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辞
前几天正在开政协会，突然接到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生余保才同学的来信，原来保才他们已经将我去年十二月在民族大学所作的一个讲演的稿子根据录音整理出来了。我很高兴，回来看了，竟有三万字，心想可累坏了保才几位同学，在这里我要对参与我的录音整理的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生王锐、余保才、洪涛、晋闯四位同学深致谢意！拿到整理稿后，我又根据我原先准备的一个稿子作了一些修改，就成了目前这个样子。这个讲演稿可能也没有多大意义，立此存照吧。但如果没有保才等同学的努力，也就没有这样一篇东西。由此我想到，人间的许多事大多是偶然产生的，并没有什么必然性。最近一年来，在朋友们的安排下，我在全国各地先后作了六次讲演，深感讲演之不易。以前知道，学然后知不足，现在进一步体会到，讲然后悟有限。以前常常感到讲台上的人不过如此，而自己上了讲台何其惶恐。可见台上台下是大不一样的。这大概也是我不想轻易讲演的一个原因吧。讲总要讲点什么吧，可是常常发现没有什么好讲的。或者发现讲的东西没有什么意思。鲁迅先生说，我沉默着的时候，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则感到空虚。不过讲演到底是逼出了自己知识的限度，使自己从原先自以为是的充实到直面无法回避的空虚，这当然是对自己知性的考验，同时也是对自己知性的推进。因此我要对促成我讲演的朋友们再次致谢！
在这个传统、集体、记忆、价值和语言的整体都被无情地打碎的变化过程中，重建个人和集体经验的努力从何开始？
——张旭东（转引自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北京，三联书店，2003，页144。）
现在的学者被洋人的知识弄晕了。
——陈明（李泽厚 陈明：《浮生论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页100。）
要有真正原创性的东西，那还得靠自己。……我寄希望在这个西学热的基础之上，能够有一些原创性的东西出来。
——李泽厚（李泽厚 陈明：《浮生论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页100。）
如果不了解印度佛学，就无法设想宋明理学和道学的出现；如果不了解西方哲学，也就无法设想中国今天会出现什么样的新哲学了。
——王太庆（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页778。）
“哲学”要么助纣为虐，继续为“诸神”穿衣服，最终为“诸神”的道德之身穿上“铠甲”。今天不是有人为“自由之神”穿上了战争的“铠甲”吗？所以这“哲学”早已死亡。……哲学要不助纣为虐，它的最后使命就是 “听从召唤”给“诸神” 脱衣服，最后脱去“民族服饰而还原“无形之神”。哲学，有这个本事和勇气吗？
——张志扬（萌萌主编：《“古今之争”背后的“诸神之争”》，上海三联书店，2006，页80。）
我讲梁漱溟比较诚实，我就希望学习他的诚实。梁漱溟说过这样的话：“我的中学不行，西学也不行。”我现在愿意重复梁漱溟的话：“我李泽厚呢，西学不行，中学也不行。”这是老实话。不是矫情，但是梁漱溟讲他一个特点：愿意想问题。我也愿意想问题，其实想得也不多，但想得认真比较执着，不轻易改变，不玩世不恭，也不玩学问，如此而已。
——李泽厚（李泽厚 陈明：《浮生论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页179。）
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今晚我非常高兴又一次来到美丽的相思湖畔，并在贵校新近设立的“相思湖世纪大讲坛”上作一个学术报告。首先我要对玉成此事的贵校的研究生余保才同学深表感谢！对在座的向忠诚教授、杨凤宁教授及同学们深表感谢！
上个月底正准备赴北京开会的时候，突然接到保才同学的电话，告诉我广西民族大学设立了“相思湖世纪大讲坛”，准备邀请各地知名学者来做报告，并告知我获邀其中，对此我深感到荣幸。当时我就想啊，想到我自己心里有一个希望，希望我们广西民族大学的“相思湖世纪大讲坛”能够真正荟萃国内各路学术英豪来到这里，希望在美丽的相思湖畔做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并希望“相思湖世纪大讲坛”能够引领广西的人文社会科学而且为它的持续稳定的发展带来一个良好的契机！我今天之所以愉快地接受这样的一个邀请来作讲演，实际上是有自己的一些考虑的，除了过来向朋友们表达上述的几个希望外，我想到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在凤宁老师的盛情邀请之下来这里作了一个讲演，那时还没有今天这样正规，只是凤宁教授一个灵机一动的安排，但是没有想到凤宁教授这样一个安排竟开启了我思考问题的一个新的方式，即以讲演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记得去年的讲题是《法治的中国道路》，在那个演讲里我主要阐述了中国应该怎样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考虑自己的法制问题，在那里我对整个中国将会碰到一些什么样的法制问题，做了一些初步的思考。时间真快，转眼一年过去了，我认为，一年来我自己的思想也是有一些进步的，我发现正象我的朋友说的，你怎么到处去作演讲，刚才贵校电视台在采访我的时候，我也说到，我发现自去年十一月份以来啊，我到处去演讲，迄今我到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作过演讲，上个月9号的时候在几位好朋友的安排下在西南政法大学作过演讲，西南政法大学是咱们忠诚教授的母校吧，很高兴能跑到忠诚老师的母校做演讲，人特别多，那次我特别开心！这个月6号呢我又到北京师范大学做演讲，算是我的母校吧，在这样一个过程里边，我自己的思想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更确切的说应该是有了一些进步，所以说正好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把自己的思想再重新确立一下，同时也是将一年来的所思所想，向同学们做一个汇报，也期望同学们给我一些指教，那么我也希望朋友们能从我今晚的演讲里面能够感受到我一年多来，思想的确是有一些进步。我个人认为和去年在这里的演讲比起来，我自己的视野更加开阔，应该说思想更加深刻。在这里先做一个广告。下面我就逐渐的进入正题，对我这样的一个广告加以验证，至于真的是否有进步，那还要同学们加以评判了。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法治的根基》，我将以法治这样一个当下十分热门的话题为契机，全面、细致、冷静的批判和反思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和知识状况。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话题里面依次阐释三个问题：第一，“苏力的困惑”与当代中国思想的觉醒；第二，“五四”的内在逻辑及其终结；第三，当代中国法哲学的建构。我将在这样三个小的话题里面阐释我所理解的法治的根基，将中国法制放到这样一个辽阔的背景下和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加以考量。
一、“苏力的困惑”与当代中国思想的觉醒?
我讲第一个问题是“苏力的困惑”与当代中国思想的觉醒。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特别喜欢用一些当代学者的名字给我所理解的当代中国的一些社会现象以及一些知识现象进行命名。八月份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参加法理学讲习班的时候，中途讨论，一个年轻的朋友在讲台上讲我的这样一样命名他很喜欢，比如说我讲到的所谓“季卫东陷阱”就给他带来了视觉上的冲击。不用说，这使我很高兴。稍后在河南开会，遇到一个从事出版的朋友，他得知我的这一做法很感兴趣，希望我能写出一本书来。不过我当时没有同意他。因为我目前对出书不感兴趣。我的这样一种癖好是如何形成的，我昨天想了半天，一下子也弄不清楚了，我记得最早我提出所谓的中国政治史上的所谓的“黄炎培难题”，大概在四五年前吧，去年我受邀在我们民族大学，那时还叫民族学院呢，作演讲，我在准备演讲稿的时候，就把我平时零零星星想到的都系统的表达出来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我的那篇小文章《法治的中国道路——在广西民族学院的讲演》。除了这个“黄炎培难题”之外呢，我还讲到了“费孝通困境”，讲到了“梁漱溟-谢遐龄诅咒”，讲到了“孙中山-章太炎悖论”，而且，更重要的，我走到全国各地有朋友们谈到，说你这个讲的很好，就是前面所说的“季卫东陷阱”，这个“季卫东陷阱”主要是描述这样一个现象，我们中国人有规则但是不守规则，还有一种力量在背后起作用，规则竟成了一个摆设，就象一个陷阱一样。就象我们评职称一样，规则虽然摆在那里，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你不站起来说话人家就把你灭了！（众笑）这个现象我认为是季卫东教授首先仔细描述了的，所以我就称之为“季卫东陷阱”，以示对季教授的敬意。前不久，我又命了一个名，是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范忠信教授的名字命名的，叫做“范忠信迷津”。我写了篇很长的文章，有同学可能知道，我写的是《范中信迷津——解读范忠信教授的“厦门讲演”》。我在这篇文章中讲什么呢？我的主要意思是讲范教授对中国的司法状况的观点是有问题的，主要问题是他根据西方的司法概念来批判中国，这本来是五四以来的一个基本思路，但我觉得这个思路有问题，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就陷入到迷津里面去啦。范教授是我们忠诚教授的一个师兄吧。范中信教授是我们中国非常优秀的一个学者，他不象有一些学者完全依附于政治，对于一个法学学者而言这在今天很了不起啊。他跟季卫东，当然也包括苏力，也包括夏勇啊，贺卫方啊等等这样一些人，应该说是我们当代中国最新锐的中年学者，我们今天要做学术，就要从这样一些学者已经取得的成就出发，认真吸取他们的成绩，同时也要严厉地批评他们，超越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我们的知识推向前进。我在西南政法演讲的时候，我就希望朋友们对范忠信、贺卫方、范忠信、许章润、夏勇等进行批评，这几位是西南政法大学毕业出来的最优秀的学者，更新一代的学者要以他们为基础，但一定要超越他们。我甚至说，这关系到西南政法大学未来的学术前途。我们虽然地处偏远，也要自觉地参与了这样一个法学学术批评的事业之中去。
今天呢，我想以北京大学的（朱）苏力教授来命个名。这就是我要讲的“苏力的困惑”。上个月我去北京出差，应邀在母校北京师范大学作一个演讲，我在准备做演讲稿的时候，我想到了“苏力的困惑”，我当时很高兴，终于又命了一次名。不过在北京师大讲得比较简略，所以我今天就算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吧，把这个问题进一步展开，看看“苏力的困惑”究竟包括包含什么样的意义。我们做法学的大概都知道苏力吧，苏力当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了，2001年的时候我见过他一面，在烟台大学，是去参加一个法律教育的会，期间烟台大学校长离郭明瑞教授宴请外地学者，我在上厕所的时候见到了苏力，聊了几句，记得我对他说，我最初读你的书还以为你与苏童是兄弟呢。因为苏力是江苏人，苏童也是。苏童是一个著名作家，是我的校友，不过比我高四年，我八四年去北京师大上学，他正好毕业走啦，他是八零的。苏力与苏童当然不是兄弟，因为他们都不姓苏，苏童姓童，苏力姓朱。与苏力的交往主要是读他的书。我有一天写了一篇小文章《长不大的苏力》。这篇小文章主要是批评苏力在人格上的不成长。后来我偶尔在北京大学的法学院的bbs上看到了我的这篇《长不大的苏力》，点击率非常高，当然多是骂我的啦。比如就有一个朋友这样骂我，广西大学是一个什么狗屁大学，呆在这种学校里的人居然还敢写文章！你懂苏力吗？回家好好读书吧！我当然对这种咒骂一点都不感到奇怪，报之一笑了，而使我深感奇怪的倒是，我的这篇小文章怎么跑到这里面去了呢？过了好久我才知道是我从前的一个学生李琼捣的鬼。很多年前我还在武汉市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教过李琼，李琼这名字象个女孩子，他的确长得十分清秀可爱，而且非常聪明，敢于思想也善于思想，那时他还是一个本科生，一转眼就长大成人了，正在北大经济学院读博士。我还在网上读到他写的一篇小文章《我与魏敦友》，文字异常优美，给了我许多的赞美，令我深感惭愧，自觉学不精专，迄今一无所成。也不知道这李琼是从哪里看到了我的那篇小文章，就顺手将它放到北大法学院的bbs上去了。这个蛮有意思。不管怎样，我觉得苏力之所以能够激起我们对一些问题的重新思考，是因为苏力有思想，或者说他对许多问题有十分敏锐的感觉，不过说实话，有时我觉得苏力好象没有什么思想，只不过是有大堆书而已，但是他有很好的感觉，我认为正是这种感觉使苏力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里，对许多问题的把握能够激起我们对许多问题的思考，所以说关注苏力，批判苏力并不是说不把苏力当作一回事情，刚好相反，苏力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中年学者。
言归正传。现在讲我用苏力的名字命名的“苏力的困惑”。苏力先生在1996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我们都知道，这本书就是他的成名作。这本书就是《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论文集。他在序言里有这么一段话，我现在就把他的这段话加以概括，并加以提升，并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因为在我看来，苏力实际上感觉到了一种知识现象。他的话是这样说的：
“就过去的一百多年来说，中国无论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特别是前两个学科）都主要从外国、特别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借用了大量的知识，甚至连这些学科划分本身与是进口的——尽管它现已成为我们无法摆脱的生活世界的一部分。然而，在借鉴了这一切外来的知识之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或之后，世界也许会发问，以理论、思想和学术表现出来的对于世界的解说，什么是你——中国——的贡献？”（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什么是你的贡献”，页Ⅵ。）
这段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从中国近代以来或者说是从五四以来，当然我们甚至于也可以推到鸦片战争以来，或者更进一步往前推，推到晚明以来，晚明以来，西方的基督教开始入侵中国，在这样一个知识入侵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会有自己的反应。中国接受西方的知识最大的高潮应该说是在五四时候开始，我认为我们现在还处于这样一个逻辑里面，我会在下面具体地分析这个问题，苏力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在吸取了西方那么多知识之后，我们在知识上有长进吗？这是它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经济发展了，的确是大大发展了，但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或者之后，我们的知识是不是也得到了进步了呢？我们中国人是不是能创造出有影响的一个世界性的学术和理论来呢？
很显然，苏力的质问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上的，即当代中国尚未建构起自己的知识体系。我觉得苏力的这样一个质问极具有震撼力，他足以震醒我们对外来知识，这里主要的是指西方知识，特别是基督教知识的盲目的迷信。但是我觉得也必须指出，虽然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中国在国际事务之中，会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具体地表现在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在国际政治领域越来越活跃，比如我们知道最近胡锦涛到巴基斯坦去，给他铺红地毯了，气氛非常热烈，但不知道他到美国给他铺了红地毯没有。不管怎么样，总而言之吧，我们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将会越来越有影响力。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中国的学者在知识上面，并没有做出什么自己的贡献，这是一个很令人焦虑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英国有一个霍金，就是写《时间简史》的那位，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歪脖子，可是此人非常了得，他来到中国，我们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亲自为他主持学术报告会。依此类推，那一天美国总统，或英国首相，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学者主持学术报告会，我想中国学者才算真正做出了对世界的贡献。所以我就想，如果我们中国的学者，我们假定，如果中国的学者做不出自己的理论贡献，那么苏力的问题将始终存在着，始终在深处困绕着中国学人，使我们感到非常的迷惑。当代中国在物质方面即使足够发达，但是在精神却处于一种依附的地位，这是我们当下中国在知识论上非常痛苦的也是非常尴尬的一种局面。实际上按照我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说物质上的发展会导致我们一种精神上的发展，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样一种观念实际上在我们整个中国是看不到的，而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德国古典哲学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相反的图景，康德、黑格尔的理论与学说恰恰出现在德国一个四分五裂的时代，但是德国哲学家和思想家用他们的思想给世界提供了一种意义非常深刻的知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并不存在一种单线型的决定性的关系，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深深地处在苏力的困惑这样一种背景之下。这是我今天要着重强调指出的这样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史上的“苏力的困惑”。对于一个中国学者而言，谁没有勇气面对“苏力的困惑”，谁就不可能做出知识上的贡献。
今天我们的中国学人要认真回应“苏力的困惑”，要真正走出“苏力的困惑”，我们就必须认真解读在“苏力的困惑”背后究竟隐藏着一些什么样的内容，以及我们对这些内容的追究可能导致什么样的思想后果。这就是我今天在第一部分讲中国思想的觉醒里面这一段要讲到的。
我们怎么来解读“苏力的困惑”呢？怎么来明了“苏力的困惑”的内在含义呢？我们可以将“苏力的困惑”转化成这样一些问题，比如说，第一，中国人为什么做不出自己的知识贡献？但是这个问题要加以时间的限制，按照我的理解，主要是自从晚明基督教入侵中国以来，中国人做出知识贡献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甚至于我们中国人根本就不想做出自己的知识贡献了。这是第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做不出来啊？其中内在的逻辑是什么呢？这是需要加以认真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问当代中国为什么会陷入知识论上的困境呢？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在知识论上要依附于西方人呢？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一般的法科学生好象是不予以考虑的，而我们的法哲学一定要考虑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问第三个问题，我们当代中国能否走出这样一种知识论困境呢？或者说，能否走出对西方知识的依附从而建构起自己的知识自主性呢？很显然，这样一些问题都是令当代中国学人非常焦虑的问题。这样一些问题会苦恼着所有有思想的中国人，会使得有思想的人夜不能寐。因此，“苏力的困惑”在根本上关涉到当代中国的知识困境以及渗透在其中的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困境。
在上个月9号我应邀在重庆西南政法大学的“西南法学论坛”上做了一次演讲，可以看成是我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的开始。当时也是因为着急开会，没有时间准备，我也就将自己平时的所思所想，草拟了一个大纲。当时我拟的题目是《当代中国学术的成长与中国法学的自主性》，我主要是从当代中国学术成长这样一个角度来讨论中国的知识问题的。这跟我今晚试图从当代中国思想的觉醒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知识问题可以相互补充。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学科的分化，或者说我们的学科体系的形成，它实际上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所以同学们，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你们在学任何一个学科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它的历史。我们古老的知识系统，我们古老的知识分类，它和今天我们所接受的这样一种学科分类，当下的学科建制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纪晓岚，就是铁齿铜牙那位，在他所在的时代，他编了著名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就是我们古老中国的一种知识分类，就是经、史、子、集这样一种分类方式。今天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时代，一般的朋友们都已经忘记了经、史、子集这样一个分类，我们只有在学历史的时候才会知道这样一种古老的分类方式。所以说这是非常重大的一种知识上的变化。比如说今天我们学法律，在古老中国的知识分类里面有没有我们法律上的地位啊？基本上没有法律学的地位，法律、法学这样的知识完全是西方知识移入中国的产物。所以法学，今天我们来学习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使它在中国有一个法学的基础，这对我们每一位中国的法学家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考验。但我们在今天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附西方的，特别是依附于美国的。所以说，从中国法学成长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的自主性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今天我不采用这样一种角度，而是从当代中国思想觉醒的这样一种角度来看，也就是说中国思想之所以是中国的思想，中国思想不是西方思想在中国，那么它就应该有中国的根据。当我们意识到我们中国有一种我们自己的思想依据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一种自己意识上的思想的觉醒这样一种说法。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中国有这样一种意识上的根据，没有意识到我们知识上的根据，那么我们中国思想的觉醒就是子虚乌有的。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就是要考虑这样一些问题，就是要使得中国思想的根据被思想到这样一些问题。这样一来，问题的讨论会把我们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这样一个使我们中国发生巨大历史变迁的重大历史时代。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梁启超，梁启超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有的同学可能也许都知道，我觉得我今天的思想已经突破了梁启超。梁启超是这样说的：“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西方书为开端。”他的意思也就是说中国人想象西方人那样强大起来，就必须要读西方人的书，翻译西方人的书当然是第一位了。这是梁启超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也就是说西方的书应该成为我们的精神食粮，我们的思想要彻底的用西方思想来改造。所以在梁启超包括鲁迅所处的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梁启超认为是学问饥荒的时代，西方文化传统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在知识方面经过这样一个时代特别是五四这样的时代、这样一个运动，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就是我在西南政法大学演讲时说到的，中国人在知识上基本上形成了和西方人的主奴关系。就是西方的知识是主人，中国的知识是奴隶。应该说今天我这样一讲，大家应该都能感受得到。包括我们的政府要引进西方原版的书，它好象要把我们变成美国人、德国人似的，当然这是肯定做不到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梁启超的这句话就不仅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主旋律，甚至于也在很大程度上也主宰了我们当代的思想生活，这就是要完全地引进西方的知识，这就是吉林大学邓正来教授所说到的持续百年的“知识引进运动”。
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面临着一个非常重大的知识任务就是要仔细解读百年来的引进西方知识的运动。我们要对这一个巨大的运动作出一个逻辑上的清理。去年邓正来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学报《政法论坛》上分四期连载《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今年年初结集出版出来了，在全国学术界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我称之为“邓正来教授事件”。我不知道我们民族大学的同学们是否关注到这本书。邓正来的这本书实际上不到二十万字，但是我发现我连续撰写的评点文章都快达到十万字了。我自认为是对邓正来的这本书解读得最有力度的一位学者！（众笑）我看到有朋友说我是邓正来的铁杆FANS，语多讥讽，其实我对邓正来却是有着严厉的批评的。《知识引进运动的终结》是我评点邓正来的一篇文章，它集中表达了我对邓正来的这部著作的意义的总的看法。我在这篇文章里面讲到了三个人物。第一位是梁启超，第二位是李泽厚，第三位是邓正来。我讲的这三个人物并不重要，他们只是三个符号，我主要是想追溯这个知识引进运动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中国人对西方知识的吸取，最早是自然科学知识，后来是社会科学知识，（我们今天学习的法学很显然是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我主要是对这样一个知识引进运动的内在逻辑进行揭示。我要揭示出为什么西方的知识对我们的影响那么深刻，那么巨大。今天我要结合我的认识来谈谈。西方知识深刻地改造了中国的传统知识，这是我们直接能看到的，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个方面，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中国传统知识的分类，经、史、子、集的这样一种分类，已经完全过渡到西方的学科建制这样一种分科式的分类，也就是说西方的分科知识完全取代了我们经、史、子、集这样一种分类，与之相适应，中国传统的整体性知识和综合性知识也受到了西方的逻辑性知识和分析性知识的冲击，甚至在表达系统上面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说我们今天所用的语言，我在这里演讲很少用到之乎者也，我们在写书面语的时候还用到之乎者也，但是在讲话的时候已经很少用到之乎者也了，也就是说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极大的改变了我们对语言的原来看法，也就是说古汉语逐渐为现代汉语所取代，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大变化！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实际上已经使我们的汉语形成了一个中西合璧式的结构。关于汉语的变迁对我们思想的影响我觉得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题目。我们知道我们广西有一个伟大的汉语学者，名字叫王力，他应该是我们中国最伟大的语言学家吧，但是我对汉语的理解主要是根据启功先生对汉语的理解。启功先生认为古代汉语是像砖块似的，是流动似的，不是分析性的，不象德语啊、英语啊是非常有结构化的，而中国的古汉语是流动着的。今天我们所用的现代汉语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就是使我们原先用古代汉语所不能表达的一些意思，今天用现代汉语能够表达出来了。我们古代汉语以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那么我们现代汉语基本能表达古代汉语以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这样一些意思。我在接下来的演讲中会介绍到一些优秀的中国学者，比如说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学者叫赵汀阳，他写了一系列著作，最近我读了几本他的著作，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当代学者，哲学家李泽厚是他的老师，虽然李泽厚说他不可能成大气，但是我觉得此一判断为时尚早，其实赵汀阳的思想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老师，这是我的一个体会。赵汀阳在这样一本书《没有世界观的世界》里边讲到这样一句话，可以对我的这样一个说法做一个旁证吧，他说：“事实上西方哲学给中国哲学带来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新问题和强化了逻辑力量的表达/论证方式，……甚至可以说，西式的论证方式是发展中国哲学非常需要的东西，无论我们自己怎样自吹具有东方式的意会能力，但是如果缺乏逻辑论证，再深刻的主题也终究无法展开和推进；而且，如果意会到的东西终究不能说出来与人共享的话，那也没有意义。”（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页163。）赵汀阳进一步指出：“西方哲学实际上刺激中国哲学恢复了对思想问题本身的兴趣。西方思想的问题成为中国思想的问题，这也应该说丰富了现代中国哲学，进一步说丰富了中国的生活方式。”（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页163。）中国古代汉语的容量是有限的，现代汉语已经逐渐的使我们能够表达古代汉语所不能表达的意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讲到西方文化对我们冲击的一个好的方面，那么这个好的方面使我们的语法结构得到了改变，使我们能够把握到原先我们的古代汉语所不能把握到的这样一些深刻的意思，使我们的论证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使我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得到了改变，这是他好的一方面。
但是在西方文化冲击的过程中也有坏的一方面，也有不好的一方面。不好的一方面表现在哪里呢？在知识引进运动中，西方知识完全排挤了中国知识，从而使中国知识处于一种奴隶的地位，今天中国人总是在想西方人在想什么，而不想我们自己怎么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所以我希望同学们要经常想我是怎么想的，而不是西方人怎么想的，别人怎么想的。但是实际上我们今天中国还是一直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状况。比如说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学者叫张旭东，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他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这样讲到：“现在，中国任何一个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好象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生活的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对于个人和集体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代序”，页5。）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意义只有通过西方人的知识概念才能够表达，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这是说我们中国人对生活方式的理解，如果不依赖于西方人的概念体系，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意思。这当然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事情！我们的生活只有在西方人的思维里经过过滤才有它的价值，否则就是没有价值的。这是我讲到的这样一个负面的方面，这是在引进西方知识运动的过程之中，西方人改造了我们的语言，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负面的效应。负面效应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的，这是我讲到的中西知识论上的一种主奴关系。我在西南政法大学演讲的时候更多的是将这样一种主奴关系进行一种结构化的分析，主人和奴隶的关系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讲到的，他说的是一种人际关系，最早在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之中，有的取胜了，有的失败了，失败的一方不愿意做奴隶就会死去，不死去的话就承认自己是奴隶，承认取胜的一方为主人，取胜的一方当然认失败的一方为奴隶，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主奴关系，这也就是人际上的主奴关系，黑格尔对这样一个主奴关系进行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评述。黑格尔的主奴关系的理论是西方思想史的名篇之一，是人们经常所谈到的，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我将黑格尔论述的生存意义上的主奴关系引到中西知识论上来，将中国与西方在知识论上的关系视之为一种主奴结构，这个应该是我做的一个贡献呢！不过这个知识贡献只有积极的意义。我认为我们今天在知识论上的确在中西之间有这样一种主奴关系，这样一种主奴关系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的知识有没有意义要以西方人的知识作为判准，这是邓正来的一个用词，判准或者一个标准，那么中国人根本没有办法想象自己的生活，根本无法想象出另外的不同于西方人的生活，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根本提不出甚至也不愿意提出关于世界的总的看法，那么根本就不可能有理论。这样一来呢，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生存秩序和意义秩序就完全被西方的生存秩序与意义秩序所遮蔽和掩盖。我再引一下赵汀阳，我觉得赵汀阳这样一番话讲的非常好，他说：“西方哲学重新唤起了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可是同时也挤掉了中国原来的问题。有了问题意识，丢了自己的问题，这又是个当下的困境。”（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页164。）中国人向西方人学习有长进，长进了什么呢？就是中国人，可以对问题进行思考了，这是一个长进，但是也有一个失败的方面，失败的方面在哪里呢？就是把自己原来的问题全丧失掉了。什么意思啊？中国人只思考西方人的问题，根本不思考我们自己的问题，这是我们中国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中国陷入这样一种知识论上的主奴关系当然是有非常深刻的根据的，表层的根据是西方文化的入侵导致中国人在生存论上的一种惨败，正象梁启超先生所说我们中国要自强，我们不能亡国亡种啊，对不对？在这样一种生存论上的惨败就使我们自轻自贱，在知识论上屈服于西方人。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更深层次的原因按照邓正来的这样一种论述，一种被动的接受必须以一种主动的接受为前提，不然如果说中国人不接受西方人的知识的话，西方人的知识还依然在我们中国人之外，那么从这样一个逻辑来推论，我们中国人接受西方人的知识，还是我们中国人主动接受的结果，这是我要讲到的中国人在引进西方人的知识运动所带来的两个正面的和负面的原因。
在百年的“知识引进运动”历程中，中国经历了知识论上的漫漫长夜，这样一个运动是否到了终结的时刻呢？我个人认为这样一个知识引进运动应该到了终结的时候了。这是我在《知识引进运动终结》一文里面所提到的。那么，知识引进运动的终结在根本上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这一知识终结意味着当代中国思想的觉醒，意味着我们中国人有能力能够透彻的把握并表达我们的生活，也意味着，在拥有问题意识的基础之上，重新恢复自己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有能力对世界重新进行思考，对世界能提出自己理论化的看法，从而走出“苏力的困境”。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方面。
二、“五四”的内在逻辑及其内在终结
下面我讲第二个方面，即当代中国人如何在真正拥有问题意识基础之上，恢复对于自己问题的意识。这又可以区分为两点，第一点是消极的，就是对知识引进的逻辑过程作出一个系统的描述，这一描述可以作为一个知识上的引线，我们可以籍此引线真正回到自己的问题。所以第二点就是积极的，涉及到我们对自己的生存秩序与意义秩序的具体的筹划。第二点将在第三部分展开，我先讲第一点。这一点正象前面所提示的那样，主要任务是系统地梳理五四的逻辑进程，我们将会看到，对于这样一个逻辑进程的梳理将向我们打开一个更加辽阔的世界。所以我现在就简单地讲一下这个问题，五四的内在逻辑及其内在终结。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我们今天还仍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符号，我们看到，每年每逢五月四日的时候，全国各地都在纪念五四。最近十几年来，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这样一些口号，我们要纪念五四，同时也要超越五四。这种说法显示出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动向，就是我所讲的五四逻辑正在终结。但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解读要从知识论上来进行，我们为什么要超越五四？五四的逻辑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到底如何才能走出五四？我觉得我们今天要比以往的一些学者更深刻的揭示一些问题，也就是要做到从五四自身的逻辑发展来描述它的进程。我有一个基本判断，当代中国文化，依然处在五四这样一种新文化运动的旋涡之中，所以我认为要切入到中国当代文化的内在机理中去呢，我们必须仔细地来解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在逻辑及其他的内在的发展的脉络。五四运动已经将近百年了，应该说，我们从百年后来看五四运动，以及看百年来五四运动的发展进程，我觉得我们更有信心来源深入把握五四的内在逻辑，因为我们不会象当时那些直接参与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那样一种狂热，我们今天可以做到更冷静地更系统地因而更深刻地来把握五四发展的基本线索，以及我们能否超出它的内在根据在哪里以及，它的基本性格是什么。这是我要讲到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都知道当代中国有一位重要的哲学家李泽厚先生，他对五四运动有一个说法，即五四是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参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页1-43。）从某种意义上讲，此一说法是李泽厚的一个发现，但李泽厚的局限性在于，我认为他还停留在梳理启蒙与救亡两者的关系上，并没有对五四的内在灵魂与基本逻辑作出一个清晰的描述。我们今天的任务可以说是继续李泽厚先生往下讲。五四运动在性质上是什么呢？今天我对五四运动的判断是这样的，五四运动的诉求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场地，将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生存秩序与意义秩序整体性地移植进来。这样一种说法偏向于李泽厚所说的启蒙一面，但也涉及到救亡，不过从我的观点看，讲启蒙与救亡似乎不能完全理解五四，所以我在这里提出一个解说性的概念叫生存秩序和意义秩序，这样一个概念涉及到我们生活最基本的结构，我将它看成是法哲学的基本课题。从这个概念来看五四，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五四运动的根本诉求就是将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生存秩序与意义秩序移植到我们中国的文化场地，这样一点也许五四的精英们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因为在他们的思想中，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生存秩序与意义秩序乃是绝对的价值，而我们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生存秩序与意义秩序则必须为它让道。百年后的学者应该能看到更深刻的东西。我们应该放开我们的视界，看得更深，望得更远。伽达默尔说得好：“一个人需学会超出迫在咫尺的东西去视看——不是为了离开它去视看，而是为了在一更大的整体中按照更真实的比例更清楚地看它……在希望与恐惧中，我们总是被最接近我们的东西所影响，从而也就在它的影响下去看待过去的证言。因此，始终必须力戒轻率地把过去看成是我们自己对意义的期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这样的方式来倾听过去：使过去的意义成为我们所能听得见的。”（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页262。）正是在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的基础上，我们来描述基督教背景下的生存秩序和意义秩序植入中国场地是如何展开的？五四以来中国文化是怎么展开自己的内在逻辑的？
我在这里要做一个简单的区分，这个区分我认为还没人做出，我是凭借着自己的研究做出的。我将五四以来的文化逻辑划分为这样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的五四运动这样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我们知道是以“科学和民主”为口号的，应该说科学和民主的口号我们今天还能感觉到依然很神圣，所以形成了我所谓的科学崇拜和民主崇拜。所以我们今天要对这样的口号进行反思，反思性的批判，去揭示它的内在的性质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知道科学这个词啊几乎无处不在运用，最新的运用大概是科学发展观了，科学发展观是什么观呢？搞不清楚是什么？但是其中隐含着一个基本逻辑是什么啊？是科学崇拜！发展观是科学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科学的总是了不起的，就是这个意思，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科学崇拜。同时呢，还有一种民主崇拜。我们讲什么要做到真正的民主，我们中国人我觉得到今天还没有对民主进行认真的思考，所以我们今天依然还处在这样一种未经反思的思想里边，所以我觉得科学崇拜和民主崇拜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事情。当然我在这个问题上也写了一些文章，我在写作里边也体会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民主问题，同学们，你们一般把民主跟什么相对啊？对了，是专制，但是为什么把民主和专制相对啊？这是为什么啊？我认为把民主和专制相对这是我们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最大的误区之一！在我看来，民主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民主简单的可以说就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实际上也可以讲权力来源的一种正当性和合法性的一种根据，这就是说权力是怎么来的，比如说，我当了一个官是老百姓选我当的，那么这个就是说人民选我就是当家作主，我这样一个官员来源于一个老百姓的推举，这是民主，当然是间接民主。直接民主在现代社会很难，据说在雅典存在过。什么叫专制呢？专制说的是什么意思啊？专制说的是权力不加限制。那么，对权力加以限制就是宪政。我国的宪法规定，我们中国是民主专政的国家，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民主与专制是可以相结合的，应该值得中国人反思的。我曾经把武汉大学的一位年青教授狠狠地批判了一下，他说民主是宪政的基本方式，我说这简直就是胡扯，民主和专政就象是水和面粉的关系，怎么能说民主是专制的基本方式呢？不能混淆二者的关系。民主和宪政可以糅合在一起，但他们是性质不同的两种东西。毛泽东曾经说过，什么叫宪政呢，就是民主政治。这就给很多人误导了。科学和民主作为一个口号，许多人都打着科学民主的招牌，盲目去崇拜科学和民主，使科学主义、民主主义盛行，应该值得我们每个中国人反思一下，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认同。五四运动的第一个阶段可以将它定性为民主主义的阶段。很显然，它是针对君主专制而来的一种诉求。
我所讲的五四逻辑发展的第二阶段是自由主义的阶段。这一个阶段是承前一个阶段而来，或者说是前一个阶段的进一步深入发展。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学者逐步认识到科学与民主应该有更深刻的基础，这就提出了自由的理念。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的夙求，这主要是随着对外来思想接受的深入而发展的。在这样一个阶段，主要的思想矛盾是自由与平等，自由与平等是有区别的。自由大约相当于资本主义的价值，而平等大约相当于社会主义的价值。不过总的说来这个时期自由的观念占据了上风，所以可以将这个时期定性为自由主义的时期。
五四逻辑的第三阶段是法治主义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人权、法治和宪政等等在中国社会的传播达到了顶峰。这是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的重要进展，是一种制度化的诉求。我们当下正处在这样一个阶段。所以法治主义还是一个未完成的事业。
我的这样一种区分当然是十分粗线条的，我的目的在于将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化的进展在逻辑上描述出来，然后再进一步追问其中的理据是什么。按照我的理解，上述三个阶段是中国文化以自己的方式重演了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生存秩序与意义秩序。“以自己的方式”是说中国文化对基督教文化的移植采取的方式是回溯式的，它并不象基督教那样先确证人的自由与平等，而是从结果上接受基督教的文化成果，即科学与民主，然后再回溯到其前提上去。为了深刻地理解我这里所谓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生存秩序与意义秩序”这一概念，必须深入到基督教对人性的理解。人们一般认为基督教主张人性恶，这是没有问题的，黑格尔当年从人性恶这里看到了人的自由，但是在我看来，基督教对人性的理解，更准确地说法是它假定了一种原子式的人际关系。基督教对人性的解释，就是将人际关系理解为“原子”式关系。基督教文化运动实际上造就了一种原子式的人际关系，它将每个人都理解为不可入的原子，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滋提出单子说，可以看成是基督教人性观的哲学表达，他认为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是不可以打开的，也是无法进入的，他又假想一种先定的和谐，这是只有上帝才能了然的一种秩序，人际关系可以据此相互协调。基督教文化认为的人际关系就是原子关系，彼此孤立。这和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是截然不同的。我认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完全有别于原子式的人际关系，我将这种人际关系描述为是一种圆融式的，人们之间相互是可以安慰的，不是孤独的个体。因此没有必要诉诸上帝，人完全可以在现世生活中得到满足。
五四逻辑从根本上看是属于基督教的，中国屈从于基督教的影响之下，使中国人遗忘了自己的问题。当下流行的词汇就是科学与民主、自由与平等、法治与宪政。这此词是有其文化背景和知识体系的。五四运动的文化成果是将基督教纳入中国文化体系。但是我们今天应该能认识到，正是因为原子式的人际关系才必然诉之于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宪政，而圆融式的人际关系则必然开出另外的人生境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要排斥西方人的生活设计，西方人有西方人之道，中国人有中国人之道，道不同并非不可相谋。启功先生有句话说的很好，他说“三人行都是我师焉。”中国之道与西方之道不同，谁也不能取代谁。而当中国思想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时，五四的逻辑实际上就宣告结束了。前面我讲到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长不大的苏力》，意在唤醒当代中国人的成人意识，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使命》，我在其中认为当代中国文化之所以为当代的，是建立在两大律令之上的，一是“邓正来律令”，它表明中国人依附西方人是没有出息也是没有出路的。二是“邓晓芒律令”，它表明当代中国人试图回到古典也是没有出息与出路的。我也曾经批判过我的老师，我说他是“为文必康（德）黑（格尔），所瞻唯‘马’（克思）首”。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中国人怎么能把马克思抬的如此之高呢？我们中国人有自己深厚的文化，拿破仑曾经说过，“千万不要叫醒中国这头睡狮”。现在是睡狮真正醒来的时候啦。中国这头睡狮的醒来在根本上意味着，当代中国人有能力在吸取西人智慧的基础之上，开创自己的生活世界，在法学上的表现就是中国学者真正能够发展出自己的法哲学，当代中国学人对自己所置身于其中的这个生活世界有能力作出自己的理论解答。
三、当代中国法哲学的建构
现在我讲第三个问题，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使命。当代中国法哲学与当代中国整个学术一样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如前所说，当代中国人在向西方人学习的过程中遗忘了自己的问题。当代中国法哲学作为论证中国人之生存秩序与意义秩序的基本理论，因此，在我看来，首要的一点是必须回到自己的问题上，没有自己的问题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是不可能有什么理论创造的。我的这种说法容易被人们误解为中国是不是要自绝于世界，不是，这种说法恰恰相反是要真正向西方学习，同时也是检验我们向西方学习的成绩，如果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是邯郸学步，忘了自己，我看很不好，今天的一些西化派自由主义我看就这德行，赵汀阳说得好，中国人在向西方人学习的过程中获得了对问题的意识，却遗忘了自己的问题，所指就是这种情况。我同意赵汀阳的看法，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检讨中国”的运动中，今天这个运动该结束了，代之而起的当是一个“重思中国”甚至是一个“重构中国”的运动。我认为当代中国法哲学应该投身到这个“重构中国”的运动之中去。
回到自己的问题，或重思中国，甚至于重构中国，在我看来，就是要从根本上意识到中国人的生存秩序与意义秩序不同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下的生存秩序与意义秩序。中国文化下的生存秩序和意义秩序与西方基督教文化是迥然不同的，中国文化是周秦以来形成的儒家文化，不是单子式的，而是圆融性的，我们每个中国人都不是孤独的，是可以互相沟通的，人与人之间是合一的，是不必要什么神灵的，把希望寄托于未来，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满足。
要回到自己的问题作出理论的创造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我觉得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完成两大解放，第一大解放是中国思想界必须在知识论上从西方知识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另一大解放是必须从政治权力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北京学者陈明在与李泽厚的对话中说：“现在的学者被洋人的知识弄晕了。”（李泽厚 陈明：《浮生论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页100。）这的确是实情。它表明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知识上完全受制于西方人，形成了我所说的在知识论上的主奴关系，在知识上以西人之是非为是非。不挑战这种主奴关系，当代中国法哲学是不可能生长出来的。另外，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一个难以克服的痼疾是受制于政治权威，以政治权威之是非为是非，这也是很致命的一点。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写出不少批评性的文字。有一次一个朋友问我在干嘛，我对他说，正在从事法学学术的批评呢。甚至于有些狂妄地对他说，我要做到这一点，就是志在使当代中国法理学家以被我批判为荣。当然仅限于学术批评，其他的批评不算。
当然，当代中国法哲学真正能够成立，除了进行学术批评之外，更重要的，是必须构建起自己的成熟的理论形态。我最近也在一直考虑我们当代中国的法哲学的形态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想到，当代中国法哲学的形态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不管采取哪种形态，它必须满足以下两点。一是它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现实处境，这是就问题的层面上讲；一是它必须充分接纳中国传统知识与西方知识，这是就知识资源上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讨论什么法治的本土资源（苏力）与法治的外来资源（贺卫方）在我看来基本上没有意义。因为它忽略了当代中国法哲学的根本是创造而不是吸纳。资源远远不是产品，就象饭菜并不直接就是身体一样。我一直在阅读当代中国一些知名学者的著作，思考他们的理论。我试图从他们的著作里面把他们的一些理论概括出来，看看当代中国法哲学的形态是否正处在建构之中，而我确实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当代中国法哲学的理论处在建构之中。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许章润教授提出“汉语法学”的主张，就可以看成是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一种形态，又比如哲学家李泽厚提出两种道德（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观也可以看成是建构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一种重要思路。但我在这里不介绍许、李两位的学术思想，因为我认为许、李两位的思想还不见系统，我在这里想介绍的是邓正来教授与赵汀阳教授两位的思想，我认为邓、赵两位的思想基本上已成系统。
大家如果关注邓正来先生的一些文章和著作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邓正来先生经过最近十年多的努力，实际上逐步形成了这样一个“世界结构”的理论。“世界结构”理论是说我们当代中国，特别是从加入WTO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意味着我们中国逐步从现代化时代走向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时代跟现代化时代是根本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意味着我们中国的身份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就意味着原先的现代化时代我们中国虽然在这个世界上面，但是我们和这个世界没有关系。今天我们进入了全球化结构，那么我们进入了全球化世界结构，它对我们的支配是强制性的，而不是在现代化时代是非强制性的。这是一个很大变化。邓正来先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了我们中国应该从一个主权性的中国走向一个主体性的中国这样一个时代。所以我觉得邓正来先生这样一个世界结构理论，应该是我们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一种理论形态。我希望同学们关注邓正来先生的研究。你们不要仅仅以为你们研究诉讼法，就不要研究、关注这些看起来比较大比较抽象的东西。应该说邓正来先生的研究对我们诉讼法的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他更多的可能是从理论、哲学的层面进行讨论的。
我也看到另外一种学说，就是赵汀阳先生的学说。赵汀阳先生写了一本书叫《天下体系》，我对他这本书的阅读后认为，“天下体系”也可以看作是当代中国人在进行法哲学的创造的一种理论形态。所以我认为赵汀阳先生的“天下体系”的理论跟邓正来先生的世界结构理论一样，也是我们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一种理论形态。那么，天下体系说的是什么呢？简单的说，赵汀阳先生认为，我们今天所处的这样一个世界，西方人的世界观已经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了。我们中国人的世界观可以为这样一个世界的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理论的框架。为什么呢？赵汀阳先生认为，西方人的理论是建立在民族/主权国家理论基础之上的。他们的理论的体现是国际法，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我们中国人的天下理论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天下理论说的是只要在天下，都是一体的，所以天下一体。那么既然天下一体的话，就超越了国家这样一个理念，所以民族/主权国家理念在“天下”这样一个体系里面被消解掉了。赵汀阳先生认为天下理论可以解决民族/主权国家理论所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样以来，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古老的“天下”学说就得到了复兴。所以我认为的赵汀阳先生“天下体系”理论也是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一种形态。
至于我自己，我也想构造自己的理论形态。我的思想可以称为“新三统说”，这是我的思想的精华部分，我试图将它建构成一套法哲学，不过它还处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中，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我的思想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来源就是我上一次讲过的季卫东教授的中国秩序原理。我从季卫东教授那里体会到，中国社会的秩序原理，用我的概念来说就是中国人的生存秩序和意义秩序，跟西方基督教背景下的生存秩序和意义秩序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文化是循环的圜道式的秩序原理，西方呢是凯尔森所描述的金字塔似的这样一个秩序结构。我们中国的秩序是圆融的，西方是刚硬的。我们中国是更柔和的，象打太极拳似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思想的第一个来源，也是我的思想的基础。
我的思想的第二个来源，也可以说是我的思想的两个先行者吧。就是我所讲的牟宗三先生和钱穆先生两位所提出的“三统说”。什么叫“三统”呢？就是道统、正统和学统。什么是道统呢？道统可以看成是一个社会之存在的正当的基本秩序，是人人都承认的。比如说中国传统社会，我们认为孔孟之道是我们都承认的。我到曲阜去，我就认为曲阜是我们中国文化持续的一个象征，虽然王朝治乱循环，一个王朝接着一个王朝的变换，“皇帝轮流坐，今天到魏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但是永远不变的是三孔：孔庙、孔陵和孔府。也就是说，三孔它作为孔孟之道的象征，实际上它成为我们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根本之道。这是我在孔府的一个体会。世世代代的统治者都要到孔庙朝拜。五四以来有一种妖魔化中国传统秩序的主流观念认为，中国一直是君主专制的国家。但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是君主而不专制。这意味着君主是有限制的。我同意钱先生的这个观点。今年我两次到曲阜去，应该是三次吧。从济南到孔府去要三个多小时。因为当时跟邓正来先生他们和我应邀去参加第二届法学博士生论坛，开完会邓正来带着我们去拜孔，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不开心，人太多了，我喜欢单独一个人闲逛，第二天我就又跑过去了。又坐了三个多小时的车，还在曲阜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到周城去又住了一个晚上，去拜孟。我把我这次前后的经历写在了《齐鲁粤广十三日寻思录》里面，大约又一万多字吧，是以所谓诗歌带游记的方式写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的博客，这是我讲到的道统。我在孔庙同时也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就是今天很多人依然想祭孔呀，拜孔呀甚至想恢复孔孟之道，我觉得这个时代已经不可能了。大家如果到孔府那里的话可以看得见，就是几乎每一个碑都是断裂了的，我在那里想了好久。我突然想通了它为什么都是断面。按照普通人的想法，是当时的红卫兵，也就是我的母校当时的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他们来到孔庙把那个碑全砸烂了，后来文化大革命后才重新修复，好象这样一个历史，这样一个历史事件都掩盖了，实际是掩盖不了的。我依然看得纹路很清楚。当时我苦思冥想想了好久，我突然意识到，传统社会已经终结了。就是说我们今天，你去祭孔、拜孔，那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做法了，而我们真正今天的道统，是不可能用孔孟之道来取代的。传统社会已经完全谢幕了。五四运动以来，五四运动，可能很多人对文化革命抱有反感，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它也有积极的方面，它就是彻底终结了古老的文化传统。它有这样一种象征意义。我们今天呢，应该构建新的道统，我们要又这样一种意识。如果说古代社会之道是孔孟之道的话，那么我想现代社会，我想了好久，我们今天的道统大概应该是宪政民主制。因为宪政民主制使我们社会基本制度能够固定下来。这是我讲的道统。政统主要是讲的政治家的活动，学统主要就是我们学者的理论创造——代代相传的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积累、传承的这样一个过程，就形成学统。比如说第一代学人向忠诚教授，第二代学人余保才教授（众笑），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样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一个广西的“相思湖学派”。这样就在学统上面，能够奠定一个学术传承，同时对我们中国社会秩序的维护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这是我所讲的三统学说的这样一个来源。当然我对钱、牟二先生是有批评的，我不完全同意他们，我是要将他们的思想进一步阐发出来。
三统学说要创新，要成为“新三统论”，必须有新的理论资源，所以就有了我的思想的第三个来源。第三个来源我是借鉴了赵汀阳先生的观点，就是“人际关系”的理论。人际关系的理论，它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想象力。比如我们学政治思想史也好，学法律思想史也好，都知道有一个叫霍布斯的，他有一个“霍布斯丛林原则”。什么叫“丛林原则”呢？就是他认为一切人在自然状态的时候，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你死我活的战争。比如说你比我强大你把我打死了等。霍布斯假定从自然状态怎样过渡到文明状态呢？他有一个假定。自然状态是一种无序的竞争，这种无序的竞争实际上是很不好的。比如你年龄比我大、力量比我大一些，但什么时候我会突然把你揣死（众笑）。总而言之，这是很不好的。总之，人在自然状态下总会处于一种不安全的状态。那么怎么过渡到安全状态呢？就需要有秩序。这也是霍布斯所讲到的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秩序状态的一个创造。我们今天什么叫有规则、有秩序呀？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市场规则，市场秩序。比如一只兔子跑过来了，我们都要抓它，但是如果兔子已经拿在我手上，谁还会来抓它呢？我在相思湖边卖兔子，谁来抢呀？是因为规则已经形成了。也就是说我的权利，我的义务这样一些规则已经形成了。所以霍布斯的这样一个人际关系学说，就是讲的基于原则基础之上形成的一种人际关系。它是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文明状态，从无序竞争过渡到有序竞争，有序竞争就形成了法治。法治社会就是这样形成的。所以，在霍布斯的这样一个理论框架之下，秩序是在竞争的基础之上而形成的。这是霍布斯的一种人际关系的想象。赵汀阳先生认为，我们中国人实际上也有霍布斯意义上的这样一个丛林原则。比如，荀子就曾说过这样的话：争而乱。争而乱，是荀子的一个表达，这样一个表达实际上也可以看作霍布斯理论的中国表达。但是我们中国人并没有用所谓的市场这样一个办法来解决竞争所带来的问题。中国人，在赵汀阳先生看来，不是采取一个滞后的解决方式，相反，中国人的想象是超前的，它要改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竞争的这样一个事实，而不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上的一种建构。它是改变这个事实，怎么改变这个事实呢？比如我们人际关系这种自然关系。比如我和你们向老师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是朋友关系，他也是兄长吧。那么，我们之间的这种兄弟关系，它实际上就把原来一种自然的关系给解构了。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这样一种思维呢，是将霍布斯意义上的这样一种丛林原则，或者是将荀子意义上的争而乱的这样一种原则，这样的一种所谓人际关系进行彻底改变，形成了一种生活秩序和人际秩序，这样以来，我们中国人就通过德治、礼治这样一些理念构造了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生存的秩序。这跟西方人所讲的法治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强调这一点我们就是要开放中国人的想象力，使我们中国人有自己新的对生活的理解。但是我们中国今天的主流的法学即所谓的以权利法学为主导的思想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还完全还处在一种沉睡的状态之中。我可以举很多例子。权利法学是我们当代中国的主流法学。我们一讲什么东西都是讲权，民权也好，人权也好，这样一些讲法，都是从西方来的。有原子之间的关系，才会有人权，如果我们是兄弟关系，我们还讲什么人权呀，不用讲。你打我一下，我还用打你呀，不用。中国人不会。将西方人所讲的原子关系看作是唯一的一种人际关系这是当代中国法学思想有问题的根本。所以我严厉批判范忠信先生。他在讲法律的时候说中国的法治所以不成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法律当作一回事。我说如果我们真把法律当回事的话，我们就天下大乱啦。比如说，假定你把破产法当回事看看，天下是不是会大乱哪。所以我们中国人不能够片面的相信法律，一定要对法律有一个批判的意识。法律不是最后的，还有更高的秩序。这最后的秩序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今天的演讲时要开拓大家的想象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刚才所讲的这三点是我所谓的“新三统论”的来源。我对新三统论的这样一个理论的构架，可以说，目前还处在一个思考的过程之中。我在思考的过程中也会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今天的道统究竟应该是怎样的，我今天大致简要介绍一下。中国社会在西方社会的冲击之下，经过了五四运动这样一个漫长的新文化运动到了今天，我们中国人形成了这样一种基于圆融式的原子式人际关系或者叫基本的社会制度，这样一种关系已经慢慢的定下来了。那么，今天我们在考虑中国人的这样一个生存秩序与意义秩序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今天不能把西方人原子式的关系纳入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是很失败的。虽然这个运动一样还处在一个强硬的态势里面。比如说最近我看到中国政法大学的徐显明教授提到一种和谐权这样一种观念，我当时觉得很恶心的（众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什么都叫权，对吧？所以我在我的那篇批判范忠信的文章里面没有点明批评他，我只是说居然有人提出了什么和谐权的观念，这是权利理论的一个延伸，包括在此前面的发展权，也一样。武汉大学法学院有一个汪习根教授写了一本关于发展权的书，我在我的那篇文章里面也批评了他，但没有点他的名，怕把关系搞坏了，这也是圆融式的人际关系呀，对吧？（众笑）因为我认得他。现在一时高兴说了算了，因为咱们地处偏远，反正说什么别人也听不见，就算听见了又怎样？我又不想当什么“第××届十大法学家”。我这样说有人可能骂我，你这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可能如此，但是你吃到了葡萄还说葡萄是酸的，怎么样呢？别人又会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总之是人难做。有一次在重庆的时候，西南政法大学的研究生、同时也是我们广西的才子的张培先生引用了我这个意思。我当时挺高兴。但我告诉大家，非得有亲身体验说不出这样的话。我有时就感到奇怪，一个人说葡萄是酸的，人们不去追究葡萄究竟是不是酸的，却怀疑说话人的心理状态，真是奇怪啊。又比如，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许显明教授讲和谐权是第四代人权。他怎么讲呢？他说生存权、自由权、发展权、和谐权等。如果说生存权与自由权是可以成立的，那么发展权与和谐权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发展与和谐是描述事物的模态并不是事物本身，你怎么可以赋之以权利呢？所以我认为讲发展权讲和谐权完全没有意义。究其根源，我认为发展权与和谐权不过是法学家追随政治家的话杜撰出来的两个词而已。这样一种思想怎么可能提供一种知识真理呀。怎么在西方人面前来说中国人对生活的一种深刻的理解呀？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可能去得诺贝尔奖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要想得诺贝尔奖只有我们自己来，必须有原创性而不能满足于舔别人的屁股，对吧？（众笑）
我讲的道统方面来说，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是处在一个重要的时刻，处在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比如说我们今天政统和道统之间的关系是没有摆开的。虽然在牟宗三先生和钱穆先生的著作里面我读到，道统实际上是在政统（政治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但一旦形成了道统之后，必然会对政统具有一种非常强的制约力，而学统的自然任务，就是论证道统，通过对道统的论证，来限制政统。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核心、基本的理念。
学统是知识分子的事情，所以我最后简单说一下我们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事实上我前面已经简单地点到了。邓正来先生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处在一个知识规划的时代，这个知识规划的时代一个重要的方面呢，就是政治权力对我们知识生产者的强控制。而我们的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恰恰也在这个地方。从三统说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今天的道统是缺乏的。道统的缺乏使得政统冒充道统，使得政统和道统是不加区分的，这种不区分就使我们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局面之中。所以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唯政治家的马首是瞻呀？从我的三统学说里面可以得到一个解释。我们今天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我们今天的社会秩序的建构，要提出新的法哲学。我觉得我们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任务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方面，我们要通过自己的艰苦的努力，使道统得到树立。另一方面，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在这样一个道统里面，解释、创造、发明我们的学统。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这样一个双重的任务，所以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就显得格外艰难。
总而言之，当代中国的法哲学在构建自己的理论形态的时候，它也会考虑某些问题。我想我们当代中国的法哲学会有不同的理论形态。我在这里主要介绍了两种，一个是邓正来先生的世界结构理论和赵汀阳先生的天下体系的理论，以及我自己尝试性提出的新三统说。当然应该有许多的理论形态。最后再强调一下，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形态，我认为，它必须要遵循两项原则。第一项原则，我认为我们当代中国的法哲学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现实。我们当代中国的现实，是我们进行法哲学创造的源头活水。离开了我们当代中国的现实，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进行我们当代中国法哲学的创造。那么我们当代中国的现实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说邓正来先生认为我们今天进入了世界结构了，我们的生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是一种很重要的理解。我们也可以说我们中国在知识上处在一个很黑暗的时代，这也是一种理解。总而言之，我们要立足于当下的中国现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是第一个基本的原则。那么有了这样一个原则之后，我觉得我们可以超出所谓的中西之分，就是中西这样一个漫长的冲突，这样一个二元的对立。我们立足于中国现实就使我们能够站在中国的基础上，能够接纳所有的知识——中国的传统知识、西方的知识，所有的知识，都可以为我所用。所以当我们立足于中国现实之后，我们可以充分的接纳所有的知识体系，主要包括中国的传统的知识体系和西方现代的知识体系。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开创我们当代中国法哲学的理论形态，使我们当代中国的法哲学能够真正有能力思考我们当下中国的秩序，我们当代中国生活的意义。我在西南政法大学讲演的时候有一句话引起了许多老师和同学们猛烈的批判，我说我们当下中国法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要建构一套非常强硬的法哲学。只有一套非常强硬的法哲学，才能应对我们的当下的生活。我可以让大家做一些讨论。实际上我刚才所讲的这些，我认为就是一套非常强硬的中国法哲学。
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只不过是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讲了一些我自己的想法而已，非常希望得到大家的不吝赐教！谢谢大家！（热烈掌声）
主持人：非常感谢魏教授刚才非常独到、深刻、风趣而又批判的报告！下面我们请政法学院杨凤宁老师对魏教授的演讲做一下简要点评。
杨凤宁老师：讲点评实在是不敢当啊，因为我们广西法学非常著名的魏教授也是我们当代中国法界一个非常活跃的学者。说实在的，我对魏教授只有仰望的份，因为魏教授学识渊博。最近魏教授来到我们民大的时候给他曾经聊过天，他说他在“十一”的时候居然在看“二十四史”，这个我们确实做不到。确实在魏教授面前我觉得我只是小学生。
魏教授今天的演说我觉得冲击力和震撼力都是相当强大的。我感觉我这段时间一直心里都受到冲击。包括知识方面受到冲击，一个是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我最近看了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的《大国崛起》，它从历史的、立体的层面展现了各国的历史发展。今天站在相思湖的这个讲坛上我又受到了一次法学的思考的一次冲击，这个来自于魏教授精彩的演讲。在这里我们感到魏老师学识渊博，同时特别感觉到魏老师他作为一个学者的一种对学术的使命感，还有他对学术的批判精神。如果学术没有批判的话，这个社会是永远不会进步的。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所在，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
我们广西确实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偏僻的地方不见得就没有思想，不见得就没有智慧。今天我们在这里就领教到了。记得去年广西开法理学年会的时候有老师曾经说，广西这个地方确实太偏远了，不是做学问的地方。当时魏教授说了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他说：不是这样的，康德从来就没有走出过他生活的小圈子，但是他思想的光辉一直在照耀着我们的星空。（掌声）
今天魏教授的演讲确实是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学术的思路，不管在座的各位对魏教授的观点是否有所苟同，这个都不要紧。我觉得对魏教授来说，他也是喜欢被人家批判的。这样也说明已经有人超越了魏教授，希望我们同学将来有这个能力。魏教授的这样一种精神，还有他的学术研究的成果，我们还要继续不断的关注下去。希望魏教授也能够走出苏力的困惑，带领我们大家考虑自己的问题，建构中国的法哲学。谢谢大家！（掌声）
主持人：我们同样感谢杨老师的精彩赏析！下面我们还有半小时的时间可以同魏教授进行互动。
魏教授：非常感谢凤宁教授！过于溢美了。我这里再简单的讲几句话。我觉得我们广西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今年是我的博士生时代的导师杨祖陶教授八十寿辰，我写了一篇文章《杨门十三载记略》，追溯自己成为杨祖陶教授的博士生以来的所思所想，其中我提到了自己在广西的感受，实际上也是自己的思想处境。我写了十六个字，“青山绿水，无以解忧，蓝天白云，益增怅惘”。以我在广西这么多年的经历，深感名利场上人太多，真正的学者太少，或者竟可以说没有。广西的自然环境与它的学术研究正好成反比。我常常想，我们这些人真辜负了这大好的景象！但我们不能指责谁，我们应该想到从我们自己做起。记得山东大学的谢晖教授曾说过这样的话，我非常赞赏，他说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不应该一窝蜂地挤到北京和上海，而应该像春秋战国时代那样不避陋巷，我们应该在不同的地方，开拓我们各自的思想。因此我觉得我们广西这样一个偏远的地方，更应该有一种姿态，就是敢于对主流的思想进行批判。如果我们整天想着去赶主流，那是怎么也赶不上的。我们只有批判它，才能够发展出我们自己的思想。这是我的一个想法。谢谢大家！（掌声）
主持人：下面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举手，大家可以大胆的向魏教授提出问题，不用担心他答不上来。
学生：魏教授您好，您说专制与专政是一字之差，民主与专制不是对立的，又说民主与专政是联系在一起的，是有存在关系的，既区别又联系，那民主是专制的基础，专制是民主的保障，而我认为它们是对立的，你如何看待？
魏教授：我有两篇文章讲了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也不怎么关键，我是反对民主专制联系在一起的，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是和君主制、贵族制对立的，民主制、君主制、贵族制主要指权力是怎么来的，权力的来源，权力的正当性、合法性问题，专制主要是指权力是否受到制约，从这个意义上问的，如果说权力不受到制约，那么我们说你滥用权力，就叫专制，或叫专政，如果说一个人的权力不受到限制，我们说他滥用权力，是专制。如果反过来，和专制对立的就是权力受到限制，就是宪政，所以跟民主相对的是君主制、贵族制，它是政治制度，而和专制对立的它是宪政。那么是两边，都和权力有关，但是性质不同，一个是指权力的来源，正当性，怎么获得权力的；一个是权力的使用是否受到限制，受到限制就是宪政，不受到限制就是专政，但是他们可以结合，民主制可以和专制结合，就是我们中国今天标榜的一种制度，有人批评我说这是一种误导，这是我的课题研究，民主和专制是可以结合的，我们看宪法第一条怎么写的，人民民主专政嘛，对不对？不是敌人民主专政嘛，民主、专制可以结合，民主也可以和宪政结合，民主宪政，或者叫宪政民主制，反过来君主制也可以和专政结合，叫君主专政，也可以和宪政结合，叫君主宪政；另外贵族制也是一样的，要把这个区分开，去年我在吉林大学动感学堂里讨论的时候，这种观点基本上在学堂里认可了，那么就是说我们要重新改写我们的教科书，这不是误导，这是正导。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魏教授的精彩回答，由于时间原因，我们请同学们提最后两个问题，希望大家就学术问题进行提问。
学生：魏博士您好，众所周知，文化冲突是世界动荡不安的一个根源，刚才您说中国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一把手术刀，中国人满脑子里思考的都是西方的问题但是中国如果特立独行，又怎能与世界接轨，达到你所说的全球化和世界结构，这是第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现在的媒体正在对中国的龙的洋名dragon进行正名，如你刚才说要突出中国的主体性，又怎能消除西方国家对中国那种反感和误解呢，请回答这两个问题，谢谢！
魏教授：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即中国的思想的性质这样一个问题。首先看第一个问题，中国如果强调自己的话怎样走向世界？可能刚好相反，如果中国没有自己的东西的话是走不向世界的，如果中国有自己的东西才能真正走向世界，而实质上今天根据邓正来先生的论证，我们中国已经走向世界了，我们已经在世界结构里面了，这是当下我们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邓正来认为我们中国自近代以来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现代化阶段，这主要体现在所谓中西冲突，从船坚炮利到制度构建一直到新文化运动，只是从文化上来改造自己，这是一个所谓现代化阶段。我刚才所讲五四运动实际上是讲到现代化阶段，我把现代化作了更加细腻的区分，从我的知识的这样的一个角度进行区分，那么邓正来先生认为我们中国人的现代化阶段实际上我们中国还是在世界之外的。邓正来先生有这样的表述：中国在世界之上，但是在世界之外。这是现代化时代中国的处境，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的这样一个处境在结构上决定了中国人对世界说什么都没有用处，不说什么也没有用处，怎么说也没有用处，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现代化呢，邓正来先生说是中国人主动追求现代化，是中国人一种为假象的被动状况掩盖的这样一种姿态，这就是中国人在生存论上的危机所导致的知识论上的危机，向西方俯首称臣。邓正来先生认为第二阶段是全球化阶段，就是今天有一个标志。就是进入WTO之后，中国的身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个变化意味着中国既在世界之上同时也在世界之内，全球化是在和现代化阶段在结构上有迥异的不同，这个结构上的不同就是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它是受制于全球的规则的，也就是说在现代化时代全球化对我们的限制是非常之轻的，我们可以不受它的强制，我们想做就做，我们不想做它治不了我，但是今天进入到全球化之后，我们实质上已经是强制性的受世界规则的支配，这个世界规则主要是美国规则。所以同学问我，如果说我们主张中国立场、主张中国根据、主张中国知识的时候，是不是游离于世界之外？不会。我们只有通过主张中国立场、主张中国根据、主张中国知识我们才能够对世界有贡献，我们才能够作为一个中国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这是讲到中国如果突出我们自己的主体性的话，是否游离于世界之外。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西方人对中国的恐惧问题。西方人对中国的恐惧问题，并不是一位中国人在知识上有自己的创新，并不是这样。如果说中国的社会崩溃了的话，就像邓小平又一次和老布什说的，老布什让中国放开人权这样的说法，邓小平的回答把老布什吓了一跳，说干脆我们打开国门，让５亿中国人涌到美国去，把老布什吓坏了。西方人对我们中国的恐惧是在最深处是怕我们整个中国这会乱套，而我们中国乱套，在我看来，如果说我们没有共同的可分享的知识的话我们就会乱套，我们不仅对世界做不了自己的贡献，对人类做不了贡献，我们甚至连生存下去的根据都没有。关于龙的问题，最近上海外国语大学有个书记说龙怎么怎么样，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一些花边新闻，这都没有什么。我这里讨论主要是从知识论上来讨论的，就是说中国人构建起来了自己的那种生活，那么我们中国人的秩序才能够真正稳定下来，是讲的这个意思，所以我要回应一下前面同学的问题，他说我误导了同学，其实现在同学们被一种知识误导了，我现在的任务是要使你们从一种误导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主持人：下面请最后一位同学提问，最好是一位女生，因为刚才提问的都是男生。
学生：您好，魏教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刚才提到了两个概念，生存秩序和意义秩序，我想知道这两个概念的内涵究竟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您刚才说我们中国人应该有一种自觉性，而且我们能够做到，就是在物质方面主体性的这种自觉，对这个问题我暂时是比较悲观的，我想知道您这种信心是从哪里来的？还有第三个问题：虽然我们在强调我们自己的东西，但包括您和邓正来教授在用到好多概念的时候我们用的还是西方的概念，比方说您刚才提到的生存秩序和意义秩序，这种概念不是中国本土的，那么我想到一个相似的概念，就是王元化先生在回顾五四的时候提到过一个意图伦理的概念，那么您怎么看待意图伦理这个概念呢？谢谢！
魏教授：非常感谢这位同学，下面我尝试回答你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一种实质意义的回答几乎是不可能的。关于我谈到基督教生存背景下的生存秩序和意义秩序，和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生存秩序和意义秩序这个问题，它实际上涉及到的是我们生活意义的问题，我们可能不能直接给出一个生存的意义是什么这种具有实质意义的回答，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不断反映起生活意义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意义，是两个意思。但我这里实际上是有所区分的，我用两个词，一个是生存的秩序，一个是意义的秩序。生存秩序实际上主要是讲生活中的一种秩序、安排，意义秩序是这样一种生活安排的内在根据，简单的说生存秩序是指生存关系、人际关系怎样处理的这种模式，意义秩序是一种生存秩序的根据。
学生：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生活秩序是生活中一种制度、规模；意义秩序是一种思维模式。
魏教授：意义秩序是讲一种内在的灵魂，或一种根据，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这这么生活，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这里演讲，大家提问题，相互批评，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这实际上是我们历史经过久远的漫长的一个演化过程，就是说要把它放到历史上来看的话，我们的生存秩序和意义秩序不断的承接出来的，在不同的时代，它有不同的生存秩序，也有不同的意义秩序，意义秩序更多的是形而上的，对于现实生活的一种关照、一种观测、一种形而上的考虑、一种理念，所以在西南政法演讲的时候，当时用这个词受到了很多批评，这样一个说法可以跟邓正来先生的 “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区别，他用那个词，我用这个词。当很多人问邓正来“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到底是什么的时候，邓正来不给这个回答，他说我不能给你一个回答，有一个同学这样问，邓正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后来我在给邓正来辩护的时候，我说问这个问题是一个很糟糕的问题，这是在《政法论坛》上写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非常凶，比今天我的演讲要凶的多，那是热血沸腾的一篇。最简单的回答，最基本的，就像是我们在相思湖畔划船，我感觉生活秩序就是我们的船之所以能够划动的那种力量，一种无形的力量，生存秩序就是一种有形的，意义秩序就像是刚才你说的一种生活的理念的一种安排，在我这里解释为知识的汲弃、概念的汲弃。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是令中国人最难堪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讲了很多东西，你反西方，其实你全是西方的，这个问题是非常令人忧心的一个问题，怎么来化解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办法，邓正来他说有一个办法，比如说我们反西方的现代主义，结果发现我们用的理论资源都是后现代主义的，那么有人就问了，你用后现代主义的东西来反现代主义，用的恰好是西方的，邓正来当然是很不自信的说：“这是最后一次了，下次我不会这样了”，因为什么，下次我们中国的知识会走在前面，到时候西方人可能会用我们中国的知识来反对他们，但是后面的一句话是我的猜想，邓正来没这么说，他只是说到第一句为止，因为我们的法制正在建构之中，他说的四中法学模式，权利本位、法律文化论、还有法律的本质源、法律主义等等，这样一些学说，他认为在背后是属于现代化范畴来支配的，那么邓正来要对现代化范畴进行批判，很显然的这种批判自然的借鉴西方人对现代化范畴的批判，只是我们中国的知识论，在知识论上的一个非常糟的困境，这是简单介绍一下邓正来的意思。我对这个问题应该说没有更深刻的思考，但是我隐隐约约的有这样一个感觉，我刚才讲的姿势领域的五四运动的一个过程，我们五四运动以来的知识领域运动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学意味着我们在话语结构、我们在用词、我们在概念方面要充分的吸收西方的语言的结构，来改造我们古代汉语，使我们今天的古代汉语能有更加开阔的伸缩自如的表达能力，我们古代汉语讲到了很多我们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而古代汉语没有办法来证明它，来更充分的展开它，而我们今天的经过了欧化了的现代汉语能够达到这一点了，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贾岛写了一首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说的啥意思啊，你念给一个西方人听，他听不懂，你们说的啥意思啊，松下问童子，谁在问童子？言师采药去，谁在说他师傅采药去了啊？只在此山中，什么山？云深不知处。说啥呢，你们在说啥啊？我们的古代汉语他没有办法向我们今天的汉语可以交流的，我们只有通过心与心之间的所谓碰撞，才能够莞尔一笑。通过五四运动以来的白话文运动，我们今天的语言几经欧化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的立场不是否认这个特点，我的立场，包括前面那个同学讲到的我们中国人的立场是开放的，不是说我们中国今天会导致封闭，同学们是不是从我的演讲里得出来了我们中国要走向封闭的结论，不，我要讲的是我们要立足于中国当前的立场，吸收四面八方的知识，主要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和西方现代的知识，不是封闭的，我们今天的确要运用西方的通过汉语来翻译西方的东西，这些西方的东西它改造了我们的语言，通过我们向西方人学习一个很重大的成果是使我们的语言有问题意识，但是我们有一个负面作用，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思考我们自己的问题了，我们应用西方的语言，就是基督教的语言，这都没问题，就是我们欧化的语言解决不了我们自己的问题了，使我们丧失了对自己生活秩序和意义秩序的思考了，所以我说五四运动的终结是我们既要有问题意识，同时又能够思考我们自己的问题，这样一来我们就获得了一种思考的能力，我可以稍微把话题讲开一点，实际上真正的原汁原味的所谓本土文化不存在，只是说你意识到自己文化没有这样的问题，我把思路放开一点，我认为我们中国的文化有两个重大的变迁，那让我们回到古代，周秦时代实际上奠定了我们古文化的原型，我的老师他认为中国有三个特大思想家，第一位是孔子，第二位是谁呢，董仲舒，第三位是谁呢，朱熹。朱熹是1200年去世的，距离我们今天已经有806年了，那么我讲过的古代文化，主要是在周孔为代表奠定下来的，在汉代董仲舒那里得到了弘扬和发挥，大大奠定了我们的文化基础，那么我们知道从东汉开始，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佛教文化开始入侵，经过了一千多年，我建议大家去看一本书《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征服中国实际上经过了上千年的演变过程，也就是从公元１００多年开始一直到朱熹这一千多年的跟中国古代文化、跟周秦文化、跟佛教文化入侵，如果在朱熹时代这个问题也会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你用你的语言比如自觉的概念，我们其实没有的，这个概念哪里来的，佛教里来的，我们中国古代文化里有没有自觉啊？没有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文化的第一波被改造，我们的文化土壤、我们的语言结构被改造第一次是佛教改造了我们，佛教改造了我们，同时也被我们改造了，所以我对中国文化的判断是：我们中国文化除了孔子、董子这样的一个时代文化建构，构成了我们的文化母体的话，那么后来的文化是不断的和外面的文化冲突、融合，生长起来的新的文化，那么我认为中国古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佛教文化的相互冲突就构成了所谓的朱熹哲学，我们说朱熹的哲学是最终从知识结构上消化了佛教文化对我们中国古文化的冲击上完成了，所以朱熹就成了第三位中国特大的思想家，我今天想说的是什么呢，不是很狂妄，我只是判断，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化从晚明以来基督教文化开始入侵中国，也就是我我们中国文化开始和基督教文化开始冲击，晚明以来到今天也就是三百多年的时间，三百多年的时间里面，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处在一个胶着状态，中国文化的走势，我们中国文化不断的翻译基督教文化的概念、词汇，比如说科学民主、人权法制等，这都是我们以前没有的，都是通过翻译来滋长我们的身体，同时我们的灵魂也不断的得到苏醒，所以我认为，等到哪一天出现中国第四位特大思想家的时候，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和基督教的文化冲突就得到化解了。我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可能不能正面回答，我的意思就是的确我们今天的汉语里面用了很多是西方语言，但是，就像你的血液输到我的身上哪还是你的血液阿，不是了嘛，它真的能够为我所用的话，就成为我的东西了嘛，电灯、电话我们古代没有啊，都是西方人的东西，但如果今天西方人来东中国说这个讲台是我的，怎么是你的，你下去我来讲，这已经是我的东西了嘛，这个意思就是说这又两个方面，语词的意义和灵魂，当语词意识到了它的灵魂的时候，那么这个文化就逐步成熟了，我认为我们当下的中国的文化就处在文化成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觉得没办法回答，王元化的意图的伦理，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谢谢大家！
向老师：我们今天听这样的讲座，这样的机会不多，每次听讲座的时候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怎么来听这个讲座，今天魏教授的这个讲座，对法学问题的考察，它的深度往往就是在法学之外，我们要多角度的考察这个问题。今天的讲座魏教授从历史、从文化、从现实、从多种流派的思想对法制的根源进行了分析。我们研究问题的时候一定也要多视角的考察，这是一个。第二个，法学的研究，到现在我们的本科生主要是接受ａｂｃ，还谈不上研究，研究生，研一那也是ｘｙｚ，也还谈不上研究，到研二，慢慢开始研究。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批判，没有批判这个研究就不会有活力，老是人云亦云，还怎么研究下去阿！不管这个学说多么权威，不仅在我们国家权威，哪怕在国际上权威的学说，它也存在缺陷，有些问题现在也解决不了，那么我们就是要想办法在里面挑毛病，否定它，我们否定的观点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毕竟要别人怀疑它的合理性，因为我们是在研究问题啊！第三点，作为学者来讲要有个性，学术研究没有个性，人云亦云，你就不可能有所发展，同学们，如果我们为了中国的法制而奋斗，不管你去做什么，都要有为加强法制而奋斗的信念，甚至必要的时候，连生命都可以奉献，这才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通过这个活动，不管是研究生、本科生都要有所收益。听了魏教授的讲座我很受启发。
主持人：我们今晚的演讲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参与！
（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生王锐、余保才、洪涛、晋闯根据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