把浮夸作为笑料，但是在发笑背后隐藏的是辛酸，从学理上反思当年的荒唐，目的是让“诚实”在今天不会短缺。
“大跃进”的造假是各种因素的综合结果，不过本文并不想全面分析，只是想从一个角度来反思，就是指标管理模式。
至少是从土地改革开始，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就迷恋上了指标管理的模式。在土地改革中，不分各地具体情况，用比例划分地主富农人数，因此一些贫困地区被划为地主富农者，实际上只是相对富裕的农民而已。在反右运动中，不顾基层单位的实际，按比例划右派，导致数十万人受到株连。在对待各级官员方面，除了要求他们政治上正确之外，指标考核成为一个重要的方式。
有两个因素决定了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不可避免地陷入指标考核的困境。第一是经济体制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取了计划经济模式，而计划经济就是一种高度依赖指标进行管理的经济制度，没有指标来引导和控制经济，这一体制就无法运行。第二是政治因素。最可靠的评价官员的方法就是民众的态度，然而改革开放之前是一个高度人治的社会，上级对下级的评价不是依靠民众的评价，往往是靠上级个人的喜好，而上级为了强调自己是客观的，只能是依赖所谓“客观”的指标。通过对“大跃进”时期的官员造假行为进行探讨，可得出一点启示，就是告别用指标考核官员。
一、造假的平台
毫无疑问，官员造假与官员的任命方式有关，由上级任命，并且只对上级负责的官员，很难指望其非常诚实。不过这种官员任命方式，在中国已经存在着几千年，为何官员的不诚实程度到“大跃进”时期会登峰造极，这是本文所要重点研究的地方。“大跃进”时官员大规模造假有几个特殊的原因，分别是高指标、高压和试验田。
（一）高指标
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是导致官员造假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高指标的始作俑者是中央。中央提出搞所谓的两本账。第一本的指标是公开的，必须完成的。第二本的指标比第一本高，但不公开，要争取完成。中央有两本账，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账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账，地方的第二本账的指标比第一本要高，这样层层加码，导致不切合实际的指标高得吓人。中国民谣说：“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层层加码”，可以说是当年高指标的真实写照。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表1是几个主要指标，从中可见，要求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年（1962年）比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年（1957年），许多指标都翻倍，甚至是几倍。除了公开的指标之外，还有一个内部掌握的更加高的期望数。
指标高，层层加码还不够，还要伴随着浮夸的升级而自己给自己加码。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举行。这次会议正式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6000～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90%.1958年底，又把预计产量夸大到8500亿斤。①1958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在甘肃声称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9000亿斤②（后来官方公布1958年实际产量4000亿斤）。表2是山东省1958年粮食计划指标变动过程。1958年初的指标已经是不切合实际了，指标比1949年后历史最高值1956年的274亿斤增长了16.79%（1958年实际产量是245亿斤），③但是到同年10月就翻了几倍。
如此夸张的高指标，其实大多数官员内心明白是完不成的，同时面临着完不成任务要受到处分的压力，造假也就成为必然的。当年完全没有造假的基层官员恐怕不多，至少在农村的基层官员是如此。有差别的只是造假的程度而已。
（二）高压
当年从中央到地方，一级给一级施加压力。在1958年8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对完不成指标的官员要执行纪律，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用，四留党查看，五撤职，六开除党籍④。毛泽东甚至说：完不成生产或调拨计划，要按纪律办事，要铁的纪律不要豆腐纪律，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⑤
毛泽东给省级官员压力，省级官员就给地级官员压力，地级官员自然而然要把压力下移。例如，广东对大炼钢铁不那么积极，中央有人打电话催问陶铸：“为什么广东大炼钢铁放不出卫星”，于是广东宣布1958年11月1日一天广东炼出生铁878吨，炼出烧结铁、海绵铁1169吨。后来验证，广东1958年动员全省一半的劳动力，实际合格钢铁产量只有4.2万吨。⑥云南省委农村部多次打电话、电报催促昆明市，于是昆明郊区也仿效外地移苗并秧的办法，放亩产万斤的“卫星”。⑦
一些省级领导浮夸少了也不行，1958年11月中央在广州召开会议，湖南省委向中央上报全年粮食产量只增产两成。会上批评了湖南省委，并成为第一个被插白旗的省份。⑧四川省宣汉县干部群众抵触1959年粮食生产指标和万斤亩运动，地委负责人指示宣汉，“对顽抗消极的，实行上边压，下边挤，内外夹攻，互相呼应，田头院坝开展大辩论”，“实行火线整风”。⑨1958年7月云南蒙自县被上级送来一面白旗，因此蒙自县委提出，“用鲜血染红白旗的决心，送走白旗。”⑩铺天盖地的浮夸宣传给基层官员的心理压力不小。据说湖北有一位县委书记，平日天不怕、地不怕，“大跃进”时期却怕看报。因为报纸上的宣传让他心慌，担心怎么赶得上。{11}
高压的最终承受者是基层干部。安徽亳县一位生产队会计因报不出领导要求和产量而被斗争，报出高产后，又因此无法完成粮食征购任务被认为是瞒产被斗，从而被迫自杀。死后还被宣布为畏罪自杀。{12}1958年广东省的两阳县（今阳江与阳春）一些参观的干部发现所谓高产的谷仓下面是空的，但是因为县委和该公社负责人是北方干部，怕捅破后被戴上“地方主义”或者“反党”帽子，不敢说穿。1959年两阳县招开了包括公社干部、生产队长、会计、保管员共10143人，历时18天的反瞒产大会，直到一位生产队长受不了压力自杀后才停止。{13}
显然，不能把造假简单归因于官员的个人品质问题，在上级层层重压之下，而自己的命运又掌握在上级手中，这时要各级官员以民众利益为重，已经是基本上不可能的。剩下的问题是如何造假，造假的程度如何。
（三）试验田问题
当年官员造假，多出自粮食和钢铁产量。而粮食产量造假，多出于试验田。1957年10月湖北省在农村推广红安县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农民群众实行三结合种试验田的经验。湖北省委将这一经验报告中共中央，得到赏识。1958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向全国推广湖北种试验田的经验。{14}湖北省在大跃进时期放出第一颗水稻高产“卫星”，也是出自所谓的试验田。这种试验田很快遍及全国各地，如当年浙江省龙泉县全县1451名县、区、乡干部有95.2%参加体力劳动，种试验田135.6亩。{15}
其实试验田并不是为了试验，许多试验田事先就规定了指标任务。云南省昆明市委在1958年7月甚至下文件，要求各区委及各乡基层党支部都必须搞一块面积最少一亩的水稻高额丰产田，亩产要超万斤。要种植有包谷或薯类的高额丰产地（包谷亩产5千斤以上，甘薯亩产10万斤以上，洋芋亩产5万斤以上）。{16}1958年信阳地委要求各级干部包种小麦试验田，亩产1～3万斤。{17}这种试验田，其实是逼基层公开造假。
试验田是落实到具体人头上，因此官员自己的试验田产量涉及面子问题，难免要作假。例如原信阳地委常委兼秘书长，1958年夏季在一个生产队搞小麦实验田，实际亩产30公斤，报为618.5公斤。{18}1958年10月长子县委第一书记种的3.4亩试验田放出高产“卫星”。其中玉米亩产2427.8斤；红薯亩产8340斤，并称之为“带头田”。先后有4300多人前往参观、学习。{19}
要求官员参加种试验田，就是要求官员造假。最初让官员种试验田的目的，可能是让官员了解劳动者的疾苦，让官员知道农业的实际情况，可是最终演变成逼官员造假的工具。这类异化现象，在当代中国似乎屡见不鲜。
二、指标考核让造假成为官场游戏规则
造假过了头，也就没有人相信了，问题是明知是假，为何从上到下还在自欺欺人，因为造假已经成为官场的游戏规则。
“大跃进”时期的指标管理有两个特点，一是高不可及，二是荒唐。“大跃进”时期的许多指标荒唐之极，如河北蔚县统计捉虱子、臭虫的斤数，怀安县统计现有老鼠多少{20}.让官员去做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么结果只有两个，一是造假，二是摘掉乌纱帽。而几乎没有人愿意丢掉乌纱帽，因此官员们不约而同选择了造假。一般来说造假是不会受到惩罚，而且还可能得到好处，这样一来，难得有官员不造假。
当年高高在上的毛泽东有时也表示出对某些浮夸的怀疑，1958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湖北接见劳模时，对一个公社书记说，对某个万斤田不相信。1989年此人回忆说，当时他没有勇气向毛泽东说实话，只盼毛泽东不再追问。{21}
对范县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毛泽东要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人“前去看一看”。这几人从范县回来后，毛泽东听了他们的汇报后说：“加一个0（即20年）也不行。”毛泽东后来说：“山东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说得神乎其神，我是怀疑的。”{22}
1959年春毛泽东已经比较清醒了，他到湖北省孝感县，有人向他汇报“亩产万斤”时，毛泽东听了一笑说，派军队站岗放哨，一亩一亩的划下来，我亲自看过秤，我才相信你这个“亩产万斤”。当一些地区向毛泽东汇报农民瞒产，正在进行反瞒产，这时毛说：“要是农民手里真正有瞒产，我高兴，我怕农民手里是没产可瞒呀”。{23}
可是为什么毛泽东不惩罚明目张胆的造假者，这个疑问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回答。也许他心里也明白，对于高指标，官员只能造假。对于造假，绝大部分各级官员是清楚的，只是谁也不愿意捅破“皇帝的新衣”而已，这样的事例很多。当然，今天不能责怪他们，因为他们说真话的后果是相当可怕的。
有一些高层领导人，实际上觉察到指标的虚假，但是在公开场合并没有揭穿。1958年邓小平在广西视察时，对广西的“卫星”只字不提，只是说“大家辛苦了”。{24}
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对亩产红薯56.8万斤的“特大卫星”连连摇头说“吹牛皮”，省委派出调查组核实，结论是丰收是实，产量严重浮夸。{25}周小舟在当年属于比较冷静的官员，不过1959年庐山会议就受到清算撤职。广东连县放出亩产30218公斤的“特大卫星”后，省委书记陶铸对身边的秘书说：“我有生之年，就这么一次，今后再也不能这样了”。{26}1958年6月河南省一位副省长到洛阳市洛南区关林附近几个村去调查，基层说亩产600～1000公，其内心怀疑而没有发表意见。后来找参加麦收的干部查问，每亩最高也不超过400公斤。{27}面对福建漳浦的一个花生“卫星”，农业部的一位副部长问农村干部一些具体和有关技术的问题，干部都答不出来，副部长已知道花生“卫星”是假的，不再说什么就回到县城。县领导陪他吃午饭时，并不谈花生的情况，吃午饭之后，不休息就离开了。{28}
其实，有一些知假不报者也与造假有扯不清的关联，因此也不能指望他们揭穿真相。昆明市委第一书记参加晋宁区的亩产万斤现场会，看到所谓的万斤稻谷，就是把几亩田地的谷穗移到一亩田里来，他忧虑地说：“这叫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然而也正是昆明市出台了要基层官员种亩产要超万斤的试验田，因此很难理解这位书记当时真实的内心感受。{29}
有个别官员敢于揭发造假，大多数没有好下场。1958年山东菏泽地区将实际亩产300斤的郓城县上报为“全国亩产双千斤县”。郓城县县长鲁成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写信6封，如实反映情况，信件居然被退回地委。结果鲁被定为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并先后两次召开万人大会批判。许多为鲁鸣冤的学生、干部、群众遭到开除、撤职或批斗。1959年4月，根据省委指示，鲁出狱，改定为右派。1964年甄别，恢复党籍，改为党内警告处分。直到1984年才彻底平反。其妻也受株连，被开除党籍，劳改3年，1962年甄别，1984年彻底平反。{30}
也有些官员则采取两面对付的办法。当年有一些省的统计局长对国家统计局局长薛暮桥说省委要统计局报假账，不报就要受处分，如照省委的意图报，又违反统计纪律，怎么办？薛暮桥说：现在只能听省委的话，将来总有一天中央会问你们真实数字，你们仍要做好准备。随时可以把实际数字拿出来。{31}
还有一批知假不说者，就是形形色色的验收专家。如果说官员知假不说是因为有切身利益，专家原本是可以相对独立的，可是能够挺身而出揭发造假的专家是凤毛麟角。1958年9月广西环江县放出水稻亩产13万斤的“大卫星”，参加验收的有自治区领导、教授、水稻专家、技师、技术人员，大多数人员都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参加验收的名单里。{32}1958年安徽省委组织的早稻高产卫星验收中，参加者除了各级官员、一般的专家学者、新闻记者，甚至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民主党派人士，未见有人对造假提出异议。{33}
当年几乎所有媒体也投入到造假之中，媒体对造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完全怪媒体也不公平，因为他们不参加造假就会倒霉。有一位县委书记对《河北日报》记者吹牛说他的试验田亩产10万斤，记者不相信，要等秋后过秤，以证虚实，结果被批判为秋后算帐派。因此一些编辑记者就抱着上面让报道什么就报道什么的态度。把一些剪贴作假的照片刊登出来，引发了更多的造假。
有意思的是很少看到官员因为造假而受到惩罚。“大跃进”和困难时期受到惩罚的官员，主要是因为饿死人。笔者看到的因浮夸而处分的例子极少，如山西省新绛县东方红公社1958年11月浮夸一亩红薯55万斤，参观者络绎不绝。据县志记载，事败后有关人员受处分。{34}陕西横山县放出了玉米亩产4千斤的“卫星”，成为陕西第一颗“卫星”，败露后只是给驻队干部纪律处分。{35}
由于绝大部分造假没有受到惩罚，因此当年的造假已经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陕西宁强县有一大队干部，对测产组远远指着荒芜田地说，那是种的燕麦，劝阻测产组靠近。待测产组近前一看，真相大白，而这位干部处之泰然，并没有感到有什么过意不去。{36}
“大跃进”初期的造假还搞点形式，如把许多块地的庄稼弄到一起算作一块地的，上级还要派员检查、验收，尽管这种检查、验收是形式主义的，但总要有一些掩人耳目的做法。后来发展到任意瞎报。这种办法什么表面文章也不做{37}.这已经是造假的最高境界了。
三、形形色色的造假原因
造假的最根本的动力是趋利避害，趋利就是希望通过造假来取得政绩，避害就是通过造假来应付上级的指标。不过当年的造假还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原因，下面是比较常见的几种：
（一）“无知”而造假
当年不少基层官员对许多事物是无知的，最典型的就是炼钢，绝大部分官员从来没有见到过钢铁是如何炼出来的，因此在大炼钢铁中荒唐是层出不穷。同样，在当年不少基层官员根本不知道高等教育为何物，因此形形色色的“大学”应运而生。
“大跃进”中一些地方将树林与矿石放在山沟中，燃烧数日而炼出所谓钢铁。湘南湘西州某村寨的苗民要创造人间奇迹，把一个高约百米、底面积达一二亩的漏斗型天然冲谷当作炼钢炉，全村老少齐动员，把废钢铁运至谷中，覆盖上厚厚的木材。炼钢开始，谷中火起，人们居高临下，不时把堆积如山的木材抛入“炼钢炉”中，熊熊大火持续了整整的一天，附近的山林被砍伐殆尽。烈焰腾空，山歌响遏行云，围观的老人稚童齐声呐喊助威。{38}陕西宁强县利用一个三面靠岩，一面临沟的天然地形炼钢，装矿石4500吨，木柴1.4万余吨，煤300余吨。点火后浓烟笼罩了附近的沟壑山峦，半月多未燃完，看起来好似火山爆发一般，令人触目惊心。{39}这种事在不少地方都发生过，如甘肃省的徽县{40}、广西的鹿寨县。鹿寨县甚至吹嘘说一座这种窑一天炼出了8000多吨好铁及1300多吨烧结铁，全县日产20万吨生铁。{41}
四川省新津县城关镇蔬菜社挂牌“红专大学蔬菜系”，制造牙刷的小工厂挂牌“红专大学牙刷系”，综合厂作扫帚的挂牌“红专大学扫帚系”，做豆芽的挂牌“红专大学豆芽系”，一个公社的财粮办公室挂牌“红专大学财会系”、猪圈门口挂牌“红专大学养猪系”，公社干部说这是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42}来检查的官员大体上水平也有限，有个牌子就可以算作大学了。
（二）视察的压力
由于毛泽东带头，当年各位领导人热衷于视察，各级官员喜欢参观，给一些所谓先进单位带来巨大压力，为了维护一个谎言，就必须制造出更多的假话，一直到造假暴露为止。
1958年是毛泽东外出视察最多的一年，在这一年他只有两个月在北京，其他时间在外地开会和视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毛泽东，在“大跃进”的视察中并没有调查到真相。在诞生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南信阳地区的遂平县，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县官员的汇报，对于官员的吹牛，毛泽东多少有点将信将疑，{43}但是这种调查方式是无法得到真相的。就是这个全国第一的人民公社，将亩产140斤吹成3821斤，在1959年就因为缺粮而饿死许多人。
毛泽东的视察，往往效果适得其反，没有起到真正促进发展的作用，而是让浮夸造假愈演愈烈。天津市新立村是“大跃进”的榜样，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过新立村之后，他们把若干亩成熟的水稻“移栽”到一块田地里，并用大型鼓风机为稻谷“通风、透气”，用探照灯为稻谷补充“日光照”，然后号称创造出亩产12万斤的“丰产田”。{44}
河北省徐水县是名噪一时的“共产主义”典型，当时门庭若市。1958年到河北徐水视察的有高层领导人有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谭振林、谭政、刘澜涛、胡乔木、杨尚昆、李先念、薄一波、邓子恢、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罗荣桓、聂荣臻等等，还有一大批部长级高官。从1957年冬到1958年10月来参观访问的，据不完全统计达13.2万多人，来自全国几乎所有省市和很多地县等共3560多个单位。从1958年7月到10月来徐水参观访问的共有44个国家的850多人。{45}
一位县委副书记问县委书记张国忠：“你说亩产几万斤，能达到吗？”张国忠说：“是达不到。”“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喊？”他说：“这么喊就能减出大家的干劲来，我们不能泄气，不喊几万斤连600斤也搞不到。”副书记说：“你得实事求是啊！”他说：“那不行，那样就泄气了，要紧跟形势，不跟形势就完蛋了。”{46}怕完蛋的心态，让这些官员一路造假。
不少造假就是专门对付视察的。当年四川绵阳的一个公社为对付上级乘火车检查工作，让领导在列车上看到热火朝天的劳动风景，专门组织了2500人，安排1500人每人挑一担水准备在靠铁路边的地里浇小麦，另1000人，共堆积200个干草堆。工地还安上电话，当列车将到时，命令一齐点燃干草堆，挑水的人来来往往穿梭不断，等列车一过就叫休息。下午火车返回时又重复一次，参加者从天不亮就集中，到天黑才回家，每人挣到一大碗稀饭。{47}
一位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专家观察到1960年5月的一次视察情况：
传说来了个大领导，公社书记亲自布置安排；特地拨了些白面要发白面馒头，当检查团在县委领导的簇拥下隐约出现在拐角处，馒头每人一个，迅速分发到社员手中。干部要求社员“别急，等检查团走到跟前再吃”。检查团终于过来了。“开始吃”命令下达了，但接着又补充一句，慢慢吃，不许一口两口就吃完。
“热烈欢迎首长来我县检查指导工作！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突然，一个粗喉大嗓的声音冒了出来：欢迎检查团，一天来三遍。如果检查团真能—天来三次，他们每天就都能吃上一次馒头了。{48}
（三）攀比而造假
广东省在“大跃进”初期还是比较冷静的，1958年7月在中南五省农业协作会议上，各省相互攀比粮食增产指标，广东省的领导坐不住了。7月底提出1958年全省晚造平均亩产要达到1200斤、粮食总产600亿斤的任务。8月1日，陶铸在《红旗》杂志上刊发《驳粮食增产有限论》，认为广东水稻亩产1万斤也应当是可能的。广东省委于10月31日决定，要求全省各地早稻亩产超万斤。{49}
山东省范县（现属于河南）是“大跃进”的一个典型，其1960年要进入共产主义的规划特别受到毛泽东赏识，可是在大跃进初期，其领导并不太开窍。1958年7月下旬，在范县所属的山东聊城地委在寿张县召开的会议上，寿张县因预报亩产5000斤以上而受到表扬，并且被树为地区（后省里）的“红旗”。范县因产量报得比较低（1000～2000斤），在会上受到地委书记的点名批评。这对范县县委触动很大，他们认为范县不比寿张差，有的地块的谷子、玉米，长得比寿张的还要好，因此对寿张报那么高的产量不服气，认为既然寿张能报那么高，范县的产量也可以往高里估，发誓要赶上和超过寿张县，{50}于是造假之风在范县迅速泛滥。所报1958年粮食亩产超过实产15倍以上，把许多大块红薯用铁丝串起来作为一棵秧上结的果实，把大玉米粒粘在用泥作的玉米蕊上制成大玉米棒子，把多墩花生秧捆在一起当作一株花生结的果等。为了让参观的人看到好庄稼，就把参观路线两旁长得不太好的庄稼铲平、毁掉，{51}甚至于炮制出荒唐的1960年进入共产主义的规划。
广东省四会的一位公社干部在布置造假时，说得直截了当：“现在的大好形势，谁都知道是吹出来的，现在到了如此地步，一不做，二不休，这次我们要豁出去了，为县社领导争光，这不是干不干的问题，而是如何干。”{52}
福建省的情况更加有意思，因为中央对福建要求不高，可是在全国一片浮夸中，有关官员也坐不住了。省委书记叶飞后来说：“实际上，那时我们可以不完成。因为中央讲过，你们福建是前线，可量力而行，我们没有量力而行，那时是强迫命令。”{53}1958年福建实际粮食总产量89亿斤，1958年11月最高的浮夸数字是220～250亿斤。{54}
（四）避祸
有些官员并不想造假，但是面临着不说假话就要遭殃的命运，也就随波逐流。河北玉田县1958年实际粮食产量2.1亿斤，基层上报2.2亿斤，一些县级官员估计3.5亿斤，县委书记认为是4.1亿斤。结果是估计3.5亿斤以“右倾反党”的罪名受揭发批判。{55}一位公社干部告诉河南沈丘县委办公室主任小麦亩产只有180斤，主任怕报得少不过关，回县委报了360斤，结果还被打成“右倾”。后来别人报到4000斤。{56}由于大部分官员不同程度卷入了造假，因此法不责众，极少有官员因造假而受到处分。
（五）造假的收益
造假可以直接得到物质奖励。广东省在表扬先进的“群英大会”上规定，凡是达到亩产千斤的县，都奖给拖拉机、载重汽车。有的县领导老实一点，不敢瞎报，也有的县瞎报产量，先把拖拉机、载重汽车拿来再说。{57}云南寻甸有一“发明”者，用一二公尺长的木耙由一二人从稻田中拉过就算除草完成中耕，因此在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得到县委最高物质奖：一辆自行车和一台收音机。{58}
有个故事可以说明点问题。云南大理有一公社在1958年7月间，工作组给县委报喜，主要内容是该村两个女青年一天锄了460亩田，在水稻中耕中放出了“卫星”。其实报喜那天，两个姑娘原本不想来，她们说光是在这么多田的埂子上走一走都走不完，哪能锄那么多，可是工作组让她们鼓起勇气来报喜。殊不知到县委后竟得到表扬，还得到物质奖励，每人得奖大瓷盆1个、手巾1块、口缸1个、香皂肥皂等洗脸用具1套。她们提心吊胆地进来报喜，却春风满面地出了县委大门。{59}
造假可以得到荣耀。当年的模范中间，不乏造假者。湖南临湘在1958年间，一大队党支部书记虚报芝麻试验田亩产1220公斤，实际25公斤，出席全国劳模大会。{60}“大跃进”时武汉市有位72岁的老太太号称3年消灭了240万只苍蝇，平均每天消灭近2200只苍蝇，连续5年被评为市、区爱国卫生模范。安徽有一先进，平均每天消灭7只耗子、13只麻雀、6两苍蝇和蛆蛹。当时一些地区一只尸身齐全的死耗子卖5分钱，一只耗子尾巴卖3分钱。{61}到底当年有多少先进分子和劳模是假的，或者说是部分造假的，可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四、造假者
“大跃进”时期的造假，其规模之大，内容之荒谬，至今人类社会还没有一个时期可以超过。如此水平的造假，不是平民百姓可以做到的，只有掌握权力的官员才能做出来。事实上，在笔者收集到的资料中，绝大部分造假案例均是在官员直接，或者间接指挥下做出的。造假者中有三类人值得深入研究：
（一）高层官员
尽管大部分造假是县级以下的官员搞的，不过有一些事实表明，高层官员有参与，至少是纵容基层官员造假。
1958年安徽省枞阳县的水稻卫星就是在省委检查组暗示下，基层干部心领神会，制造出来的。省委检查组也大力宣传早稻丰收在望的景象，为其大放高产“卫星”作舆论准备。同时邀请和组织省内外有关人员前来参观。为了便于参观人员的通行，当地连夜修了一条长达10公里的公路。{62}当湖北省农村工作部部长反映高产田造假问题时，省委对这个问题只是批示：“所提问题请各地注意”。{63}
（二）基层官员
绝大多数造假与基层官员分不开。基层官员造假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是按上级指示或者暗示造假，如在“大跃进”时期，广西的宜山县就接到放黄豆产量“卫星”的任务。{64}自然要完成任务就要造假。二是主动造假，安徽亳县的一位副书记就和一个公社书记一起放了个水稻亩产4万斤的“卫星”，结果这个公社成为全县非正常死亡最严重的公社。{65}
（三）下放干部
从社会学的角度上看，如果出现了所谓的“社会地位不一致”情况，这些不一致者的心里头是比较不舒服的，而在“大跃进”前正好制造出一大批这种人，就是下放干部。估计1957年到1958年初的下放干部规模至少在100万人以上，相当一部分下放干部被安排在农村{66}，有的地方下放干部比重高得惊人，1958年春浙江桐乡县共下放干部1260名，占干部总数的33.2％。{67}
在当代中国的下放，其实是一种有特色的向下社会流动。被下放者有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有官场中的失败者，当然也有少数希望通过下放取得政绩的人。至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被下放的人在原来的工作单位中不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他的工作可以被轻易替代。因此在被下放的人中，有人心灰意冷，也有人试图东山再起，“大跃进”正好给他们提供了表演的一个大舞台。
“大跃进”时创建出的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省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就是在该地指导工作的县委农工部长导演下产生，这位部长亲自担任公社党委书记{68}.1959年该公社的一个小麦高产卫星就是在县委工作组长的压力下产生{69}.湖北省麻城建国一社在1958年放的水稻亩产3.7万斤的“特大卫星”是由区宣传委员下放到该社当社长的一个干部吹出来的{70}.安徽省繁昌县东方红三社柯冲生产队在1958年放的水稻亩产4.3万斤的“特大卫星”是3位地委进驻的工作组成员泡制的{71}.
因为现在有关“大跃进”的资料还非常残缺，无法对当年的种种浮夸作全面的研究，但是在笔者看到的文献资料中，还没有发现大跃进时期哪个“卫星”与下放干部或者下基层的官员无关。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农民比较朴实，想不出那么些鬼点子；第二是一些下放干部急于建功立业表现自己，争取尽早回到自己原来的官位上。可以认为有一部分下放干部对“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五、造假的代价
造假对于高级官员似乎没有什么大的损害。湖北在“大跃进”时期是一个比较能造假的地区，省委书记王任重在1961年12月说，“过去几年我们办了一些可笑的事情，真是可以编一本《笑话大全》了”。{72}对高官来说是笑话，对老百姓来说是生命的代价。下面只是众多事例中比较突出的几个，由此可见一斑。
最严重的是粮食产量造假。四川省丰都县是一个典型。该县1959年粮食总产11.51万吨，上报地委42万吨，地区下达征购任务11万吨。结果为了从农民手中逼粮，县、区乡纷纷召开反粮食瞒产现场会，县的现场会上当场吊打7人、打死1人。区乡现场会，当场打死173人。{73}由于高征购，引发大饥荒，1959年和1960年丰都县人口死亡率分别为137.07‰和82.11‰，{74}当年的丰都县，成为名符其实的“鬼城”。
1958年9月广西环江县放出水稻亩产13万斤的“大卫星”，后来居上，成为水稻亩产之最。浮夸的结果是1959年上级分配给环江县的粮食总产量任务是9.6亿斤（1958年的实际的产量不足1.05亿斤）。{75}在高征购下，就是这个县1960年人口死亡率为107.64‰，环江县饿死1.9万人。{76}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新疆可以称得上天堂，饿死人的记录虽然有，但是相对其他省份来说是非常少的，不过拜城县是例外之一。1959年拜城县粮食产量不足2500万公斤，据实上报，肯定不过关。最后上报的粮食变成了5650万公斤，据此确定的征购任务为1200万公斤。由于购粮过度，引发饥荒。拜城县在1960年1～3月间先后死亡5000多人，6000余人程度不同地患了浮肿病，10000多人外出逃荒。{77}
六、让指标考核成为历史
在中国历史上，吏治问题始终没有真正解决。吏治应该包括两方面，一是奖励有政绩者，二是惩罚有过失和犯罪者。然而在专制的社会中，这两个问题根本无法得到解决。吏治问题导致了愤怒的民众揭竿而起，有时加上外族趁虚而入，因此整个中国历史不断上演着王朝更替的悲喜剧。为了避免前车之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府试图在否定传统吏治方式的基础上，找到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其中用指标管理社会，用指标考核官员，就是一种尝试。这种思路在“大跃进”时期达到一个新的高潮。指标考核这种管理手段在“大跃进”期间被广泛应用，也因此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恶果。
指标考核办法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这种方法的应用应该有一定的条件，否则适得其反。对于企业来说，指标管理与指标考核有一定的价值，也得到广泛应用。然而对官员来说，指标考核是没有多少实际作用的。
首先是指标考核的最根本问题是指标是否能够真实反映政绩，其实政绩在民心，而不是指标。如果对官员的任免不是依靠民意，而是依靠指标，没有人能够保证官员不会牺牲民众的利益去追求指标的漂亮。当官员以在上级领导面前能够汇报出一大串喜人的数据为荣时，有多少官员会以了解民间疾苦为己任？
其次是许多指标根本没有可操作性。简单地说，虽然一个指标是有价值的，但是没有办法能够准确得到，这个指标也就没有可操作性。比如说在粮食收割入库之前，粮食产量的准确计算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当年官员对粮食产量都是估计，把粮食产量作为政绩，自然无法防止基层官员作假高估。从理论上说，当粮食收割入库后，可以统计出真实的粮食产量，但是面对千家万户的小农，有谁能够知道真实情况？所以当年不少官员怀疑农民瞒产。当然，建立一个大规模科学抽样调查可能得到比较真实的粮食产量，但是在没有一个独立的抽样调查机构之前，粮食产量指标就是一个糊涂数字。用糊涂数字考核官员，只能有利于敢于造假者，也让开始不造假的官员，最终跟着造假。
第三是指标本身的科学性，许多指标完全是上级官员坐在办公室想像出来的，对于实际情况来说，显得非常荒唐，指标荒唐就只有用造假应付。这种管理模式，对高层来说显得轻松，然而对基层官员而言，苦不堪言。上级糊涂，下级自然瞎胡闹。
第四是指标的可达到性，“大跃进”时期许多指标高得惊人，正常状态无法完成，自然用造假完成。前面提到的民谣，“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层层加码”，还有一个下联，就是“下级骗上级，一级骗一级，级级浮夸”。这也许是官场上大家心知肚明，而又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
用指标管理社会，用指标考核官员，最根本的原因是体制问题。体制是以民意为本，还是以枯燥抽象的数据为本，决定了选择的管理模式。通过“大跃进”时期官员造假行为的分析，不难得出结论，就是用指标管理社会、用指标考核官员是一种危害性很大的管理模式，因此这种模式是不足取的，笔者期望今后能够告别这种管理模式。
注释：
①赵发生（主编）：《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页。
②甘肃省农业合作史编写办公室、甘肃省档案馆：《甘肃省农业合作制重要文献汇编（1）》，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55页。
③国家统计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历史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503页。
④樊天顺（编）：《国史通鉴》，北京：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
⑤晋夫（编著）：《“文革”前十年的中国》，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
⑥郑笑枫、舒玲：《陶铸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262页。
⑦厉忠教（主编）：《“大跃进”运动（昆明卷）》，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⑧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中共湖南党史大事年表》，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
⑨宣汉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宣汉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8页。
⑩蒙自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蒙自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3页。
{11}王崇文等（编）：《湖北省农业合作经济史料》，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12}梁志远：《亳县统购统销反右倾的严重后果》，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7期。
{13}钟万全：《浮夸风导致大饥荒纪实》，载《广东党史》2003年第5期。
{14}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大事记》，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193页。
{15}林世荣（主编）：《龙泉县志》，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
{16}厉忠教（主编）：《“大跃进”运动（昆明卷）》，第303页。
{17}信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信阳地区志》，北京：三联出版社1992年版，第33页。
{18}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大跃进”运动》，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
{19}中共长子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长子县历史纪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
{20}张家口地区档案馆（编）：《张家口地区大事记（1948—1983）》，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
{21}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页。
{22}中共聊城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专题文集》，山东省聊城市新闻出版局2001年版，第437、467页。
{23}郑笑枫、舒玲：《陶铸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263页。
{24}苏茵：《春风化雨：一个女县长自述（3）》，载《广西党史》1996年第3期。
{25}刘正（主编）：《当代中国的湖南（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9页。
{26}郑笑枫、舒玲：《陶铸传》，第261～262页。
{27}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大跃进”运动》，第484页。
{28}柯永麟：《世纪回眸：回顾漳浦解放五十年》，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页。
{29}厉忠教（主编）：《“大跃进”运动（昆明卷）》，第5页。
{30}郓城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郓城县志》，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22页。
{31}《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页。
{32}萧克、李锐、龚育之等：《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
{33}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大跃进”运动和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安徽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
{34}新绛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新绛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79页。
{35}张思铨：《横山第一颗高产卫星见报回忆》，载《横山文史资料（8）》，2006年，第86页。
{36}郭鹏（主编）：《汉中地区志（4）》，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7页。
{37}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大跃进”运动》，第154页。
{38}吕养正：《毛泽东时代苗族社会至大神崇拜的衍化与形成》，载《船山学刊》2002年第2期。
{39}郭鹏（主编）：《汉中地区志（4）》，第2268页。
{40}梁晓明（主编）：《徽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00页。
{41}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大跃进”运动（广西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430页。
{42}新宇：《大跃进时期城乡风闻录》，载《新津文史资料（6）》，1997年，第32页。
{43}吴晓梅：《毛泽东走出红墙》，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265页。
{44}中国共产党天津志编修委员会（编）：《天津通志中国共产党天津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70页。
{45}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徐水县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北党史资料（徐水共产主义试点专辑）》第15辑，1994年，第214～215页。
{46}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徐水县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北党史资料（徐水共产主义试点专辑）》第15辑，第339页。
{47}谢廷杰：《农村公共食堂纪实》，载《朝天区文史资料（4）》，1999年。
{48}吕廷煜：《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1958-1965）》，北京：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
{49}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的调整与发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50}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大跃进”运动》，第376页。
{51}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大跃进”运动》，第382页。
{52}梁连发：《江谷水稻产量放卫星的前前后后》，载《四会文史（22）》，2006年，第47～48页。
{53}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大跃进”运动（福建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54}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大跃进运动？福建卷》，第23页。
{55}夏庆明、吴尔亮（主编）：《玉田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56}沈丘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沈丘县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85页。
{57}张湛彬等（主编）：《“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页。
{58}厉忠教（主编）：《“大跃进”运动（昆明卷）》，第180页。
{59}中共大理州委党史研究室（编）：《大理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73～274页。
{60}临湘市志编纂委员会（编）：《临湘市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61}郑光路：《1958年围剿麻雀的“人民战争”》，载《党史文苑》2003年第5期。
{62}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大跃进”运动和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安徽卷）》，第118页。
{63}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大跃进”运动（湖北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64}苏茵：《春风化雨：一个女县长自述（3）》。
{65}梁志远：《亳县统购统销反右倾的严重后果》，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7期。
{66}李若建：《社会流动模式的改变与大跃进》，载《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67}马新正（主编）：《桐乡县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
{68}杨洪涛：《天堂实验纪事（一）》，载《中州统战》1998年第5期。
{69}杨洪涛：《天堂实验纪事（三）》，载《中州统战》1998年第7期。
{70}章跃兵：《图虚名招实祸的“天下第一田”》，载《炎黄春秋》1995年第3期。
{71}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附录）》，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392页。
{72}王崇文等（编）：《湖北省农业合作经济史料》，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页。
{73}四川省丰都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丰都县志》，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74}四川省统计局：《四川人口年鉴（1950—1987）》，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590页。
{75}萧克、李锐、龚育之等：《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第212页。
{76}韦纯束（主编）：《当代中国的广西（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页。
{77}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当代新疆风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178页。
李若建：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5102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