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清晨，北京大学燕园校区，一位老人坐在二教走廊角落的座椅上。他面色红润，戴一副眼镜，身穿浅色棉麻衬衫，体态微胖，不时用毛巾擦汗。虽是暑假，不断有学生走过，他边喝咖啡，边观察这些来往的学生。学生们则很少留意到他。
他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李中清，现在是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每年夏天，他都会来北大教书，今年的课题是“从量化数据库理解1700-2000年的中国”，其中一部分研究就是以北大学生为对象进行的。
李中清和研究团队把64500名北大学生的学籍资料录入电脑，从中发现了北大招生的秘密——那些每年9月能拿着录取通知书报到的新生，能考上北大，除了成绩，还存在其他复杂的因素。
饭局上的“诱惑”
李中清今年64岁，从最早专业学习古代史算起，到现在，已经40多年。他对历史的研究方法不仅涉及到史料运用，而且会使用大量数据分析。
李中清是华人诺尔贝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的儿子，幼年时，李政道希望他能走上理工之路，经常辅导他学数学，但李中清说，“只要他坐在我身边，我的大脑就会一片空白，后来他只能放弃。”
李中清大学之所以选择历史，也是为了不想太依赖数学，不想受父亲影响太大。上世纪70年代，李政道给他写过一组数学公式，当时他只是背了下来，并没有真正理解。现在他还保留着这组公式，而且，等到他开始用数据分析的方法研究历史，也把这组公式反复运用到工作之中。
最终回到父亲的“影响范围”内，多少有点偶然。1983年，李中清到北京，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偶然听说辽宁省档案馆有一大批历史资料在申请销毁。当时他立即请第一档案馆的朋友帮忙联系，又去辽宁省档案馆查阅这批档案。最终，他带了5大本乾隆时期的人口登记资料回美国。
李中清只是觉得这些内容很有价值，并没有想好怎么研究。即便在美国学界，对这种系统的人口史料研究，都缺乏经验。他后来听说南加州有位学者分析过类似的日本人口史料，就跑去请教。在对方帮助下，他利用IBM电脑建立起数据库，开始用量化分析方法进行研究。之后，他开始大量收集中国东北各地的历史人口史料。这个过程花了他20多年时间，最终建立起基于八旗户口册的中国多代人口数据库系列，包括辽宁、双城和皇族三个子数据库。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当时李中清在北大担任客座教授。有一次，时任北大副校长迟惠生请他吃饭，聊起李中清的研究，迟惠生说，北大也有非常齐全的“人口数据”：学籍卡。这又把李中清的好奇心勾起来了，他很感兴趣，提议把这些数据录入电脑，他们来分析看有什么结果。
当时国内还没有高校向学者公开过学籍卡资料，更别说对外国学者。根据李中清的经验，外国学界很强调公开，国内这方面，特别是档案馆，对保存的材料态度很不一样，“他们可能觉得最重要的是保护，不是应用”。没想到，当时主管北大档案工作的何芳川副校长对此也积极赞同。
“97、98年，国内的气氛有点不一样，”李中清向本刊回忆，“香港回归，北京提出申办2008年奥运会。我觉得国内的人比较乐观、自信。当时校长也很有趣，他很支持，也没有问我研究这些东西干吗。”
北大不喜欢？
7月26日，李中清给学生们讲的是这门课程的第八节，“过去的财富积累和分配”。他讲课风格和做研究一样，严谨甚至有些古板。他对着电脑上的PPT课件读，十几个学生很安静地听，课堂氛围并不活跃。其间，李中清调侃，2000年左右，他来北京，关注到房价问题。当时觉得房价好贵，现在回头来看，后悔死了。学生们听闻，笑了起来，但很快，课堂又恢复了原来的沉闷氛围，只有他讲课的英文声。李中清让学生们谈课堂收获，没人回应，他只好一个个点名，站起来的学生，也只会说些增长了视野之类的套话。
根据北大官网介绍，这门课程分为十讲，共计30个课时。授课面向国内外（课上有在美国香港读书的中国学生）所有高校高年级学生和研究人员，课程费为4000元。在对李中清和课程内容进行介绍时，北大详细回忆了他从辽宁省档案馆发现资料的经历，但对他和团队研究北大学籍卡的过程，却避而不谈，只说了一句“也产生了如《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的学生社会来源1952-2002》等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著作”。
这项研究，有一个很好的开始，结果却有些尴尬。
由于从未对学籍卡数据进行过系统整理，1998年提出研究动议时，包括北大校领导在内，没人知道北大生源到底有何特色。不过当时学界已出现一些推测，学者们普遍感觉，改革开放后，中国精英教育越来越接近西方社会，不平等问题突出。一种主流观点认为，社会较高阶层总是教育扩张的最先受益者，只有当他们的需求达到满足，教育扩张的好处才会轮到较低阶层，这就是影响广泛的“最大限度维持不平等”假说。如果这种假说成立，那么北大的学生则多来自有钱有权的家庭。
正当李中清和两位副校长商议，为此项目提供经费和技术支持时，北大校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档案工作转由吴志攀副校长负责，他同时也是法学院院长。李中清发觉，对学籍卡的研究，吴志攀与前任态度很不一样。他对国内规矩很重视，毕竟没有类似先例，他也很小心，不轻易做决定。学籍卡项目一度被搁置，直到2002年，双方对学籍卡数据库建设的意义和法律安全问题多次深入讨论后，才正式启动。
根据最终达成的协议，考虑到数据安全性，李中清和团队中的校外人员不能直接接触档案，档案录入工作主要由北大社会学系研究生和档案馆专职人员操作。2003年起，他们将1952年至1999年间64500多个北大学生学籍卡数据输入电脑。为保护学生隐私，学生的姓名和照片都会被取消。整理好的数据库被放置在档案馆专门的电脑中。这些电脑都经过了物理隔断处理，无法联网，防止数据泄露或被窃。机房也是禁地，外人不得进入。
“坦率讲我们进馆不到三次，后来就不允许了”，李中清说，双方合作的氛围，与1998年相比，更紧张一点。当然，他们也在和苏州大学合作，将其1933年至2003年间86000人的学籍卡进行数据化处理。“实际上在书里面，我们分析苏州的材料比分析北大的材料还更详细一点，因为苏州的材料还让我们多次用，北大没允许。”
在完全接触不到数据库的情况下，李中清和团队设计了一套软件程序和算法公式，再通过北大相关人员在档案馆电脑上运行。经审阅后，北大再把运算结果转交给研究团队分析。这使得研究过程变得很复杂，按照以往经验，这种数据分析过程中，李中清和团队会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小调整，但这次没办法做，“因为数据需要绕一个大圈我才能看”，李中清说，效率不高，这也影响了他们的分析能力，“限制是比较厉害的”。
李中清还曾到北大招生办了解情况，“可是因为招生办在国内受很多压力，他们对我们不对抗，可是也不特别开放”。
历时五年，北大和苏大的学籍卡数据库的分析终于出炉。五十多页的报告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李中清把报告陆续寄给北大相关领导，希望获得某些补充或回应，“可是他们都没有正式的回应。他们不一定对我们的结论特别喜欢”。
家族往事
虽然从小生长在美国，但几乎可以说，没有中国的高考制度，就不会有今天的李中清。他从小也认为中国的高考制度是一个很高明的制度。
“爸爸一直跟我说，国内如果没有高考制度，他就无法上大学。”李中清说，“实际上，他整个（事业）都是从高考开始的，没有这个制度，他整个（发展）就会受阻。”
李中清向本刊介绍，1943年，他的父亲李政道决定考大学，但由于当时国内局势混乱，李政道高中没有毕业，也就没有高中文凭。没想到，在证明年龄达标后，他一样有资格参加高考。他最终考上了浙江大学化工系，后转入国立西南联大。攻读物理系期间，李政道能力得到老师们认可，吴大猷教授推荐他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书。十四年后，李政道与杨振宁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我的祖父在上海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不是特别成功。”李中清说。李政道的父亲李骏康是南京金陵大学农化系首届毕业生，毕业后经营化工产品生意。母亲张明璋，是上海启明女子中学毕业生，18岁与李骏康在上海结婚，生育五男一女，李政道排行老三。
没想到，多年之后，父亲这代人的经历，也进入李中清的研究对象。北大和苏州大学的项目完成后，李中清和团队仍然在扩充数据库规模，他们陆续找到绝大部分清代举人、贡生、进士和官员、大部分民国大学毕业生和公务员、1949年后的部分大学毕业生和众多“211工程大学”的校友，录入数据库中。
李中清说，相对而言，民国时期高校学生资料的开放度和完整度更高，民国约有18万大学毕业生，他们收集了10万份左右来自25所大学的学生记录。最终研究结果发现，从1906年开始到1952年，超过60%的教育精英是地方专业人士和商人子弟，尤其是江南和珠三角地区。
在李中清团队看来，当时高中教育只能覆盖3%左右人口，大学招考方式也非常不利于贫困家庭子弟，这进一步降低了社会中下层获得精英教育的可能。
这种情况，与李中清在美国大学看到的相仿，据他介绍，哈佛、耶鲁等美国顶尖高校1/3以上的学生来自美国5%最富裕的家庭。
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2008年1月，李中清赶到北大，公布最终的研究结果。在一间会议室里，除了李中清团队外，还坐着北大副校长、教务部主任和社科部的几位学者。当时屋里氛围有点紧张，谁也不知道这六万多名学籍卡究竟揭示了什么结果。
“请问在坐的各位，有谁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李中清问道。
在场的所有北大领导和学者，都表示自己是家里第一位大学生。这与报告里反映的情况也相吻合，“出乎我意料之外”，李中清说，他原以为会像国外那些名校一样，北大的学生们更多也是来自精英家族，“像60年代，苏州大学、北大40%-50%的学生是他们家庭第一个上大学的，这在国外没有先例”。
民国的情况如果继续发展，很可能出现李中清预想的结果。但1949年政权更迭，也给中国大学的招考带来了变化。新政权成立之初，“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的学生几乎全部来自城市和城镇，主要集中于专业技术人员、干部和商人家庭”，李中清他们在《无声的革命》一书中写道，但之后数十年，来自农村和工人阶级家庭的学生逐渐增多。
李中清等人还注意到，新政权初期，迅速增长的农民子弟，大部分还出身地主富农，但到1950年代末的“大跃进”前后，作为农村底层的贫下中农“瞬间”增加。北大1956年至1966年的学籍卡缺失，以苏州大学为例，1957-1959三年内，地主富农子弟数量从50%跌到10%以内，而贫下中农子弟1957年才22人，第二年就暴涨至242人。据研究团队分析，这可能与之前高考政治审查并不严格有关，但1957年发起“反右斗争”后，中央特别下发文件，要求加强政审，很多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由此失去了机会。
原北大副校长王义遒读大学就赶上了这个时期。1951年，王义遒考上了清华物理系。次年，由于院系合并调整，他转到了北大物理系。他的父亲是工程师，算是来自专业技术人员家庭的学生，但像当时班里大部分学生一样，王义遒也来自农村。
“我们那时候基本上还是一样的，比如说地主成分都无所谓。”王义遒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土改、镇压反革命，这些政治运动多了以后，特别是‘反右’以后，就比较强调阶级成分了。”
革命年代
1970年代，在美国耶鲁大学读书的李中清也开始参与政治运动之中。当时很多美国年轻人都在反越战，李中清也满脑子反抗与革命。他因参与封锁高速公路被捕，之前，还和学生们一起围堵校长住所，不让其出门。在离开监狱回宿舍的当天，李中清的母亲问他，如果给他一个去中国学习的机会，他是否愿意放弃在美国的这些“运动”。李中清一口答应。
在周恩来特批安排下，李中清和另外两名华裔物理学家的孩子来到中国大陆读书。另外两个人去了北大，李中清被安排到上海复旦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开始首次体验中国的“革命”。
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阶段，一些年轻人炮轰高考是科举制度的延伸，1966年，在得到相关领导支持后，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通知，暂停高考。1970年，部分高校才以“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
这一年，北大的领导们也收到中央批准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规定这两所高校选拔学生的条件为：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贫下中农、解放军和青年干部。
李中清在《无声的革命》一书中引述专家说法认为，当时通过推荐上大学的学生，70%来自干部子女家庭或者有政治背景。一位四川知青回忆说：“（高校）招生几乎完全被公社及大队干部所垄断。有些地方将这些干部的娃娃依次排队，推荐名单竟排到了1987年。”
刘晓萌在《中国知情史：大潮1966-1980》一书中也写道，1970年部分高校开始试点招生后，“走后门”入学取代“走后门”当兵成为干部子女角逐竞争的热点。
李中清虽然来到中国，但对高校的情况了解并不太深。“当时不允许学生跟我讲话”，李中清回忆道，在中国这一学期，最快乐的时光是在上海柴油机厂学工。工厂文化相对开放随意，李中清也和工友们聊一些自己不明白的问题。他逐渐意识到，这些表面是一个集体的工友们，都来自不同的派系。“实际上他们互相恨，因为以前打过。”
另外有一次，一位耶鲁同学给李中清写信时，附了一张麦当劳汉堡的包装纸，说“你想家时可以闻一下”。结果，国际关系学院的班组书记担心其中有内情，非要李中清解释这张包装纸是什么意思。
“聊到中国的复杂，并不是像当时国外想的那么简单。”李中清回忆道，“二十岁的我已经稍微体验过，国家社会革命不是以前想的那么简单的东西。”
无声的革命
1979年，李中清第三次来到中国，这次，他进入北大进修，跟随考古系的邹衡学习金文，后来又去听谢国桢讲明清史。当时中国刚刚恢复高考不久，各种出身限制陆续取消，以成绩为主的客观考试，再次成为录取的主要根据。北大校园里的学生构成，也再次悄然发生变化。
看到北大学籍的分析结果，李中清才意识到，自己在北大进修时候，身边的学生超过三分之一都来自知识分子家庭，到80年代，这个比例甚至达到50%左右。那时候在校园里，女生相对较少，即便是北大这样文科比重很大的学校，男女比例一度都能达到4:1。相应地，来自工农家庭的学生比例则开始降低。李中清后来认为的第三次“革命”由此登场。
对北大学籍数据进行分析后，李中清团队总结出大学生源变化的三个阶段：新政权成立初的十七年（1949-1965），国家通过“出身照顾”为主的各种措施，使工农及革命干部子弟成为受教育主体。十年文革（1966-1976）期间，“出身决定论”盛行，以“推荐入学”和“工农兵学员”制取代高考，学生的社会来源大受影响。1977年高考恢复后，为实现“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目标，大学要从最广泛的人群中选拔智力最优秀的学生，工农阶层基本处在相对弱势的起点上与其他阶层竞争。
李中清与合作者梁晨在撰写报告时决定，将这三个变化命名为“无声的革命”。
李中清的父亲李政道，也为这场革命做了一点贡献。1983年和1984年，李政道两次给邓小平写信，建议借鉴国外的博士后制度，在中国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两年后，北大第一次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
五十年代考入北大的王义遒，当时已是北大教务长。经历过一段狂热却压抑的时期后，社会上的活力逐渐恢复。但王义遒却发现北大正在酝酿着危机。
“一些人可能觉得北大已经是老大了，在全国也没什么对手。但是我自己感到，很多兄弟院校已经走到北大前面了。”王义遒说，1986年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访学回来后，他发觉北大有一点“老气横秋”。他建议北大要建设“一流大学”，当时的本意是要北大跟国际学校比一比，给全校教职工设一个向上的目标，激励一下人心。但没想到因为没有在“一流大学”前加上“社会主义”，没表明阶级性，还被教育部的某位领导批评。
“加上社会主义有什么意思？我们跟谁比呢？就跟朝鲜的金日成大学，越南河内大学，还有古巴的哈瓦那大学比？”王义遒回忆道。
越依赖面试，穷人机会越小？
1998年，正当李中清和北大相关领导商议学籍卡数据化时，北大的校领导们也在筹划着另一项计划。
当年是北大建校一百周年，5月4日，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江泽民发表了被称为“科教兴国动员令”的著名讲话，其中提到要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校庆当天下午，校领导一起开会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应向中央提交一份报告，目前国内高校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太大，建议国家应有一项特殊的支持计划。王义遒当晚起草报告，后联系清华大学联合递交，这就是“985工程”的雏形。
有了“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北大在教学、科研、招生等领域也开始大动拳脚。当时王义遒已经开始担任北大常务副校长了，招生工作归他负责，为了实现政府一流大学的目标，人才选拔标准和方式也面临改革。
恢复高考初的几年，北大的招生标准基本就是看高考成绩。但进入八十年代，分数的含金量渐渐产生变化。负责招生的各院系老师会对自己招的学生进行跟踪，结果发现不少高考分的学生到了学校表现并不理想，一些人反而落后了。据王义遒介绍，一项北大针对状元的调查显示，真正的状元，后来表现非常出色的人很少。
八十年代中期，北大在招生中开始尝试保送。各省市的高中会推荐一些学生，由北大老师面试。这些学生不一定分数特别优异，但悟性、组织力和与人相处等能力比较强。王义遒的一个理念就是，“死读书的人将来肯定很难在事业上有发展。”他记得，当时每年大概有一两百学生通过保送进入北大，不到总录取人数的十分之一。
这种非主流的招生方式不断发展，得到越来越多高校认可。2003年，教育部发布一系列关于自主招生的文件，部分高校开始试点工作。据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秦春华介绍，之前学生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考试分数上，试点工作的初衷，就是纠正统考的录取模式存在的弊端。
他们希望通过这场变革吸引学生“转向去关注大学更为看中的，比方说学生的理想抱负，兴趣爱好，好奇心，创造力，批判性思维等等更为重要的非智力因素，从而使基础教育领域里面极为严重的应试培训有一个纠偏效应”。
经过近三十年的探索，2013年，北大首次全面启动“元培综合评价系统”。以当年选拔为例，全国292所中学共向北大推荐了425名学生。北大有280余名教授参与选拔。每位申请者至少要面对12名不同领域专家的考核，依次经历初步审核评价、学科基础面试、综合面试、随机抽查笔试和体质测试，之后系统会给出结论，再由18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依次分析每位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决定其是否获得推荐资质。
秦春华认为，“元培综合评价系统”通过程序正义实现了结果， 解决了长期困扰北大的“公平”问题。
但李中清却对此一直持怀疑态度。1990年代，李中清在加州理工学院担任本科生选取委员会主席一职，他和同事做了一项统计后发现，有了客观录取标准后，学生家庭年收入的平均数竟骤降数万美元，与斯坦福、哈佛、耶鲁、麻省等学校比，看分数的加州理工学院收的学生也更穷一些。也就是说，根据这份调查结果，越严格依照考试成绩录取，穷人机会越大；越依赖面试等主观标准，穷人机会越小。
就在北大开始实行“元培综合评价系统”的2013年，《学习时报》刊文指出，重点高校中农村孩子的比例在减少，以北大为例，20年里农村学生从30%降到10%。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知识改变命运”。
李中清仍然在继续这项研究。北大与苏州大学的研究完成后，他曾向北大提出，继续把2000年后北大的学籍资料纳入系统，但北大方面一直没有同意。但他后来得到了华中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的支持，把学生资料录入数据库。同时，他们还试图和高校校友会合作，追踪这些学生毕业后的情况。
“当然希望继续做，但是我们也不着急，等着时间过去很多东西就会变成历史，”李中清说，“一变成历史就会不那么敏感，政治化的因素也会变少，我们能够比较客观地去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