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
这是章太炎因为“苏报案”被捕入狱，关在上海租界牢房里写下的诗句。这位国学大师如果不是因言获罪、拒绝出逃这一壮举而名动天下，他也许很难进入公众的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说，“苏报案”成全了他。
作为上海《苏报》的撰稿人，章太炎不仅为少年邹容的《革命军》作序，而且发文公开赞美革命：“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甚至在文章中直呼光绪帝之名，“载湉小丑，未辨菽麦”。 1903年6月29日，在清廷的一再要求下，上海租界工部局终于发出对章太炎、邹容、陈范等七人的拘票。事先已有风声，有人劝章太炎走避，他“哂之以鼻”，不仅自己不屑逃走，还在巡捕房写信叫邹容等人前来投案。
“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清王朝控告的罪名大得吓人，精通文字学的章太炎却在法庭上辩护：“所指书中‘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语，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小丑’两字本作‘类’字或作‘小孩子’解”。因为租界的治外法权，最后章太炎被判处监禁三年、邹容二年，罚做苦工。
在北京的记者沈荩没有租界的保护，就没有这么幸运。同年7月19日，他因为报道《中俄密约》遭到逮捕，当时正逢慈禧太后的所谓“万寿月”，例不“杀人”，所以由“斩立决”改为“立毙杖下”。7月31日，他被刑部特制的大木板打得他血肉飞溅，骨头都碎了，他却始终未出一声，刽子手们以为他已死了，想不到他竟发出声音：“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最后才用绳勒死，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杀戮的新闻记者。沈荩惨死，震惊中外，天津、上海、广州等地的报纸纷纷刊出报道和评论。狱中的章太炎闻讯写下“文章总断魂”等诗句，发表在《国民日日报》。西方人闻之胆寒，北京的公使夫人曾会同向慈禧抗议这种惨无人道的暴行。不幸，年轻的邹容也没能熬完不算长的刑期，死在狱中，章太炎写了许多悲痛的悼诗。
1906年9月，在北京先后创办了《中华报》和《京话日报》的报人彭翼仲，因为报纸言论得罪权贵，和《中华报》主笔杭辛斋双双下狱，巡警部给他们定的罪名是：“妄议朝政，捏造谣言，附和匪党，肆为论说”。杭辛斋被押送回原籍浙江海宁，彭翼仲先是被判监禁，后改为流放新疆，次年4月17日，当他离京之日，数千读者聚集在拘押他的大佛寺附近为他送行，其中一位长期充当《京话日报》义务讲报员的读者郭瑞自愿随他前往新疆。彭翼仲有一句名言：“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 民国初年，当他终于从流放地回到北京，仍继续办报。
在辛亥革命呼之欲出的1911年，武汉发生一个“大江报案”，詹大悲、何海鸣等人办的《大江报》，接连发表何海鸣的《亡中国者和平也》、黄侃的《大乱者救国之妙药也》等文，当局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等罪名逮捕詹大悲、何海鸣。詹大悲在审讯过程中坦言：“国民长梦不醒，非大乱不足以惊觉，望治情殷，故出此忿激之语。”当追查《大乱者救国之妙药也》的作者时，他回答：“此稿经我过目，不能问作稿之人……一切责任均归我负。”余慈舫主办的《武汉白话新报》发表《大江报被封一月之哀辞》等文，对《大江报》表示声援。汉口各团体和报界公会分别集会抗议，许多新军士兵和各界人士也纷纷前来慰问、声援，报社门口贴满了慰问的纸条和哭吊的短文。上海的《时报》、《神州日报》、《民立报》、《白话日报》等纷纷发表专论，表示强烈抗议。清廷本来想对詹大悲、何海鸣“从重置典”，迫于舆论压力最后从轻判处罚金800元了事，只因两人没有钱可交罚款，才双双改判18个月徒刑。
民国诞生，言论自由虽然写入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但因言获罪的历史没有告终。从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袁世凯死，至少有71家报纸被封， 60个记者被捕，24人被杀。1916年底到1919年，报纸被封有29家，至少17个报人下狱或被杀害，中国言论史上弥漫着一股血腥气。与清朝末年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萍水相逢百日间”，说的是1926年 4月到8月，不到一百天间，著名的《京报》社长邵飘萍、《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都在北京天桥同一地点，惨遭军阀张作霖、张宗昌的杀害。如果不是有人力救，创办“世界”报系的成舍我也差一点成了张宗昌的刀下之鬼。
1927年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这样的状况也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因言获罪的案例时有发生。
1930年11月，罗隆基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等罪名被捕。在胡适、蔡元培等名流的奔走下，他当天就回到了家中，并愤然写下了《我被捕的经过与反感》，现身说法谴责“党治”之下无人权，指斥“这是野蛮，这是黑暗，这是国家的耻辱！这是党治的耻辱”。结果，教育部一纸命令，要光华大学解除罗隆基的教授职务，砸他的饭碗。
1933年1月，江苏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笔、32岁的刘煜生被枪决，编辑和撰稿人张醒愚、于在冤、余水痕等同时被判刑。刘被杀的罪名是“宣传共产，意图颠覆政府”，理由是他在副刊发表的文章中有“地上泛起红潮、添上一片红”、‘奴隶们，斗争吧，时代已飞卷起狂涛，一切旧的马上就被冲倒，时代已撞起丧钟，旧的一切眼看就要葬送”等语句。镇江新闻公会向全国新闻界和南京政府发出呼吁，上海新闻记者公会、报界公会、律师公会、市商会、市教育会、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及首都（南京）新闻记者协会等团体奋起抗争。蒋介石迫于压力，将江苏省主席顾祝同调离，并接连发出了两个保护记者的通令。
1934年5月，成舍我在南京主办《民生报》，因为报道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贪污舞弊的新闻（已被新闻检查机构删扣，结果仍然发表），得罪了彭及其上司、行政院长汪精卫。7月，当局借口《民生报》转发的一则消息有误，拘捕了成舍我，关押40天，《民生报》被封闭。9月1日，成舍我获释出来即说：“只要汪精卫一天在南京，《民生报》就一天不复刊。”有人劝他“新闻记者怎能与行政院长作对？新闻记者总是失败的，不如与汪先生妥协，民生报仍可恢复。”他坚决地回答：“‘我的见解完全与你相反，我有四大理由，相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此四大理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新闻记者可以坚守自己主张，保持自己人格；做官则往往不免朝三暮四，身败名裂。”
同一年，《申报》老板史量才遭暗杀。“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是他留给世界的铮铮誓言。
1947年5月，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以“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的罪名，一天之内查封《文汇报》、《新民报》晚刊、《联合日报》晚刊三家报纸。《文汇报》记者麦小楣、主笔张若达、编辑李碧依，《联合晚报》记者黄冰等三人，《新民报》晚刊记者张沈等被捕。月底，《大公报》驻广州记者陈凡因为报道学生游行而被捕。王芸生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社评《逮捕记者和检查新闻》，严厉谴责国民党当局压制言论，任意逮捕记者的行径。多数记者不久获释。《文汇报》、《联合日报》晚刊没有再复刊。
百年长夜，因言获罪的事例史不绝书，从晚清到民国，无论是早年的北洋军阀时代，还是后来的国民党专政时代，言论自由始终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观察》周刊主编储安平还留下了一个“多少”与“有无”的预言。之所以发生了那些因言获罪的案例，固然有那些时代体制的原因，但也各有具体的原因，比如林白水被杀，直接起因就是他的一篇时评《官僚之运气》，得罪了军阀张宗昌的智囊、曾做过财政部次长的潘复：
“某君者，人皆号称为某军阀之肾囊，因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累赘，终日悬于腿间也。”
虽未点名，但明白人一望就知道他骂谁。潘复看到报纸，命人给他打电话，要他在报上更正并且请罪，而他“以言论自由，岂容暴力干涉”而断然拒绝，潘因此一定要置他于死地。
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因言获罪的这些案例并没有掐断国人特别是新闻人前赴后继追求言论自由的梦想，一方面是权力对言论自由的不断侵害，另一方面新闻界、知识界争取言论自由、拓展言论空间的努力不仅从来没有中断，更重要的是，创办民间报刊包括当时新兴广播电台的可能性一直没有消失过，邵飘萍殉难之后，他的遗孀汤修慧可以恢复《京报》，一个民间报刊被封闭了，还可以另外办一个。在国民党时代，主导整个舆论方向的始终是《大公报》这样的民间报纸，它们的声音没有因为战争等原因中断过。换言之，民间创办新闻媒介的空间是和因言获罪的事实同时并存，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在当时并无制度性的障碍。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事实。百年长夜也并不是一团漆黑，而是有光亮，有希望，如果那种格局能延续下去，最终会进入一个言论自由有充分保障的正常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