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与与2007年的十/七大，是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两次大会。这两次大会的报告均以专门篇幅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目标、和部署进行了阐述。但是，仔细研读这两份报告的政治体制改革部分（十/七大报告这部分题目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可以看到有许多重大不同。作为当年十三大报告政治体制改革部分的研讨和撰写的参加者，笔者最近对这些异同进行了比照、研究和思考。现在把一些心得简要地写出来，供朋友们思考。
一、关于十三大通过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
（一）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
在十三大报告产生的1987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从农村进入城市。此前的10年间，中国已经历了真理标准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党内和全国人民思想已经大大解放。邓小平于1980年8月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系统总结了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为执政党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而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
但是，在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央高层，许多政治老人还在位，保守势力强大，改革阻力重重。思想僵化的左派们改革提出了各种非难，迫使改革出现了打左灯向右走的现象。已经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艰难前行。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由于其特殊的敏感性，其艰难程度更是可想而知。1986年9月，当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接受了中央的委托，承担了组织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和方案起草的领导工作。这一年底，就在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刚刚开始研究和起草的时候，一个坚持改革的领导人就因“反自由化”不力而被拉下了台。在这种背景下，要写出能被党内高层广泛接受，能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难度极大。
（二）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特点
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和，使十三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产生了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强调坚持“领导”、“指导”和“原则”。
这是执政党在一党体制下进行政治改革的必然，当然，也是政治体制改革能较顺利地为党内接受的前提。所以，这个方案首先强调了要以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完善领导和制度”、“不照搬西方”、“不搞三权分立”等原则。
二是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出发，来谈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
这样，可能较容易被党内高层所接受。所以，报告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
三是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兴利除弊，建设民主政治”这一主题。
确立了“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四是抓住了改革的重点。
提出并着重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这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的根本性问题，指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五是内容全面、翔实。
方案分别阐述了“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问题，并在制度改革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改革措施。
六是提出了“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这一在中国建设民主政治的突破口。
报告指出，“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途径。”并提出了具体措施，如：建立常委向政治局、政治局向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使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决策作用；建立中央领导机构的工作规则和生活会制度，使集体领导制度化，加强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和制约；建立和完善有地方各级组织的议事规则、表决制度和生活会制度；要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明确规定提名程序和差额选举办法，切实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制定具体条例；疏通党内民主渠道和健全民主生活，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参与的机会等。
（三）十三大方案的意义和历史局限
应当说，十三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作为中/共执政38年后，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对其自身的执政方式进行改革的方案，在中国现代史上有其进步意义。这个方案如果当时能够得到完全实施，在20年后的今天它提出的目标如果能够基本实现，中国的政治生态也许远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遗憾的是，当它的实施进程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被打断了。
当然，十三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也有其历史的局限。这些局限，有些是因中国的改革当时尚刚刚开始，深入程度有限所致；有些是因当时党内的认识没有到位，传统观点局限所造成的；有些是考虑到当时党内高层和全党的承受能力；也有些是起草者因各种压力而不得已为之。
需要说明的是，在80年代的中国，人们以各种方式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已经提出了各种观点，包括宪政制度下的多党制、权力制衡与分立、议会政治、真正普选、保障公民言论、结社、集会自由权利等等。但是，应当说，这些世所公认的宪政原则，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通过执政党搞的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的。执政党所要搞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以坚持和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改善自己的执政能力为目标和前提的。所以，在十三大方案中，没有采纳和写入这些观点是正常的。从执政党的角度而论，这个问题已谈不上是什么局限，而是根本不能接受的。我们今天在讨论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局限时，对这个问题亦可不论。
二、关于十/七大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
（一）十/七大再一次重点阐述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
从十三大到十/七大，这两次大会中间，经过了20年，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十/七大重提政治体制改革，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1、在这20年中，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从1万亿元人民币发展到超过20万亿人民币，经济总量跃居至世界第四位。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要成果，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它的增长速度一直成倍地高于全国的平均速度，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了60％。至2007年6月底，全国私营企业已超过550万家，占法人企业总数的80%以上。在此社会条件下，一方面在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而一方面在政治上又要实行高度集权统治，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与之配套的民主政治。因此，随着现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远比20年前更为迫切。
2、由于20多年来经济、政治不配套的跛脚改革，权力不能得到有效地监督和制约，致使公权力迅速腐败，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阶层。一些人利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机会，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通过各种渠道，一举暴富成为亿万富翁。由于既得利益的存在，这些人既不要退回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不愿意再深入进行改革去形成平等竞争的市场机制，而是希望社会永远处于转轨过程之中才好。这种心态，客观上成了“稳定压倒一切”、不愿推动进一步改革的社会基础（具体分析见拙文《读书札记：跛脚的改革》）。
3、经济总量的增加、特殊利益阶层的形成、公权力的腐败程度严重化，以及不配套的社会政策，都加速了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10%的人口占有了90%的社会财富。富者思定，穷者思变是社会发展的固有定律。两头大的社会结构致使各种社会矛盾严重尖锐化，各地群体性事件大量增加。这种社会现象导致了重大的理论争论：左派们认为这一切是改革导致的，是市场经济导致的，是资本主义在中国泛滥的结果，力图开历史的倒车，把中国拉回到计划体制；而更多的人则认为这是改革不够充分的产物，是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不配套，前者严重滞后的结果。从而强烈要求进一步推动改革，特别是加快实施政治体制改革。
4、20年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致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产生了中产阶层的雏形。包括私营企业家、小业主、职业管理人、企业白领、自由职业者等，据官方统计，这部分人在中国已达约5000万之众，掌管着10万亿元资本。他们有着正当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要求需要反映，要求改革原有的政治体制，争得自己应有的政治权利，在政治体制中占据自己应有的地位。
5、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全民的文化素质得到较大提高。由此带来了公民意识的日益觉醒。知识界、文化界等文化阶层对于民主权利的诉求高涨。执政党在1989年之后采取的压制言论、控制社会民主变革要求的一系列措施，以及社会腐败现象的严重化，加剧了这部分人的对抗心理。越来越多的人不满于舆论一律，思想一律，不满于高度集权的思想和政治统治。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近年来日益高涨。
6、20年后的执政党自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老一代打天下坐江山的政治老人已经相继故去，政治强人风光不在。建国以后出生的新一代领导人已经登上高层舞台。与靠个人权威进行集权统治的老一代领导人相比，他们没有那么雄厚的政治资本与个人权威，更多地需要祭出集体领导这个法宝。中/共是世界第一大党。7000万党员群体的文化素质、思想意识、社会观念，以及对组织的认可和忠诚程度与20年前相比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党内高层意识到，要使执政党这架机器稳固地运行下去，完全靠原有的高度集中统一的“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原则，靠原有的党的集中体制已经不可能了，必须适应党内的民主要求，进行党内民主化的必要改革。
中国社会发生的这些重大变化，对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体制提出了严峻挑战。要应对这种挑战，唯有改革。
（二）十/七大政治体制改革论述的比较分析
1、该部分的标题上，不再从改革角度立题，而是改为正面阐述：
“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反映了起草者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敏感论题的谨慎。改革这个词，是破中有立，是兴利除弊。讲改革首先要讲弊端。而弊端说多了，会引起社会的负面影响。还是换个角度的好。因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进行正面论述，以建设性的姿态来阐述，不但有利于展开，有利于被全党接受，也可以防止被人利用。
2、通篇贯彻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基本制度，坚持政治方向的原则，
但是却没有辟出专门段落来阐述。我理解，这是与起草者坚持正面阐述的原则相一致的，应该说，在这点上比十三大的报告要“高明”了许多。
3、取消了“党政分开”这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
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和当时的中央认为，权力过分集中于党、集中于一把手是中国政治体制最大的弊端，从而提出了党政分开的原则，而且认为它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邓小平曾经对这个问题作了一系列论述，成为其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看来，这一思想也无疑是极为正确的。十三大正是有基于此，把“实行党政分开”列为政改的第一任务。十/七大放弃了这个关键性问题，意味着中/共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与邓小平和当时的中央相比，有了极大的退步。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我认为，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放弃了“党政分开”，都是对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严重背离。这对于一再标榜要“高举旗帜”的执政党高层来说，不能不说具有讽刺意味。
4、以“扩大人民民主”为重点，进行了集中阐述。
报告以“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为题，用两个部分的篇幅进行了展开。应当说，这两个部分中，提出了一些新说法、新概念，有相当新意（说其新，是指其第一次出现在执政党正式文件中）。特别是提出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加强公民意识教育”，“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等问题，反映了执政党对于民主理解的进步，与党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理念是相合的。但是，在如何落实这些问题方面，报告没有展开，使人感觉这些问题的实现似乎缺乏具体制度保障。
5、提出了建立“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问题。
没有制约的权力，就是专制。权力的分立和制约，是政治学公认的基本原则，也是共和体制下权力运行的基本模式。但自从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议行合一”经验进行了总结之后的两百年来，分权和制约原则长期被那些自命为马克思正统弟子的人们斥为“资本主义的东西”而加以否定。在今天中国社会腐败和滥用权力的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执政党承认和引入这一原则，并将其写入全国党代会的正式文件，这不能不说是执政党正视现实、试图解决腐败和滥用公权现象的表现，是历史的进步，应该给以充分支持和肯定。
6、继承和重申了十三大“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认识，
强调“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在扩大党内民主方面，提出了“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等有新意的提法。但是，在强调扩大党内民主的同时，报告又强调了“保证党的集中统一”，全党要“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反映了一种在发展党内民主方面的矛盾心态。
从十三大到十/七大的20年，中国的政坛经历了风风雨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经历了重大曲折。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后来的命运，是众所周知的。十/七大把建设民主政治作为党的政治任务再次摆了到全党面前。虽然它比起十三大来，在一些方面让人失望，但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来说，它毕竟有进步意义。希望它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