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验一再提示:当一个国家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至3000美元时,是社会矛盾最突出、变化最剧烈的时期。2006年我国人均GDP2042美元,正好处在这个阶段。更由于我国人口、资源、体制的特殊性,终于使得中国持续了29年的改革进程陷入两难困境。
一方面要加速推进工业化,另一方面又要避免重化工发展高能耗、高污染对于已很脆弱的资源环境的致命伤害;一方面高投入难以为继,需要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又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产业以吸纳劳动力缓解社会失业压力;一方面要顺应发展趋势推进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大量圈地导致耕地减少、农民失地的问题。
一方面市场经济要求平等、自由、竞争,另一方面高度集中缺乏制衡的行政权利又牢牢掌握着经济命脉和市场资源,为平等、自由、竞争设置重重障碍;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却是现实的贫困两极分化,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改革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比任何转型国家都表现得更充分、更彻底,比如权力的腐败、环境的破坏、道德的沦丧、黄毒的泛滥等等。
在更深层面,一方面经济发展的多元化必然产生不同取向的政治诉求,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政府必须选择与现实发展并不一致的左翼路线;一方面迫于民意政府必须高调反腐,另一方面体制内反腐也被事实证明其速度赶不上腐化的速度;一方面政府总会有一种“善治天下”的冲动,会不断提出新的“理论”作为一届政府的旗帜,另一方面人们发现无论在指导思想后面增加多少“后缀”,都改变不了理论的苍白和与现实的距离。一方面“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是构成政权合法性的最重要基础,执政党不可能放弃,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价值即公平与共同富裕,在现实中已经荡然无存!一方面“不受制约的权力”加上“权钱结合”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一切“社会病痛”的最终根源,另一方面别的国家行之有效的三权分立、多党制、言论自由等经验与我国现行体制高度不兼容。
中国改革终于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在理论上可以还说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是生产力的发展不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高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事实上中国目前的主要社会矛盾已经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尖锐矛盾,是特权小集团利益与广大民生利益之间的尖锐矛盾。矛盾的解决不外乎两条,一方面可能是自上而下的变革,另一方面可能是自下而上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