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国民性”吗？
在我们国家，不断有人讨论一个问题，即所谓中国人的“国民性”。也有人说这是伪问题，不存在国民性。我想这主要在于国民性怎么解释。如果把“国民性”解释为“中国人所共有的特点”，或是“普遍的特点”，这是很难成立的。因为中国有56个民族，其中有农业民族、有游牧民族，以前还有狩猎民族，怎么找到大家共有的特点呢？
但是另一个方面，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中的主体汉族，或是受汉族影响比较深的民族，总是有共同性的。这种共同性不一定要扯上“国民性”这样的名称，而是一定地域范围内，一定的时间范围内生活的群体的共同特征。
我们以前讨论国民性或地域文化的共同性，往往存在以偏概全、以书面记载代替实际情况等毛病。比如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历来都是尊老爱幼等等。请问世界上哪个民族不是勤劳勇敢、不是尊老爱幼的呢？只是尊老爱幼的表现形式不一样。要考察文化的地域性共同特征，不能仅仅根据某些人的几句话，仅仅根据个别的几个例子，而要使用社会学的方法，用证据来说话。很多学者都说西方人强调个体、中国人强调集体，实际真是如此吗？根据是什么？然后再和别国做比较，这样的讨论才有意义。
以前我们比较多的是用毛泽东所倡导的典型的调查研究，找出来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但问题是，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如果要找典型，永远可以随心所欲地找到各种类型的典型。比如学生厌学，我给你找一个勤学的典型，说富人为富不仁，我给你找一个富而慈善的人。以前还有一个理论，说要区分主流和支流，你看到这么多其实只是支流，我举出的例子虽然少，但却是主流。你说社会道德不行了，我找几个拾金不昧来给你看看，这才是主流。用毛主席的话来说，要分清一个手指和九个手指，可是谁有资格分清一个手指和九个手指呢？那就是最高领导。
由于我们今天的情况，就可以想到历史的情况。历史上很多记载，到底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实际，这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如果我们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充分去了解一个地域、一个时代的人群的特征，这才是真正我们要讨论的所谓国民性，或者所谓地域性。
文化的优劣关键在是否适应环境
中国历史上说的华夏诸族，是以黄河中下流地区为基础形成并逐步扩展的。它的生产方式基础是农业生产，有很多观念就是适应了这样的需要。我们以前老是讨论中国儒家文化对或错，其实一种文化能沿袭这么多年，就证明它适应了这个社会。特别明显的，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外来的民族入主中原，他们开始希望用自己的文化来取代中原的，但都没有成功。军事上的征服者一次又一次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道理很简单，地理环境改变了，维持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得不偿失。比如说鲜卑，南迁到山西大同，曾经想开辟大量的牧地，但后来发现，牛羊到了那里是长不好的。
西汉时，中行说受汉文帝派遣出使匈奴，后来投降了匈奴。汉朝使者说匈奴不尊重老人，把最好的衣食都给了青壮年，中行说就说，汉人家里的孩子要去当兵，也是把最好的衣服给他穿、最好的食品带走，汉使说对啊，中行说就说那不是跟我们一样吗？匈奴人年纪大了打不了仗，让年轻力壮的人吃一点好的不是跟你们一样吗？汉使说匈奴没有礼仪，男女老少都是睡在一个帐篷里，中行说就说，我们没有汉人这么多钱，我们睡在一个帐篷里有什么关系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文化的优劣，关键在于是否找到适应地理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如果环境有了变化，当然也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再死守这一点就不对了。到了宋朝开始，历代特别强调寡妇守节了，甚至出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言论，这难道仅仅是道德观念吗？不要忘记，宋朝的人口已经达到了一亿，此后人口不断增加，到了明朝的最高峰是2亿，到了鸦片战争之前是4亿，太平天国之前是4.3亿。这样的情况下，当然希望少生，于是道德就占了上风，寡妇不能改嫁，甚至还没有结婚丈夫死了也希望你守节，这是对社会有利的，正好适应社会的需要。
从天下观到世界观
如果我们从小范围讲，汉族生活的农业地区有没有共同性呢？我认为是有的，简单归纳起来，集中反映在其天下观、伦理观、义利观和宗教观中。
首先来谈天下观。今天我们比较多讲的是世界观，但是在古代是没有世界的概念，中国古代说的是天下。中国自古以来，都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有中国在天下中心的范围，而其他的周围都是“夷”。这个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越是靠近中间越是了不得，那是中原，在今天洛阳一带。如果边疆什么地方发达了，也会自称“小中原”。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越南、朝鲜等，甚至是日本。越南说自己是“小中华”，或是“南天中华”，越南的旧王宫里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匾额。
唐朝时的长安像是个国际城市，各种各样的外国人都有很多，但是唐朝有没有派人出去留学呢？没有，去印度取经的玄奘是偷渡出去的。宋朝时，泉州已经形成了阿拉伯人的社区，也可以说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但是基本上也只是人家来我们不出去的。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最好，出去干什么？
这种观念一直到明朝、清朝都是如此。乾隆皇帝赐给英国使者的诏书里，还是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无有”，天朝什么都有，难得你们国王派你来给我们祝寿，我们什么都不需要你的，我们不稀罕你的，还是这样的一种心态。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打败了，当时看到总得融入世界了，派湖南人郭嵩焘做英国大使，后来湖南人还组织了抗议，认为郭嵩焘丢了湖南人的脸，把他开除湖南省籍。
西方人以武力打开了中国大门，但是他们来了之后，发现连官方都称呼他们为“夷”。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条约里专门有一条，今后不能以英夷、法夷相称，我称你大清国，你要称我大英国、大法国。开始清政府成立了“通筹夷务全局”，后来改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到了辛丑条约，专门加了一条，大清必须成立外务部，清朝没有办法，1901年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今后改为外交部。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概念是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还没有解放，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台湾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夜盼望着解放军去解放。“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做了十几年教师，我整天讲这些，我一度对这些深信不疑。即使到现在，我们的教育还是说，中国历史上都比外国强。我是教历史的，不信到大学历史系做调查，有几个人知道中国的历史在世界上到底排在什么位置？都认为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其实中国的历史在世界上最多是中等的，我们说自己是五千年文明，其实到现在能证明的也就只有四千年，这个历史跟古埃及有什么好比的呢？人家公元前五千年的东西还在，距今已经七千年了，跟巴比伦也不能比。
中国的确在世界上处于先进的时候，这种天下观没有多大的影响，当中国孤立于世界时，也没有影响。但是当中国进入世界体系，如果还是这样的观念，那是相当危险的。这种天下观彻底解决，就是在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中国人从天下观进入了世界观，从自以为是天下最发达、最文明、最了不得的国家和民族，到承认是世界上很多国家之一，有长处也有短处，这是靠改革开放。
至少现在没有哪一个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中国的天下观形成至少有三千多年了，现在改变过来，这是改革开放一个伟大的胜利，如果要讲中国的国民性，我认为这是国民性很大的进步。
中国人的伦理观是农业社会的产物
中国人的伦理观，是在长期的农业社会中建立起来的，中国人的伦理观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的。比如孝，现在有人讲弘扬孝总是好的吧，其实孝的本质并不是尊老爱幼，尊老爱幼哪一个民族没有呢？只是尊和爱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孝对农业社会特别重要。像游牧民族、采集民族、航海民族是凭本事吃饭，但农业民族不能比谁种粮产量高，不能凭武力，而是靠周而复始比较简单的重复。民国时的农业生产方式和汉朝时没有多少的进步，甚至粮食产量更低，因为人多地少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年纪大的人靠什么维持呢？不能靠劳动能力了，那就得靠礼仪制度，通过一种规范保持老年人的地位。中国的伦理，尊老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当时没有社会保障制度，要靠子孙供养，反过来子孙也要依靠家族，所以形成了中国人的家族观念。正因为这样，最早的国是建立在家的基础上，是建立在宗族血缘关系上。为了维持这样一套制度，也有一个要求，就是家族要得到繁衍，所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后”不包括女儿，只能是儿子。
有一次一个大学生问我，提倡孝有什么不好，我说那明天你老爸老妈给你找一个女孩子，父母之命让你们结婚，明年马上就生孩子，按照孝你必须服从。今天讲孝只能回到尊老爱幼，能回到“以孝治天下”吗？不可能的了。
守节的概念也不是一开始就有，汉朝时妇女还是比较自由的，汉朝皇帝的老婆，一大半的都是“拖油瓶”（编者按：指寡妇带着孩子改嫁），还有不少是再婚。刘秀姐姐的丈夫刚死，她就托刘秀再找一个。当时并不觉得改嫁有什么了不得。为什么后来逐步改变了呢？社会到了一定时候，不再是刺激人口多生，而是要尽量少生，于是就在伦理上造出一整套理论。汉朝已经有人造了这样的理论，但是流行不起来，一旦社会有这个需要，这个理论就上升为普遍化了。到了明清时更加厉害，明清的时候到处造贞节牌坊，树立社会的典型，大家要注意，社会树立的典型往往是社会的稀缺资源。今天一些地方如果到处表彰见义勇为，那可能这个地方乱得不得了。
分家的问题，也是中国伦理的大问题。几代同堂往往受到赞扬，但是实际上往往很少，因为统治者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征税的。比如商鞅变法就有规定，一个家庭有两个成年男子就必须要分家，独立门户，赶快生育，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一方面统治者拼命表扬四世同堂、多少代不分家等，但另一方面，统治者为了征税等希望都是小家庭。大家庭的伦理一直是作为一个典型，实际上仅仅是维持社会的稳定，社会实际并非如此。
改革开放之后大批的人口离开了农村，将中国最后的宗族观念的基础瓦解、消解了。现在广州城里，有几个是大家庭呢？现在各地修家谱、族谱，什么地方的人最积极呢？老家的，县城某某修谱会等。这种伦理观的维持，是靠原来的体制，把人都束缚在土地上，户口不能迁、人口不能流动，但是如果人口频繁流动了，这种观念就会改变。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的需要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促使很多观念发生了变化。最典型的例子，上海已经连续15年本地户籍人口负增长，已经到了维持人口更替的最低标准，已经达到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适当多生一点。上海市这几年也想了一些办法，比如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两胎，取消对不生育子女家庭的奖励等。这主要是社会的变革造成的，现代人主要依靠社会保障，靠子女供养观念基本上消解了，相应的伦理观也就发生了变化。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个观念的比较大变化。
改革开放后敢说“富是光荣的”
第三个观念是义利观。
中国长期以来，财富的来源主要是两个，即所谓的“耕读”。耕就是农业生产，读就是通过科举做官，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就是这个意思。古代一个家庭被称为“耕读传家”，就不得了。中国古代商人要么非常低调，要么就结交官府，到了清朝时就买一个候补道台做做。很多商人即使赚了钱，也千方百计要让自己的子女回归到儒，培养他们念书，或者想办法买一个官做做。
传统中国其实是没有真正的私有财产的，这一点大家好像都有误解。中国历代都是“权力所有制”，所有财产都是属于皇帝的，所有的大臣、所有的老百姓，都不过是为皇帝管理资产，皇帝可以随时剥夺。皇帝剥夺财产，是不需要讲什么道理的，只要一道命令就可以。传统中国从来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汉朝时每年财政收入分三份，一份是政府开支，一份用于皇帝家族的开支，还有一份最荒唐，给皇帝造陵墓，做皇帝第一件事是先修墓把老皇帝葬掉，还有给自己修墓。
中国历代所谓的“均贫富”，其实都是“均贫”，富是均不了的，因为富的基础就是权力。要均贫富，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打下来然后分掉，但是同时也造成了社会很大的破坏。而且一旦真正掌握了政权，政策马上改变了，如果真的坐了天下，不纳粮，统治者吃什么呢？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首先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果不是开了这个门，纠正了对财富的观念，能有今天这样的情况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确是带来了不少社会的弊病，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应该肯定，一个政府能够把富民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且采取了措施，使它真正地富起来。
为什么其他国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其实基督教的伦理，原来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新教的伦理就通过对教义新的解释，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富裕，不仅是你自己的事，而且是荣耀上帝的事，这是为上帝增光。通过正当的手段致富，上帝也有面子。同时又告诉你，富了之后，应该做慈善、社会公益等等，所以你们的富是堂堂正正的。
根据新教伦理的解释，富说明你有能力，是上帝眷顾你，你也是在荣耀上帝，只要你信上帝就能富，富是光荣的。而中国在义利观上长期是对立的，你要讲义就不能讲利，富了就是为富不仁。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我们说富是光荣的，这话能说吗？多少年来我们灌输的，就是把很多优良的品质和贫穷联系在一起，好像富了就没有优良的品质了，“饱暖思淫欲”之类。
因果报应是中国人的准宗教观
最后还想说一说宗教观。大家都知道，中国历来不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除了偶然有一段时间皇帝特别尊崇佛教或道教之外，没有出现过政教合一的情况。中国人到底有没有宗教观、信不信宗教？好像都不信，但好像又都信，什么道理呢？
宗教最大的魅力，就是它能够解决很多世俗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且解决方法非常简单。为什么说非常简单呢？我们对世俗的观念、伦理或法律，我认同它都要经过一番论证，比如说这条法律为什么对，而宗教不需要这样，宗教信仰是不需要验证的。诺贝尔奖得主信仰上帝的大有人在，有人问科学这么发达，但你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吗？他一句话回答你，上帝不需要验证，上帝就是上帝，这是信仰。有人问太空人，你们到了太空遇到了上帝吗？他的回答是，我在太空的时候更加相信上帝，更需要一个上帝了。
科学再发达，也不能解释所有的现象。前不久我看到一个报道，福建一个人借了人家的钱，他不想还，就赌咒发誓说如果我借了你的钱就被雷劈死，结果他真的当场被雷劈死了。世界上偶然现象太多了，没法用科学来解释，但是宗教就可以解决。一个社会再发达，它会没有突发的困难吗？能没有冤案吗？没有误解吗？再清明的政府、再好的社会保障都是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的，但是宗教可以解决。
还有，人的追求，世俗只追求本人，最多涉及到子孙，但是宗教可以有来世。今世有再大的不幸，他知道可以升天、灵魂可以得到超度，下一辈子可以进入一个光明的世界，他就会得到安宁。正因为是这样，全世界所有民族、所有人群，都存在宗教或是准宗教，包括中国。
中国一开始是因为世俗的力量太强了，世俗已经行使了宗教的作用，所以宗教就不发达了。早在春秋时，人们就认为天是通过君主来统治天下的。太阳里有黑子就暗示着君主出现了错误，皇帝就要穿上素净的衣服，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反思自己。如果出现了地震，那是不得了，上天来警告了。如果天文官没有提前预报日食，那是要撤职的，日食表示皇帝被小人影响了。汉光武帝刘秀和严光一起聊天，晚上就睡在一张床上，严光睡着了把腿搁在皇帝的肚皮上，结果天文官第二天就报告，昨夜有“客星犯御坐甚急”。其实这就是政教合一，老百姓长期认为皇帝就是代表天的意志。
现在也有人认为儒教就是宗教，要恢复儒教的地位。我认为儒教在古代确实具有准宗教的事实，但在中国真正起作用的并不是儒学，而是经过长期的发展，儒、道、佛，甚至外来的宗教，逐步促使中国民间形成的一种观念，这个观念最大的特点，简单一句话就是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才是中国根深蒂固的一种准宗教观念。这和儒教一部分的理论是一致的，比如说早期儒教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维系了中国社会长期的稳定。你的命不好，还有来世，今世做好事来世就好了，如果这个人很坏，恶有恶报，来世做牛做马。这样大家就解脱了。
很多人说中国没有宗教，或者不信宗教，我认为这不是事实，但是说是完整的宗教体系，也并非如此。这样的层次其实比宗教低，因为宗教有完整的体系，追求的除了物质之外还有精神，甚至除了自己之外还有众生、世界。而中国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的因果报应观念，更多是追求物质或是自身，或是保佑子孙。比如说子女要考大学，到庙里烧香，如果考上了就还愿，如果考不上是不会去还愿的，这是很功利的。台湾的朋友告诉我，如果到庙里许一个愿，成功了就会烧很多香、点很多灯，但是如果不成功，可能会带很多朋友把这个庙砸掉。这就很难上升到理性，更加适合现代的层面。
我说这些和改革开放有什么关系呢？到现在我也没有找到完全的答案。中国的未来是不是需要宗教，我们能不能避免宗教？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本土的宗教？我注意到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怎么发挥宗教对社会的积极作用。我刚才说了，再伟大的国家、再高效的政府，都不可能解决社会上的一切问题。一个社会总是有相当一部分人需要宗教，而且通过宗教来解决会使社会成本很低。
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找到答案，我觉得比较可行的，政府应该制订宗教法，不是着眼于控制，而是着眼于管理。本土的宗教如果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一般来说比外来的宗教好得多，而且更加适应中国的特色。
不管怎么样，改革开放已经为我们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历来的宗教观念，面向这个事实，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这是我们以前所不可能出现的。
总而言之，我觉得中国人的现代化，除了个人的努力，的确是有群体性的提升。不一定是看整个国民，离开了特殊情况，奢谈国民性是不妥当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群体性的这些问题联系中国的现代化，我想改革开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在天下观、伦理观、义利观和宗教观等方面已经到了前人所没有到达的高度，我想今后的前途是光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