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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上午九时的飞机，早晨七时就起来匆匆忙忙赶往武汉天河机场。
从翠柳村客舍出来，但见整个东湖及周边城市被笼罩在茫茫大雾之中。
我忽而想到，人生世事犹如这茫茫大雾啊，有时辨得清，有时却难以辨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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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原并不打算回湖北老家的，一位兄长说还是回来看看吧，于是决定初二从南宁飞往武汉，再回仙桃老家。
初四晚上返回武汉，见到了多位中学时代的老朋友，并宿于东湖边的翠柳村客舍。
初五一大早起来，连忙与在武汉理工大学任教授的朱哲博士及在中南民族大学任教授的杨金洲博士相约，一起去武汉大学看望我的博士生导师杨祖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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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老师已退休多年，近来身体欠佳，令我十分挂念。只要有机会路过武汉，总设法去看望一下老人家的，以慰心中渴念之情。
进到武大，约十点钟。校园里静悄悄的。冬日和煦的阳光洒满校园，令人觉得十分的温暖。见到杨老师、肖师母，大家都十分高兴。杨老师今年已是八十二岁高龄的老人了，但是气色极好，常常自觉不自觉间呈现在我脑海里的慈眉善目又一次真实地展现在我眼前。只是出乎我意料的是，以前杨老师总是喜欢听我们几个滔滔不绝，而他自己则习惯于微笑着看着我们，静静地倾听，而这一次，杨老师非常地健谈，反复说自己生活在过去的时光里，人已经太老了。肖师母也如是说，甚至于说杨老师是一个过时的人物了。
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觉得杨老师现在生活在一个纯净的世界里，杨老师带着他对于当下现实世界的感受又一次回到了一个他所熟悉的、令他朝思梦想的、使他倍感温馨的世界里了。这样的世界对杨老师来说才是真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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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杨老师难以忘情的大概是半个多世纪前的西南联大了。谁能想到，国破家亡，却是学术的黄金时代。风光正茂的杨祖陶正在这所临时拼凑起来的大学里求学。这个时候的郑昕、金岳霖、贺麟等著名哲学家都是年轻的杨祖陶的老师。杨老师说，有一次课余在洗衣房见到了金岳霖教授。金教授正在取衣服连忙叫杨老师过来聊天。金先生与杨老师一边聊天，一边将叠起来的衣服放在凳子上并坐在上面。大概金先生是想让他的衣服平整一些吧。这是肖师母在旁边的解释。但聊着聊着，金先生突然大叫起来：“我的衣服呢？我的衣服呢？”慌慌张张手忙脚乱地四下寻找。杨老师忙对金先生说：“衣服就在你的屁股下面呀。”金先生起身一看，果然衣服就在自己的屁股下面。金先生见此情景，哈哈大笑了好久。杨老师一边回忆着金先生的这段轶事，一边学着金先生慌慌张张手忙脚乱地四下寻找衣服的模样，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们在旁边也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西南联大解散后，金先生就到清华大学任教，后又转北京大学任教，并任北大哲学系主任之职。杨老师毕业后就留在北大哲学系任教，后被借调到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任当时苏联专家的助手。杨老师不想在马列室，很想到哲学系，几经努力，终于成功回到了哲学系。金先生非常高兴，对杨老师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终于又到一起了！”当时的金先生虽然早已名满天下，但一直独身。有一位男厨师照顾金先生的生活起居。杨老师回忆说，金先生的这个厨师手艺十分了得，中西餐兼擅长。那时的杨老师尚未婚，有时被金先生叫去小聚，小聚时总能品尝到佳肴。有一次杨老师又被金先生叫去小聚，坐下来面前是一盘西式餐点，其中有几个鸡腿极其美味可口。杨老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看到杨老师容光焕发，脸上洋溢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幸福感。我也一下子被置身于这种幸福感的光亮之中，竟舌下生津，仿佛品尝到了五十多年前那几个鸡腿的美味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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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教授们的幸福生活只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很短的一段时期。很快，教授们的贵族化的生活方式就受到了严厉批评，甚至于行动也受到了限制。
五十年代末，杨老师从北大调至武汉大学任教。杨老师回忆说，自己之所以从北京大学调到武汉大学任教，是因为当时的陈修斋教授被打成右派，不能再上讲台讲授西方哲学史课，急需一位教师来代替他。杨老师其时还没有讲授过西方哲学史课，到武汉大学工作是他进行西方哲学史教学与研究的一个起点。半个世纪以来，杨老师培养了一大批西方哲学的研究人才。但杨老师来到武汉后，非常想念自己的老师。
文革中有一次杨老师利用上北京的机会，几经周折终于见到了贺麟教授。这个时候的贺麟先生实际上处于半隔离的状态，人们唯恐避之不及。贺麟先生见杨老师来看他，非常激动，兴奋地说：“这个时候你还敢来看我啊！”杨老师对我们说，管不了那么多了，当时还能见到自己的老师真是无比的幸福啊。见了贺先生之后，杨老师又去看望了金先生。杨老师说到这里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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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大学，杨老师联系最紧密也最亲密无间的朋友可能是汤一介教授、乐黛云教授夫妇了。如果不是因为这两位教授，杨老师可能就不会遇上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夫人、我们的师母肖静宁教授了。那时的师母还在北京医科大学读书，因为每个周末去见乐教授，因此常常遇上杨老师。师母极其崇拜乐黛云教授，乐黛云教授美丽动人，气质高雅，她作这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苏联，而且还在莫斯科列宁的巨大塑像前照了相，回国后在北大广场向近万人作访问讲演。师母风趣地说，可比今天的粉丝还要粉丝啊。年轻时候的师母的双辫子又粗又长，极有朝气。。杨老师见到师母就在心里喜欢上了师母。但杨老师是一个拙于表达情感的人，因此很长时期只是固执地等待。当然，乐教授总是创造机会大家很自然地在一起，那是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师母家居上海，一次杨老师去上海见到师母母，师母母见杨老师穿着极朴素，上衣口袋挂着一只钢笔，心里面就极喜欢，又见杨老师沉默寡言，只是一个劲帮着做事，拖地，就对师母说，杨工（这是亲密的称呼）是个极可靠的人。就这样，两年后师母就成了杨老师的夫人，我们的师母了。
杨老师与肖师母的婚礼在北大中关园的工会会议室里举行，由汤一介教授与乐黛云夫妇筹划。汤一介教授对杨老师说，来参加婚礼的客人许多都是当时全国乃至世界著名的老学者，可不能马虎啊。金岳霖先生当然也来了。那时金先生已从北京大学调到了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任所长。金先生对杨老师说，我不知道给你买点啥，这是一点小意思，你自己看着办吧。送了一个小礼包给杨老师。竟是三十块钱，这在当时是很贵重的礼物了。婚礼办得既朴素又庄重，很热烈。肖师母还清楚记得自己在婚礼上深情地朗诵一首诗“那条引导我俩见面的路，我永远在心底里感激......”另外还高歌一曲。杨老师当然也记得。我们忙问唱的那一首？杨老师说是这一首，肖师母说是那一首。两位老人在我们面前发生了争执。我们在旁边看着两位老人，内心充满了对昔日的向往，以及岁月的沧桑感。
肖师母比杨老师小7、8岁，半个多世纪以来对杨老师一直悉心照顾。杨老师说自己拖累肖老师一辈子。肖师母笑着说我还配不上他呢，又说，你们的杨老师是一个书呆子，要不是我嫁给他，杨老师今天肯定还是光棍一条呢。我连忙附和着说，那是，那是。杨老师则在一旁憨厚地笑着。
肖师母是极可爱极有活力的一个人。我第一次见到肖师母，那是1993年的一个秋天。我前年写的《杨门十三载记略》里面讲到，肖师母身着牛仔裤，走步健如风。肖师母肯定读过很多遍。今天又对我们说，魏敦友说我着牛仔裤呢。我们正聊着聊着，突然肖师母严肃地对我们说，来，我做两个动作给你们看看。只见肖师母站在客厅中间，神情庄重，两眼平视前方，左手将左脚轻轻向后托起至腰部，右手则向上高举。俨然一尊雕像。我们三个在旁看得呆了。杨老师说这是肖师母的金鸡独立。过了好一会儿，肖师母将左脚轻轻放下，身体直立，双脚同肩宽，并将两手直压至地面。肖师母今年已有七十四岁高龄了，身体还能如此灵活，令我们十分激动。朱哲、金洲在旁边说，这是我们也做不到的呢。我突然想到，还在百色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与师兄、现任职于复旦大学的邓安庆教授电话聊天，安庆兄说过有一次去看望杨老师肖师母，肖师母在家里表演过两个绝活。我当时不以为意，今天亲眼见到肖师母的现场表演，果然安庆师兄所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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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珞珈山武汉大学的五十多年里，杨老师在肖师母的陪伴下，不事张扬，不求闻达，静静地做着自己的学问，终成一代哲学名家。肖师母说，杨老师还因这种性格得罪了学院的领导呢。
原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几位领导大约有感于当代哲学名家宿儒的日渐凋零吧，决定将院里仍健在的几位老先生录像，作为资料永久地保存。先后有多位老先生参与。虽然院里几位领导反复劝说杨老师参与其事，但杨老师坚不同意，终于没有录成像。这对于院里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不过就杨老师而言，却是他一贯行事的作风使然。在我看来，这个时候的杨老师已经大彻大悟了。
我疑心这其中也有肖师母的作用，因为在今天的交谈中，肖师母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人生是一首无言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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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两个小时过去了。但对我们来说，这不是寻常的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浓缩了五十多年的人生与社会。
杨老师谈兴还很浓，但我感到我们该起身了，两位老人该休息了。我向旁边的朱哲示意。朱哲明白了我的意思，又向他旁边的金洲示意。于是我们一起起身，再一次向两位老人表示深深的祝福。
杨老师和肖师母送我们到门口，并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这时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的温暖。我说，我们有杨老师做我们的导师，今天还能见到杨老师，我们感到幸福，就象当年杨老师在北京见到贺麟先生感到幸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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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雾渐渐散去。飞机冲入云霄。茫茫的云天雾海横亘在我面前。
看着这茫茫的云天雾海，人间世事禁不住在我心里翻滚升腾……
魏敦友
2009年元月31日（正月初六），匆草于武汉天河机场及SC4933客机上
2009年2月2日（正月初八），修改于百色市人民检察院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