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深层次上研究经济发展因果规律的是少数专家学者的事，但从表面层次上感受经济发展结果的却是广大平民百姓。平民百姓对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看法虽然表层上情绪化无疑重于深层上的理性分析，但他们的感受可能是最真切的，重视这种感受也应是政府的责任。
令人刮目相看的高速度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中国的经济发展，那么，这个词必定是“高速度”。GDP增长率多年保持高的个位甚至两个数上面，而GDP总量更是打着滚向前翻；股市牛市冲天，一度冲破6000点大关；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大都市越来越纽约化；高速公路网、火车提速和机场建设让人似乎感到国土面积都小了许多；大街上路的各式各样的汽车更像世界各大汽车厂商在召开博览会……如此的高速度，不用说对初来乍到的外国人，就是国人隔上几个月也会看得目瞪口呆。
不容否认，有了这些快速的增长，中国经济才显得空前繁荣，硬实力才变得空前强大，国民整体生活水平才有了空前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才能得到空前提升。还不容否认，这样的高速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特殊国情的需要。比如，中国每年以千万计的新增人口，众多的贫困人群和广大的落后地区，不知要抵消GDP的多少个增长点。再比如，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也都需要在经济增长中解决。由于这些，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低了可能就等于不增长。
冷静分析高速度的主要成因
在对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及其积极作用充分肯定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冷静地分析一些左右这种高度增长的因素，理性的看待潜伏在高速增长之下的危机。就前者而言，由于外资外贸对中国经济拉动的幅度很大，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的经济是 “打工经济”，为全球的“老板”打工。赚大钱的是外国厂商，中国自己只是挣点辛苦小费。不仅如此，“打工经济”在行业、地区等方面都是不均衡甚至是严重失衡的。就后者而言，经济增长中有很大部分是靠“透支”资源和牺牲环境获得了，而资源的使用时间是有限的，环境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人们对社会发展种种失衡的忍耐程度更是有临界点的。除此之外，还要看到，从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角度说，中国经济发展还是处于起步阶段，“年轻力壮”，靠的是“吃青春饭”，持续的时间同样是有限的。由这样一些自身有种种限制的因素促成的经济发展的高速度，稳定性有多大，耐力有多大，“人老珠黄”的时候中国又该怎么办都是摆在中国面前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各级政府应当重点考虑的，应当通过各种渠道告诉不明真相的老百姓。总的看，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因素，其基础似乎都不是很牢固的，中国经济发展到达一定程度就很可能会将它们其中的一些压垮。
历史的教训需吸取
落后的国家，特别是落后的大国，越着急发展和赶超其他先进国家。可是，越是着急，往往越是速而不达，甚至南辕北辙。在这方面，已经消失了的苏联和过去的中国都有沉痛的教训。虽然建立了在理论上比西方国家更为先进的社会制度，而在实际上至少在经济方面又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但是，苏联和过去的中国都曾想在极短的时间里赶上或超过先进的国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全部赶超不可能，中苏两国就用非常规的手法改变评判社会发展先进与落后的标准，除了强调以单一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生产关系标准之外，在生产力方面将这种赶超集中在某几个甚至某一个方面，用在社会发展的小数几个方面的高速度来证明自己的先进性。苏联上个世纪30年代宣布开始建设共产主义，50年代宣布20年进入共产主义，60年代宣布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而中国在50年代末期宣布三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几乎都是以某些方面的高速度为标志的，比如钢的产量，粮食产量等等。这样的做法可以满足短暂或一时的心理快感，但是，接踵而至的直接的灾难性后果自不必说，更为严重的往往是正常的社会功能的丧失，从而影响了它们后来的发展。苏联后来的垮台与此不无关系，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与此也不无关系。
速度上的“软着陆”
对上述这些人们可能有不同的认识，但有一点绝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中国不可能永远按时下这样的高速度发展，速度慢下来是迟早的事。如果硬是人为地撑着不让经济发展速度放慢，也就是说人为地为了高速度而保持高速度，那么，这样的高速发展就令人担忧，而结果弄不好会是灾难性的。
考虑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因与现状，为了避免这种后果，中国现在似乎需要有勇气主动地调整经济发展速度，在某些方面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从而使经济发展在速度上实现“软着陆”。具体说，所谓调整，一是放慢短期的、成本代价比较大而负面效应又很突出的经济发展的速度；二是提升长期的、成本代价比较小而正面效应很突出的经济发展的速度。这样调整的结果实际上也就是说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因为这样做能够使经济发展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发展更为平衡与协调。
实现经济发展速度的“软着陆”，可以使人们心理逐渐适应经济发展放慢，早做心理准备，避免因反差太大产生的恐慌。社会发展的成熟程度不仅表现在物质上，也表现在心理上。现在的中国经济发展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在心理层面上都不够成熟。前者以高楼大厦和高速公路为例，尽管建设者高喊着“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口号，可是，现在的建筑成果，百年之后怎么样只有天知道。但人们现实目睹的却是豆腐渣工程到处都有，用不几年就得重修甚至废掉标志性建筑也到处都有。后者可以全民炒股、全民买基金为例，见到股市不断地冲高，就连多年退休在家的老头老太太都拿出多年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养老钱炒股买基金。真想像不出，万一哪天牛市变熊市，基金成泡沫，这些人该怎么办。因此，需要及早、适当使高速度降温，缩小发展高速度地区、行业与发展速度较慢地区、行业之间的差别。
实现经济发展速度的“软着陆”，还可以避免走回头路或者尽可能使这种回头路走得短些。从苏联和过去的中国的经验教训上看，因心急和忙于赶超而出现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常常会有偏离正常发展轨道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地方。对此，越早放慢速度甚至停下来，就越有益于纠偏，也就可以少走回头路。苏联最终垮台了，原因之一就是逆历史发展方向走得太远太远，以致于历史不再给它返回的时间。中国改革遇到的最难之处也都是当初走得最远的地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凡事不长远地想，不综合地想，只途一时一事的痛快，最后的损失只会是更大。从这个角度说，放慢速度绝非是“失”，而是“得”。
关键在于消除变观念上的误区
然而，话是这样说。近些年来已经看惯了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人，似乎已经无法接受经济增长放慢的现实，自己把自己置于不胜寒的高处，放在熊熊烈火上烤着。支撑着这种经济发展高速度“情结”的还有长期形成的一种观念，那就是似乎只有经济高速发展才表明一个国家的进步，表明一种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反之，发展速度慢则表明一个国家或者落后或者垂暮，表明一种社会制度有问题。
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至少要注意时间和空间上的可比性。不能让一个小孩和一个成年人比力量或让一个年青人和一个老年人比奔跑速度，然后得出结论说，成年人是进步的小孩是落后的，年青人是进步的而老年人是落后的，因为他们各自的发展阶段不一样，身体状况不一样。西方发达国家搞市场经济已经上百年或几百年，而中国搞市场经济才二十多年，各自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差别极大。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GDP增长2~3或许就不算低了，可对中国来说，5~6%可能都不算高。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当一个国家市场经济制度完善起来，各方面发展比较协调的时候，经济发展速度往往是在小幅的和稳定的刻度上定格。这时，经济发展速度可能不太高，但它的背后却是整个社会的协调与和谐的发展。
中国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要使自己成熟起来，对此，不能总指望有种种缺陷的“高速度”，而是应当谋求稳稳当当的全面发展。走得慢，但总在正确的方向上稳步走，这是我做事的信念，不知是否可以用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期待上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