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大剧院的那场争论中，不管是专业还是非专业媒体，都显得很是热闹，而建筑网却似乎比较平静；与此相反，关于CCTV（又名“大裤衩），除了不多的专业杂志大多倾向于肯定的文章外，其他媒体则动静不大，而从2002年直到今天，网友的关注却表现得特别热烈而持续。仅从ABBS所见，即有大约10条初帖，数百条跟帖，总字数约达10万，浏览数竟高近6万人次。引人注目的是，倾向于肯定者少，而否定者多。这大概反映了青年学子们思考力的进一步增长，和面对外国建筑师在2008年北京将要兴建的大批国家级建筑中连连夺标，表现出的一种迷茫和忧思。倒不是为了改变已经不可改变的某个具体状况，仅仅是便于进一步思考，自不量力，本文试图对网友的观点加以归纳。这是一件费力而不讨好的工作，挂一漏万，应是题中应有之义。网上发言往往有即兴的成分，免不了诸如调侃、愤激倾向，本文将试图尽量保持一种平和而客观的心态，只注目于其阐述的观点，并不关注其“态度”。文中的笔者插言，也仅是个人浅见。
这里说的“CCTV”指中央电视台总部，将建在北京CBD区（中央商务区）东三环南路一块10公顷的地段上，总投资达50亿元人民币，包括CCTV、它的副楼TVCC（电视文化中心）和一个媒体公园。按照现已获得评委全票通过并采用的荷兰建筑师库哈斯（Rem Koolhaas）提出的方案，CCTV被设计为一座高230米、面积达40万平方米、由两个上部向内倾斜6度的Z字组成的扭曲方环状摩天大楼，内含行政、新闻、广播、演播和节目制作等部分。与其呼应，TVCC建在地段的另一边，是一幢塔式摩天楼，面积11万6000平方米，包括酒店、参观中心、几个演播中心、剧场和展览空间。它们被分开设置，一是出于安全，以满足CCTV严格的保安要求；二是整体形象的生动，路人在行进中可以透过CCTV巨环围合的“大窗”，将TVCC锁定在“窗框”中。媒体公园则位处它们之间。
网上转贴了某专业刊物发表的一些理论文章，试图理解库哈斯的方案，认为对于“解读CCTV方案……尤为关键”的是“不妨追溯库氏在城市及建筑设计背后的理论根源，切入到其文本的言说中寻找其理论和设计所在的具体上下文的交汇点，并在此过程中寻求答案。……问题的答案需要回溯到库哈斯思想的发展和经历的转变上。”“在库氏众多的建筑及城市理论中，《小，中，大，超大》之‘大’和《迷狂的纽约》中的许多观念，对CCTV方案的促成有直接的影响”，然后就是大篇的阐释。
这似乎也与国家大剧院的著名辩论相反，那时，正方基本上是主张“其实建筑，你也知道，建筑就是建筑。……安德鲁……他没有想到中国的建筑会背负这么多东西，而且都要在一栋房子里展现出来”，而这一回的正方，却主动给CCTV背负上这么多理论、思想和观念。但从网友的反映，公众对这些深不可测抽象而复杂的大道理似乎并不太感兴趣。一位网名nono2003的网友说：“瞧！这意义增殖，这么多的知识！让它建起来吧! 建起来将会有一个新的专辑，又一期值得看的进步中的中国建筑杂志。……抽象的概念在这个世界开始占据更大的力量……美丑不重要了……意义的繁殖、话语的魅惑、力量的抽象，将我们分散。我们终于不再能将自己聚集成一束光，照亮那要照亮的地方。让我们卡通下去吧！个个都是打不死的英雄。”liuting更加直率：“想起毛主席老人家批评过的拿着大棒子唬人的理论家们。把一件简单的事说复杂，是现在建筑界和理论界一些人甚为拿手的本事！”ateache则说：“光屁股走路无论理论上还是哲学上都说得通——所谓专业；光屁股走路无论常识上还是感觉上都说不通——所谓老百姓。”显然，公众并不想陷入到理论家的抽象话语里去。
可能出于保密的原因，或是正处在深化过程中，公众得不到内部布局的资料，所以有关CCTV大楼的内部功能并没有太多的讨论。曾有网友对库哈斯将大部分演播空间放到地下提出过质疑，但很快得到了理解，因为这种安排可以由演播空间严格的隔音防震防尘要求来解释。但人们觉得有人把这座建筑冠以“功能主义”未免牵强！topic说：“一个所谓的‘环’企图联系各个部门，创造所谓集体精神的期望纯属扯淡！试想，在中间部位相同楼层之间的两个部门，近得可以看得清相互的动作，老库却用一个……所谓‘环’的复杂交通来折磨他们，这叫‘功能主义’？”zb038300在“库哈斯VS伊东丰雄——CCTV到底哪个好”的帖子中认为，伊东忠雄的方案，与库哈斯的竖向体量相反——一个水平扩展的直径300米的大圆盘，足以以一层的的面积涵盖几块功能，增加了员工互相交往沟通的可能性。因为水平体系的交往机会和粘合性远远大于垂直体系，并有极大的自由度，具备了扩充与变更的弹性，比起库哈斯的“环”要更加合理得多。“很难在库氏的外在呈现环的建筑内部发现环。这是他鼓吹的此建筑的重要生命质量。也许，这只是他重要宣言的封皮而已，至多不过又添加了几张插页，内容早已不知去向。”可能正因为此，许多人认为库哈斯是以牺牲功能和结构为代价以达到某种形式的目的。
于是讨论更多注目于建筑形象。正方主要从形象的创新角度给方案以充分肯定。Archu说：“扭曲的身体让某些人觉得它不合传统的建筑静坐之美。可现代建筑从出现高低错落前后进退的不对称‘静坐’到挑、跳、冲、扭、舞、飞…各种建筑姿态的出现, 动态美的形式不断涌现和发展”。华丹说：“选择库哈斯的这个‘扭动的怪物’，其实选择的是他从国外带来的新的观念和对建筑的新的认识和理解，是给我们久已荒废的创造思维的一次触动”。另一篇刊物文章的作者则称它是一座“英雄般的”建筑，是“狂野、大胆且富有冲击力的，在众多贫乏和平庸的摩天楼群中，呈现出独具创造力的存在。”有人则对类似“窗口”的造型给出了立意的解释：“一个既开向世界，又让世界看进来的窗口”。但后来得知，设计人库哈斯在国外解释他的本意说，从“窗框中看副楼，象征为两种性器官，寓意于中国人的“阴阳”文化！？但他在中国，却从没有这么说过。
持反对意见的建筑师和建筑学生可说是占到了压倒的多数。有人将它谑称为“歪脖树”，有人称之为“拐棍”，还有人甚至说它“象个下跪的乞丐！”或加以更加不堪的称谓，后来逐渐流行了“大裤衩”，这些情绪之词，当然都不必讨论。据笔者意见，平心而论，库氏方案的确是颇具雕塑感十分新颖绝不平庸的形象，竖立在城市中，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说它具有一种“英雄”性也不为过。将它比喻为通向世界的“窗”或“门”，也有一定道理。
网友也看出它确实具有类似德方斯大门的“门”的意味，但tadaoando评论说：“德方斯大门的唯一卖点‘延续’，在库哈斯的方案中却找不到答案”。的确，德方斯大门作为德方斯新区的标志，位在巴黎老城和新区分界处，与老区著名的凯旋门都在香榭丽舍大道上，遥相对望而为呼应，是老区向新区的“延续”。CCTV却没有这种意义，并没有“通过”感，突然出现一座如此之大的门或窗，是缺乏说服力的。
方案的确具有明显的雕塑感，似乎是一座超体量的城市雕塑。建筑与雕塑，从来就具有不可分割的因缘，具有雕塑感的建筑如悉尼歌剧院，就是著名之例，当代的盖瑞，也以此知名。但“朝夕之旅”就此发言说：“如果是作为城市雕塑，我觉得那个地段还没有作为城市雕塑的合适条件”。按照通常关于雕塑或雕塑型建筑的见解，如果它的体量足够大，作为一个独立地段的标志，周围必须有一个足够大的广场或空间（巴黎凯旋门、德方斯门、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或悉尼歌剧院、朗香教堂）；或者它本身是一座真正的雕塑，体量较小，只是一座或一批体量足够大的建筑的附属点示；最后，城雕一般都位在由城市道路形成的轴线交点处。但位在北京CBD区东二环南路路东的CCTV，却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和必要性，那里楼群密集，空地甚少，又没有任何轴线的组织性，突然出现这么一座超体量的“雕塑”，也是没有根据的。
所以投了赞成票的评委严迅奇，带着最初就有的“为什么这个雕塑性强于一切的建筑，会能对北京新CBD的都市环境，带来正面的贡献？”的疑问，一直到现在，对于“这个雕塑性极强的造形，到最后可否（像悉尼歌剧院那样）是一个建筑与创新结构形式的完美结合？”都还“未能完全摆脱心中的不安”。
建筑是一个巨大的体量存在，根据人心关于稳定的一般观念，总是上轻下重，上小下大，但CCTV却有着超大的悬出部分，显出一种颇具刺激性的但并不正常或者说不健康的震撼力，人们对此也表示出强烈的关心。“老陕”说：“如果开发这栋楼的那爷要在这楼里办公，他肯定不会把自己搁在那没腿的地方，因为他害怕哪天自己会坐在马桶上直接就进了地下人防”。是的，从心理学角度，不说是办公，即使走过那悬在空中200多米高的地方，哪怕结构工程师向人们作出如何的保证，恐怕是连脚步都要放轻的。Topic也说：“历史上的建筑，在任何一种视觉角度，都本能地要求获得一种形心质心同时穿过底面的稳定感，但这一体量可能例外。也许只有结构师会心安理得地呆在下面”。
关于与环境的协调，网友也发表了不少意见。据笔者浅见，比起位在城市中心皇宫和人民大会堂旁边的国家大剧院，CCTV的境况应该宽松得多。在地段四角，红庙已然无庙、八王坟也已无坟、大北窑无窑、呼家楼无楼，不存在与传统建筑呼应的问题，但它仍存在一个与环境协调的课题。设计者却以其飞扬跋扈的造型，无视东方人特别重视的与环境共生的心态而傲然独立。高傲的形象，与大众传媒理应更多呈现的亲民近民的格调，似乎也很不相称。Topic评论说：“CCTV—库，给整个区域留下了一个独特的缺口，强制性地使其他建筑处于从属地位。这跟历史上出现的众多曾引起争议的新建筑形式是一样的——‘我就是中心’”，将对城市肌理构成极大的威胁。”Tadaoando也指责说：“我不知道库哈斯为何会做出这样的一个方案，不用说他无法对任何东方文化做出解释，对北京这样的古都，中国这样的国度做出解释，就单从建筑师的基本义务和社会责任感方面，他都无法解释。一个最基本的最人性的生态要求都不能体现，还能算是21世纪的建筑吗？”
有人为这种状态作出的辨解是“在发展中协调，在协调中发展。在建筑形式的运用上，他尝试在高层林立的CBD区中创造一个不能明确界定的物体，一个模糊暧昧的形体。一个大约界乎于美与丑、实与虚、水平与竖直、动态与静态、过去与未来、意识与实践的混合物。一个充满了矛盾与妥协、发展与平衡的共同体”。但面对这一大堆语义含混“模糊”而“暧昧”的见解，公众似乎难于理解更无从认同。
对于CCTV整体上的新、奇、特、怪、洋形象，这位理论家在专业刊物上甚至为之作了如此新颖的辨护：“建筑外部形体的不稳定性体现了当今中国意识形态的不确定性和社会快速变化的特征”（见《流动文脉——CCTV方案解读》，载《时代建筑》）。但看来也没有说服公众，Topic就坚持自我的一种朴素的标准。他坦率直言：“包括大腕们的分析在内，如果是前几年，我会很情愿地糊里糊涂地看下去，但今天我不会了！美应当是一种本能，当这种本能丧失了，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如果再凭借各种语言的、非形式本身的所谓演绎来掩饰这一切，那就不光是自己糟踏自己了。一个先天丑陋的东西，任凭你怎么说，白扯，老百姓才不会上你的当，他们会象我一样‘无知无畏’。娶个丑媳妇，傻老婆，什么神奇的语言能遮盖住马式的大脚？！”
笔者认为，总的来说，库氏方案还不能算是丑陋，但过于追求“惊险”，就显得浅薄了。
Topic认为：“从系统构成的角度看，东西方古典的建筑构成，在结构上都近乎同样的有层次、丰富、连续成章，所不同的是它们在接近表面的层次上采用了不同的选择，也就是不同的但同样合理的构成系统，在我看来都是对自然的构成秩序的继承和模仿。而近年来西方出现的很多所谓先锋的建筑，在系统层次上不具备这种深远、丰富的内涵，其中比较好的虽有自己的一套构成系统，但不连续，缺乏层次变化，和外围的环境系统缺乏对应的接口（比如中国古典园林与大自然那种优美的映衬关系）。而很多糟糕的构成，连自己的系统都是残缺不全的，而冠以个性并在所谓‘概念’的粉饰下招摇过市！这些东西，逐渐地被所谓的专业精神接受，成了学子们的口头禅……”。Topic 进一步问道：“有个性，与众不同，难道这就是衡量是否具备专业精神的核心标准？”
Ateacher响应道：“常识——建筑如果不是为了美而做，那么建筑就不是为人的啦！因为美是人类公理——无法证明也无法否定——而否定这个公理的人却依然在买自己衣服的时候或者买自己家房子的时候或者点菜的时候挑三拣四——绝不买丑陋的！想想多少建筑师在欺骗自己的本能啊！同时又以专业为幌子欺骗别人！其实咬文嚼字没意义，Topic 说得对：常识的感觉才真的不骗人。理论（有很多种）？哲学（很多流派）？专业（无明确定义）？修养（依然糊涂）？——不骗人的是人本身的本能。” Ateacher继续写道：“老百姓既是我们的服务对象，也是历史的评判者，因为老百姓是人，所谓以人为本。可惜几乎所有建筑学人都不研究市场调查和抽样调查，于是无法知道人的需求，而自以为自己就知道多数人的需求”。
进一步，对于所谓“先锋派”，多数年青人也有自己的立场，有一位名为“什么大师”的网友发言可以作为代表。他说：“艺术（美术方面）很一长段时间停留在纸面上，直到新近流行起来的行为艺术（现在似乎不谈行为艺术的人就表示不懂艺术）。当我看到台湾某网站贴出‘支那人吃死婴’的照片以贬低中国人为劣等民族时，这些所谓行为艺术的照片深深刺痛了我的心。以所谓‘艺术’伪装的伪艺术可耻，它应该为它所带来的恶劣的社会影响负责。建筑也一样，不，它比这更严重。”他不无愤激地写道：“什么洋垃圾破艺术，去他的！”
CCTV是摩天楼，许多对之持异议的意见也围绕着这一点展开。Purespace1说：“在老派的欧洲人眼里，再也没有什么比摩天大楼更能体现美国人的粗俗和暴发户的本质了，它在实用性上乏善可陈，在美学上更是一种视觉污染，简直一无是处。今天的反对者则从人与环境的关系出发，把摩天大楼视为‘反人性’的存在。而心理学家们则发现，现在人们所患的许多焦虑、妄想等心理性疾病都与摩天大楼有关。从20世纪70年代以玻璃幕墙为外墙的摩天大楼出现以后，人们被刺眼的反光弄得心烦意乱。很多文学或影视作品也向人们展示了摩天大楼突然失火、停电的场景，来嘲笑这种怪物。此类麻烦的确不断，（如果不计入911—编者）发展到极致便是1993年2月26日纽约世贸中心两幢412米高的大楼底部停车场突然爆炸，楼内多处起火，电梯停开，到处浓烟滚滚，一片黑暗，近1万人的营救队伍花了9个小时才将在楼内办公的10万人营救出来，据悉有5人死亡。事后曾在世贸中心102层上班的切尔西小姐辞去了这份薪水丰厚的工作，去了新墨西哥州的农场。她说‘我一进电梯就会抽筋’。但在中国，一种似乎是根深蒂固的观念仍然狂热地把摩天大楼当作现代文明的标志而被颂扬，日益攀高且面目相似的摩天楼常常被当成是城市繁荣标志的首选符号。曾有上海人去欧洲一游，回来后直喊没劲，说欧洲的高楼还不及上海多。
一个未经证实的数据是讲述金茂的，金茂大厦仅日常的管理维护费用每天就需100万元人民币。两架擦窗机一天到晚不停地擦，擦完一遍窗需时一年。建筑专家们说，超高大楼建成的前5年是黄金期，随着时间推移，风险系数会越来越高。……而根据专家的统计，城市人中有超过9成的人患有恐高症。”
zb038300也说：“我们不再需要以高度来衡量伟大和信念，同时，也不需要津津乐道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标志建筑。这种标志性快乐着人民。某种程度，这种快乐已经成为大众得以愉悦的鸦片，海洛因和摇头丸。在快乐的悸动中，城市的活力一步步损耗。”
他们的意见，显然不但对于CCTV，更对于如今各地风行的摩天楼热，同样具有意义。
为此，有人为着重于横向扩展的伊东丰雄方案之落选表示不平，称之为“输在低层，赢在高层”。
讨论中，可以看出网友们对建筑师责任的高度自觉也体现在经济问题上。网友Hhsw尖锐指出：“总投资达50亿元人民币，就因为是两个‘Z’字形扭在一起而不是两个‘丨’，前者建造的费用可能要比同样容量的后者多30％，而建成以后日常的维护费用也将更高。这是什么概念啊！其他不说，这完全可以节省下来的15个亿，能够做多少事情啊！（请回想一下北京西客站那座中央大亭曾引起的愤慨，而那只不过多花了几千万——编者）……倘若要问央视，你哪来那么多钱？它一定会理直气壮地反问你，你知道我每年有多少广告收入？你大概听说过‘央视标王’吧？那可是以亿为单位的，我能没有钱吗？当然，谁都不会怀疑央视的钱是来路分明的，央视的回答在许多人看来也是一语中的的。可是再问央视，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广告？……它会告诉你说，我的频道多啊，我的收视率高啊，我有全国90％的人口覆盖率，有超过11亿的观众啊等等。要是再问下去，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观众啊……这么多被你‘锁定’的观众看的是你的哪些档节目啊？为什么要看那些档节目啊？那些档节目别人有吗？要是有，为什么与你有谁先谁后的区别啊？如果没有，为什么会没有啊？……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回答了。……如果以为自己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可以不顾同胞百姓的声音，那是不负责任甚至不道德的表现！”tadaoando 补充说：“SOHO现代城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够前卫、够酷，主要是因为够‘贵’，才使得暴发户们趋之若骛。潘石屹做世界建筑师画廊，他就说过，越贵的越是好卖。从社会来看，大家都知道，在第三世界的中国，有亿万农村的孩子上不起学，有亿万工人下岗，家里揭不开锅；也有人可以把成捆的钞票烧掉，可以买几千万一栋的别墅，可以用几十亿元去造一个剧院。这是一个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奇怪的就是越是穷，越是奢侈。”
据本人浅见，为了造型，有时是会要多花一些钱的。个人有钱，只要不犯法，怎么花咱们管不着，但出自老百姓的钱，还得有个度才行，何况还得考虑央视的公众形象呢！
一些网友从文化背景的角度解析问题。purespace1说：“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库哈斯来自于荷兰这样一个差不多欧洲最西北的小国，在这里——妓女可以在橱窗表演，毒品可以在咖啡店公然品尝，同性恋可以申请结婚……在荷兰这样一个没有什么‘正统’概念的国家，不存在占据控制地位的事物——只要是可能的，就是可以的。这就不难理解荷兰建筑师的作品让人费解之处：窗子开成26个字母，地板可以作成斜面，柱子刻成学院的名字……当其他地区的建筑师谨慎地用理性考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时，荷兰的建筑师问的却是‘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同样，对于传统文化，荷兰人会说：为何我的设计必须屈从于传统呢？……千奇百怪的现代建筑占据了荷兰城市和乡村。
……库哈斯的想法几乎完全正确！但这只是在荷兰。在亚洲，他的理论却注定要受到强烈的阻击。
我们知道，客体对象的价值取决于于主体的价值赋予。如同一把普通的小刀，在土著眼里，胜过一块价值连城的钻石。在亚洲（其实远不止亚洲），自身的传统文化被赋予很高的地位，这一点不难从各国政府竭力提倡中看出来。传统文化受到珍视的原因在于：首先，它的存在且顽强地延续是我们适合生存延续的表现。其次，它是我们的父辈传下来的（这一点也很重要，东方人对自身价值的评定不同于西方人对个体的过分关注，对于东方人来说，个体只是集体或者世代延续的一个环节），自身的传统文化占据着如此重要的统治地位，以至于任何外来事物都被视作一种挑战。即使在无可抵挡的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也依然顽强地寻求一席共生之地。”
但对于这个问题，一位理论家却另有一套看法，他说：“到了90年代以后，文脉的概念又是什么呢？个人以为，在全球性商业化，信息化，流动化的社会中，城市所处文脉的概念应理解为操纵社会发展的资本，权力，资源，劳动力，科技等一系列流动元素，而不仅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因为这些元素才是真正推动社会运动的主要力量，传统建筑理念中的一切指令在这个力量前显得如此无能为力。……只会使建筑仍停留在乌托邦的理想主义中”（见《流动文脉——CCTV方案解读》，载《时代建筑》）。这句话说白了，是不是说谁有钱谁有权谁就掌握了“文脉”呢？钱和权都是“流动”的，所以“文脉”也是流动的，大概这就是所谓“流动文脉”的真意吧？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走的是“精英”之路，出现资本和财富高度向少数权力者和强权集团集中、向海外大资本手中集中的趋势，两极分化非常严重，那么，体现出这种“文脉”而不必再管什么“乌托邦”，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了？
关于这些以及传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不能在这里多所涉及。
也有一些网友就决策体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香港建筑师严迅奇，这位自述“一向倾情理性建筑”的评委坦言，他参与评审的过程就是“一场心理挣扎的历程”。一开始，“心底里即产生了本能的抗拒，以及一连串的问号……到今天仍是未能找到答案”。但他却投了赞成票，因为在评审的第三天，他忽然“有一个醒觉：库哈斯的设计，根本上是不能（或许是不应）问为什么的。”他的意思似乎在说，这是一座非常规的建筑，是不能用一般的标尺衡量的。
库哈斯自己也说：“这一建筑也许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但是，确实只有中国人才能建造。”
这使笔者注意到“绿野仙踪”的发言：“想起了做过国家大剧院投标的意大利建筑师Vittorio Giegotti的一段话。他说通过自己方案的落选，使他明白自己在中国犯的错误——中国现在是一个急于摆脱过去，不愿意提起过去的时代。他们急于要让世界和国人看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他们需要最新的东西……所以他们会接受一个蛋。”tadaoando也说：“库哈斯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善于抓住中国评委和领导人的心理和审美特征。他这次的投标作品与他在欧洲的项目质量相差万里，简直就是拿亚洲人当儿戏。他知道中国需要提高国际地位、扬名立万的建筑，而且也知道普通第三世界广大人群的整体审美趋向，比如高技、前卫、夸张、解构、冷冰冰、酷，尤其崇尚‘奢侈’——这与潘石屹的理论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朝夕之旅”直斥这是崇洋思想的产物：“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这是国人的本性。金发碧眼者发表的意见在业主和同行那里得到的尊重，远远大于中国建筑师。”
这种感觉远远不只网友们有，从2003年6月25日出版的《设计新潮》第106期上，我读到了北京院柯蕾的担心：“国外建筑师们……瞄准中国特有的社会体制，迎合中国人急于摆脱过去追求新特奇的心态，设计出在其他国家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使他们自我以及客户的欲望暂时得到满足，而形成对整个城市形态环境、文脉延续不负责任的建筑”。在这期杂志上，还披露了2002年10月德国人冯·格康在中国举办“在中国从事建筑设计”展览时说过的一段话：“我认为只有故宫、天坛和长城是不可替代的。不客气地讲，北京的现代建筑没有一个是尊重传统的。……说实话，我非常欣赏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但现在北京的建筑在我的印象里，完全是美国化的，就象是鸡尾酒。我看到太多的北京建筑在追求一种表面化的东西。……那是不健康的，建筑设计的出发点应该是考虑和当地的历史与传统的关系”。显然，他的话有一点偏激，中国建筑理应既从自身的传统、也从异域同时吸收丰富的营养，但比起什么安德鲁、库哈斯，冯·格康先生的善意，理应得到我们更多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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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当代领袖，提出“公共空间”学说。
（原载《建筑意》第3辑，2004年，署名《建筑意》编辑部）
注：ABBS是一家最著名的建筑学专业网站，此文之重发，乃有感于近日的大火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