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朝鲜半岛上迷漫的战火终于平息；五十年后，当年战争造成的影响依然如故。国际社会面对朝鲜半岛的核危机束手无策，令人心焦。这一切是如何产生的？要寻求核危机的来龙去脉，不能不讨论半岛的安全形势，而这一安全形势的形成是和半个世纪前那场不仅把朝鲜南北两方，而且也把中国、苏联和美国卷入其中的战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战争？战争为什么又会有那样的后果？在战争结束初期及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各国的政治与外交立场基本上决定了各国学者的立场，于是乎，对朝鲜战争的研究变成了学者们之间的又一场战争，一场事关战争决策者是非功过的书本上的战争。现在，距战争的结束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当年的战争秘密随着美国档案的解密、苏联文件的出售，中国文献的公布，韩国资料的编纂，基本上大白于天下，一个全面、客观、深入研究朝鲜战争的条件已经成熟。大量的研究文献从华盛顿、汉城、莫斯科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遗憾的是，作为战争主要一方的中国，却迟迟不见以多国文献为基础的、高水平的个人学术著作。
最近，沈志华先生《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的出版，终于弥补了这一遗憾。在国际学术研究的激烈竞争中，我们终于看到了国内学者的出色成果。坦率地讲，国内学者以往研究朝鲜战争的成果，很难登上国际的学术舞台，一方面是西方学者的一些偏见，但主要的还是我们自己研究和写作上的不足：文章写得跟党史讲义差不多不说，仅仅那几条干巴巴的材料——不是来自经过编辑和删节的重要人物的文选，就是出自缺少文献资料说明的回忆录，就让人小视。说到底，历史学是史料的科学，没有过硬的材料、特别是第一手的档案资料，不仅很难让别人信服，就是作者自己也感到底气不足。因为，任何一位严肃的历史学者都知道，一项实证和规范的历史研究，其成功的首要条件便是新资料的发掘、积累和使用。正是在这一点上，沈志华先生的研究国内无人能够出其右。为了收集相关档案文献，近十年来，他自费奔波于华盛顿、莫斯科、汉城之间，往来于大陆港台三地，花费了无数金钱、精力和时间。他所编辑的三卷本《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48），台北，2003年），共收入700多件档案，其数量之多，选材之广，为该题目国内外之首。在国内外研究朝鲜战争的学者中，像这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而且同时能够自如地运用中、英、俄三种语言及文献者，如果他不是唯一的一位的话，也是仅有的几位当中之一。
（一）斯大林为什么会给金日成开绿灯
虽然沈志华先生重视史料，掌握着极为丰富的文献，但他并没有掉进故纸堆和书袋之中，没有像西方和朝鲜半岛一些学者那样纠缠于谁打响了朝鲜战争“第一抢”这一表面问题，而是将目光集中在一个更重要的、也是更难以研究透的问题上：“使朝鲜人民军在1950年6月25日大举越过三八线这一军事行动得以实现的条件和前提是什么，斯大林做出这一重大决策的国际背景是什么”。
正是有着如此明确的问题意识，作者才能够跳出朝鲜半岛来讨论这场战争。因此，他的研究便有了一个宏大的视角：“如果美国不卷入这场军事冲突，朝鲜半岛发生的充其量是一场短暂的内战；如果美军不向三八线以北进攻，这场战争早在进行到三个月的时候，就以三年后的结果终止了；如果中国不出兵，这场战争也就不是现在意义上的朝鲜战争了。”
于是，朝鲜战争起源的研究便成为朝鲜战争国际关系的研究，苏联和中国的作用和角色成为作者考察的对象。由于军事与外交活动的高度机密性，更由于中苏两国高度集中的决策机制，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斯大林也就自然出现在历史的聚光灯下。没有什么比研究这样的领导人更为困难的了，但是，作者却知难而进，爬梳整理各种历史文献，结合外交的现实结果，勾画出朝鲜半岛国际关系的清晰轮廓，并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二战结束时，斯大林为什么会在苏联红军已经越过三八线的情况下，鸣锣收兵，接受美国慌忙提出的、以三八线为界与苏国分占朝鲜的建议？以前的相关论述对此都语焉不详。通过分析斯大林接受美国建议的回电以及苏联考虑占领日本北海道的计划，作者有理由认为，斯大林“是试图以苏联对日本本土三八线以北部分领土的占领来交换美国对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南部分领土的占领”。这一解释应该说是符合斯大林的一贯外交风格以及这一时期苏联政策的基本走向。只是由于美国极为强硬地拒绝了与苏联分享占领日本的权力，致使斯大林鸡飞蛋打，白白让出了可以拿到手的整个朝鲜半岛。这无疑为他后来同意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留下了附笔。
根据俄国的档案文件，在整个1949年，尽管朝鲜半岛处于战争边缘状态，但莫斯科一直反对北朝鲜武力统一朝鲜。但到了1950年初，也就是他与毛泽东谈判中苏条约期间，斯大林却突然同意了金日成的武力统一建议。目前提供这一变化原因的唯一直接文献证据，是1950年5月14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电报，即电报中称所说的“鉴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究竟是什么变化，各国学者的解说不尽相同。主要集中在中国革命的胜利，美国“划线战略”将南朝鲜和中国台湾排除在美国太平洋的弧形防御圈外，等等。但是，作者却另辟蹊径，寻找出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与斯大林政策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为了说明这一观点，他根据这一关键时期莫斯科和平壤的秘密电文，细致地分析了苏联的政策，首先确定斯大林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时间是在1950年1月，并在4月与来访的金日成会谈中“最终确定”。接着，他便提出：“在这短短的1个月［1949年底1950年初］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斯大林突然改变了主意？”显然，这一时期最重大的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胜出和中苏同盟的谈判，但他对这一事件对斯大林的影响却做出了与众不同的解释：斯大林并没有因此感到更安全，恰恰相反，它“使斯大林感到苏联［二战后］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将受到威胁或者完全丧失，……对于莫斯科来说，新中国的建立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扩大了苏联在亚洲的安全防御地带——这无疑会巩固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权益，另一面则是这个邻国一旦强大起来就可能对苏联的安全和利益造成‘威胁’。同样，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对莫斯科也有双重效应：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固然加强了苏联在亚洲的政治实力，但也迫使斯大林同意让出他在1945年从蒋介石手中攫取的大部分政治经济权益。所以，似乎可以判定，在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动机中，考虑到维护和保证苏联在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权益，才是问题的关键”。
根据作者的研究，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迫同意谈判并接受《中苏同盟条约》的，因为它使苏联失去其通过《雅尔塔协定》和1945年中苏条约获得的主要权益。“因此，如果斯大林要维护苏联战后设定的远东战略目标，就必须在中国领土之外另有所图，以弥补由于中苏新条约的签订而在远东失去的权益。于是，莫斯科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改变就应运而生了。”为此，他进一步推论说，“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在朝鲜半岛爆发一场战争，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因为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无疑可以替代旅顺和大连的作用。而早在1949年3月，为了建立苏联与朝鲜之间直接的铁路联系，斯大林与金日成便商定修建一条连接阿吾地（朝鲜）和克拉斯基诺（苏联）的铁路线。这样，尽管与长春铁路相比，运输线延长了一些，但苏联铁路毕竟可以直接通到位于三八线以南的两个太平洋出海口。即使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同时，由于中苏双方商定，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长春铁路，这样，长春铁路自然也就继续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
虽然作者承认，这“完全是一种推断”，但显然，他是相信这一推断的。正是在这里，作者可能犯了一个“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的毛病。由于斯大林这样领导人的特殊地位和心态，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找到说明其转变的直接证据。因此，结合历史背景，充分利用现有的文献，恰当地进行推理成为接近历史真相的唯一途径。作者推断的问题在于太“抬举”斯大林了，把他的决策过于理性化了。应该承认，与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的决策过程相比较，苏联和一些共产党国家的外交决策过程“制度性”不够，随意性太大，太依赖领导人的个人。就这一点而言，作者紧紧围绕斯大林来研究苏联的决策无疑是纲举目张，但是，斯大林真的会考虑这么远吗？真的会像作者推断的那样，他“完全可以预见到”胜败都会对苏联有利？这实在是令人怀疑，至少作者目前提供的史料和做出的推理都难以服人。
实际上，在接下去的内容中，作者用充分的篇幅说明，斯大林对美国的基本估计才是问题的关键：即“第一，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第二，斯大林后来逐步倾向于接受这样一种估计，即在朝鲜半岛发生的危机中，美国不会直接出面进行干预。……第三，如果美国进行干涉，则需要中国站出来支撑局面。”笔者认为，这才是他最终给金日成开绿灯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原因。显然，斯大林再恣意妄为，也不愿跟美国发生直接冲突。他可能比谁都清楚，刚刚结束的与德国的战争是怎样地削弱了苏联的实力，自己庞大的军事机器是建立多么脆弱的基础之上；他也清楚对手美国的实力：在刚刚过去的战争中，它在进行两洋战争同时，仍然可以源源不断地向英国和苏联提供巨额的租借战略物质；战争结束后，它不仅可以将数百亿美元投入到马歇尔计划，而且可以用数万架次的飞机，以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运来打破苏联对柏林的封锁，维持数百万人口的日常生活达一年之久。正是对美国力量的清醒认识，让斯大林在可能涉及美国重要利益的领域小心谨慎，绝不轻举妄动，这从其战后外交的谨慎性和美国卷入朝鲜战争后的一段时间，他不愿与美国直接对抗的做法中获得佐证。正因为如此，作者也承认，“尽管斯大林意识到，在世界范围内，苏联已经与美国处于对抗状态，而且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行事谨慎的斯大林认为苏联还没有足够的实力立即面对这一现实，特别是柏林危机的结果使他感到在没有把握战胜对方的情况下，贸然采取行动使苏联与美国直接对抗是危险的。所以，即使在同意和支持金日成对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主张后，斯大林也只是进行幕后指挥和提供军事援助，而绝不允许苏联直接参与，至少不能给美国人留下这种印象。”因此，比较合理的“大胆假设”应该是，各方面的情报他相信，从美国的划线战略来看，美国不会卷入朝鲜战争，同时，他也相信金日成的保证，战争会很快结束。
即使斯大林真的像作者所云，他的动机是想通过控制整个朝鲜半岛来弥补中苏同盟条约中失去的权益，那也只能是在确定美国不会卷入的前提下第二位的考虑，显然，比起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这一根本安全利益来说，其他的考虑，包括恢复在远东的苏联权益都是次要的。对此，作者也毫不讳言：“如果斯大林考虑到苏联的决策将导致美国的干涉，整个事情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二）苏联“空军掩护”：何时、何地、何为？
国内对朝鲜战争的持久兴趣在于，战争不仅把新生的共和国卷入其中，而且也让我们失去了解决台湾问题统一国家的最好时机。中国为什么要卷入以及如何卷入，成为国内外学术界不断追问的问题。沈著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它彻底地超越了多少年了在这个问题上形成的“抗美援朝英明决策论”这一高度政治化的主导研究范式，以扎实的史料将这一牵动无数人情感、涉及重大国家利益的问题回归到学术研究本身。
研究中国参战决策的第一个难题是苏联帮助中国的“空军掩护”（ａｉｒ ｃｏｖｅｒ）问题。这个问题在九十年代初，最早由毛泽东的俄语翻译师哲在其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和有关彭德怀的传记资料中披露出来。当时的说法是1950年10月初，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做出抗美援朝的决定后，派周恩来去苏联谈判军事援助。据说，中苏双事先约定，苏联出空军、中国出陆军共同援朝，但周恩来面见斯大林的结果却是，因担心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斯大林出尔反尔，以空军转场需要耗时数月为由，拒绝给中国军队以空军掩护。周恩来一气之下，表示中国也不出陆军援朝。1992年7月，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举行的中美关系国际讨论会上，笔者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何时又有何种材料证明中苏的“事先约定”？与会的中国学者陈晓鲁称，他曾经直接采访过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据杨讲，当时中国领导人从中苏同盟关系出发，“自然认为”中国出陆军的话，苏联就要出空军保护。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除了这些口述史资料外，“空口无凭”的难题一直困扰着中外学术界，学者没能发现苏联承诺空军掩护的文献证据。
沈著可以说彻底解决了这一难题。从沈著披露的材料看，早在7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给苏联的电报，就提及了空军问题。罗申汇报说，周恩来要苏联领导人提醒朝鲜注意美国军队在仁川或后方实行登陆的危险性，同时说中国的3个军总计12万人已经集中在沈阳地区，并表示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装扮成朝鲜人进行抵抗。周恩来还询问道，苏联空军是否可以为这些部队提供掩护。这是目前所见文献中最早涉及苏联出空军的材料。据沈志华的研究，当时中国领导人还没有考虑出兵的问题，也没有正式做出在东北集中3个军的决定。因为当时的战况是朝鲜人民军还在迅速向前推进，根本不存在美国人打过三八线的问题，所以也谈不上中国出兵的问题。因此，周恩来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应付或试探斯大林”。但斯大林对此非常认真，他马上回电表示：“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是正确的。”他还答应“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在7月份中苏最高层的一系列电报中，苏联再次表示愿意派一个空军师掩护中国军队。但在这里，苏联掩护的范围实际上指中国东北，并没有涉及入朝参战问题。不过，中国军事将领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掩护应该随着中国军队的前进而前进。8月31日，朝鲜战争爆发后集结在中朝边界的中国13兵团领导人就曾联名向朱德总司令建议，在朝鲜实现“速战速决”方针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尽一切可能组织大量空军参战”，同时提出“假如苏军在空军或技术装备上能更大的帮助我们，则这一方针的实现更有了物质保证。如果我们的空军条件不成熟，不妨推迟出动时间”。
虽然周恩来提出了中国军队装扮成朝鲜人作战的想法，但明确提出“志愿军”的概念却是在朝鲜抵抗崩溃、美军即将跨过三八线的时候。当时金日成急电斯大林，希望苏联直接军事卷入。由于此前的一段时间斯大林的做法是口惠而实不至，金日成估计到苏联出兵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他又提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苏联］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一支国际志愿部队，为我们的斗争提供军事援助”。斯大林立即把军事援助的责任毫不犹豫地推给了毛泽东，他在给中方的电报中称， “根据目前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够为朝鲜人提供援助部队，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就应立即向三八线推进，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
出兵还是不出兵，一下子成为中国领导人自掌权以来所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它不仅事关新生政权的外来威胁，而且还涉及到同盟信任关系的维系。虽然在毛泽东的主导以及周恩来的配合和彭德怀的坚决支持下，10月5日前后中国领导人已经做出参战的决定，并在8日发布了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并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的命令，但是，苏联空军的配合问题居然一度威胁到这一命令的执行！根据作者对各方材料的爬梳、对比、考证和推理，他认为，周恩来13日在苏联与斯大林讨论参战问题的结果是：中国暂不派军队入朝作战，同时建议金日成撤离北朝鲜。而且，这个结果是周恩来和斯大林共同认可的。“做出暂不出兵这一决定的关键因素就是苏联不愿出动空军援助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很显然，作为同盟中实力较强一方的苏联，在自己都不愿意出动空军这一危险性远比出动陆军为小的情况下，是没有任何道德和法理上的说服力来劝说中国伙伴出兵援朝的。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既然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最高领导人已经决定出兵援朝，并且金日成也已获知了中国决定的情况下，为什么周恩来还会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强调中国的困难并以没有空军掩护为由，表示中国也暂时不能出兵援朝呢？显然，这不大可能是周恩来一时的决定，肯定与毛泽东协调过立场。作者下面的推理是站得住的：周恩来“在离开北京之前与毛泽东商量过要斯大林保证中国出兵朝鲜的条件，而在会谈中这个条件没有得到满足。这个条件就是要苏联提供足够的军事援助，特别是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军队入朝作战。”
结果，斯大林只好无可奈何地通知金日成，要他准备把残余部队撤退到中国和苏联并在中国东北建立流亡政府。但与此同时，在北京的毛泽东又有惊人之举。在获悉周恩来和斯大林的会谈结果后，毛泽东不顾与周恩来事先的约定条件，做出了在没有苏联空军掩护的情况下，中国单方面出兵援朝决定，随后便有了10月13日“我们必须参战，参战对我们有利”的著名电报。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当周恩来获悉毛泽东决定时的感受，他几天来与苏联方面讨价还价的艰苦努力，就这样被无情地一笔勾销了。据九十年代初刊登在香港《南华早报》上的师哲访谈录，周恩来当时“瘫坐在沙发上，痛苦无言”。
中国勇敢的决定并没有感动“上帝”。在赞赏中国同志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同时，斯大林向中方表示：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作战。这无疑是向中国领导人表明，在发动进攻的问题上，中国军队不要指望得到苏联空军的掩护。“这不仅使中国领导人感到失望，而且使即将出国的中国军队处于十分困难和窘迫的境地。”
沈志华先生不仅对空军掩护这个引起中国参战决定一波三折的关键问题做出了至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最为详尽的研究，而且，也做出了相对客观、不带偏见的评论。他认为，指责斯大林完全背弃诺言“有些牵强，因为斯大林从来没有说不向中国提供空军援助，而只是到最后才明确这种援助指的是掩护中国军队的后方”。同时，尽管毛泽东后来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但作者还是指出，毛泽东坚决主张派出军队赴朝作战，“并不是出于斯大林的要求和压力，而是有他自己的深层考虑。”也就是作者在余论（《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中所概括的那样：台湾问题所的引发的对抗美国的革命热情、根据国际分工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对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忧虑。
由此看来，争得苏联的空军掩护不过是一个减少牺牲、增加胜算的额外条件，而非毛泽东参战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因此，如果说“空军掩护”的模糊表达像作者所说的那样，“展示了斯大林高明的外交手腕和圆滑的外交语言”，那么，毛泽东力争苏联空军“跟进”也不失为中国传统欲擒故纵、讨价还价的外交计谋。
遗憾的是，作者再次不恰当引入了其所衷爱的中苏同盟这个因素，作为分析毛泽东决策考虑的变量，重蹈“过度诠释”覆辙，超越了合理的推理。他认为，“中国出兵朝鲜虽然不是为了满足斯大林的要求，但毛泽东也不可能不考虑到苏联的因素。” 显然，毛泽东担心金日成的残兵败卒退到中国、并将中国作为避难所和反攻基地可能会有的后果。这个看法应该说没错，但是，进一步推理却可能是对毛泽东决策的过于理性化：“毛泽东当然会考虑到，如果美国跨入中国境内，斯大林便极有可能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派几十万苏联远东军进入中国东北，援助中国作战……。如果战争扩大，由于中苏同盟的关系，苏联也将参与进来。毛泽东不会忘记，1945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毛泽东也不会忘记，新中国领导人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进行了艰苦谈判，中苏新条约规定苏联归还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是‘虎口夺食’逼出来的。因此，一旦让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苏联再次出兵东北，那么，这一地区不是被美国占领就是被苏联控制。就是说，无论战争胜败如何，中国都无法保证对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做法，当然是把战争阻止在中国边境以外。”
实际上，许多事例和常识告诉我们，历史人物在危机关头做出的决策往往是一念之差，而后来的历史学家则往往“事后诸葛亮“，赋予太多的理性分析和几乎完美的因果联系，而这些可能是决策者未必真的考虑过的。
（三）中苏同盟的加强和潜在问题
虽然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有着“深沉的考虑”，但现实却是金日成得救了，苏联的面子保住了，这无疑让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国另眼相看。作者直接引用中国领导人的感慨来说明战争对中苏同盟的意义：周恩来曾说过：“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时才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 毛泽东也认为：“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
中国盟友的行动也改变了斯大林原来的二个半月后苏联空军才能投入战斗的计划，决定迅速跟进，命令苏联空军从中国东北的机场起飞，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基于细致的档案研究，特别是苏联空军指挥官的作战报告，作者澄清了学术界对苏联空军参战时间的混乱说法，明确“苏联空军在志愿军于10月25日正式打响地面战斗后的第7天便投入了战斗，尽管只是在后方，但也足以说明斯大林的决心和对中国的支持。……朝鲜空战打响后一个星期，斯大林便决定分两批为参加朝鲜空战的别洛夫空军师增派120架米格-15新式战斗机。对此，毛泽东十分感激。”
就这样，中苏两国实际上是脚前脚后参加了朝鲜战争。据作者的研究，在朝鲜战争中，以中国东北为基地的苏联第64防空集团军总共有12个飞行师，先后参战的空军人数总计为72000人，1952年为最高年份，达26000人。在战争中，苏联空军的歼击机击落了1097架敌机，高射炮兵击落了212架敌机，苏联航空兵损失了335架飞机，苏联军人总计牺牲了299人（其中有120名飞行员）。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空军的作用是有限的，它没有掩护或配合中国军队的地面作战，而是在美国人所称的“米格走廊“（在鸭绿江与清川江或大同江之间的地区）保护后方交通线。而且，与美国统一指挥联合国军作战不同，苏联空军完全独立于中国军队，他们与中国的地面部队“没有任何合作”。这意味着，斯大林始终没有满足中国领导人最初提出的要求：希望苏联空军与中国军队协同作战。
一个空军的掩护的问题，折射出盟友间多少的悲欢离合、世事沧桑！即使是亲如手足的意识形态兄弟，也无法摆脱国家利益的巨大阴影。从这个意义上说，沈著不仅是一部卓越的历史学著作，同样，它也为国际关系中主导的现实主义理论提供了新的有力的佐证。此外，中苏同盟中事实上的不平等，在心理上深深地刺痛了具有诗人气质和帝王意识的毛泽东。于是，亲密的同盟中同样孕育着不稳定。正如作者所云：“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党内的威望，以及斯大林成熟而的外交手段，这一切迫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苏联的交往中处于一种被动的和服从的地位。而这就构成了隐含在中苏同盟关系之中的一种分裂因素，特别是从毛泽东的个性来看，这种状况只能是暂时存在的，一旦情况发生变化，毛泽东势必会将对斯大林的怨气发泄到苏联未来新领导人的身上。”
借助于沈志华先生的大作，我们终于比较全面地了解了半个多世纪前朝鲜战争发生和扩大的复杂原因。这场曾经被美国人“遗忘的战争”实在不应该再被东亚的人们所遗忘，因为它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东亚的历史进程：日本因为战争订货而迅速繁荣，中国因为战争而失去了统一的最佳时机，朝鲜因为战争而牺牲无数且至今分离对峙，美军因为战争而重返朝鲜，斯大林因为战争而尊重中国人……从这个角度说，沈志华先生的大作只是我们更全面地探究这一战争的一个极好的开端和卓越典范，我们有理由期待有更多中国学者，像沈先生那样撰写出足以让我们自豪的朝鲜战争史、以及广泛意义上的冷战史著作。
2003年9月23日于夏威夷东西方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