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教旨派、民主社会主义派、民主自由主义派、权贵资本主义派，政治板块的碰撞与重叠——和谐弥合前三派分歧,集中反对权贵资本主义
中国人口众多，世所无匹，先秦一度有过百家争鸣，秦皇专取法家,汉武始，总体上都是外儒内法，实行大一统专制制度，是故两千多年以来,皆无所谓政治板块。只有近代百年，各种政治思想才稍有显扬。但在百年后段，又进入了“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林彪语）的时代，除了这个“思想”，不容许其他思想的存在，更加无所谓政治板块了。30年前开始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人们原以为彻底否定了文革的思维模式，反过了“两个凡是”，思想大解放了，全民都是一派，此后同心同德，建言献策，共奔四化，天下从此太平。却有人又端出了这个“思想”，反对“异端邪说”的“污染”，又令人愕然。继而随着利益关系的多元化和国门的打开，“异端邪说”还是纷纷呈现，四大政治板块乃逐渐成形，即使“不争论”,也阻挡不住，新世纪以来更加突显。当代的中国，可以说出现了春秋战国以来从没有过的奇丽景象。如何分析，如何应对，关乎改革大业前途，值得一探。姑不揣冒昧，约略朴素陈之，以待教者。
先为四大板块报名：一曰原教旨派；二曰民主社会主义派；三曰民主自由主义派；四曰权贵资本主义派。需要说明，这几个板块，主要着眼于民间，而在执政力量中，四派或多或少地都有其代表或反映。
原教旨派
或称毛左派，极左派,渊源于斯大林主义的第三国际，其构成核心是一批坚信毛主义的离退休高龄老人。他们有的在毛时代就倾向极左，常被称为“老左”；也有一些没那么老、参加过文革仍然坚持文革意识如当年的红卫兵等；此外，另有一种还不成气候、渊源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新左”，在小范围内专注于高深的理论探讨，影响甚小，暂置不论。
原教旨派对30年改革开放的形势估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复辟，现在的党中央走的是一条修正主义道路，其主要根据就是党内和政府内权贵资本主义派的出现。他们认为,党内官僚修正主义集团领导推动了资本主义复辟，与不法私商结成天然联盟，前者为后者出售政治保护，后者向前者付出高额购价，掠夺国有资产，压迫广大人民尤其弱势群体。他们特别反对“三个代表”允许资本家入党，认为是“极其重大的政治错误”，改变了党的性质，为富人讲话，不是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而是扩大了腐败的社会基础。工人和农民沦为主要的利益受损者。
原教旨派同时也反对民主社会主义派和民主自由主义派，不承认“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或现代世界的一种“普世价值”，认为“敌对势力”“总是拿这些话题大肆炒作”。建议开展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修正主义的批判，对民主社会主义派和民主自由主义派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原教旨派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文革中被一再强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其代表人物甚至公开提出要“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必须造反，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线，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转引自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出版前后》中所引马宾言论）。他们不承认毛倡导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有什么错误，顶多只是失误。由“三面红旗”引起的大饥荒也没那么大，不过是前进中应该付出的代价。何况，当时毛已退居二线（？），不能完全由他负责。他们特别宣传毛时代的平等、公正和清廉。
最近这些年，原教旨派都要选在毛的诞辰和忌辰组织活动。据国务院办公厅2005年9月13日《简报》：这一年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18个城市都搞了这种活动，参加人数由二百多人至一千七百多人，主题是声讨改革开放复辟了资本主义，号召再一次掀起革命风暴。在天津的一次“缅怀主席、革命不息”的集会上，播放文革语录歌《造反有理》。魏巍朗诵诗歌《让革命烈火燃烧吧！》，带头高呼口号“毛泽东思想万岁！打倒腐败堕落的政府！”。延安的集会上，与会者情绪激昂地大骂邓小平是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叛徒，场外朝天鸣枪，以示要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心。
原教旨派的错误是不能洞悉事物的本质，抓住改革开放中的某些失误，反对改革开放，以图复辟毛的错误路线。他们最怕的就是群众了解毛后期一系列严重错误甚至罪恶的真相，在执政当局将“思想”列入到几个“坚持”之中和长期“不争论”的政策促成下，这些历史又恰恰被长期封闭，上世纪90年代以来更几乎被列入于舆论禁区。有人说“五十岁以下的人可以说都是在谎言和愚昧中长大的”，为原教旨派提供了存活的土壤。
他们也完全不了解世界历史和现代文明，思想僵化，不接受任何新思想新事物。
但原教旨派并非全无道理，他们对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形成并日益猖獗的权贵贪腐势力的谴责是义正词严的，也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口号，除了少数上层，多数人对于现执政当局仍然拥护。除了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极少数人以外，原教旨派虽然对改革开放形成阻碍，仍然是认识问题，不是改革的敌人，其多数都可以争取成为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同盟军。
关于原教旨派的影响，人们评价不一：有的说已经日薄西山，没什么影响力了；有的说他们替弱势群体讲话，在党内外仍然很有基础，不可低估。本人同意后一种看法。据凤凰网最近一次网调，赞成继续改革开放者仅为29.5%，反对者竟高达70.5%，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但事实上，群众中的反对者大多只是反对改革中的某些失误导致的权贵贪腐现象对自身的伤害。只要坚持改革大业，极大加强打击我们的主要敌人权贵资本主义的力度，使全体人民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同时加强当代史的教育，相信多数反对者都会改变态度。
对于原教旨派的危害也不可低估，尤其吊诡的是，以反对权贵资本主义派为主要现实诉求的原教旨派，却大有在专制的旗帜下与前者结盟之势。原教旨派通过反对民主社会主义和民主自由主义，维护专制体制，客观上为权贵资本主义派利用专制得遂其最大私利寻求合法性；后者则以其官僚特权地位与前者维护专制的主张达成妥协。他们从极左和极右两个方面同时对施政力量施压，极易造成国家动乱。
民主社会主义派
民主社会主义派是民间的称呼，或称深化改革派或政治体制改革派，在官方常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派，渊源于恩格斯创立的第二国际。其构成核心是另一批被称为“两头清”的离退休老人，多是当年怀抱着救亡图存，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崇高理想，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建国后却陷入困惑，新时期以来逐渐觉醒的高龄人士。以及经历过建国后多次政治运动至少经历过文革、如今也已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追随者则是受到过高等教育具有现代思维的理性知识分子。这一派在公共知识界的思想影响最大，可以说是其思想主流。
民主社会主义者经常以改革开放时期与此前30年的毛时期进行比较，对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尤其胡赵和现在的胡温两次新政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认为无论就经济建设的斐然成就，人民生活的提高，还是就经济自由、社会自由和部分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包括网络舆论的逐渐开放，以及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等诸多方面的进步，都给予积极肯定的评价。对于毛在其后期所犯的严重错误则持否定的态度，在还原历史真相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民主社会主义派特别倡导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心的深化改革开放，认为“我们的（政治）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应指人民代表大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谢韬语）。因此，民主社会主义派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张扬“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和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主张实行宪政民主。因此而经常受到原教旨派的攻击，认为他们与同样认同这种普世价值，同样主张宪政民主的民主自由主义派不过是一丘之貉，试图改变国家的性质。
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念上，与原教旨派有很大不同。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作了最后的反思，由恩格斯整理完成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已经对1848年他们年青时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倡导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作了纠正。由恩格斯创立的第二国际倡导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认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就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他们也不反对比较宽泛、使更多人易于认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法。
民主社会主义派认为，原教旨派坚持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由斯大林建立的第三国际执行的政策，以及由其发展的毛泽东实行的极左路线是错误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认为欧洲尤其北欧由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执政的国家，“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是“民主社会主义最大的成就”。
民主社会主义派支持胡温新政倡导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代表了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心愿和利益，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全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追求，得到了全国上下的认同。但民主社会主义人士往往并不认同资本家可以在不放弃剥削的情况下入党。
对于借着专制体制肆行官僚资本主义的权贵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派与原教旨派一样，都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解决之道却有不同。后者主张后退，取缔市场经济，恢复计划经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前者认为必须本着碎步而有序的缓进原则继续深化改革，中国的问题不在于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而在于应进行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用民主来制衡权贵资本主义派窃据的权力。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必须藉助于现存的各种制度资源，藉助于现存意识形态与现存权威政治形态”（萧功秦语），达到“增量民主”（俞可平语），但是，本质上却是前进而不是后退。在这一点上，民主社会主义与同样追求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主义，在有着某种形相上的对应的同时，也有相当的分歧。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在进行现代化模式的探索，包括经济模式，也包括政治模式和思想模式。从这个宏观的视野，从一百年来中国的几次政治选择，包括康梁变法、清末新政、民初议会、蒋氏独裁、毛氏专制，一直到改革开放，更可以见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价值。
关于目前正遭受原教旨派着力攻击的“普世价值”说，在此值得多说几句。
原教旨派认为：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普世价值，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法治也不是普世价值，宣扬普世价值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有着鲜明的政治目的”。言下之意就是凡宣扬普世价值者都是试图颠覆党领导的政权。
如果将政治学上的“普世”一词可笑地定义为纯粹语义学上的“一切人都同意”，那就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世界60亿人口，只要有60亿分之一的人也就是一个人反对，“普世价值”便将轰然倒塌。这种可笑，就如同要求盗窃团伙承认不偷盗是一种普世价值，要求希特勒同意民族平等是一种普世价值一样。而原教旨派却正是从这一点来论证的，极其幼稚地说什么：“既然拥有13亿人的中国不赞成或没有实行他们（指南京大屠杀的实施者）所说的普世价值，这种价值观念（指南京大屠杀不是犯罪）怎么能说是普世的呢？”
价值观的分歧是永远存在的，但这并不能否定自由、民主、公平、正义、人权、人道、法治这一类观念，比起专制、独裁、反人权、反人道和无法无天来，是现代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共同价值，那么，称之为绝大多数人的共同价值也可以，强调地称之为“普世价值”（或普适价值、普遍价值）也未尝不可，更加鲜明有力。关键是，反对方的着眼点其实并不在“普世”二字（原教旨派不至于反对“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提法），而是这种价值观的本身，结果只能是为专制、独裁和反人道之类的价值观辩护，客观上为国际反共势力诬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提供口实。试问，这种专制、独裁、反人权、反人道和无法无天的党，谁愿意相信，谁愿意拥护，又有谁愿意为它奋斗终生？
民主自由主义派
或称自由主义派、资本主义派，渊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其基本主张是反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口号，即放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实行“拿来主义”，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原封不动地立即移植于中国。要求不但在观念上，也在实践上马上实现普世价值。在他们最近发表的某“宪章”中，这些主张体现得十分鲜明。
中国持民主自由主义观点者，在建国前对于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起过积极作用，是中国共产党的盟友。现在则人数不多，上世纪70和80年代只是地下潜流，1990年代中期以后浮出水面。其政治构成核心是一些激进知识分子，围绕着一群出于反对原教旨派或权贵资本主义的目的而一时找不到方向的迷途人士。他们的主张过于政治化，与广大公众关心的切身利益距离较远，目前的影响还不大，但不排斥会成为一种动乱因素的可能性。
对类似民主、自由、人权这样一些问题，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课题，牵涉到了政治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很多方面。从古至今，在各不同时期，其侧重点都有不同，并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简单事物。比如“民主”，其实就来源久远，并非资产阶级独创独有。早在原始社会，部落首领就是经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古希腊雅典也实行民主，但只有土著自由民中的男性公民才得以拥有，占全城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外乡人和奴隶是不得与闻的；共和时代的罗马同样如此；直到法国大革命时代，经过启蒙运动洗礼的法国人也只在拥有一定财产的男性公民中才享有权利。即使美国，从称为民主之父的托马斯•杰弗逊开始，关于黑人、西班牙语后裔、亚裔和印地安美国人的民主和人权问题，直到现在也还在争论之中。它的具体制度更是因时因国有别。在目前中国，要达到一种较为理想有序的状态，至少需要具备经济的高度发展、中产阶级的强大、公民教育的极大提高与普及、国民素质的极大优化、法治的健全这样一些基本条件。中国的最大国情是拥有十三亿人口，如何确保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仍然是摆在历届政府面前的首要任务，以上这些条件几乎无一具备，需要一个具有改革思维的领导力量的领导，有序而渐进的长期过程。在条件还不具备更谈不到成熟的情况下奢谈立即进行体制性的一步到位，只能是全盘西化，必将带来巨大风险。台湾在这些方面都比大陆的条件更好,但她的恶质民主仍然是一个最具可比性的例子。可以断言，在当前的国情下像某“宪章”主张的那样“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一定会为不良分子包括煽动家、空谈家、贪腐分子，甚至黑社会分子大开方便之门。要知道，希特勒和陈水扁都是通过“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选举出来的。对比只有2300万人口的台湾一隅，大陆的十三亿人口，哪可经受得住这种试验。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种领导力量，她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正是民主、自由、博爱、人权和人道；体现平等和公正的社会主义，则是其最高理想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特色”更是题中应有之义。将这一切全都抛弃，转而实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从最好的方面来说，不过是无知妄想；从坏的方面说，显然是别有用心。
当然，笔者并不认为在这样一些课题上可以无所作为，应该逐步推行，从党内和基层开始，取得经验，随着社会的进步，适时而逐步地扩大范围。总而言之，要本着碎步、慢步、不停步的原则，才是一条可控的、稳妥的、风险和代价最小而实效更大的正确道路。
民主自由主义在文化上的主张则是极力排斥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与西方文化的“接轨”。
但属于民主自由主义阵营者也并非全无是处，他们与民主社会主义派一起同样肯定普世价值的意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派和原教旨派同样痛恨权贵资本主义，都具有先进性和正义性。所以：第一，不必以派论人。除了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少数人外，不少人士只是出于反对原教旨派的倒退或权贵资本主义的义愤，不宜轻易将他们纳于入敌对阵营，可以争取，并可望他们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同盟力量；第二，不必以人废言。从抽象取舍的角度，他们所提的某些主张，并非完全没有可资参考的价值；第三，不必以言获罪，在学术辩论的氛围中，相信真理将会越辩越明。
权贵资本主义派
或称官僚资本主义派，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和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杂交儿，是原教旨派和民主自由主义派得以产生的温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最凶恶的敌人，是全民共诛之，全党共讨之的首要对象。在本文中，笔者将以较多的笔墨来分析它。
权贵资本主义在建国前就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三座大山”之一。不过当时他们依附的是国民党政权，现在依附的则是中国共产党党内走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成为他们的构成核心。胡长青、成克杰、陈良宇这一类人物就是他们的代表，围绕着的则是国内外一批不法资本家和为他们寻找理论根据的专家学者，处于阵营边缘的则是从他们手中分得一杯羹的宵小之徒包括他们的亲友、被收购了的法官和公安、掮客、二奶以至黑社会打手，都是为人不齿的一些力量。郎咸平把他们归结为：“腐败的地方政府勾结腐败的企业家和腐败的专家学者，形成一个牢固的‘腐败铁三角’”。
权贵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很少透露他们的政治考量，但也可以看出，他们仍然是有政治主张的，强调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的所谓“三否定”。他们说，现阶段“唯一的政治秘密就是对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合理放弃”，“用权力保证社会各阶层的高低错落。保证不同的阶层在社会中处于不同的地位……有的阶层就是处于底层，在一定阶段，有的阶层就处在特殊利益上”，认为贫富两极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现象。“官员的腐败在一定限度内与保持官员队伍的稳定是有一定关系的，是一种共生的现象……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腐败则是发展的“润滑剂”。
这一派的经济理论是新自由主义，是适应资本主义世界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阶段转变要求的一种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是现代国际资产阶级右翼的意识形态，鼓吹市场万能，相信只要依靠亚当•斯密的市场机制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新老凯恩斯主义主张的另一只“看得见的手”即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就可以完成健康的经济运作。国际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已经给俄罗斯、东欧各国、亚洲国家如泰国和拉美国家如阿根廷带来过灾难。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曾经使国家经济由盗窃全民财富产生的寡头掌控，导致经济迅速滑坡，还有亚洲和拉美发生的金融危机，都是其明证。
在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鼓吹者，同样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主张最大程度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放松对外资的监管，放松政府管制，都起到了极恶劣的作用。他们牺牲广大劳动者的利益，以超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换取外商的资金投入。勾结国际大资产阶级，共同掠夺中国人民。
权贵资本主义的实践家则专注于埋头攫取金钱和权利，因为他们在国家力量内部窃夺了巨大的权力，他们的保护伞就是被他们掌握的被腐蚀了的并打着党和政府旗号的那部分公权力。
当代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发迹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官倒”，是酿成“风波”的罪魁祸首；上世纪90年代以后，通过各种手段继续发展，至今已成全民大害。
让我们看看他们造成的国家乱象。
一，贫富两极严重分化
据2004年由中共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完成的《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调查研究报告披露：至2001年，13亿国民的私有财富共达85万亿元，其中，5亿城市人口占有96%，8亿农村人口仅占3.5～4%。城市人口中的0.9～1%（不到全民人口0.4%）即480万至500万人，拥有上千万元以上财富，其中18500至20000名最富有的人拥有一亿元以上，共持有超过10万亿财富（约当全民私有财富11.8%）。
由于贫富分化的急剧拉大，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95年0.38的基础上，1997年已升至0.4，达到了国际“警戒线”标准。有资料显示，2007年下半年已高达0.469，推算2008年超过0.5，超过了一般发达国家0.24到0.36的水平，即使比起指数偏高的美国的0.4，也大大超出。中国收入最高的20%人群与收入最低的20%人群的收入比高达33倍，而发达国家仅8～9倍（《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6月26日）。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3∶1，如果把福利、补贴等考虑进去，城乡收入差达到6倍左右。
权贵们是怎样攫取财富的呢？该报告披露：分三个时期：1、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利用“双轨制”的漏洞，权贵们通过“官倒”即倒买倒卖，把计划内物资转化为计划外物资加价，所得入私；或倒买倒卖进出口物资批文，聚敛起第一桶金；2、90年代初，除继续官倒外，依靠特权弄来的批条，从银行分别得到数千万至数亿的免息免担保贷款，通过炒买炒卖国土和上市股继续掠夺；以后，又利用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的漏洞，一日之内就将国有资产以极低价甚至零价向自己或子弟亲友内外商人出售，买断职工工龄，吞没他们在十几或几十年内对国家的贡献，大肆逃废国有银行债务，再通过各种手段成为上市公司，继续掠夺广大股民利益；3、9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包揽大型工程合同抬高成本值、以出卖国家和工人权益擅自提高优惠条件吸引外资，自己则在过程中提成、在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扣等手法非法牟利。例如：在国家的和省的一级工程中，就有高达40～60%的工程款流进了他们的口袋。1998年以来，中国开始大力兴建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国家需支付高达1亿200多万元，而实际仅需不到7000万元。也就是说，权贵们从每公里就攫取了3200万元以上，而这样的高速公路共有16000公里，仅此一项就掠夺5120亿元以上。通过驻外中资公司进口矿山载重车，要比国际市场价高出50%；从欧盟进口机械设备，要比当地市场价高出40～60%，其间的差价，就是权贵们的暴利。
可以说，中国现在已是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若考虑到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偏低以及东西差距和城乡差距的同步扩大，由于“马太效应”的“积累优势”，富者必将更富，贫者必将更贫，后果更加严重。
二，权贵资本主义聚敛财富和利益的特点
1，公权化，即依靠篡夺的国家权力实施腐败
从富豪的背景就可鲜明地看到这一点。前引《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研究报告披露：500万拥有千万元以上财富的人（含亿万富翁），其背景基本来自三个方面：1、党、政、军高干子女亲属，占90%以上；2、依靠港、澳或国外亲属资助，约5.5%；3、自身经营有方又遇到良好机遇者仅约4.5%。
腐败分子依仗国家公权力实施腐败，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加上封建传统遗留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潜规则和“官本位”观念，中国现行的是一个典型的“大政府”模式。中国公务员的数量高达5000万人，平均每25人就得供养一位官员，按GDP总量与公务员之比，比发达国家超标近20倍（《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30日）。而市场经济恰恰要求适度政府。经济的日益市场化、自由化与政府的日益超大化这两种逆势趋向的长期运动，不但不能强化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导致“软政权化”，加上某些官员的道德低下，必然形成政府的低效化、乏问责化和寻租的扩大化。上行下效，形成庞大的特权利益集团并结成同盟，官官相护。
官员的倚权心理，从国际公认为行之有效的反贪腐手段即公布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之难以推行，就可以鲜明看出。据报导，从2009年1月起，新疆阿勒泰地区（据说其地委书记和公安局长曾是彭德怀的机要秘书和贴身卫士）将率先试行把官员及其直系亲属的“收入申报”扩大为“财产申报”并公示结果。地区纪检委书记、“阳光法案”制定人之一吴伟平说：“收入只是公务员财产的一部分，更多隐性收入才是公务员滋生腐败的阴暗角落，才是应该申报、公示的关键。”（四川新闻网，2008年9月，记者：刘伟）但一项对阿勒泰和新疆其他官员进行的“官意调查”却显示，反对者竟占到七成，坚决支持者只有一成。而媒体就“公众最希望政府公开的信息是什么”所做的民调，高达77.5%的人选择了“官员财产情况”。官意与民意如此之大的反差，说明了什么？
官员的其他特权也严重存在。例如，在全国行政开支中仅公款吃喝、公车和公费出国“考察”的“三公”费用就高得惊人。2004年一年的公款吃喝达3700亿元，公车消费4085亿元，公费出国消费3000亿元。每年被“三公”白白花掉的钱占全年总行政支出的30%，可以建7、8个三峡大坝（人民网，2006年10月31日）。而所谓公车，只有1／3用于公务（且不见得完全必要），l／3被官员家庭私用，l／3为司机私用。1998年启动公车改革，10年来未见成效，反而消费得更多了。2005年与上年相比，一年之内增加2000亿，已达6000多亿元，略同于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费的总和。保有公车500多万辆，平均每车每月消费1万元。而据国家统计局数字，当年的国防费用仅1817亿元，不到公车消费的1/3，也就是说，仅公车司机私用公车所花的钱，就足够全年的国防投入了。
最近又传出“张家港八大高官夫人贵宾团”事件，夫人们10多天的公款出国旅游，花了老百姓23万3745元。
在正常国家，钱是由议会拨付的，审查极为细致，要通过预算案，审查期往往超过半年，不像我们那样，笼统一估，只要在人大花上一天半天就通过了。这种官员化、随意化、秘密化的财政，一切由当官的说了算，所以中国的“官”就都那么具有吸引力，以致于有人拚了老命也要争一顶官帽戴戴。郴州地区的官场就有一个虽不明言却家喻户晓的标价，计：县委书记200万、县委副书记60万、县长120万、副县长50万；县政法委书记60万、县纪检委书记50万……其他各局长主任区长等等也都有价可依，全数都归地委的有关“长”们笑纳。请问，要靠这样一批党的书记和政府官员来领导反贪，何其笑煞人也！而这批买官钱，又通通都要转嫁给百姓。
权贵们的含金量即其“肥度”是依其可贪的机会与金额大小科学核定的，修公路就是一个“肥度”很高的行业，是故1997年以来，就有近20名省交通厅长副厅长，“前腐后继”地因贪腐落马。市和县一级的腐败交通局长，当然就更多了。
权贵们的招儿很多，普通人是想象不到的，尤以龚断性行业为甚。
例如，县、乡自建的小水电站是不准自产自用的，必须低价卖给国家垄断性电网，再由电网高价回售给县、乡，价差可能高达10倍。而国家电网的资产回报率却仅为1%（发达国家为9～11%）（《南风窗》2006年1月1日）！钱都到哪里去了，对不起，都落于掌控这些行业的权贵们腰包里了，小部分则分给了职工——一位抄表工的年收入可高达10万元，他的工作仅是每天抄4次表（《南方都市报》2004年6月27日）。
其他的国家垄断性行业也差不多。四大国有银行2002年的利润率只有0.14%，不到发达国家大银行的1/10～1/100。当年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却高达35～40%，超过发达国家大银行的10倍以上（钟伟等人《中国金融总体风险评估报告》）。谁又能有幸享受到这种不用还的“贷款”呢？不言自明，不过内外勾结作案罢了。
中国股市是为帮助国企脱困而建，十几年来，上千家国企和所谓“国企”得救了，数千万股民中的90%却赔得血本无归，损失高达数万亿元。
近年颇有人大批什么“仇富心理”，其实文不对题，百姓们只是对这种倚权自肥的现象感到义愤罢了。
2，金权化，即钱权交易，官商勾结。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大部分原就是国家产经部门官员和国企的高层管理（又大部分是中共党员）摇身一变而成的。他们熟悉各个环节的情况，掌握着大量包括其亲友同学同乡原同事原上下级在内的人际关系资源。以这样的官商结构，在缺乏司法制衡、舆论和群众监督的情况下，形成世上少有的官商勾结、钱权交易机制，就是必然的了。
2001年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造成国家损失830亿元，倒没听说主犯赖昌星有什么官员经历，只是一位农民，凭借着个人的高超“天才”，在跌打滚爬中熟练掌握了潜规则，用各种手段编织保护网，涉案官员包括了公安部副部长、福建省委副书记、厦门市委副书记、多位副市长、省公安厅副厅长、国家安全局以及军队、警察、海关等方面官员达200多人。
即使事情已经败露甚至判了刑，官商勾结也仍然有效。例如上海巨贪首富周正毅，在监狱也处处显示出特权：四菜一汤；数次看病，每次医院都必须停诊，专为他一人服务；亲情电话随时可打，还允许他使用手机指挥同伙，比台湾“总统”级大官陈水扁羁押期间的待遇还高。
各级政府官员非常懂得“仕途经济”之道，为了“政绩”，想尽一切办法对上级特别是中央搞信息隔绝。有关上级官员也明白其中奥妙，上下勾连，形成强势的所谓“政绩共同体”，许多事件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建嵘在他的《中国的政治现实和我的梦想》中写道：“国家信访局的人弄清上访者是某某省份的之后，就表面上打字，装着把信息输入电脑里去，实际上基本上不会输入电脑里。随后，他会打电话通知地方，说，你们县已经有人来上访了，我正准备把资料输入到电脑里去。这样，下面的人就知道怎么办了。”地方政府会马上通过行贿买通他们，销掉上访资料。这叫“销号”，只是经济上的付出，不销号则会影响“仕途”。这种做法十分有效，据河南某县党政机关的文件透露，2007年1至3月，这个县实际发生赴京上访25起65人，进入登记的只有1起；到省上访41起55人，进入登记的只有7起。说明中央和河南省的信访部门都发生了严重腐败，中央决策者最后获得的信息是不真实的。
对比以上权贵们的特权，法外关押老百姓的劳动教养制度却一直不被废除。
3，规模化。
2004至2005年，安徽阜阳颖上县委书记张华琪和他的继任徐波因贪腐先后落马，张案涉及120人，徐案涉及78人，共有200多人倒台。从阜阳政坛走出去的有两位省部级、8位市委常委、11位厅级官员都因官商勾结落马。
2005年初，黑龙江政协副主席韩桂枝贪污案发，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省委秘书长及省检察长、省法院院长均涉案。此后，黑龙江省厅局级以上官员如牡丹江、佳木斯、鸡西、鹤岗和交通厅、人事厅、司法厅等部门的主要官员也都发现案情，全省政坛几近瘫痪，可谓古今之最。
4，官黑一伙、官匪一家。
2007年河北唐山杨树宽黑社会团伙案发，惊动北京。团伙竟然拥有装甲车、机关枪、催泪弹和其他枪枝30多支和其他军用车辆3辆，在大街上耀武扬威，几年来遭他们毒打的达百人，市民人心惶惶。他们以武力胁迫，霸占矿山数座，勒索他人财产多达8亿多元，长期霸人妻女，冒充军人。数年来，团伙之所以能够横行地方，只因为他们拥有公安充当保护伞。市公安局一名副处长替杨摆平多种事情，一起淫乐，为其提供武器装备。杨则以每月数十万贿赂公安官员。在当地公安已被杨完全控制的情况下，处理此案时，甚至要从外地调入公安和武警。
杨还有办法弄到了“军官”身份，并拥有市政协委员、全国知名乡镇企业家、全国穆斯林品牌企业家和河北非公有制杰出人才等身份。
黑社会性质的或官办的造假卖假集团，中央屡次禁而不绝，也是地方官们为造假者充当保护伞所致。近年来，黑恶势力越来越猖獗，除建筑、运输、采矿等高利润行业及黄赌毒、高利贷等“灰色行业”外，又进一步扩大到别的行业，同时实施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
数据表明，2006年2月在全国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各地公安机关先后侦办黑社会性质案件800余起，打掉黑恶势力数千个，破获刑事案件7万余起。它们的保护伞包括国家工作人员、政法干部及党委、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
5，利用特权攫取其他好处
中国一直在打假，但最高级的“假”却不在民间，而在权贵，即假学历，假学位的盛行。据官方媒体近日披露，官员“博士大跃进”之风愈演愈烈，有的中央部委“博士”的比例已占了近半，“博士帽”变成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的同流合污体。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上交过一份“要遏制党政干部的文凭腐败”的提案，提到在校生要通过10年寒窗才可能拿到的博士学位，一些官员凭借特权，不经正式考试入学，也没有系统的学习、考试和论文答辩，就可以混到。这样的文凭只能是“水货”。这种“假的真文凭”与直接从犯罪分子手中买到的“真的假文凭”又有何区别！提案没有下文，此风仍在盛行。
就在昨天，即2008年12月23日，笔者又得知了一件新鲜事。
据《钱江晚报》报道，陕西乾县某局长王显亮大闹咸阳党校研究生班考场。因为迟到，监考人向他宣读纪律，他老兄却暴跳如雷，破口大骂：“这是啥考试，还弄得跟真的一样。我掏钱买文凭，你有啥资格管我！”此言一出，全场哗然。《钱江晚报》打电话向王求证，王反而质问：“是谁向你们报社投诉的？我对投诉人有知情权！”
有网友说，王显亮其实是说了大实话，“撕下了党校教育最后的遮羞布”，揭开了持续20年的党校学历争论之谜，有些党校的学历教育无非就是个买卖关系。王能“亲自”到场考试，比那些不到场，由秘书代学代考或公开作弊拿到文凭的，已经很不错了。不知道王局最终可否买到文凭，不过，网友已经给他授予了“世上最牛考生”的“学历”。
其实，各地各级党校不属国民教育系列，不具备开办学历教育的资格和条件，原只是对党员开展政治教育的场所。但有的党校管理混乱，只顾收钱卖文凭，用于官员晋升。
笔者参加过两本书即《中国艺术》和《外国艺术精粹赏析》的写作，都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全国干部培训教材”，分别由先后两位总书记作序，供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的，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认真学过。
有些官级不够高的官员，无缘参加“博士大跃进”，某部便投其所好，属下的某研究院闻风而动，借机“创收”，办起了所谓硕、博“课程研究生班”（其实，正规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主要是在导师指导下自学，完成论文，因材因题施教，并没有什么预定的“课程”），颁发硕、博“研究生结业证书”。地方官们公款到京，玩够吃好顺便与同道拉好关系之后，回到本地，便印起“硕士”、“博士”名片到处散发。拿着“结业证书”，要求硕、博待遇。明智些的，便不印名片，没的讨人背后笑骂，只要达到升官的目的，也就罢了。有些正直的研究员不愿意花时间参加这种游戏，从此即被冷落。
当代中国又出了一个新词，曰：“二奶”。
胡星斗在他的“二奶腐败学”文中说：“贪官包二奶、三奶、四奶乃至一百四十六奶，乃中国特色。像中国贪官那样没有道德底线，实属世界二百国所未有，官德之堕落也为中华五千年所仅见。”
此类资料特多，打开百度搜索，输入“二奶”一词，仅耗时0.001秒，即可查得1940万条资讯。其中“全国二奶排行榜”分成各种“奖项”，“数量奖”授予包养146奶的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管理奖”为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夺得，妙用MBA知识有效管理77名情人；“挥金奖”得主深圳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仅为“五奶”一人，800天花了1840万元，平均每天23万，每小时近1万；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则荣获“团结奖”，他与其22名情人共办群芳宴，公正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此外还有“素质奖”、“学术奖”、“青春奖”、“和谐奖”、“干劲奖”等目，也皆各有“成就”。
新华社报道，贪官95％都有情妇，60％以上的腐败案与二奶有关，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就是被他的11人“情妇告状团”扳倒的。南京副厅级贪官金维芝声称：“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
“二奶”们凭势还可能成为官员。重庆市广电局长张小川，情人总数达70余，本系统就有30多，有的成为主播，再转升为广告部副主任；有的调任人事处处长，或文艺部主任。湖北有一位“坐台小姐”出身的“二奶”，居然坐上了人民法院审判台的法官席。
三，权贵资本主义的社会危害
别以为这些以贪腐分子的不耻身份出现的权贵，人人喊打，个个痛恨，毫无“群众基础”，顶多也就是闹几个钱玩几个女人，是发展中国家难以避免的现象，甚至对促进经济还有某种“润滑”作用；他们又不问政治，是“稳定压倒一切”的坚定支持者，不会弄出什么大乱子的。其实正是他们，对党和国家已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是国家动乱的总根大源，不容轻觑。
他们之所以拥护“稳定压倒一切”，实质上就是反对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他们依靠的权力资源正来自于现行政治体制内的某些恶性基因，这不是政治是什么？
两千多年的专制政制，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和权力崇拜观念。一旦进入了“官”的系列，便拥有了权力，这个权力若不用来为民造福，公权必将异化为私权，一切都将变质。他们为什么还要打着“社会主义”大旗，只是因为看中了社会主义资源国有的垄断性。“党的领导”在他们那里也变成了高官支配和高官子弟的“集体世袭”。坚持几项“原则”则变成了不允许在“社会主义”概念中彰显普世价值理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也只是一个装饰语，有可能使他们的财富增值的“市场经济”才是他们重视的。最好把“社会主义”四个字去掉，变成“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才是他们的真心向往。他们是真正的打着红旗反红旗，假借革命意识形态的传统合法性来推行最原始、最野蛮的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最凶恶的敌人。
邓小平当年就提醒过：“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说，中国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的1万宗，增加到2003年的6万宗，参与人数也从73万增加到307万（另有统计说十年增长十倍）。照此速率，很快就可以达到每年十几万宗。这么多的乱子，多数都是因为权贵势力相互勾结侵害民众利益，在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移民安置等事情上更加突出。尤其当前面临国际金融风暴，经济发展受阻，就业更加困难的情况下，局势更加严重。2008年发生的群体事件比前几年就呈急剧增长的态势，“白色革命”随时都可能发生。
2004年新华社编发的某份《内参》报道说：地铁车厢拥挤，相互碰一下，就骂开了。有的乘客出来劝架：吵什么！还是留些力、省点气，到时候跟那一帮子贪官污吏算账！车厢里引来一阵“高！”“高！”的喝彩声。
无论是民主社会主义派、原教旨派，还是民主自由主义派，虽然存在着路径选择上的分歧，却在深恶痛绝地反对权贵资本主义这一点上，全都是一致的。2007年7月12日，十七位离退休部级干部在《关于对山西黑砖窑事件等问题的认识和关于十七大的建议》中就写道：“原共产党员书记、厂长变成了大资本家，但还当着党员和书记。这符合《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的建党原则吗？……那些在私营企业、作坊、矿山、商店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农民工，甚至大量的童工，他们拿着低微的工资却干着超常的工作时间的劳动，严重透支着生命，甚至是不见天日的无偿劳动。……难道我们对此就毫无办法，任其继续存在下去吗？”
总之，权贵资本主义在最近十几年的猖獗，已极大败坏了党和政权的形象和威望，造成了信仰危机，侵蚀着党的执政基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怀疑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长期存在的必要性，加之对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失败缺乏科学的研究和结论，导致人们误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
可以说，当前的中国，是思想最为混乱、信仰最为失落、判断力最为低下的时代。就连贵为副省长的大贪胡长青也说，社会主义搞不下去了，我迟早也要到美国去。
政治板块的碰撞与重叠——和谐弥合前三派分歧,集中反对权贵资本主义
关于政治板块的划分，还有别的几种意见。有的划为两派，曰左曰右；有的分为三块：左派（即本文的原教旨派）、中派（可能指执政力量）和右派（将本文所称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民主自由主义通通纳入）。本文所称的权贵资本主义派则不被视为一个政治派别；有的与本文相似，分为四派，但称谓与本文有所不同，且把执政力量列为一派，认为“一派在朝，三派在野”。在对执政力量的定位上，更与笔者有重大区别。
笔者以为，所谓“执政力量”，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一派，民间政治板块中的四派在其中都有代表，只是不同时期的主导路线有所不同。本世纪初以来，已获得相当的认同、被民间称为“胡温新政”的新一届党的领导核心，坚持前人开创的改革开放道路并继续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其主导路线就代表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派”或称“民主社会主义派”的政治理念。
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社会改革方面，更多关注普通百姓尤其弱势群体，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多地落实到这些人群，不再谈论“资本家可以入党”。关注缩小城乡差别，强调维护农民包括农民工的利益；关注缩小地区差别，强调开发中西部，振兴东北；关注下岗职工、低保人员、退休人员、艾滋病患者、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开始探讨解决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医疗、养老、教育和住房改革方面产生的偏差，重新启动这些改革；关注创造社会和谐宽松的氛围，化解群体事件的戾气。在2008年发生的汶川地震中，这些亲民近民的政风，更获得了全国的广泛认同和国际的赞扬。
但各政治派别仍处于激烈的斗争之中，尤其2008年正值改革开放30周年，又恰逢毛泽东诞辰115周年，国际金融风暴意外爆发，中国经济发生停滞，失业率上升，股市崩盘，房市低迷，各派斗争更趋激烈。这在各派对待改革开放的态度、对毛的评价，及前述某“宪章”的出现，都可以明显感到。预计2009年春夏，国际金融风暴的影响还会扩大，并将遇到“风波”30周年，未雨绸缪，每一位关心国家命运的人士都不得不认真思考了。
基于以上关于政治板块和形势的认识，笔者试图也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即寄望于执政力量在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已取得显著或积极成就、执政基础基本巩固的情况下，不失时机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尽可能以和谐的方式弥合除权贵资本主义派以外各种政治板块的矛盾，扩大执政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派为核心的统一战线，集中打击权贵资本主义。
弭合的基础是存在的，因为以上三派全都是因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而产生或发展的，拥有同一个温床，即同一个敌人，就是权贵资本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和社会主义平等、公正原则的民主社会主义，自然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天然敌人。
同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教旨派，虽然误将毛时代认为是平等、公正的，将改革开放视为“向右转”，企图回到毛时代。但除了对极个别涉嫌政权颠覆者必须防止以外，多数还是认识问题。他们抓住改革开放的某些失误（如90年代中期以后仍片面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给了权贵资本主义以可乘之机），大作文章，但其出发点，正是出于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目的。
前已引过的凤凰网的一次网调，反对继续改革开放者高达70.5%，相信大多数只是反对被权贵资本主义代理人扭曲了的“改革”。这些扭曲，不但民主社会主义者反对，原教旨派反对，民主自由派也反对；工人、农民反对，因为丧失了国家主人的地位，成为被剥夺者；理性知识分子反对，因为畸变了的“改革”违背了他们的良心；绝大多数没有权贵背景的民营企业家也反对，因为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不正当竞争太可怕；许多干部也反对，因为官场潜规则太多，太黑暗。如果能将扭曲了的“改革”再扭转回来，极大加强打击共同敌人权贵贪腐黑恶势力并取得显著成效，相信这些反对者，大多数都会转向支持。
对30年毛时代的评价，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与原教旨派的主要分歧，也许会随着打击权贵资本主义取得胜利，自然得到消弭或者缓解。其实这个问题，尽可以留给历史学家去研究。应该加强当代史的教育和研究，提高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青年人的分辨能力。随着历史档案的更多解密，信息更加开放，一定会取得多数人的共识。总之，不应激化这两派的矛盾，而应更多关注二者的共同点。
民主自由主义派的核心人士认为社会主义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与民主社会主义派和原教旨派存在路线上的重大分歧。虽然对公众的影响还不大，也应采取措施，维护安定大局。谁都知道，人民之间的安定团结这个大局是万万破坏不得的，那只会对国家不利，对民族不利，中华民族不能再错失这个来之不易的最后一次振兴机会了。台湾的乱象人所共见，大陆13亿人口，若再次发生动乱，后果不堪设想，是稍有爱国良心的人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其实民主自由主义派内的许多人仍然是爱国的，在某“宪章”上签名的人士，也不一定都属于这一派，很可能只是同意其中的一些主张如普世价值。权贵资本主义这十几年的猖獗，导致的悲情不可忽视，这些人士看不到出路，误以为西方式的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等制度是扼制权贵资本主义势力的良策，适用于中国，要将这些东西强行推销过来。前面已经分析过，结果必将导致中国的长期失序，最终为外国敌对势力利用。应该孤立其少数，以和谐的方式引导和教育其多数，尽可能将其转化为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同盟力量。还要警惕有人借反对民主自由派之名，行打击民主社会主义派和掩护权贵资本主义派之实。
除了对付共同敌人权贵资本主义外，民主自由主义与原教旨派在理念上绝无共通之处，但民主自由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的现实分歧可能更大。后者虽然仍打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党的领导”的旗号，其实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内心里只有资本主义。“打着红旗反红旗”比“打着白旗反红旗”更具欺骗性，更加危险，在“红旗”的掩护下，也更有实力。我们正可以善用分歧，争取民主自由主义派中存有爱国之心的多数，结成哪怕一定时期内的统一战线，共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
民主自由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主要是主义之争，即要不要社会主义。但他们也具有一定的共性，即观念上都相信普世价值，因此而常被原教旨派误以为两者是一样的。兹事体大，非笔者和本文所能多言，只是直觉到，已写入十七大党纲的“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以及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新三民主义”，都具有现代普世价值的意蕴。
胡锦涛还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经胡锦涛亲自审定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也有这样的表述：“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温家宝去年在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时更明确指出：“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2007年3月16日《北京晚报》）。北京奥运会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为主题语，都表达了执政党对人类普世价值的认同。
普世价值不止是一种观念，也是一种制度建设，当前，更是打击权贵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比如，舆论和言论的更加开放，司法从地方的独立，公民权利的保障，立法、行政、司法的相互制衡，民间组织的建立和健全……都需要符合社会主义中国国情的制度创新。
胡锦涛最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重申：“我们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笔者认为，这句话，对我们理解这些课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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