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过往与现实的记忆，当它历久而弥新、鲜活而不失真并且得到切实、恰当表达的时候，它就有可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题记
1
1968/11/25。新疆。哈密汽车站。
站在一辆卡车前，一边看着这辆车的司机给汽车轮胎上防滑铁链，一边听他对我发火，这车你也敢坐？你不怕死？我说，那你呢？他火更大了，骂了句粗话，我是没办法，伊吾那个鬼地方等着柴油哪！我不再吱声，怕他突然变卦，不再搭载我。我在哈密等待分配的日子，早有所闻，伊吾的交通是个大问题，冬天，若遇大雪封山，交通中断，商旅不行，伊吾便成孤岛。几天来我的等待分配，其实就是等待到伊吾的便车，等得也急。比我更急的是哈密地区大中专学生分配办一位接待我的干部。他的急，是怕我变卦不去伊吾了。就我所知，已经有好几个答应去的人反悔了。我是主动要求去伊吾的。但他还是急。他担心“下一刻＂我也可能反悔。他不知道的是，我哪会反悔，我求之不得。我不便明说的是，越是所谓的鬼地方，越适合我。人越少的地方，越适合我。伊吾在东天山之北，属半高寒区，是新疆人口最少的县。毛主席说，除了沙漠，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去沙漠是不可能的，那里活不下来。但去一个人口少气候环境较为恶劣的地方，左中右的界线可能就没有地少人多的地方那么鲜明。古谚道，人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现状是，人多斗争多。后一句就不甚了了了。好在我并没有“好过年＂的奢望。如果我奢望什么，奢望的不过就是一句归去来兮。车总算找到了，分办干部满脸都是倦意地通知了我，还说这车来之不易千辛万苦。接着交待，见了司机少说话，要说就说感谢的话。我照办了，见到司机的第一句话就是，谢谢你了，谢谢你让我搭你的车。
来到车前我才知道，这是辆运油的卡车。我心里有点发怵。坐卡车行远路在我是常事，但在大冬天坐到油桶上却是第一次。油桶太过冰凉。发怵的事还后面。他给车轮装好防滑链后直起身子，说，我可以让你坐到驾驶室的，但还是不坐的好，要是车子在山上翻车，你坐在驾驶室跳车也来不及。说着，他打开了驾驶室的车门，让我把行李放在副驾驶位上。他自己转向另一边打开车门，拽出一件皮大衣丢给我，用近乎命令的语气说，穿上！接着又火气十足地说，在车上别打瞌睡！──这明明是在说，你得随时准备跳车。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过往的先人啊，你們中有谁曾写“伊道”之难？
汽车启动了，我的心反倒踏实下来，不再发怵。活着或者死去，是个问题。那是哈姆雷特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单纯得多，把眼睛睁大点。在我不算短的人生里，有一个不需自我提示的坚持，便是睡着了，也有一根神经醒着。
上山了，车子的爬行变得吃力，引擎声大了，有嘶音，一如哮喘病犯了。山路崎岖，七拐八折，雪野迷茫，满眼皆白。有那么一两次，车轮轻轻地打过一下滑，却也有惊无险。我眯着双眼，望着无言的群山与松林，迎着厉鬼一般哭泣的寒风，也奇，心里涌出的竟是一股暖流。
2
苇子峡公社第二生产队队长鲁苏努尔在接到县知青办的电话通知后，连忙亲自驾车赶往县城。我在县招待所见到他的时候已时值午后，他的眉毛睫毛和胡须上依然满是霜花。他的每一次呼吸呵出的热气使眉须上的霜花连成一片，幻化出形态各异的图案。他戴着一顶有护耳的破旧的毡帽，帽沿搭拉着，帽的顶部有个不小的洞，露出一缕坚挺的头发。他的头发是黄色的。透过霜花，可以清晰的分辨出他眉毛与胡须的颜色，它们也是黄的。他的眼睛也呈黄色。他身上穿的一件没有布面的光板羊皮袄，赭黄如土。他四十多岁模样，鹰眼，目光却很柔和，柔和得有如绵羊。
听说他是来接我的，我向他伸出手，他迟疑了一下，伸出手，跟我握了握。
很快上路。当马车进入峡沟（这个名字是我后来知道的）眼前的山与路便完全跌入前不着村后不挨店的空旷世界里了。鲁苏努尔挥动马鞭了。鞭子在空中飞舞，不时发出一声炸响，每到爬坡他便站起来，嘴里吁吁两声，在鞭子的炸响声中，马车飞快地爬上坡顶，几声快意的呵呵便从喉咙里大声呼出。这个时候的鲁苏努尔便有点儿像顿河边扬蹄飞马意气风发的哥萨克了。
鲁苏努尔寡言。路上，他几乎没有主动跟我说过一句话。天冷，路也不好，马跑得又快，车子颠簸得很厉害，也不容我主动跟他多说什么。他不怎么会说汉语，我的一点点维语在他那儿似乎也不怎么顶用。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也没有说上过几句话。
马车驶进苇子峡时天已大黑。我从车上起身的时候，发现身子骨散架了一般不好使。鲁苏努尔一边卸马，一边指了指眼前一座影子般的低矮破旧的房子，说了声请。
有人举着一盏马灯从房子里出来。那是一个包着头巾的女子。鲁苏努尔对我说，我的洋缸子（维语，妻子）。
马灯的光亮照了鲁苏努尔妻子的脸。她是年轻的，她是美丽的，她年轻美丽的面容比她手上的马灯更光亮。美丽总会让人伫足。我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的时间肯定比在县招待所第一次见到她的丈夫时长一点点。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叫依得勒斯的小伙子并从他那儿得知，鲁苏努尔不是本地人。他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他原是个牧人。他喜欢草原喜欢羊群。干农活非他所愿，当生产队长也非他所愿。但他还是留下了，留在了这个巴掌大一块的小小的村落。他是为这个女人留下的。他的女人是苇子峡最美丽的女人，不单单是苇子峡，鲁苏努尔自己说过的，他的女人是他见过的女人里最美的。鲁苏努尔走过很多地方，鲁苏努尔见过很多女人。依得勒斯向往地说，我以后也要走很多很多的地方。
我见到鲁苏努尔妻子时当然还不晓得鲁苏努尔这个被美丽俘虏的故事。我对他妻子问了声好迳向大门走去。就在我快要到门口时，从后面赶过来的鲁苏努尔轻轻按住了我的头轻轻说了声，别碰着了。我这时才惊觉到，如果进门不弯腰，头一定要撞在门框上的。言语不多的鲁苏努尔此后又专门交待过一两次：进门时一定别忘了弯腰。以后的日子，我每见他进门他都要把自己弯成一把弓。
屋子很小，马灯很亮。他们的几个孩子已在炕上睡着了，看样子都还小。在县招待所头一次见鲁苏努尔时并不觉得他有多老，当他与他年轻的妻子坐到一起的时候，我才觉出他已经老了。很老很老。也许他是太过疲累了满脸的倦容让他显老了。他奔波了一天了从凌晨到深夜，天又是如此的冷。他脱下没有布面的光板羊皮袄露出了嶙峋的身子。他妻子接着皮袄，他对妻子说，他是我们的客人，是毛主席让他们来的。
他妻子说，我知道。
他们用的是本民族语言，维吾尔语。我听懂了。大骇。
她浅浅一笑，脸上泛起红润。
她清纯而美丽，她的皮肤她的鼻子她的睫毛她的眼睛一如她的目光，好像是从大山深处涌流而出的汩汩温泉，日夜鸣奏着的幽谷之声。如果她的穿戴也如幽谷的林子一样青绿鲜亮，便成绝响。
那晚，我就睡在他们的家里。睡在他家的炕上。他们把最暖和的靠着炉灶的炕位给了我。
那晚，我睡得很沉很香。
睡前心有不安。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与一对刚刚认识的老少夫妻睡在一张炕上。那也是我第一次睡炕。钻进被子时，身子骨似乎还颠簸在路上。少顷，满炕的热力将我温柔的环抱了。荒原小村的静寂将我慢慢消融了。我伸展开肢体，静静的感受来之不易的这份热这份静。我颠簸得实在太久了。从我始知世事的那天起，我似乎就一直在颠簸中，永无宁日的颠簸永劫无回的迷茫。我在颠簸与迷茫里过早的老了。这个颠簸与迷茫并非始于１９６６年的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年开始的只是一次大颠簸大迷茫。
我累了，我想睡了。
那晚，在鲁苏努尔家的炕上，我睡得很沉很香。
后半夜，我被小孩的哭声闹醒。不一会，一切又归于平静。许是孩子的小嘴已含住了妈妈的乳头。我嗅到了奶的香味。风拍打着门窗，不断有冷风从门缝里钻了进来。我的脸上感觉到嗖嗖的寒意。却也反衬出被窝里的那个热烘与舒适还有惬意与踏实。
炕真是个好东西──北方的炕啊农民伟大的朋友。
3
依得勒斯是二队的记工员。依得勒斯十七八岁模样，一张圆圆胖胖的脸，一双总是含笑的眼睛。那笑，既是大人式的，也是孩子气的。我到苇子峡的第二天，他一早就上门来找我了。那时鲁苏努尔已不在家，鲁苏努尔的妻子见他进门，便用维语对我说，昨天他等你很晚很晚，不是我赶他，他还不走，他听说你是大学生，他想见大学生是个什么模样。依得勒斯不接鲁苏努尔女人的话，走过来抓起我的手，走，我们到外面去。我跟着他到了外面，甚是吃惊，都深冬了，秋麦的打场还在进行，吃惊的还有它的打场方式，大大的石磙闲在一旁不用，却役使着一匹匹马在麦秸上踏来踏去，悠哉游哉慢条斯理。后来我还得知，县粮食局想给这个贫穷的公社做点好事，给他們引进一部柴油机与磨面机。但他們也把它闲置了。后来，我才知道，这闲置也有闲置的理由，马踏出的麦子吃起来香，水磨磨出的面吃起来劲道大。村子里有眼井，人們却舍近求远到山脚的泉里取水，泉水比井水甜。我从鲁苏努尔家搬出自己打理生活后，也是去水磨房磨面。我还照过一张骑着毛驴从水磨房磨面归来的相片，装满面粉的麻袋和我压弯了驴背，麻袋的一角与我的两脚几乎没入水中，毛驴正从一条小溪趟过。水磨房就在小溪边。
依得勒斯会说几句汉语，我会说几句维语。我的维语比他说的汉语好一点点。我们的交流没有任何困难。说不清的时候便打手势辅以眼神。手势与眼神的丰富性有时候不比言语来得差，而且颇有点微妙。他对外面的世界有一种天然的冲动。我对诚挚的友谊有一种本能的渴望。那个时候，他正从少年向青年“转型＂。不但对外面世界满怀憧憬，也对自己身边的世界乃至自身世界充满好奇。在他的眼里，我是见过大世面的，我便就近成了他的外面世界。北京大吗？他问。我说，大。上海大吗？我说，大。他问，北京大还是上海大。我说，上海大。呀！他惊得搓开了手。看去，他对上海比北京大不但不解而且很不服气。
一个黑咕隆咚的夜晚，我和依德勒斯从鲁苏努尔家里走出，他走在前面，他的所谓走，其实是跑。我也跟着他跑了起来。噗嗵，我倒地了。这个倒地动作来得太快，不知是绊着了什么硬物还是我一脚踏空。我来不及出手自我救助与铺垫，脸就结结实实砸到冰凉的地面。几粒坚硬冰凉的羊粪也适时嵌进了我的嘴巴。我马上感觉到那是羊粪，虽然我什么也看不到。我赶忙爬起，脸一离开地面，就张开大嘴，奋力吐出羊粪疙瘩和它的残留物还有气味。
依得勒斯听到了那个噗嗵声，转过身来并且适时打开了手电筒，见状大笑，他看到我刚刚从嘴里吐出的羊粪蛋，笑得几乎要倒地了。我说，你还高兴！他说，你吃上了我们这儿的羊粪蛋蛋了，你是我们这儿的人了！我说，吃了羊粪才是你们的人，哪有这个说法！他俯身从地上拾起一颗羊粪蛋，放在电筒光下一照，这是黑珍珠！你看，像不像？这样好看的羊粪蛋，只有我们这儿才有。不等我开口，又大笑起来，将电筒光对准我的脸，伸出另一只手在我的脸上拍了拍，就像他平时拍衣服上的灰土，有点肆意，有点漫不经心。这个时候的他俨然是个比我还大的大人了。
这次，他没有将白亮的电筒光直射我的眼睛。他以前经常将电筒揿亮后直直对准别人的眼睛。
依得勒斯喜欢在黑夜里玩电筒，喜欢猝不及防将揿亮的电筒对准别人的眼睛摇晃，然后兴奋地发问，我的电筒亮吗？他非常喜欢得到别人的夸奖，夸奖他的亮光。有次，他对我也如此这般，也如此这般兴奋地发问，等待我的夸奖。我让他很失望，不但没夸奖，还用手遮挡住眼前的亮光，还说，用电筒光直直照人家眼睛，不好啊！他说，我的电筒不亮吗？我说，这跟亮与不亮没关系。
那时候，电筒在当地不但是生活与工作的一种需要，还是一种身份象征。依得勒斯是生产队的记工员，这个身份让他可以从生产队领到一把电筒，装两节二号电池的那种。他非常向往装有四节二号电池的长电筒。生产队长、治保委员们配发的就是这种长电筒。每到深夜，队里都会安排某位拥有长电筒的人巡夜。依得勒斯看到从长电筒里发出的又亮又长的光柱就特别兴奋，有时还会跟着巡夜人到处转悠名为自觉为贫下中农站岗放哨。那时的巡夜并不限于只在村道及房前屋后走走看看，如果听到异样的响动或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巡夜人是可以迳直登堂入室的，某些粗心的家伙情急时份常常忘了扣门。
于是，年仅十七八岁的依得勒斯便也跟着发现了一点点在他的那个年岁不大可能见及的生活与人生奥秘。
冬日漫长。漫长冬日给了我和他多少愉快啊！没几天，我就跟着他走遍了苇子峡村落，帮着我认识了在他看来值得认识的所有苇子峡人。女人除外。他对女人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敬而远之＂──但他给我说的许多故事里，主角却常常是女人而且都是村里的漂亮女人。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鲁苏努尔的女人。鲁苏努尔也是个例外，也从来没在他的故事里充当过男角。在他吃吃生笑有滋有味不无夸张的述说里，有时我分明感到他是很想自己有点儿故事的。我也给他讲故事，但全都是小说里的故事。讲前，我总会提醒他，这些故事都是别人编了写出的，全是假的。可是，他每每听完都会问一声，这不是真的？我说，不是真的。他说，比真的还好听呢！我给他讲艾特马托夫的一篇小说，用给小孩子讲故事的语气与方式。我说，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个十六岁的孩子，他有个美丽的嫂子，他的嫂子叫查莉密雅。有一天，这个孩子发现查莉密雅爱上了一个外地人，为此，他很生气很为他的哥哥抱不平，却也没有一点办法。有一天，这个孩子看到查莉密雅提着一个小包，跟着那个外地小伙子走了，丢下了他的哥哥也丢下了他远远的走了。他追赶上去。跑呀跑。他扑倒在地了。他抬起头来，绝望地望着查莉密雅远去的背影，哭了。这个时候他才突然发现，发现自己隐秘的爱，他轻轻的呼喊起她的名字来，查莉密雅，查莉密雅－－故事说完了。依得勒斯发呆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发呆的模样。痴痴的，一言不发。木木的，一动不动。痴痴的木木的眼睛里，闪出一丝忧伤。此后许多日子，他不再缠我给他讲什么故事了。也不再毛遂自荐讲他耳闻目睹的什么故事了。有次，他还是禁不住要讲。他说这是个不好听的故事。这个不好听故事中的主角是每天蹲坐在自家房前的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这个老头鹰眼鹰鼻，一身黑衣，形容大气，表情肃穆。只要天有太阳，他总会纹丝不动地蹲坐在太阳里，仿佛与太阳有过约定。对身边走过的人，他不发一声。我也没见过什么人跟他打招呼。他蹲坐的方式与他蕴而不露的大气早就引起我的注意。有次我想走近他，被他笑拒。我也因此意外的看到他的鹰眼里流露出的一丝柔和与悲悯。我很想了解他，很想听听他的故事了。可是，当依得勒斯刚刚讲了个开头就不再往下讲了。那时我们正在老头身边走过。老头的鹰眼并不望向我们。后来，我几次想从别的人那里听到这个老头的一点什么，但都没有成功。也许，他也如我一样，有着太多的“不可告人＂。我便也放弃了这个努力，却也成就了一个“不解之谜＂。
依得勒斯的脸色似乎永远都是红润鲜亮的。夏日农作小歇，如果地边正好有水渠，如果那天他的兴致好，就会跳进渠里大叫大喊，拍水成花。那些在旁“观光＂的妇女就会大呼小叫起来。有一次，面对许多女人，他和衣跳进了水渠，岸上的女人便发出嘘声。等他上得岸来，身子还没站稳，就被那些发过嘘声的女人结结实实按倒在地衣服悉数被剥。在激烈的反抗中他突围成功，从女人圈中跑了出来，光光的身子闪烁着亮晶晶的水花，阳光下，煞是红润鲜亮。他跑着，跳着，骂着，在女人的哈哈声中，却也不忘用手紧紧捂着下身。
4
苇子峡公社离县城大约三十几公里。与县城没有定期班车相通，进出大多靠马车、驴车或者步行。偶尔也有汽车来往，但那主要是路经苇子峡到一个叫淖毛湖的地方。汽车于我，是另一个世界。
夏日的一天，我在县粮食局门前巧遇县医院一辆到淖毛湖的汽车。我原打算走路回苇子峡的，这下好了，我喜不自胜。那是辆救护车。那天救护车到淖毛湖并没有救护任务，为的是载人卖票争钱。车上还有位子，车上有我认识的在淖毛湖“再教育”的来自牡丹江的一位读商科的施姓同学。他不停地向我招手，我便上了车。拿出一块钱给司机说，我到苇子峡。司机说，这车不搭到苇子峡的。我说，为什么？司机说，到苇子峡一块，到淖毛湖两块，我只搭两块的。我便从口袋里再掏出一块钱给他说，我给你两块好了。司机说，那也不搭。我说，这就怪了，你不是说搭两块的吗？他把两块钱丢给我，手掌顶住我的胸推我下车。淖毛湖施同学赶过来，抓住我的手，不让我下车。司机发了牛劲，活生生把我推了下来。施同学为了表示抗议，他也不坐了，就要下车。我向他挥挥手说，算了，你先走吧，值不得跟他计较！我那掉落在车上来不及拾起的两块钱，司机看也不看一眼，车门一关，把车开走了。
几个月后的一天，淖毛湖施同学去县城路经苇子峡，把那两元钱留在了公社医生那儿。当天晚上，医生找到我把钱给了我。他并不知晓这钱的由来。更不知晓几个月前的某一天我从县城步行七个多小时回到苇子峡前在县城的遭遇。在我步行苇子峡的途中，我晃动着双手，且行且唱，像个行吟诗人。没有受辱感没有挫折感甚至没有怨懑。那天天气很好，那天万里无云，那天的太阳也不毒，风轻沙静。在终于走完最难走的长长的一段山路，进入空旷平坦的戈壁苇子峡远远在望的那一刻，我停下脚步，坐到一块石头上卷了支莫合烟，美美地吸起来，自我犒劳犒劳也顺便表达了一下对自己的敬意。
搬出鲁苏努尔家后，我与后来的几个知青一起住进了一间专为我们腾出与公社办公室相邻的库房。我們有了自己的生活，与当地人既一样又不大一样的生活。馕是自己烤。奶茶是自己烧。柴火是我们从很远很远的沙窝里来打来的索索。冬日是打索索最好的季节。索索是死去或将要死去的红柳根，日积月累壅上的黄沙淹埋了红柳，变成一堆堆枯柴，有些虽没全枯，却也被冬日的寒冷冻僵冻脆，可以任人轻便地从沙包里拔起。我们每每见到沙包里的索索，便是那些还没有完全死去来年仍有可能生枝生叶的红柳，就会大呼小叫，一古脑儿将它们拔出。
夏日，是打麻黄的好时节。麻黄很富油性，绿绿的茎杆和针叶看上去水嫩嫩的，烧起来却发出轰轰的响声，火苗窜得很高，比烧索索还过瘾。有一天，我一个人驾着满是麻黄的驴车从远处的戈壁走上搓板样的县道，恰遇坐在一辆马车上老远而来一同学。两车停了。我们下得车来，我们四目相向了许久没有说话。他是从东北老家探亲回疆路过哈密时心有所念下了火车，几经辗转坐上了来苇子峡的马车来看我。他不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他低我两级。他还在学校等待毕业。他为来苇子峡在县城等这辆便车一等就是五天。我请马车先走了，他坐上我的驴车来到苇子峡并且住下，一住七天，直到便车出现并且同意带他。他来时还从县邮局帮我带来几封信。其中一封是同学来信很长很长。那天晚上，我很晚才睡。在远方来朋呼呼的鼾声中读着远方来信，心云滚翻，泪也潸然。天还没亮我就醒了，是被眼前闪动的几丝金光晃醒的，那金光有如沉沉乌云中冲出的闪电，又如地洞里突然钻出的几条小蛇，我闭上眼，它们依然存在而且闪动爬行得更为积极，我甚至能感觉到这金光的体温，蛇一样冰凉。半个小时候后金光消失了，剧烈的头痛接踵而来，一同到来的还有呕吐。自此，一个隐藏在体内的痼疾被触发了并且相伴至今：偏头痛。
它是周期性的发病频率与情绪相关；它有迹可寻，当蛇样的金光在眼前开始晃动的时候，就是吃止痛片或是在头上扎针的恰当时刻。
我与这位看望过我的同学早已天各一方杳无音信，我也难得想到他。此刻，他的早已忘却的名字突然浮出：赵森。
赵森，这会儿你在哪里？你还好么？
5
苇子峡是个袖珍公社，人口不过四百。两个生产队。公社革委会主任是由县中队的指导员陆士庆兼任的。陆士庆难得在苇子峡出现。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刚搬离鲁苏努尔的家住进公社的房子。那是晚上，我在烛光下补衣。他推门而入。他军衣军裤，他又高又瘦，他面容清爽。他望了望我，问我的姓名。我要站起来，他止住。他从我手上拿过正补的裤子，弯下腰，在烛光下看了看，笑道，你的针脚太粗了。说着，从我手里拿过针线，飞快地动作起来。
陆士庆到苇子峡来，如果是白天，头件事就是下地干活。如果是傍晚，就到老百姓家的羊栏牛圈去帮他們堆肥，还给人打扫院子。从没见他训过什么人。每次留饭，也不像别的县上来的干部到农家去吃派饭，而是跑到我们这个所谓的知青点要吃的。来时也忘不了给我们带点很难吃上的蔬菜。常常给我带菜来的还有刘正楩。没鲜菜时刘正楩咸菜也带。
相识刘正楩是我到达伊吾城的第一天。刚刚与搭我来的司机挥手道别我的手就被刘正楩握住了。他自我介绍说，他是县上负责学生分配的。他等我好久了。天已大黑。昏暗的路灯下，刘正楩的脸有点模糊，也许是我的眼睛模糊了。毕竟，在山路上优哉一天了。身上还在冒冷气。冷气里还带着柴油味，那味道也冰凉。刘正楩的手也冰凉。他带我到招待所食堂去用餐。他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个子不高。戴眼镜。映在镜片上的目光，不是射出是流出，它是和善的，也是诚挚的，还有点儿犹疑。正是这点犹疑，把他和我一下子拉近。
陆士庆对我们烤的馕总是赞不绝口，对我们烧的奶茶却不敢恭维。说我们放的茶叶太少，而且还不是地道的益阳砖茶。陆士庆看到我们吃不到猪肉，便提议我们几个知青自己喂头猪。苇子峡除了几户从内地逃荒逃难来的汉民及县上派来的两干部和一医生，全都是维吾尔人。陆士庆见我们没吱声，便问道，是不是有顾虑呀？我跟两个生产队长与贫协征求过意见了，他們同意你们养猪，他们说你们在这儿算少数民族，他们也要尊重你们的民族习俗。当时我们顾虑的不是当地人的不允，而是买不到小猪。苇子峡的外来几个汉民中就有喂猪的。从河南来的一家四口还是人猪同住，同住在一个村落边角处半是地上半是地下的土屋里。煮猪食的锅也是他們做饭的锅。很少与我有言语交流的鲁苏努尔有次开口问我，他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过这么苦这么脏的日子？这是个我即便说得清也无法给他说清的问题。我只能苦笑。鲁苏努尔连苦笑也挤不出，脸上满是困惑与忧伤。
不久，陆士庆托人从县上给我们带来了只小猪。半年后，我们宰了这猪。好大的一头。我们托人给陆士庆送去一块猪肉。那时，他已不在苇子峡兼职。
后来，我到县革委会政工组找过一次他。他依然军衣军裤。那是１９６９年９月末的一天，我搭一辆顺道的马车来到县城，在下班时分在他的办公室门口堵住了他。他站在门内，我站在门外。话在嘴里，老是吐不出来。他呵呵一笑，话还没说，脸怎么红成这样？进来进来。他转身回到办公桌前，我马上跟进。他倒了一杯水递到我手上，笑道，先喝水。我说，你给开完证明我再喝。他笑道，是要开结婚证明吧？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看你脸红得！这几天我给你們这拨人开了几个结婚证明了。接着问道，对像叫什么名字，是那儿人，现在在那里？我怕他写错名字，从上衣口袋里抽出钢笔，在一张报纸上写下对象的姓名后说，她也是湖南人，现在广东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他说，你这婚结得远啦！马上落座，一边问我的出生年月日，一边在一张纸上飞快地写起来，接着拿出红红的印章，往纸上一盖，头也不抬地说了句，路上小心点。
后来，我也离开了苇子峡，到县小学的初中部教书去了。虽同在县城，却再也没有主动接触过他，也从没想到到他家去拜访一下。偶尔在街上遇见，我也只是招呼一声，然后匆匆离去。有一天，他在街上看到了我，远远就站住了。看去有什么话要跟我说。他的脸色不大好，我以为他病了。便趋身向前。他的脸色更不好了。不等我问候他先开口了，我想对你说句话。我心一紧，这才悟到，不是他有什么病，是事关我的什么，比病还大的什么。他把一只手搭到我的肩上，迈开了步子，我也跟着他迈开了步子。他边走边说，话说得很轻，但份量却很重。
你老家的一个什么大队书记又来信了，要把你弄回去。我给你说这事，一是这等事以后你可能还会碰到，我也不可能一辈子在政工组工作。二是，你现在是国家干部，你的去留不是一个农村大队书记决定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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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吾县全县人口不过七千，县城人口不足两千。一条街，两排房，几盏路灯，几个铺面。街道起伏不平，铺面破旧却很神气。一个名叫肉孜的老人，在供销社开的肉铺刀起刀落大呼小叫，下一个！几次我都在“下一个＂或快到“下一个＂时无功而返──肉卖完了。有次，一个本可以在“下一个＂中有所斩获的名叫李同新的教师只因对肉孜说了句给我肥点的就被清除出列。为此，李同新很愤慨也很沮丧，却没吱一声地离开了。他不可以吱声，除非他永远不再等待“下一个＂。但他还是有所表示，他编了句顺口溜：方向盘，营业员，外加大字不识的贫宣队员。
最不神气的数邮局。只要大雪不封山，每隔几天哈密邮局就有邮件送来。邮车没到等邮件的人早已等在邮局的分检室。进出自由，凡非挂号邮件都可自取。我也是经常出没那儿的人。有天，在一大堆还没有来得及分捡的信中，我看到了一封收信人为伊吾县中学“三查＂办寄信人为长沙某单位某某。我马上意识到此信是冲我来的。而且马上想到这个长沙某某就是我老家的某某。此人我认识甚至还有过儿时的友谊。他长我十来岁。有个春天，他带着我到地里摘蚕豆边摘边吃的情景依然历历如前。他们家是从外地流落过来的，一家老少落脚我家。我的奶奶给了他家一间房栖身给了点地糊口。那时我家的房子有几间被父亲拆到他办的中学修学生宿舍去了，并不宽裕。地呢，便是土改时确认的也不过三亩八分，我的父母，一个中学校长，一个小学校长，便是不当这个“长”他们也不会在家种那点地的。奶奶从来没有收过他们什么屋租、地租也没有请他家的人当过什么“长工”“短工”。奶奶没有那个搞法。他的娘是个塌鼻子，很和善。我小时候整日里流鼻涕，他娘一见我就要给我擦鼻涕。还说，以后别弄得像我一样变成个塌鼻子。后来，我这个儿时年长些的朋友的哥哥当村长了，后来，他也当兵去了，再后来我听说他转业到了长沙某单位当干部了，我还为他高兴过。他大约并非对我有什么深仇大恨，只是出于革命大义吧担心我在“三查”中再成漏网之鱼。我放下他的信，大步走出邮局。那个时候伊吾并没有正式的中学，只有小学初中部。我相信此信最后要转到小学贫宣队之手。我本可以私没了那信的，但我没有，不是怕被人发现，没人能发现，一封普通的平邮，是不屑很不屑。
我从邮局走出后，便开始了等待，等待贫宣队的召见或谈话。但我一直没等来。一个月后，我找上了门。要谈的不是对我的什么的“三查＂（查阶级查来历查思想），是请假。请探亲假。已于两年前结束在广东解放军农场再教育被分配到天水的妻子预产期快到了，她要回湖南娘家分娩。我的请假为的是先到天水与她会合，然后送她回湖南。没等我把话说完，贫宣队员就断然拒绝了，冷笑道，这时候你还想着请假，你还是好好交待问题吧，你还有什么没交待的，现在交待还不晚。
我望着他，许久没说话。
他的口气突然变得柔和了点，只要你好好交待，我们可以不把你当坏人。
我回过神来说，你把我当世界上最坏的人也不要紧，我要请假，这对我很重要。
他站起身，大声道，请假，没门！
我也站起身，丢下一句话，没人性！身子一转，离他而去不再理会。
我本不想冲撞他。他不可能成为我冲撞的对象。对并非由他发动的那个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也不是我冲撞的对象，便是那个长沙来信，我除了不屑，别无他念。但我的确冲撞了他。我了解这个冲撞的后果。虽然陆士庆此前安慰过我，并讲了他的道理。而且是大道理。那个时代有句很流行的话，大道理管小道理。但实际的情况却常常是小道理管着大道理。人活在世，如果有一个道理高于人性并把人性两字紧紧管住，这个活最多不过是苟活。我苟活着。一直苟活着。但是便是狗，急了也会跳墙。我想跳一回墙了，我想一了百了。我想回苇子峡。农民一个，你还能怎的？从内地逃难到苇子峡的那几户农民，人猪一室，不也在过？便是后果比这更为不堪，我也得冲撞冲撞了，不然，我将永远愧对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孩子。
你等着！我的身后传来他的叫声。
7
几天后，我的一位名叫翟继东的同事偷偷告诉我，学校接到了一封有关你的长沙来信。翟继东是县小“三查＂小组的成员之一。从他的语气我感觉到那封信写得很严重，同时也感觉到他的无奈。你得有思想准备。他说。
我当然有准备。就像少先队员的那句呼号，时刻准备着。
那天，翟继东请我到他家去吃晚饭，说是他妈妈交待的。
翟继东的妈妈很慈祥，和善的眼睛与她的一袭黑衣还有黑布鞋里裹过的小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她常常要我到她家吃饭，尽最大努力给我好吃的。她早年丧夫，在困苦中带大了两个孩子。
我问过她的年纪，她与我母亲相仿佛。我母亲没裹脚。
我母亲蒯丕建生于辛亥年间，从小接受“新学”，向往革命。二十年代，是当地闻名遐迩的叛逆女孩。三十年代，又成热血青年，还搞女权运动抱独身主义。２６岁那年，抗战爆发，她返回故土，在常德一次群情激愤的抗战集会上结识了我父亲，姻缘际会也一并结束了她的独身主义。告别了主义也告别了激进。自此，她与丈夫携手，投身乡村教育，在抗战最艰苦的年月分别创办了一所乡村小学，一所乡村中学，直到四十年代末。
我父亲文幼岚比我母亲小一岁。我爷爷曾为前清直隶巡抚待补，游学途中，客死汉阳。其时，我父尚在幼年，五岁，我姑姑三岁。家道中落。靠着奶奶的坚忍，靠着族人的资助，他得以外出求学。归来，遇我母亲。他们共同创立的小学一开始就是所完全小学，中学始创时则仅有初中，三年后设高中。
为免除穷人子弟学费我父东奔西走筹措经费备尝艰辛甚至不惜开罪权贵直至系狱省城，却也使这名为信国中学的学校，成为当时全县私立学校中规模最大教学设施最齐全教学水平最高收费最低的一所完全中学。
他也书生意气，４９年大军到了，风尘仆仆，要借用他的学校当宿营地，被他拒绝，还说维持学校的“正常教学”比什么都重要。
这对他不是一个困难的决定，便是日军攻打常德，与常德仅距六七公里的信国中学为了不中断教学，在送走一批批学生参加常德保卫战后（史称“常德大血战”），水陆兼程，人拉（船）肩挑，带领全校师生硬是把一所学校迁到桃源西部深山里一个叫沙坪的所在维持他的“正常教学”。
但这回他错了，他当场被捕。不意，看管他的一位地下党党员，是他当年的学生，竟把他放了。于是，他逃到武汉，打算筹足路费后去香港，却被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打动、吸引，不走了，决意留下为新中国服务还打算报考武汉军管会办的革大。是时，遇一在武汉有赌债在身的乡人，向他借钱，并说，你是逃出来的，不借就报告军管会。他说，你去报告吧，我等着。他真的就静静地等着。抓他的人抵达房间时他还在静静地看报。他被抓后很快押送回了桃源。
他的被抓被押，不意引来家乡县教育界与众多乡绅的强烈“反弹”，便有百人联名上书事件，要求即时放人。
他的死便是一个必然了。他死得还算平静，走向刑场前，把上衣口袋里的一支蛮不错的自来水笔送给了押送者。但到了刑场，他还是痛苦地喊了一声：我上有老下有小啊！
他的那个“上有老”指的是我奶奶。
奶奶青年丧夫，老年失子，她死前的两年，两眼全瞎，瘫卧在床，却也知晓世事的变故，她的儿媳在其丈夫死后，出现疯症，她的三个孙子一个孙女，尚在童年与幼年，衣食无着，讨米为生。她想死，却又不想死，她希望有一天能“看”到她的孙子孙女长大成人自食其力。
──奶奶注定等不到了。
我母亲的死便是另一种方式了。她的疯症有其间隔性。在头脑清醒的时候，她抓紧时间做了几件事，或曰“疏散人口”。
第一个被疏散的是我弟弟，送到她的一表亲家抱养，第二个便是我了，送给本乡本土的一位长我两辈的本家当孙。第三个是我的哥哥，小小年纪就让他单打独行，到长沙投亲。他是搭沅水的木排先到岳阳再转长沙的。最后，她带着最小的女儿远走新疆，将小女儿留给了她在新疆生产兵团的妹妹。回到湖南后，她便自以为可以死了。不久，也就死了。在她咽气前片刻，我和弟弟赶到了。她的一只眼已经合上，另一只尚未合上的眼里涌出了一滴泪水。她的紧绷的面容平静了下来。她静静地合上了那只含泪的眼。
我在七十年代初的那个“等”，也取静静的姿态。
我等着。却也照常进出教室，却也依然在教室里“神采飞扬”。我等着“三查＂小组的“提审”。等了好些天也没等来，等久了，懒得等了。不等这个，就等那个。我等的那个已无关我个人的罪与罚去与留，我等的是妻子平安抵家的电报。不久，我等来了她平安抵家的电报。二十天后，第二份报平安的电报也来了，那是岳父拍来的：平安分娩，女孩。
一个月后，我再次请假，要求回湖南老家接妻女回天水。这次不再与贫宣队“交手＂，而是直接找到小学校长。他说，清队还在搞，我哪有权力让你回家。我说，那就把我的关系转回苇子峡吧，我还是回去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继续当我的农民。我补充说，我相信在苇子峡我能请准这个假。他说，你真的这么想？我说，真的。接着以不容辩驳的语气说，准假，我谢谢你，不准，我也要走。他不再说准与不准的话题，王顾左右而言他。我起身告辞时，他和他的妻子却坚持留我在他家吃晚饭。吃的还是巴里坤风味的拉条子。他们夫妇都是巴里坤人。而巴里坤的美食在东疆一向名气很大。我在县招待所食堂（整个县城就这么一个公共食堂）把嘴吃“嫩＂了，材料做工稍好一点的饭食，在我便是美味佳肴了。
我回到湖南桃源老家，见到了一位在县上当干部的我儿时朋友，他见我的第一句话便是：你还是被搞回来了！我木木地回应道，搞回来了。那年月中国有个很有名的贵人，名为陈永贵，贵为副总理，兼任大寨党支部书记。他的政绩之一就是把从大寨出去在外工作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一个不剩的搞回大寨继续当地富反坏右。全国学大寨。这个搞，也是在学大寨之列，却没搞成我。我从我儿时的朋友的眼色里看去，他似乎巴不得我被搞回来。这个时候我就格外想念伊吾想念她的偏远贫穷她的地广人稀。
第二天我带着妻女匆匆上路，到天水后稍作安顿，再匆匆返回了伊吾，我要赶回来上最后几堂课。暑期在即。我的学生们初中学业完成在即。
始料不及，就在我上完最后的一堂课的那天，我的工作调动通知也来了。我也第一次知道了县上决定办高中。我将与我的即将毕业的学生一同进入新创办的高中。于我，那是一个少有的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又要与我的同学们朝夕相伴了。在我的眼里，他們个个可亲可爱杰出不凡！
这也超出了我的人生定位更超出了我对“后果＂的把握，它还是一个反讽甚至是一个黑色幽默。高中，曾经是我的一个梦。初中毕业后我也考过高中，没录取。那是在我的老家湖南。湖南在反右运动后对“出身不好”的考生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关上了中学与大学的校门。
突然间，不但高中，而且教师了。
8
筹建并且领导了伊吾县高中一年多的负责人是我的一个学生的父亲张锡林。张锡林是湖北人，却少有湖北人的那份好辩。说话徐缓，未语先笑。张锡林的皮肤总也晒不黑，有一阵子，我们天天在太阳底下干泥水活，整治校舍。几天下来，我们都晒成了黑人，他却来了个白里透红，平添风彩。张锡林在第一次教师见面会上就说，他读的书不多，边干边学，学校能不能办好，全靠在座的老师了。全靠老师？他真敢说。他来校，贫宣队并没有跟着进来。是他不要，还是县上另有考虑，不得而知。在他当领导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我而言，是一个少有的宽松时期，他既不在学校搞阶级斗争，也不对教师暗中摸底排队搞左中右。高中开学伊始，是要搞军训的，他也没有请军人来校，竟把我推到了第一线，上了高中的第一堂军事课：拉练。
日后，每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开篇那句“他们走着，不停地走，一面唱着《永志不忘》……＂我的脑子里就会闪出同样的句式：我们走着，不停地走。一面唱着《红军不怕远征难》。《日瓦戈医生》接下来是对一支送葬队伍的描述，而我脑子里闪出的却是一群行走中的少年。这群少年行走了整整七八个小时了，行走在一个名叫峡沟的长长的山沟里。峡沟的两边是东天山的北部余脉，山不是很高，却很陡峭。山是光秃秃的，没有一点植被，沟里满是大小不一的卵石还有蔓生的红柳。峡沟沿山处有路，还是县里的一条主要干道。我们弃路入谷，为的是要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这个走的正式名称就叫拉练。拉练是那个时候部队的一种训练方式，这方式也很快扩展到了学校。学工学农学军几乎就是当时学校的全部功课。
我们早已疲备不堪，便是《红军不怕远征难》歌唱，也显得有气无力不成阵势，我们人人的手里拄着一根顺手从路边折下来的红柳。走在最前面的，早已看不见人影。走在最后面的，大多是体弱的女生。走在最前面的，是这个班的班长。走在最后面的是这个班的副班长。行前有过多次的交待与叮咛，其中最为严格的是两个“前面＂：一是不允许任何一位同学走到班长的前面，二是不允许副班长走在任何一个同学的前面。我是走在副班长的后面的，我是这个班的班主任。当我自己也觉得体力有所不支，当背上的汗水出现凉意肌肤在阵风中猝然发紧的时候，我对我们这支队伍能否安全走出峡沟回到学校便越来越焦虑不安了。但是我不能表达我的焦虑，我不得不一次次地对脚步越来越慢的同学说，你行，你行的！
当歌声不再响起，当一个体弱的女生几乎是跌坐到一块巨形石头上的时候，我对副班长说，就地休息休息吧！副班长也是个女生，单薄，清秀，坚毅，少言，就身体的强弱而言，一点不比那位声言再也走不动了的女同学强一点点。对我就地休息一下的话副班长没有回应，而是丢下红柳拐棍，弯下身把手伸向了那位女同学，一句话也没说，搀起那位女同学走开了。她们的身子有点摇晃，开始几步走得不稳而且慢，就像两个未经合练的乐手的演奏，一时还没有合上节拍。十多步之后，她们的步子变大了，步子加快了，腰杆也挺直了，她们手搀着手，肩扶着肩，几乎看不出是谁在搀扶谁了。我跟上前去，加入了她们两人的行列把一只手搀着了副班长的手臂。
我们走着，不停地走……
深夜，我们回到了学校。最先回到学校的是班长和他带的一伙男生。当他把体质较弱的男生安顿在教室并发出不许乱动的警告后，再带着两个体质较强的男生折返过来直到迎上我们加入我们的三人小队搀扶着又叫又喊回到学校。
清点人数，一个没少。泪水在眼眶转动，我一把搂住了班长。
第二天学校放假，因这拉练，学生太累了需要休整，放假三天。
那天半夜，我开始发烧了，烧了个不醒人事还一烧数天。
那时的县高中刚办，就一个班，教师也就三两个再加一两个后勤人员。学校在县城南边的一处坡地上，十多间土坯房，教室办公室学生宿舍便全有了。我有间办公室兼作卧室。没家属在身边的人似乎只有我一个。星期天休假，尚有住校生在校，我还有个出处，放假长一点，住校生也要回家，我便成孤岛一座。吃饭要到县招待所的职工食堂，从南到北，穿越的是整个县城。有个星期天，张锡林从北头的他家跑到南头的到学校转跶，见我坐在办公室发呆，便不由分说把我拽到他家里去吃饭。请人吃饭，便是到了不缺吃的今天，也似乎还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大义。我便跟着他去了。去了才知道，他的夫人还在坐月子，弄得我进退失据。以我在老家的所见所闻，未满月人家是不可进的，怕带进讳气带去不洁。于月婆子于未满月的婴儿都不好。“湖北佬”的张锡林肯定也晓得这个禁忌的。但他还是把我拽去了。还给我吃了一餐只有坐月子的人才能享受的口福。那是个什么都短缺的时代，粮油肉棉全要凭证，刚够自家维持。张锡林那天又一如其它的星期天到学校转跶。他推我的门，紧扣。他喊我的名字，没有回应。那时我许是烧得迷糊了。
他撞开了门。他紧急把我送进了医院。学校放假三天，如果张锡林没有在星期天与放假日到学校转跶的那个习惯，我就糟透了，我无法发出求医求食求水的信号。无医无食尚可，无水使不得。
留医几日已无可记忆。病后我的同事李同新告诉我，我在高烧中的谵语里，两个人的名字说得最多。一个是班长张志刚，一个是副班长张春莲。
9
放暑假了。我去了乌鲁木齐。出院没几天，我背上脖子上手臂上出现许多硬硬的小瘤子。我在三台的哥哥赶往乌鲁木齐，陪同我去七道弯兵团医院。在那里我接受了活检。从臂膀上取出了一个小瘤子。活检报告说，肿瘤不排除。我回到了伊吾，对谁也没说此事。就我当时的身体状况，似乎还不到说什么的时候，我没有一点得了癌症的感觉。身体虚是虚了些，并没有突见消瘦。但我还是想有个确切的说法。于是，将活检报告抄了一份寄给北京肿瘤医院，请他們帮我看看。我写了封恳切的信，身处边疆云云。泥牛入海无消息。什么边疆不边疆啊。转眼大半年过去了。我不死心，再起动作，将活检报告寄往上海肿瘤医院。两个月后，上海有了回信：肿瘤可排除。许多年过去了，对此事我一直隐而未宣。现在，我想对上海说句ＯＫ。
接到这份ＯＫ的回信，我打算写信告诉我远在天水的妻子。信没发出，妻子的电报到了。电报到我手上时，她带着女儿已经登上了来哈密的火车，我想发电阻止也来不及了。那时我还住在办公室，吃在食堂，她来了倒可凑合，刚刚一岁的女儿怎么凑合？这得怨我的哥哥了，就在不久前他给我妻子写去一信，说我得了重病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急需人照顾。她来照顾我了。她招呼没打就上路了。
插入一个电报的故事。我弟弟在石河子一家工厂当工人。我给他写了几封信不见回信。甚为焦急，担心他出事。一天，给他发出电报，问他的近况并要他见电回电。几天后，县革委会政工组一工作人员接待了两个从石河子赶来的搞内查外调的政工人员。他們手里握的就是我打去的电报。查问我那电报上出现的ＹＩＷＵ的含义。他們认定那是密电码。他們很兴奋以为可抓到两条大鱼了。京剧《红灯记》里密电码的故事家喻户晓。县政工组的接待人员也弄不清ＹＩＷＵ为何物，便领他們去了发出此电报的县邮电局。邮电局的电报员一看，发火道，你們跑这么远来干什么哟，在你们石河子邮电局一问不就得了。什么密电码呀，ＹＩＷＵ就是伊吾的汉语拼音，还不是发电报的人写的，是发电报的伊吾邮电局发出的。也真难为他們哪，风声鹤唳，他們的日子也不好过。这个故事是刘正楩的妻子后来当笑话说给我的。那时她在政工组，是她带那两个冒失鬼去邮局查问的。
那两个人来了又走了，妻子带着女儿来了却不走了。妻的不走，与我身体有关，也与张锡林的动员有关。妻到伊吾后，全家被请到他家做客，他亲自下廚。
她留下了，再也没有回过天水。办调动搬家她都没回，她不好意思直面她的同事与同学──仅她那个厂，与她同时从广东台山辽宁盘锦的解放军农场再教育结束一起分配去的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就有九十之多。她也难以直面承受割舍专业之痛，那是一家现代化程度在当时算得是一流的大厂，所有的建筑从厂房到实验室到宿舍到托儿所到学校全是新盖的。她分配到天水后我去探过亲，第一次在她那里看到了并享受了所谓的单独卫生间单独廚房。她原来一直在努力，要把我调到天水或同调武汉。她所在的那个厂原在北京，因三线建设内迁天水。而武汉，她的一个亲戚正在帮我们联系接受单位。她也许认为我更适合在武汉。而我，却总是对她说，伊吾不可能放我走，伊吾只进不出。更深层次的原因便是对她，我也选择了沉默。她是学化工的，理所当然的成了伊吾县高中的化学教师兼教俄语。
在我去哈密接妻女的当天，张锡林就赶忙给我们腾出了一间房子，而且请人打扫过了。那是一间小小的分隔成前后两室的带炕的房子。两间房加在一起不到二十平米。后间也带炕。正是有这个后间也带炕，才让我将妻弟从湖南接来成为可能。妻弟初中毕业后下乡去了农村，一次大火将他所有的衣物和一年的口粮烧尽。他只好回到城里的家。在寻求第二个农村接受点出现困难的时候，我和他姐姐要他到伊吾来，几经周折，伊吾县城附近一公社终于愿意接收他并出具证明后，他很快就来了，续当他的农民，我们没有让他到插队的农村居住，我们对他存有希望，希望他有一天可以再回学校读书。我石河子当工人的弟弟下放到农场后，把他的一个儿子送到我这儿寄养。
于是，这间小小的房子便成五口之家。挤是挤点，却不影响在水电站停机熄灯后依然有灯点燃。那些年，我们可能是县上消费煤油与蜡烛最多的人家了。好在这两样东西不需凭票。
10
妻女来伊吾后的第二年的暑期，我们带着女儿假道乌鲁木齐去看她在三台的伯伯在石河子的叔叔与姑姑，半夜里她在火车上突然惊醒，环顾四周发现很不对头，便又哭又喊起来，喊着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凄切的喊声穿越时空侧耳可闻。偏远贫穷的伊吾，你不但是我女儿的家更是她的童年。
有年中秋，县供销社卖月饼，我的身子快挤散了架也没挤到，但有个比我年岁大个子也比我矮的同事却有本事挤到一块。这位同事名叫张正杰（他是张志刚的父亲），管过一阵子学校的后勤。张正杰还是位天生的艺术家，唱秦腔属专业水平。他生性快乐，为人极为和善。那天他拿着那块月饼回到学校，好不得意。正好与我们一伙没挤到月饼的人相遇。李同新便指着他手上的月饼逗我女儿说，那就是好吃的月饼。女儿伸手去要，张正杰便逗她，一伸一縮，她便大哭大喊，我要吃月饼。张正杰便把月饼给了她，还拍了拍她的脸蛋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张正杰高高兴兴离开后，轮到我打女儿了，这是我少有的一次对女儿的发怒，人家更不易啊！
一位名叫李秀花的学生从淖毛湖来校，背着我们给我女儿送了一个煮熟的鸡蛋。李同新看到女儿手中的鸡蛋，便从她手里拿走了，说是他家的鸡生的，他刚刚听到他家的鸡从鸡窝走出咯咯哒地叫。那时的教师家家养鸡。女儿甚觉委屈便也牢牢记住了这事。记得这件事已与当年的委屈无关，而是因了蕴含其中的点点妙趣。女儿与他的三个孩子是很好的玩伴，我们两家相处一向融洽，他的一个孩子叫阳阳，与女儿同岁。阳阳有次吃了苦杏仁，中毒了，把他们夫妇吓了个半死，妻跑上前，给阳阳紧急灌水灌药很快缓解了。妻的化学专业在生活上也派上了用场。伊吾没有电影院，但有个土院子围起来的放影场，一堵墙上刷上白灰就是银幕了。只要大雪不封山，便是冬日，每个周末电影有放。许多人会早早的把自家的小板凳放进去先占位子。便是下雪了，人们依然会坚持到电影放完，身子卷縮在厚厚棉袄里，脖子却伸得老长。女儿和侄儿还经常与阳阳兄弟相约，早早到电影放映场一起占位子。有一年，妻奔丧回了湖南，我上课时女儿便在在教室门外玩耍，不会担心她走远，女儿的活动半径总在我讲课的声音能传到的地方。她因此清晰地记住了“斜＂字在某个时候不读作xie而要读作xia。在她某个时候突然发现我的声音不在耳边了，急着找我又找不到的时候，就会去找阳阳的妈妈，打问我的去处。阳阳妈妈就会尽力让她放宽心。
我们那间小小的房间哟，不但有锅灶，还有小小的书桌，还有用从外面捡来的旧木板钉起的一个小小书架，那书架轻轻一靠，就会发出吱吱的响声。妻还学会了做新疆饭，拉条子，揪片子，蒸馍馍，炸馓子，做抓饭还有蒙饼子。到商店排队，跟着人挤，也习已为常。有次，哈密送来一批广东酱油，挤进去，硬是一买就是一大坛，整整吃了三年。伊吾不产酱油，不产白菜，除了土豆，似乎什么都紧缺。
伊吾的夏天很短，却也更显珍贵，妻便常常带着女儿侄子到城外的农地边采野菜，而且掌握了野菜的种种吃法－－只要家无病人，一切所谓的难啊不但可以忍受，还在皆大欢喜之列，其心也安逸，其乐也融融。
有一年，学校派我去河南买一批课桌，并让我把一件送到苏州去修理的教学仪器取回。我便顺带女儿到上海检查身体（她也多病，也经常被误诊）。我在苏州一家厂子取上那件教学仪器后赶到火车站准备搭乘去上海的火车，背着女儿走了大半天连同提着那件不可磕碰的仪器，已经很累很累，让她跟着我再去货场办仪器的托运，时间也实在太紧，我要快去快回，不然就赶不上火车了。我便让她一个人留在了火车站前，坐在我们的提包上。回来，见女儿静静地坐在提包上，我走时是什么模样回来时还是什么模样。我的心一下子揪痛了，一把抱住了女儿－－时至今日，这份揪痛与后怕依然在心。女儿性格见静，静中见力，有时我便疑心那是她爷爷的遗传。
11
本来是一次普通的重感。县医院一台荒腔走板的Ｘ光胸透仪却硬生生的把我打成肺结核患者。于是便服用起抗痨药来。服的时间越长病情越重。只好住院打开了连霉素。还是不好。那台Ｘ光机更进一步把我打入粟粒性肺结核，大剂量的连霉素一连挂了几天，直到高烧４０℃人也昏迷了。
那个时候，张锡林早已不在高中。张锡林的离开，于我肯定是个损失。于他也不见得就是好事，张锡林离开高中后去了盐池。盐池在伊吾一如当年伊吾在哈密，不为人称道，用现在话说，叫不宜人居，水苦，风大，草场退化，人兽皆难。如果张锡林还在高中，我重病协商转院以及后来的找车去哈密也就不是妻的事而是他的事了。
妻眼看这么下去很危险，便请求医院给转院。但医院不允。不允再找，还是不允。一个星期天的中午，刘正楩到医院来看我。妻对他说了转院不允的事。刘正楩当时看见我的状况，急了，我去找！刘正楩用了不到半小时就解决了问题。刘正楩那时并非县上的领导，但在县革委工作，虽然只是个科员。他的这个找太及时了。他还自责说来晚了。于是，妻的下一步就是找车送我去哈密了。那时县里只有一台为县委书记配的小车。在县上工作的刘正楩对我妻说，那车在，快去找办公室闫主任。妻便迅急地跑到县委办公室闫主任家。那天是星期天。只有到家里找人。闫主任说，车在，但动车要问赵书记下午是不是要用，还有，他是否同意给。妻马上跑到县委书记赵录信的办公室。赵录信的家属不在伊吾，所以住办公室。他在伊吾几年一直是一个人。饭自己做水自己烧。听人说经常吃着白水煮挂面。赵录信很瘦，跟我妻一样瘦。那时候妻的体重从天水时的百把斤减到八十来斤了。赵书记在县几年，我跟他是照过面的，但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妻也一样。没有特别的大事，我们是不敢也不会惊动县委书记的。妻走进赵录信的办公室，说我病情危急请赵书记把他的小车给我用一次。赵录信马上说，快去给闫主任说，叫他派车，就说我说的。妻再找闫，闫说，你直接找司机，就说赵书记和我说的。妻找到司机家，司机说，这指示不能由你传达，起码要由书记的通讯员对我说了才算。妻急忙找到书记的通讯员。通讯员是我们以前的一个学生。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司机家。司机答应上路。但那个上路却费了很长时间，他要带一个女人一起去哈密。这个女人慢条斯理的梳妆打扮几乎让妻闭过气去却不敢吱一声。终于，我被抬上了车。那是辆北京吉普。送我去哈密的除了一位医生就是我的一位名叫张复明的学生了。
张复明低张志刚一届。张复明因了类风湿腰弯成４５度。张复明因了这个原因高中毕业后没分配下乡再教育。那天他闲来无事跑到我家去看我，撞见正要出门找车的妻，一问，便马上结伴同行，一块去找人，跑前跑后在县城来回兜了好几圈，谁谁住那儿妻不知道但张复明知道。张复明便给我抢了不少时间。更解决了妻的两难：送我，两个孩子在家还没安排怎么办？不送，她放心不下。时不我待，张复明躬着腰说，有我啦！
到哈密已是深夜。从那时起，不论送我来的医生作何等的坚持，哈密地区医院的医生都不予理睬了。点滴还在打，最初的两天同时掉着四瓶。除了葡萄糖就是生理盐水。三天后我退烧了。三天里张复明一直伴着我，我睡床上他睡地下。
张复明在我出院的前几天被我妻子“赶＂回了伊吾──你身体这个样，已经做得够多了！
妻是第二天从伊吾赶来的。我被送走的当天她就开始找第二天的车。晚上，她听说县武装部政委第二天要到哈密开会，有车，便直接找到政委家。他叫张宣禄，此前，兼过几年县委书记，陆士庆在军在地都是他的下属。他一听说我病了并且转院哈密，便关切地问我妻，严重到怎样的程度。妻给他讲了。他便知道了妻的来意，你明天要去地区医院，我给留个位置。张宣禄大约从陆士庆那儿知道了我，一个给县里老带来麻烦的人。清队时份，他正在县委书记的任上。张宣禄坐在一旁的妻子问，你走了，孩子怎么办，妻说，想都带着走。张妻说，这样吧，你把男孩留给我，你把女儿带走，我没有带过女孩子，男孩能带。就这样，我的侄子第二天留在了张家。妻带着女儿坐张宣禄的车去了哈密。到了哈密，张宣禄还坚持要把我的妻女先送到医院。之后，妻给她认识的一个人打了电话，说想将女儿托住在他家几天。他的这个熟人很快就来医院看我，也一并带走了我女儿。女儿在他家一住数天直到我病好出院返回伊吾。这个人叫梁寒。
梁寒到伊吾搞过路线教育，县上派我妻与他和他的同事一起搞这个路线教育，他们便得以相识并成为朋友。当年的那个路线教育早已一无可取荒诞不经，但荒诞里却也有可能产生高尚。即便是在卑污里，人性也不会全部泯灭甚至还可能生发出高贵。
高尚与高贵，在现在的语境中似乎已妖魔化，不但可耻，而且可疑。但我执着的相信它们的存在，即便就那么一点点，也会像灯火一样，照亮点什么。再微弱的光亮也是光亮。
张锡林在伊吾中学干了仅仅一年多。许多年过去了，许多显赫的人物在我身边大江东去，他却顽强的占据着我的记忆。他学历不高，却强闻博记，他做多言少，深怀悲悯。高中草创伊始，百事杂陈。他既是学校的头头，又是学校的杂工。他躬着身子背土坯额头上的汗珠大颗滴下的图景永远定格于我的眼底。
日后，还有一个图景在我脑子里也挥之不去。那是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的下午，我带着一个班的学生到盐池牧场帮助收青稞，张锡林当时是盐池牧场的场长。我与他同坐在一辆拖拉机上。当拖拉机快到盐池的时候，我远远看到，盐池牧场场部的旗杆上挂着一面半降的国旗，隐隐传来的是与半降的国旗同样严峻的哀乐。我与张锡林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我们一句话没说，我们艰于呼吸。
我心里滚过一阵颤栗。颤栗滚过我的全身。
12
2008/1/15。新疆。哈密火车站。
列车进站了。我背上电脑包，提上手提箱，来到车厢的门口。
站台上闪过稀落的接站者的身影。我又开始担心了，担心刘正楩前来接站。
行前，我在电话里对刘正楩说，你不要接站，真的不必要。我打个出租就是，你们也不用早早起床，等我到了，你再开门不晚。我是个走南闯北东游西晃的人，不会找不到你家。在我的一再坚持下，刘正楩变得语焉不详了。
如果他不是七十大几的人，心脏又有病，以我和他多年的交往接接站不是什么大事，值不得我如此较劲。列车到站的时间也实在太早，名为早上七点，实为早上五点（时差使然）。天实在太冷，恰逢一年里最寒冷的年初。
列车轻轻耸动了一下，身段柔软地停站了。一如我的担心，刘正楩还是来了，刘正楩的妻子也来了。我一眼就望见他俩。裹着厚厚的棉衣，挥动着厚厚的手套。
我和刘正楩的交往近四十年了。８０年我调离伊吾后，他去我乌鲁木齐小西沟的家看过。再后，我调离了新疆，他到我北京六道口的家小住过。五年前，我移居蒙特利尔，他每隔几个月就给我寄来他编的邮刊，我每过一段日子也要给他打打电话。从我与他第一次见面到以后数十年的交往，我有个感觉，在他对我的关注里，暗含着一点点凄苦。
他每每在电话里说，你的学生经常念起你，想见见你，你一定要回来看看。
我的脚还在车厢的踏板上，肩上的电脑包手上的旅行箱已被人接过。这人面熟，但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了。他从我身上手上接过东西时还轻轻叫了声文老师。这于我不是一个陌生的叫法。我的学生叫我老师，学生的家长叫我老师，县上的干部包括县委书记便也跟着叫老师，不叫我老师的只有县上的汽车司机。在伊多年，有个很深的印象，汽车司机为大。那位搭我到伊吾还给我皮大衣的司机不是伊吾是哈密的司机。近看台湾新闻，国民党参选人马英九说，他小时候梦想当司机。如果马英九真的要当司机，就当哈密那样的司机。
刘正楩夫妇过来了，他们摘下了手套。
刘正楩转过脸，面向刚刚叫过我老师的人问我，你还认得出他吗？
从他出现在我视野的那一刻起，我就在努力想他的名字。我想在第一时间说出他的名字。不仅仅出于礼貌。但没有成功。
我跟刘正楩夫妇握手，还是忍不住说道，不要你们来，你们怎么还是来了！既表达我的谢意与不安，也拖了拖时间，我在努力想。
他站在稍远的地方，他望着我在笑。
我猛然想起来了，或者说，我对上号了。脱口而出：张志刚！
张志刚走了过来，歪着头说，文老师，我是张志刚！脸上漫过一线顽皮的笑纹。眼镜片上闪出狡狤的光点──那意思分明是，你怎么连我的名字也需要想啊！
岁月无情。无情的岁月磨去了张志刚青春的容颜。却磨不去我对他们时隐时现的记忆。他们的名字，是我永久的珍藏。张志刚、张春莲、张新胜、张复明、张文禄……我的学生并不都姓张。
我到哈密的头两天，张志刚坚持把我安排在哈密宾馆。于是，我计划中的私人之旅便有了官方色采有了官方安排有了地委一位领导与我的一次正式会见与交谈。来哈前，我与刘正楩有过商定，住他家。两天后，我执意搬到刘正楩家住。一来心安，二来可以与刘正楩有更多相处的时间。刘正楩告诉我，几个月前我妻弟从湖南来过，但太过匆忙。他本想请他来家住两天，他却只在他家吃了一餐饭就走人了。妻弟在高考恢复后，考入上海复旦大学，现在是湖南大学的教授。刘正楩不但为他高兴甚至为他骄傲。刘正楩就是这么一个人，总是在为别人高兴为别人骄傲，他对每个在伊吾工作过后来离开了伊吾的人心里总有种割舍不下的情怀，每每如数家珍连同衷心的赞美。刘正楩夫妇生怕我只住一两天就走人，每逮到空闲，就给我做工作，要我安安心心住在他们家。此后，我在他家一住就好几天。我要看望谁要找谁全由他张罗，比做自己的事还尽心尽力。
刘正楩的童年很不幸。他的父亲是报人。长沙大火后，父母带着一儿一女随报社转移到桂林。日军对桂林的大轰炸和桂林的沦陷，毁灭了这个家。父亲被炸死，母亲与妹妹散失。小小年纪的刘正楩虽然活下来了却被一个日军军官强行收养。这个日军军官走到哪里就把刘正楩带到哪里。刘正楩成了日本人的战利品。他便也在军营慢慢长大直到日军投降被中国军队接回。这段痛苦日子，本来是我们民族共同的痛，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他被某些人说成小日本。我离开新疆数年后，他才给我讲起这段往事。那时，他正全力寻找大轰炸后失散的妹妹，多次去广西。后来，他终于找到了。或者说他自认为找到了。那时候还没有ＤＮＡ鉴定，他只能凭照片凭儿时依稀记忆凭湖南亲人模糊的印象与想象了。在众多亲人的争执声中，他还是决定认这个妹妹并为她付出自认为应该付出的。天也不公，当农民的妹妹在一次车祸中死去。为打这个车祸官司，他在广西一待又是一年。那个时候他给我写过许多信。大多写于广西的某间图书馆。他的许多时间都是在那间图书馆度过的。他也凄苦。
便是当过县委副书记的付鸣皋，在他离休后的一段时日也凄苦过。他是我在伊吾的那些年里唯一一个直接接触并打过交道的县领导。他４９年随部队进疆。之后一头扎在了伊吾。他为人和霭，从不大声说话。我找过他两次，一次为工资。我们刚当教师时报纸上对教师有个很形象的说法，你表现好可以提拔你当售货员。那时县上分配来再教育的大学生不少，但愿意当教师的人不多，许多人在被安排作教师后不服从分配最后弄到县机关当了行政干部。文革中的第一次工资调整终于盼来了。但政策倾向的是行政干部而不是教师。当教师的愤怒了。多次找县上论理而且以不干了相挟。我没参与闹更没相挟。僵持不下时却私下找到付书记。我说，不是要论什么理，论理我们没理，这政策不是县上制定的，但我们需要那点钱。付书记当时并没有给我什么承诺。发工资时我们意外发现，我们与同学历的行政干部的工资毫无二致。第二次找他是很多年后，恳请他同意我调乌鲁木齐。多年里他分管人事被认为是最不愿把人放走的县领导，再找再磨也不行。这次他却只给我说了一句话：时代变了，大地方更能让你发挥，走吧！
这次我去他家拜见了他。他住的房子很旧平米六十。与我同去他家的刘正楩回来的路上告诉我，他本可以分配大一点新一点的房子的，但他不要。我去他家时他正坐在一矮矮的小櫈上拿着只猪蹄专心至致地拔毛。他的头发已经全白，起身时身子有点站不稳。但他的脸依然光洁，笑得也光洁。进廚房洗过手后他回来跟我正式握手。年过八十，精神还算好。老家山西与华国锋的口音别无二致。
付鸣皋离休前调到了哈密。他在伊吾县主管人事多年给许多人的家属都安排了工作唯独没安排自己的妻子。他离休后有段时日推着个小冰柜卖冰棍聊补家用。
为了找到梁寒，刘正楩帮我打了许多电话。
与梁寒相熟的人说，好些年没见到他了，或许早就搬往乌鲁木齐与孩子一起生活去了。后来，刘正楩求助于电信查号台，１１４给出一个电话，一打，不对。再求助，再给出一个电话。再打，梁寒找到了。
在梁寒家我们快乐相聚。梁寒住平房暖气自烧。梁寒喜字画，却不入迷。梁寒的头发很少了，一如他平和的脾性。梁寒是淡泊的。几天后我离开哈密去乌鲁木齐，年近七十的梁寒戴着顶老旧的毡帽骑自行车迎着寒风摸黑赶到火车站来送行，我也只能静静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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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一届同学发起的聚会一字儿排开。杜拉斯的小说《琴声如诉》里有过对法国大餐一道接一道的精妙描写。此时彼刻我记起并在意的是《琴声如诉》这个标题。聚会肯定有酒，但酒不是要害，要害是蕴含其间的情感和它烘托起的气氛。她甚至还是一种礼仪。琴声响起，如泣如诉，往事历历，泪水轻弹……
当年的班长张志刚，大家现在还叫他班长。他也是我的班长了。从在车站接上我的那一刻起，我在哈密与伊吾的全部活动就在他的领导下了。聚会开始时，张志刚吃惊了，一下子来了十好几个。在铁路工作的占去一大半。其中的许多同学，张志刚也如我一样，一别经年，这才重逢。
聚会的头半个小时，我说话不多。在我的思念里可以自由进入在我的记忆里永远年少的他們，瞬间白了少年头，相见难相识了。他们进入聚会厅时，大多数的人与名我已对不上号。更让我一时难以释怀的是，他们班已有两个同学先后离开人世。
也就是我到哈密的第二天，我听到了他们班一个女生的死讯。她死于自杀。
我记得她的名字。我对她的记忆相当清晰。她可能是这个班长相最漂亮的女生。大约是高二吧，与她同在一地的一个女同学告诉我，说她已经恋爱了。而追她的那个男人不但长相丑为人也丑。我与她有过一次个别谈话。我很少找学生个别谈话。所谓个别谈话，不过是批评的别样说法。她的眼睛大而有神，眉清睫秀，头发黝黑且长，走路时常常会不自觉地左盼右顾，偶尔还会把头发抛洒到半空，就像日后许多洗发露广告上的女模。以后的许多年里，当我偶尔想到她时，心里总会有点隐忧浮出。她的同学说，她有几次婚姻，都不顺，很不顺。她工作优秀，死前是一所医院的护士长。
此前，我已得知一个叫干劲的维族同学于几年前死于心脏病。他自己却正是一位心脑血管病医生，而且很著名。他的同学说他是累死的。
也是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我想到李秀花。圆圆的脸个子不高，秀丽清纯从不多言，小小年纪却怀悲悯之心，家住淖毛湖来回学校常受困于交通。我问一同学，李秀花现在在那里，她还好吗？这位同学脸色变了，变得煞白。另一同学在旁低声对我说，他就是李秀花的丈夫，李秀花死了好几年了，肺癌。我们默然无语了。远在大洋彼岸的女儿有时回想伊吾，总禁不住要念及她，这当然与那个鸡蛋的故事有关。给鸡蛋也许不是一个故事，横出一个人来强行拿走并且理由充足这个人恰恰还是你的朋友才是故事。这个故事以这种方式收束令人扼腕，凄切里却也有着点点庄严。
在哈密在伊吾没有见到张春莲。几天后在乌鲁木齐她跟我联系上了。
岁月无情。无情的岁月磨去了张春莲青春的容颜。她已年过半百，身子不再单薄，却依然清秀，坚毅，少言。她和当年的同班同学孟宪云在乌鲁木齐的一家清静雅致的餐厅请我吃西餐。未到买单时分，她就已从手袋里早早地拿出了钱。她还是当年的她，总是抢先。学习，劳动，班级工作，样样在前。但她没能“抢＂到报考大学的机会。高考恢复后，她要求报考，但她所在的单位没有同意。那时她在兰新铁路的一个小站当扳道工。那个小站是全路闻名的三八红旗站。而她就是这个红旗站里的女子领头人。
那些年啊，她说，我想上大学，想得很厉害。但大学就是与我无缘。餐厅里此时正低低播放着一支有点伤感的歌曲。我默默听着她不多的话，望着她的眼睛，她的眼里有泪花闪烁。
那些年啊，我不知多少次往返在兰新线上。列车从小站飞速通过，我就会想到她想到在许多无名小站工作着的她的同学们。甚至心生奢望，哪怕望见到她和他的一个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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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叫他梁子。梁子既是司机，又是录影者。梁子少言，梁子的车开得稳而且快。坐梁子的车很愉快，坐他的车回伊吾便成享受。此前，坐他的车我已转了哈密几个地方。我对哈密的记忆与伊吾归她所辖无涉。我对哈密的记忆是她的火车站汽车站和她的医院还有一座似乎永远也建不起来的两层烂尾楼。我请张志刚张新胜带我去看烂尾楼。他们也知道这个烂尾楼。烂尾楼早就没有了，烂尾楼当年的所在已是一座气派的百货大楼，夸张的灯饰夸张的广告牌。
张新胜与张志刚初高中同班，张新胜是张锡林的大儿子。张新胜大学毕业后分配去了乌鲁木齐。在乌时到我小西沟的家曾住过一晚。那时我在一文学刊物当编辑，他留下了几首诗。诗虽没刊出，但我给过鼓励。后来，再也不见他来家也不见来稿。后来，他从哈密给我写来一封信，说他调回哈密了。那时我也忙，许多事没能顾上。我们的书信往来不再为继。我这次来哈与张新胜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张志刚的工作比他忙压力比他大。回伊吾我拒绝张志刚同行，他坚持要来。他俩都有官方身份，却是以学生的名义伴我回伊的。我不想也不可以把我的“省亲”之旅变成个一项“公事”。
几排排人造林与柏油路紧紧贴在一起，在戈壁荒漠穿行而过，向前延伸，延伸到天山南坡。穿过天山峡谷，人造林的姿影再现直抵伊吾县城长达一百五十公里。从前山牧场开始，公路两边不但有林木护卫，还围有铁丝网护栏。铁丝网内是草场。草场上看不到牛羊。冬日草场一片萧瑟满眼赭黄牛羊转场了。牛羊走了，草场上一架架喷灌机静静卧地冬眠了。张新胜说，这些喷灌设施是从美国引进的。张志刚与张新胜说，路两边的树是哈密与伊吾的干部职工自己栽的。在这地广人稀的所在，工程不谓不大。后来，我在淖毛湖，还看到了一片万亩林。红柳与沙枣。这个万亩林不是干部职工义务搞起来的，是一个公司的经营行为。这家公司还办了一座养猪场，年出栏五万。几年后可发展到三十万。那将是北疆最大的养猪场了。这家公司还搞有机食品的生产，有机肉与瓜在内地市场卖价很高。林场猪场瓜菜种植场几位一体，是生态农业良性循环的基本要求。许多年前，一个总是穿着破衣的学生课堂上每次面对提问，站起身后总是要先腼腆一笑。正是这两个“总是＂，让我牢牢记住了他的名字。于今，他依然穿着不甚整齐，个子长高了许多，脸上也有了皱纹，但腼腆的笑容依旧。他站在我的面前，就像回答我当年的提问一般认真。他说，他接着说。说着说着又有点不好意思了，腼腆一笑，补充说，做得可以更好，现在还不够好。
他叫张文禄，这家公司的董事长。
进到张文禄的防沙林，红柳已成林气势堪磅薄。进到他的养猪场，公猪躁走母猪静卧头头小猪争奶忙。养猪场建到荒原上，远离村落与大道，既为照顾当地穆斯林的民族习俗，也为阻隔疾病传染源。防护林的养护从来就是一个问题，在缺水的荒原问题更大。张文禄说，在需要浇灌的时候，就会给每颗树打“点滴”，与医院给人打点滴不一样的仅仅在于一个埋在地下一个悬在空中。张新胜补充说，这是以色列技术。而他的养猪场，猪舍似乎比人舍还考究。通风温控已自动化，喂料除污定时定量。我们一行在这座存栏五万的猪场进出时，除了领我们参观的一位湖北籍经理，没有看到一个工人。经理说，全场现有九人，他们只会在该出现的时候出现。
淖毛湖的荒原已成瑰宝。石油在开发。煤电油的项目已落地。动辙几十亿。
到伊吾前不止一人告诉过我，伊吾已大变，不再是你过去熟悉的那个伊吾了，从哈密到伊吾的路现在很好，路已改线，不再翻越高山大岭了，小车两小时就可抵达。听听罢了，并无多少感觉。这些年看到的“大变”多不胜多，看到的好路多不胜多。等坐上梁子的车，飞速向北驶去，我才有了感觉，也有了感慨。不到半个小时，就进到天山了。车子在白雪的峡谷与森林间穿行，优游有度。眼前不时东弯弯西拐拐的路，变成了一条九曲长河。我的记忆从河底漂起。占满了河道。跟着河水翻滚。记起了那位给我皮大衣的司机，记起了他“唬”我的跳车建议……“伊道”之难已成陈年旧事，我的记忆也成空谷足音。
路边，出现一个很大的路牌。上标：伊吾 ３５km。我下车请梁子照相。两天后，在去苇子峡的路上也看到了显示苇子峡就在前面的路牌。但没有标示公里数。我下车照相。在峡沟，在前山，在盐池，我照了许多相，帕斯捷尔纳克“他们走着，不停的走……＂的句子总是不失时机的在心里响起，“我们走着，不停的走……＂的景状马上就会在眼前晃动。我百感交集，一语难发。
峡沟已改名，名字刻在一块巨石上：蝴蝶谷。
县城，除了地形与地貌在记忆里有迹可寻，房屋啊，街道啊，河流啊，不是全不见了，就是彻底改观。一座座小楼，高高低低，依山傍水，站在大街两旁，如新郎新娘般穿戴入时整齐大方还有点儿奢侈──就像某个大城市刚刚建起的一个不容超高楼盘的小区。伊吾河边，修起了一条供休闲观光的大道，彩色石路面，大理石护栏。河水冰封，也冰封了一个漂亮的名字：伊水乐园。于是，便有了个天然遛冰场。场子里有许多孩子在滑冰。这个地方，女儿与侄子来玩过。有次女儿还差点落水，幸被在一起玩耍的学校廚师的孙子一把抓住。这孩子的名字我还记得：妥沙力。我们两家是邻居。这个地方有过一座小型水电站。冬天水少，常常停机断电。水电站里也因此配有一台柴油发电机。便是夏天水流充沛的时候，水电站也会在晚１１点准时停机停电。
旧迹难寻。旧迹无踪──旧迹以照片的方式收入了新建的博物馆。在博物馆，面对那些旧照，我没有伫立。昔时的那些破房烂石真的不值得留存。但于我伤逝与失落之情在所难免。峡谷改名为蝴蝶谷不是个好主意。
当年破烂不堪的招待所挂上“三星级”的招牌。
当年的中学已推倒重建，从南头的高坡挪到了北头平坦的河边。
我拜访了中学。拜放中学拜访苇子峡是我行前给张志刚张新胜提出的两个要求。学校放寒假了。校长老师因有个活动还没离校。带我去学校的县教育局长得知我曾在伊吾教书多年，给了我很高的礼遇。不但带我参观了学校的教室电教室语音室实验室图书室还带我参观了食堂。那间食堂与我见过的北京国家机关的食堂比一点不逊色。倒是宽敞明亮了许多。
年轻的教育局长给我说了许多数字。教师的学历啦几年来的高考升学率啦县委县政府几年来在教育上的投入啦，对贫困学生的生活补贴啦还有对考上大学的学生种种奖励。
就我对现时国内教育的了解，伊吾的重教已相当超前，与她的明星小城建设一样让我动容。
我还自不量力的与校长教师座谈。张志刚张新胜趁机推销我。我暗笑，说我的种种好处不是说你们自己的种种好处么？
一位物理老师重金请来。女校长从哈密聘来是否重金我没问。大多来自内地的青年教师几乎全是大学毕业后自愿申请来的。
我想开个玩笑，现在伊吾中学的教师还养鸡吗？呵呵，这个玩笑没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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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伊吾宾馆后我急于做的第一件事是寻找张复明。在哈密，我问过几个他当年的同班同学，都说不知道有这个人，这使我非常奇怪也很无奈。来伊路上我问张志刚张新胜，也一口咬定印象里没有此人。到伊吾后我仍不死心，找，同时努力在记忆里挖掘与他的存在相关的线索。我不相信我对张复明的记忆来自幻觉或冥想。我不相信时间的久远可以淹没诚挚的往事。在我病重时分他送我去哈密伴我在医院的景状历历在前，他躬着４５度的腰走路的景状依然让我揪心。我曾担心他必须独立面对生活时如何自理，是否能找到爱人。就像我担心过的那个漂亮的女生的感情世界可能出现的迷乱。在哈密听到这个女生自杀的消息让我震惊也让我反思。在她感情世界刚刚显露出纷扰的那个时候，我没对她有把话说透，没有在生与死的层面上提升她对生命的认识与尊重。
死者已死，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
人活着其实就是寻找。寻找快乐也寻找烦恼；寻找生的艺术也寻找死的奥秘。便是到了人生的彼岸，寻找似乎也不会止步。于是便有了宗教，有了所谓的终极关怀，有了“王师平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期盼。
我躺在伊吾宾馆的床上，静静地等待张复明的“复活＂。当这个人是否存在过都是一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寻找与等待几乎等同一部荒诞剧。
这时，我第一次对自己的记忆产生怀疑也对我的寻找与等待产生了怀疑。如果说，语言与文字的存在是人的最重要的存在方式更是传承文明的唯一方式，人的记忆构成的便是整个人生了，任何过往与现实的记忆，当它历久而弥新、鲜活而不失真并且得到切实、恰当表达的时候，它就有可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记忆与历史是如此的重要，它警示今天，昭示未来，为着种群的文明进程不可逆转。正是为着这个文明进程的不可逆转，我们便有了无数的机构机关（做得怎样另说）开办学校力促印刷术发明电磁波写出交响乐有了先秦诸子有了红楼梦有了一代一代人坚忍地奔忙与寻找。可是，当对同一个客体（张复明）的记忆，我与大多数人相悖的时候，我似乎只能选择相信“大多数”。而这个选择也意味着我的全部记忆的彻底颠覆，莫说世界失去了真实性便是我此刻平躺在宾馆床上是否属实也变得极为可疑。最后，剩下的似乎只是一堆“荒诞”直至成为一个所谓的“黑洞”──到了这个时候，我对张复明的寻找便有了多重的意义，我寻找的不单单是张复明存在的真实性，也是在寻找我记忆的真实性，进而寻找这个世界的真实性。我一定要找到他，找到张复明！
猛然间，我记起了张复明在县农行工作的父亲而且记起了他的名字。我把名字一说，张志刚张新胜同时问，你说的是张峰？我不依不饶，不，我说的是张复明。
这次，张志刚也不依不饶了，执意找到张峰并且让刚刚赶来的在伊工作的同学赶快给张峰打电话。电话那头传来我熟悉的声音，我便“认可”了张峰就是张复明──这个世界啊马上为之鲜活鲜亮而且是如此的可亲可爱！
我们通话时他正在几十公里外的下马崖乡，陪同某位潜在的投资者正在考察那里的某种矿藏。
晚饭时身在淖毛湖的张文禄赶来了。不一会，张复明也赶到了。他的腰还躬着，走路还一摇一晃。确凿无疑，他就是张复明。我这才得知，张复明高中毕业不久就改名张峰了，但我坚持叫他张复明。以后，我大约也不会把峡沟叫作蝴蝶谷的。张复明的改名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有段时日，中国出现改名热，这热与测字术及玄学乃至巫术的兴起有关。我认识的人里有几个受控于这热，把自己人生的一次或两次失败怪罪于当初的名字。我甚感欣慰的是，张复明不但顺利成家有了孩子，孩子也已大学毕业，但不知是否真的得力于他的改名。确凿的是，他给我留电话写下的是“张复明”三字，末了，打个括号，把“张峰”两字装入。
张复明的“复活”给我带来快乐，却也让我陷入深深的困惑──一个人的名字的改写与改叫竟有如此大的力量，真的太有意思！轻易地就把他许多童年玩伴、中学同学的记忆全部颠覆了粉碎了。人的记忆是如此的脆弱，如此轻易地被颠覆被粉碎，这也太可怕了！如果有一天手握“话语权”的人受“测字术及玄学乃至巫术”的影响或受制于误写误导，突然心血来潮或正经八门地来改写或改称历史，湮没或扭曲个人真切的记忆乃至一个民族真切的记忆，我们怎么办？──这便不单单是个史学与哲学命题了。
张文禄张复明衣着都很不整，张复明尤甚。在伊吾的那些天，天很冷，张复明总是大敞着一件油乎乎的大衣躬着４５度的腰一摇一晃低着头迎着寒风迈着鸭步。
──我依然在为他心痛，也因这个“寻找”引发的困惑深感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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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子把县城到苇子峡的公路当高速路了，以一百码的车速向苇子峡奔去。张文禄张复明坐另车，跑在我们头里。
张志刚给我安排的头一站不是苇子峡而是淖毛湖。后来，我才明白他此种安排的苦心。苇子峡是我的个人之旅，淖毛湖是伊吾县的希望所在。张复明一开口就是数字，不单单是淖毛湖的石油煤电油养猪场生态农业还有全县的七七八八。张文禄与他当年同班，毕业后的３３年里又同在伊吾，两人比兄弟还兄弟。张文禄的口齿也没有张复明来得利落，即便到了张文禄气势恢宏的养猪场，张文禄也要礼让张复明，腼腆一笑：他比我能说。
峡沟不再，“蝴蝶谷＂的字样赫然在目。当年那个从救护车上被赶下步行回苇子峡的且行且唱的“行吟诗人＂，当年那群“走着，不停的走＂着的勇敢少年，在飞快前行的车窗外背影依稀。鲁苏努尔依得勒斯的身影相继出现，比他们的真人大好多，像高高悬在半空的广告秀。
二十二年前我回过一次苇子峡，从乌鲁木齐来。那时，我离开苇子峡已有十六年，离开伊吾也五年有半。那次，没能见到忧郁寡言的鲁苏努尔和他温柔美丽的妻子。但见到了依得勒斯和他的全家。依得勒斯告诉我，鲁苏努尔早几年举家离开了苇子峡，到一个地方当牧民去了。他有了一大群真正属于自己的羊。他的身体比过去好多了，胡子还是黄的，没白。他的妻子比过去更美更迷人。他们还是苇子峡人，他去的那个草场，只有他一家。每隔几个月鲁苏努尔会回来一次，买些日用品和口粮。鲁苏努尔终于弃农回牧实现了愿望。老百姓的愿望，其实就那么一点点。满足老百姓那点愿望，其实也不难。我为鲁苏努尔高兴之余不免惆怅。我希望看到他的房屋不再破旧低矮，却又希望弯着腰再一次钻钻那低低的房门，双腿盘坐炕上，吃一碗他美丽温柔的妻子递过来的面条。
依得勒斯一眼就认出了我。我们紧紧地拥抱拍打着对方的背脊。依得勒斯带我去了他的家，一座新屋，宽敞、明亮，炕有多大炕上的毡子就有多大。两摞被子都快顶到屋梁了。他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了。大小孩子一字排开，就像一道整齐的阶梯。我和他们全家合影留念。他的那张脸啊已失去了少时的红润与鲜亮，有了深深的皱纹。但个子高了许多，瘦高瘦高。临别时他说，我一定会让我的孩子好好读书，我也在自学。
这次我再回到了苇子峡。张文禄们到得早些，我们的车抵达时他们正在村道上跑来跑去，他们帮我在寻找依得勒斯。没有找到。这大约也暗合了张志刚的安排，他们留下话后，两车迅急的向淖毛湖驶去。于是，便见识了淖毛湖的戈壁荒原展开的大手笔，石油，煤电油，防护林，养猪场。三十九年前我到伊吾时人口七千，现时两万，几年后将快速上升到四万。伊吾的子弟已有不少选派内地，接受落地工程的人员培训。就地培训计划也已展开……
从淖毛湖折回到苇子峡，依得勒斯正在等着我们。我与依得勒斯的手再次握在了一起，他的握手比二十二年前更有力道更自信。他脸上的皱纹已变成一道道深沟。他有备而来，带着二十二年前我与他全家的合影，指着上面的孩子，急切的表达，急切的让我分享他的快乐与骄傲。他脸上有了红光，还带点儿羞涩。他的孩子里，有一个已大学毕业，两个中专毕业。还有一个在读西南财大。他两眼放光，我送孩子读书去过成都了，好大的城市好漂亮的地方！他手一挥，人多啊，太多了，多得让我不知道自己叫什么！他举起照片，在空中划了个弧，他们都不在家，鸟儿一样飞了。那个弧线马上变成鸟儿在空中飞行时翅膀的动作，闪忽闪忽，好不得意。随后，他摆出姿势，一次一次与我合影，多照，多照些。
那时，我们盘腿坐在炕上，一边聊，一边吃着手抓羊肉。在闪光灯的一次次闪烁里，我突然想起那个蹲坐在太阳光底下鹰眼鹰鼻一身黑衣也许沉默了一生的老人。他肯定早已过世，现在的依得勒斯肯定可以自由地说说他的故事了。但我不再作打听，不想相扰死者。有时候谜的存在比谜的破解更有力。我问了，问鲁苏努尔的近况，他还在放羊吗？
依得勒斯脸色变得僵硬，他死了，死了多年了。
我没敢继续问鲁苏努尔的妻子和孩子。
随后是一段长久的沉默。
末了，他把嘴贴到我的耳边，悄声道，我已经老了，退休了。退休？是呀，是退休。我早就当干部了，我退休前是苇子峡乡的乡长。你当过乡长？是呀，当乡长，我当乡长好多年呢！可鲁苏努尔队长早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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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的时刻到了。主人从炕上撤下了手抓羊肉油炸馓子样式繁多的果品和奶茶，我的身子向炕沿挪去。依得勒斯的手搭到了我的肩上。他望着我，凄然一笑，我望向他，轻轻摸了摸他的脸，然后，挪了挪身子，慢慢挪到炕沿。主人递过鞋子。我道了声谢接过鞋子，依得勒斯也和我一起挪到了炕沿，搭在我肩上的手倏地举起，落下时已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有那么一阵，我一手拿着鞋子，一手握着他的手，他摇着我的手：你还会回来吗？你还会回来看我吗？你要回来啊！我一边用劲回握他的手，一边咀嚼着他话里的这个“回来＂。
他说的是汉语，汉语不是他的母语。但他懂得并且三次用了“回来＂。
我们走出屋子。那是一座土坯房。有前院，院里有树，树上零星的缀着几片枯黄的叶子。树干树枝在风中摇曳，发出尖细的嘶鸣，一如人在呜咽。一片枯叶飘落，撞上我的脸，轻轻一弹，转身滑地。苍夷隆冬，土裸石枯。几粒黑珍珠一般坚硬光洁的羊粪醒目的散落在地。我的目光在羊粪蛋上扫过，没作停留。来到苇子峡，我作暂短停留。
此前不久，我给一位友人发过一则手机短信：飘泊一生了。
回来，我还会回来吗？我回答不出，或者说，我不忍也不敢说出。
“回来＂在我，更多的时候是向往，是寻找，是快乐的期许，是忧伤的远望。
我们走到院外，汽车已经发动。天实在太冷，汽车的车窗玻璃上已有一层薄冰。梁子在给汽车加温除霜除冰。我们走到车前，再次紧紧握手，突然，他伸出一只手摘下自己头上的帽子另一只手摘下我头上的帽子，我们换换，做个纪念吧！我说，好呀！他把他的帽子扣到我的头上，却怎么也扣不上。他凄然一笑，你的头比我的大。他把我的帽子戴到自己的头上，笑道，正合适。我的帽子是单帽，他的帽子是毡帽。我说，这帽子还是你戴吧，这儿冷，冬天你需要。我那单帽你就夏天戴吧。他喃喃道，这怎么好这怎么好。站在一边的张新胜说，这最好！有人喊我快上车。我与依德勒斯紧紧拥抱了。我们又像许多年前一样拍打着对方的背脊，不再言语。我们的身子还没松开，他的泪水就夺眶涌出了。大滴大滴的泪珠。
大西北的冬天啊，西风正紧，寒气逼人。一滴泪珠就是一片冰屑。
离开伊吾的前一天，我们去了下马崖。张志刚张新胜高中毕业后下乡“再教育”的头一站是下马崖，他们坚持我去看看。张志刚张新胜当年的同班同学刘文军家在农村，属回乡青年，没有到下马崖“再教育”，但后来当过下马崖乡的党委书记，所以也坚持同行。张志刚们下乡到下马崖后，我曾应邀去过一次。我依稀记得提醒过他们，不要偷老乡的鸡。那个时候，在淖毛湖“再教育”的来自哈密的学生常常以偷老百姓的鸡为乐为荣。
我们还有梁子一行五人来到了下马崖。张志刚张新胜急于找到他们当年住过的房子，但只找到了一堆乱土块。下马崖正搞着新农村建设，老旧的土坯房全在推倒之列。
下马崖乡的前书记刘文军带我们访问了下马崖边防派出所。所长柔加才让中校是藏族，副所长艾合买提少校是维族，两名尉官是汉族。陈列室里布满奖状奖旗。颁奖者从中央部委到自治区政府多得数不清。一个放置在陈列室中央的特制的玻璃柜里，陈列着四张国务院颁发的奖状。在一间小小的陈列室如此集中如此高阶的奖状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惊讶在所难免。所长请我在留言薄上留言。我不费思索地写下四字：肃然起敬──张宣禄陆士庆的军衣军裤在眼前晃动，温暖也凄凉──张宣禄早已离开人世，陆士庆早已回江苏老家。我本可以在某个时候说出或写出的一声谢谢便是这会儿也依然紧紧捂在心里。我还在伊时，张宣禄就调往库尔勒了。我调乌鲁木齐后，有次出差库尔勒，找到库尔勒军分区拜见了他和他的妻。他和他的妻坚持留饭。是夜回到宾馆，偏头痛大作。
前山牧场是伊吾的最后一站。在前山用午餐是张志刚的一个精心安排，他要让我与当年的同行有一次聚会。虽然我与他未曾同事。
他是位哈族教师。他说，有一年我带着学生到前山搞社会调查时，他远远见过我。他说，那时你好年轻。
刘文军先于我们到前山。他来给我送行。在冬不拉的琴声里，张志刚唱了一歌又一歌，声声离情，款款别绪。我与当年的哈族教师同行跳起了哈族舞，曲已终人不散。刘文军把酒当歌一杯又一杯。
告别终不可免，刘文军与我紧紧拥抱了。刘文军没有像伊得勒斯一次次说你要回来的话。他什么都明白。他不说，大约怕说了我会难过。刘文军与我拥抱着的身子松开的那一刹那，他泪流满面了直到放声呜咽。
前山牧场在东天山的北坡，东天山的南麓是哈密。离开前山南行，伊吾再成记忆。
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