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价值发生了重大变化。概括来讲，这种变化呈现出如下几个基本趋势：其一，主导政治价值不变而主流政治价值不断变化；其二，从一元导向向一元导向与多元共存互动的变化；其三，从整体本位向整体本位与个体本位交叉融合的变化；其四，从理想取向向理想取向与世俗取向共存互补的变化；其五，从精神取向向精神取向与物质取向并重互赢的变化。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的变迁并非纯粹的，而是杂糅的；并非径情直遂的，而是曲径通幽的。这种变迁的趋势是潜在的，但却是不可移易的。其中既不乏人类社会政治价值变迁的通理，同时又展示出诸多中国政治变迁的独特特征。

关键词：改革开放；政治价值：一元导向；多元取向

所谓政治价值，简单的说，就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一般准则和终极意义。从实然角度讲，它是对人类现存政治生活（政治意识、政治制度、政治行为）一般理念、准则和程序等的设计和思考，说明人类现存政治生活实际体现了什么意义的问题；从应然的角度讲，它是对人类未来政治生活的构想和向往，是关于未来政治生活的导向性认识，是人们对政治生活终极意义的追问和确定，它为人类政治生活建立科学的规范和评价标准，对人类政治生活进行道德、伦理的评价和判断，从而回答人类政治生活应当怎样的问题。政治价值是相对稳定的，但同时又变动不居的，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迁，政治价值必然发生变化。透过政治价值的变化，大致可以把握社会变迁的基本脉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发展，中国的政治价值发生了重大变化。概括来讲，这种变化呈现出如下几个基本趋势。

一、主导政治价值不变与主流政治价值不断变化

主导政治价值与主流政治价值是两个有联系但内涵不同的概念。以往，人们在使用“主导”这一概念时,总是将“主流”概念暗含于其中；或者，直接将“主流”概念等同于“主导”概念。例如，在使用主流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时就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处于主导或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又如，在谈主流政治思想时往往也是指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然而，主导政治价值与主流政治价值是有明显区别的。

所谓主导政治价值，就是一个社会占主导或统治地位、对社会其它政治价值的发展方向具有引导和规范作用的政治价值。主导政治价值通常是官方所倡导的政治价值，它对巩固执政者的执政地位、凝聚社会各种不同的政治价值、维护社会稳定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主导政治价值可以简单的等同于政治意识形态。

主流政治价值，则是指被社会大多数民众所信奉或者对社会大众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政治价值。主流政治价值虽然受到主导政治价值的影响，但它基本上是由特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并通过社会成员的相互影响而自发地形成的。

此外，人们通常用价值导向和价值取向来描述一个社会的价值状况，但如果不同时使用主导价值和主流价值这两个概念工具，那么，就不能完整而准确地反映一个社会价值状况的全貌。一般而言，主导政治价值的存在及其作用,是价值导向得以可能的前提，即主导政治价值就是具有导向作用的政治价值，或者说，价值导向就是由主导政治价值所引领的；而主流政治价值则是对政治价值取向既在数量上又在方向上的一种标示，即一个社会指向大致相同的方向并为社会相当数量的民众所信奉的政治价值。或者说，各种政治价值取向(既可以包括主导政治价值也可以不包括主导政治价值)的大体一致，就是主流政治价值的基本特征。

主导政治价值与主流政治价值之间的关系，一般有一致、矛盾、对抗等多种表现形式。[1]当一个社会的主导政治价值与主流政治价值处于一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是一个和谐和稳定的社会；反过来说，一个社会是和谐和稳定的时候，主导政治价值与主流政治价值往往是一致的。但是，不管一个社会表面上是多么和谐和稳定,主导政治价值与主流政治价值总会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如果主导政治价值与主流政治价值发生了激烈冲突和尖锐对抗，那么，这个社会就必将不会稳定，甚至有崩溃的危险。还有一种情形需要特别指出，即主导政治价值与主流政治价值完全合一，或者说只有主导政治价值而没有主流政治价值，这种情形往往意味着社会处于不正常和高压状态，它恰恰潜伏着极端不稳定的因素，同时预示着主导政治价值的危机。

根据上述分析，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治价值的变迁，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的政治价值是：以社会主义一元政治价值、整体本位政治价值、理想取向政治价值和精神取向政治价值作为主导政治价值的；而多元政治价值、个体本位政治价值、世俗取向政治价值和物质取向政治价值则基本上处于被排斥的地位，主导政治价值与主流政治价值处于基本同一的状况。这种状况隐藏着某种引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逐步实现了从社会主义一元政治价值向社会主义一元政治价值与多元政治价值互动的变化；从整体本位政治价值向整体本位政治价值与个体本位政治价值融合的变化；从理想、精神、道义取向政治价值向理想、精神、道义取向政治价值与世俗、物质、利益取向政治价值共存并重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仍然坚持以社会主义一元政治价值、整体本位政治价值、理想取向政治价值和精神取向政治价值作为社会的主导政治价值，并以这些政治价值作为社会各种政治价值的价值导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排斥其它各种合理的政治价值的存在，相反，这些具有价值导向作用的主导政治价值与其它各种合理的政治价值能够相容共济。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多元政治价值、个体本位政治价值、世俗取向政治价值和物质取向政治价值对社会大众已经开始产生越来越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它们一方面逐步成为社会的主流政治价值，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另一方面又与主导政治价值处于互动、交融、共存、并重的关系之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治价值体系的变迁，虽然社会主导政治价值并未发生什么根本变化，但其主流政治价值却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即一些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价值逐步成为社会主流政治价值。值得特别提到的是，这种变化的总趋势并没有导致主流政治价值与主导政治价值的激烈冲突，而是表现为主导政治价值与主流政治价值不断地由矛盾状态向两者的互动双赢转化，从而实现着主导政治价值与主流政治价值的共存互进，较好地防止主导政治价值与主流政治价值的激烈冲突和对抗，诚如派伊所说的“要能在承认冲突存在的情况下控制冲突”[2] 。这既是建构当代中国政治价值体系的理想目标，也是改革以来中国政治价值变迁的重要成果之一。

二、从一元导向向一元主导与多元取向共存互动的变化

人们在谈到一元政治价值和多元政治价值时，往往并未对它们的所指作某种规定。其实，一元政治价值与多元政治价值，既指一个社会中政治价值在数量上的多寡 ,一元政治价值往往是指一个社会只有或基本上只有一种政治价值,多元政治价值则表明一个社会拥有两个以上相互作用的政治价值；也指一个社会中不同政治价值所具有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如某种政治价值在某个社会具有核心价值的地位并发挥着对其他各种政治价值的主导作用,因而这种政治价值就具有一元的性质,而其他政治价值则往往呈现出多元政治价值并存的格局。在这里，所谓元，并无始基、始元的意义。因此，假设某种社会是一元政治价值的社会，那就意味着这个社会是以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价值主导整个社会,这个社会往往仅有一种政治价值,即使有其他政治价值的偶然存在,也会被主导政治价值排斥和扼杀。而多元政治价值的社会，则是指这个社会具有两种以上的政治价值,且各种政治价值之间既相互碰撞、甚至冲突，又具有相互包容性和共存性,同时不排除某种政治价值成为这个社会的主导政治价值，甚至可以说，社会的和谐和稳定须以某种主导政治价值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为前提。这种社会的政治价值特征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存在着一元政治价值与多元政治价值的互动。

建国以后，中国逐渐形成了以统一的计划经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单一的意识形态为特征的社会结构,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这种社会结构使中国社会总的来说是以社会主义一元政治价值为特征的。这种一元政治价值或者表现为集体主义，或者表现为理想主义，或者表现为精神至上主义。[3]总的看，改革开放前，中国是社会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一元政治价值占主导地位，这种一元政治价值既是社会的主导政治价值,甚至是社会的惟一政治价值，而其他政治价值处于绝对的边缘地位,甚至被剥夺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此,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社会,除了以各种政治运动为载体所表现出来的虽然激烈却是表层的价值斗争外，从社会的深层结构看,是不可能发生政治价值冲突的,政治价值是高度整合的,但却是板块式和机械式的整合,用涂尔干的话说，即是“一种机械团结的社会”。[4]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的渐次展开和社会的全方位开放，中国正在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从而促使中国社会的政治价值日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多元化的事实似乎无人表示怀疑和异议,人们意见不一的是：如何看待政治价值的多元化；政治价值多元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一元政治价值与多元政治价值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等等。就一元政治价值与多元政治价值的关系而言,当下的中国既强调对社会各种政治价值具有导向意义的社会主义一元政治价值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允许多元政治价值的共存。应该说一元政治价值与多元政治价值已经不是以前那种统治与被统治、排斥与被排斥的关系,而是一元导向与多元取向共存与互动的关系。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的变迁,目前有一种非常普遍的看法,即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发生了从一元向多元的变化。[5]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太准确的。首先,政治价值的变迁,不可能存在从纯粹的一元政治价值转变为纯粹的多元政治价值。如果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价值变迁是从一元政治价值向多元政治价值的变化,那就必然有意或无意地否认一元政治价值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一个多元政治价值共存的社会,必然有处于主导地位、发挥导向作用的一元政治价值的存在,否则,这个社会是无法和谐、稳定、健康地发展。其次,在一个多元政治价值共存的社会,必然存在着不同政治价值的互动,所不同的只是,这种互动是良性的互动还是恶性的互动。所谓良性的互动,主要是指各种政治价值在相互理解、宽容和商谈基础上的互动,即使存在着各种政治价值之间的碰撞和冲突,只要符合价值变迁和运动的客观逻辑,而不是人为制造的结果,那么,这也是正常的,是属于良性互动范围的。与之相反,则是一种恶性互动。正是基于此,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变迁的一个重要表现,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从一元向多元的变化,而是从一元取向向一元导向与多元取向互动的变化。应该看到的是，当前我国社会政治价值一元导向与多元取向共存互动的关系,与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经济成分、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相适应、相一致的。[6]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经历了从一元政治价值向一元政治价值与多元政治价值互动的变化，但是，作为官方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一元政治价值与其它各种政治价值之间却又不时出现某些不协调、不一致的现象。由于价值主体、价值标准、价值取向等越来越多元化，自然就会出现这些多元政治价值对主导政治价值的冲击和损害。社会多元政治价值与官方主导政治价值之间的某些不协调、相互冲击，形成一种张力关系。而官方所主导的社会主义一元政治价值必须合理引导、统摄、甚至必须控制其它各种政治价值的发展方向，使这种张力关系维持在一定限度内。而且，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的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一元与多元的这种张力关系将会长期维持下去，对此，既不能惊慌失措，也不能漠然视之。

三、从整体本位向整体本位与个体本位交叉融合的变化

关于整体本位政治价值与个体本位政治价值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往往被人们看作是当下中国政治价值的基本问题或核心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的关系变迁不仅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的变迁,而且也涉及到中国传统政治价值与西方政治价值的关系。

人们普遍认为,西方政治价值是个人主义的,或者说,个人主义是西方政治价值的思想基础,并且贯穿于西方政治价值观念体系的各个方面,体现了西方政治价值观念的根本性质。西方个人主义政治价值建基于个人自由和自然权利的观念之上,在处理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时,主张个人(体)本位,强调个人重于整体,整体的重要性体现在对个体的保护上。然而,在丹尼尔·贝尔看来,西方个人主义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这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是西方社会面临经济困境的根源。他说：“一个民主的政治体系将需要越来越多的社会公共事业以满足人民的要求，但是,资产阶级要追求的却是反对政府借助道德或税收对他们的欲望加以束缚。社会上的个人主义精神气质,其好的一面是要维护个人自由的观念,其坏的一面是要逃避群体社会所规定的个人应负的社会责任和个人为社会应做出的牺牲。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经济困境的根源,就在于我们试图把上述这些相互矛盾的东西联合成一体。简言之,我们还没有做到人人都献身于一个公众家庭；或者说,我们还没有做到人人都信奉一种大众哲学,一种可以调和个人之间摩擦的大众哲学”。[7]

与人们普遍认为西方政治价值是个人主义的一样,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价值是整体主义的。整体主义同样是中国传统政治价值的思想基础,贯穿于中国传统政治价值的方方面面,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价值的根本性质。因此,在处理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时,中国传统政治价值主张整体本位,强调整体大于个人,甚至往往把个人淹没于整体之中,在强调整体利益时轻视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需要个人利益为整体利益作出牺牲。然而这样一来,所谓整体也就幻化成了一种抽象的共同体。中国传统的整体主义政治价值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副产品,或者说产生了矛盾的统一：一方面,中国传统整体主义政治价值衍生出了一种极端的义务观念,即个人对整体负有绝对的义务,由此,个人的权利、人格被统统抹杀；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整体主义政治价值又使个人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责任意识在民族危难关头又往往转化为强烈的忧患意识。

从基本精神来看,西方政治价值与中国传统政治价值是正相反对的,“甚至到今天,中国人也很难了解西方的个人主义。一提到个人主义就是自私自利,惟利是图。而在西方人那里，个人主义，我，则是一个美丽的字眼,意味着个人人格的独立、个人不可被侵犯的权利、个人自由、个人平等等观念。”[8]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的变迁来看,中国政治价值出现了从整体价值观向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融合的变化。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社会仍然主张整体主义政治价值的基本理念,作为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就是这种整体主义政治价值在计划经济时的集中表现。计划经济时期所主张的集体主义原则和价值,虽然在理论上也重视个人权利和利益,但在具体实施或面对具体问题时,往往又忽视了个人权利和利益,甚至成了一种忽视个人利益、个人权利和个性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和遁词。因此,这样的集体主义原则和价值就成了一种抽象的、虚幻的原则和价值,这样的集体也就成了虚幻的集体。正因为这样,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一方面开始对集体主义原则和价值进行全面反思,另一方面对西方个人主义价值感到很新鲜。其产生的后果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其一,在理论和思想观念上,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原来所主张和奉行的集体主义,事实上是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对立了起来,或者说,只讲集体利益,不讲个人利；只讲义务,不讲权利；只讲奉献,不讲回报；只讲共性,不讲个性，因而严重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而对这些片面的理解和作法,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在短时内可以,但长期这样不行。于是,人们经过反思,开始主张一种新型集体主义,以真正的集体取代虚幻的集体。所谓真正的集体,就是把个人及其利益作为集体及其利益之有机部分的集体。没有集体,个人就无所依傍；同样,没有个人,就不可能有集体,甚至集体本身就是为了个人及其全面发展的。这种理论上的建构就是力图把整体与个体、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真正地统一起来。其二,在行为和实践领域,一些人开始沉迷个人主义,这最明显地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价值观上。当时在人们特别是青年中流行着一句很时髦的话：我最崇拜的人是我自己。[9] 这既是对过去那种集体主义价值的一种叛逆,也是对个性和权利的呼唤,尽管这种呼唤有时变得有些扭曲，但也有矫枉过正之意义。于是，有学者甚至认为,“社会生活样式的变化与个体独立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两个本源性的进步”。[1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的这种变化,虽然斑驳迷离,但其主线还是基本清晰的,这就是从原来的整体本位政治价值向整体本位政治价值与个体本位政治价值融合的变化。这与那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的变迁是从整体本位政治价值向个体本位政治价值的转变的观点是不同的。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的变迁是从整体本位政治价值向个体本位政治价值转变的观点,实际上暗含着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已经完成了从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的转变；另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本身要求从整体政治价值观向个体政治价值观转变。前者讲的是作为一种客观事实的价值观变迁；后者讲的则是作为一种价值期待的价值观变迁。就第一种观点而言，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误判,因为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个体价值观空前地展现出来,但并没有取整体价值观而代之,恰恰相反,个体价值观与整体价值观日益融合和统一,两者并不像过去那样处于对立之中。就第二种观点而言,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误导,因为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而不可能以个体价值观取代整体价值观,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所决定的,此其一；其二,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每个人与其所需要的商品相分离,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一方面要独立地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另一方面又必须与现实的和可能的任何他人发生普遍联系,并以相互依赖作为其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基础和前提。这种市场本身的全面依赖不可能建立在纯粹的个体价值观之上,而必须实现个体价值观与整体价值观的深度融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正在实现从整体价值观向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融合的变化。换句话说，就是整体本位政治价值与个体本位政治价值维持着一种张力关系，正是这种张力关系推动着中国政治价值的变迁和发展。

整体本位政治价值与个体本位政治价值的张力关系，在理论上主要表现在：集体主义是否应该仍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价值基础；而个体意识、个体政治价值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存在着内在的契合性，或者说是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应该、并且能够整合整体本位政治价值与个体本位政治价值。这些问题在人们的头脑中正处于一种难舍彼此的状态，也就是说在理论上存在着整体本位政治价值与个体本位政治价值的张力关系。在实践上则主要表现在：个体本位政治价值容易导致个人主义以及个人主义对整体价值和集体主义的侵蚀；而集体主义作为有着深远传统且曾经深入人心、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它将在重审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以及个人主义价值的基础上，重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政治价值原则。

四、从理想取向向理想取向与世俗取向共存互补的变化

理想是一种立足于现实而又超越于现实的向往,是对未来目标的一种描绘和信念。在革命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理想是支撑革命胜利和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艰难探索的强大精神支柱。完全可以说,没有崇高的理想,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取得是根本不可能的。[11]但是,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支配下,人们的理想取向政治价值是被严重扭曲了的。

理想的被扭曲,加上改革开放过程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浸入以及市场化本身所具有的特性,致使改革开放之后理想逐渐失落、甚至出现了理想危机,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价值的日益世俗化,以致迄今为止世俗化的政治价值甚嚣尘上。[12]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还是一个以集体主义为特征的话语时代和理想主义时代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世俗化的政治价值就完全将理想取向政治价值挤压到边缘地带。

世俗取向政治价值所导致的最明显后果不仅表现在人文精神的失落及对终极意义和价值的淡漠,同时还导致了与此密切相关的作为三位一体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盛行。不论是在学界的学术语言中,还是在民间的日常语言中,抑或在官方的文件语言中,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都已成了广泛使用的语词。享乐主义的道德后果之一,“就是享乐主义的生活缺乏意志和刚毅精神。更重要的是,大家争相奢侈,失掉了与他人同甘共苦和自我牺牲的能力。即使人们觉得彼此亲如手足的团结感,或是那种互相友爱、直至愿为他人而战、而死的集体情感，也同样会失去。”[13]丹尼尔·贝尔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及其享乐主义价值观的分析值得我们警醒。他认为,资本主义已经丧失了其合法性,这一合法性原来建立在视工作为神圣事业的新教观念上,现在这一切已为鼓励人们讲求物质享受与奢侈的享乐主义所取代,而享乐主义又摧毁了作为社会道德基础的新教伦理。在他看来,“由严肃艺术家所培育的现代主义、文化大众所表现的制度化以及市场体系所促成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这三者的相互影响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14]

值得玩味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的世俗化并没有完全使理想取向政治价值销声匿迹,相反,人们对理想的追求并未因世俗取向政治价值的强盛而减弱,而是出现了理想取向政治价值与世俗取向政治价值共存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世俗价值观,并不像丹尼尔·贝尔对资本主义社会享乐主义所分析的那样完全是消极的,而是有着对过去被扭曲的理想主义进行反拨的积极意义。譬如：改革开放之前所讲的理想取向政治价值是准宗教化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价值开始从准宗教化转变为现实化,作为外在要求的绝对义务的理想开始转变为人们内心的期待和追求,而且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务实的基本路线相适应,可以说,这时中国社会的理想取向政治价值从天上开始降落到人间。再譬如：改革开放之前所信奉的理想是革命化的理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价值则逐渐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变,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政治价值理想。用邓小平的话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15]还譬如：改革开放之前人们所信奉的理想主要是崇高而遥远的社会理想,如实现共产主义,而对个人的生活理想则不屑一顾；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的理想更多地是个人的生活理想,这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世俗化的理想,人们此时不是时时思考那些社会理想甚至终极理想,而是更多地追求个人生活理想的实现,如拥有较高的收入、体面的工作、幸福的家庭、健康的身体以及安定的社会、良好的人居环境等等。

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出现了从理想取向政治价值向理想取向政治价值与世俗取向政治价值共存的转变,而并不是纯粹向世俗政治价值的转变,因为即使中国社会世俗取向政治价值非常盛行,人们对终极理想和社会理想的追求也不可能终止,因为这毕竟是政治生活终极意义之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出现了较明显的世俗取向政治价值淹没、消解理想取向政治价值的趋势。[16]功利主义等西方政治价值开始对中国社会政治价值产生重要影响。消费主义既作为一种价值又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对当代中国社会特别是青年的影响日渐明显。与此相反，人们对理想的追求和执着并未就此减弱，人们的心灵深处仍然涌动着对生活意义的追问和对超越世俗生活的理想的追求，理想取向政治价值与世俗取向政治价值之间仍然存在张力关系。这种中国式的政治价值变迁现象是需要我们认真总结的和深入探寻的。

五、从精神取向向精神取向与物质取向并重互赢的变化

精神取向政治价值、物质取向政治价值与理想取向政治价值、世俗取向政治价值是密切相关的。一般而言,理想取向政治价值可以划归精神取向政治价值的范畴,而世俗取向政治价值最终要用物质价值观来加以说明和体现。因此,本来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加以讨论。但是,理想取向政治价值、世俗取向政治价值与精神取向政治价值、物质取向政治价值毕竟又不能完全等同。在这里的特定语境中,如果说理想取向政治价值和世俗取向政治价值主要是从价值主体的一种价值追求的角度而言的话,那么,精神取向政治价值和物质取向政治价值则主要是从价值主体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这两种生活态度以及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这两种价值世界的角度而言的。人都生活或生存于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中,因而也就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两种生活领域和生活状态。

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人们将精神生活置于物质生活之上,崇尚精神高于物质,精神是高尚的,而物质是卑琐的,这样,就把精神取向政治价值置于至高无上的甚至神圣的地位,而极力贬损甚至打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斗争哲学是政治运动的理论基础和理论表达的话,那么,唯灵论和唯心论则是当时精神至上政治价值的理论基础和理论表达。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物质利益成了人们追逐的重要对象,物质取向政治价值得以正名并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地凸现为社会的基本价值之一。马克思的名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人们的利益有关”[17]，成了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物质利益追求的理论武器。邓小平曾经非常犀利地指出,只讲精神鼓励不讲物质利益,必然严重挫伤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既要讲精神鼓励,也要讲物质利益，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8] 之所以必须如此，是因为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是人们所面对的两个基本世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人们的两种基本生活领域和生活状态,因此,人们总是要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因为只有它们之间实现了平衡,那么价值主体才会得以全面而健康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义利关系问题、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问题等,都与人们对物质取向政治价值与精神取向政治价值的看法和处置有关。义与利的关系,明显地包含着精神取向政治价值与物质取向政治价值的关系,义就是精神价值观的重要表现,利就是物质价值观所追求的目标。同样,市场经济能最充分地体现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和有利于物质取向政治价值的确立,而道德建设则是人们精神生活和精神取向政治价值的内在需要。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立,义与利、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物质利益与精神价值、物质取向政治价值与精神取向政治价值基本上是并重的，正在逐步实现义利之间的平衡。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物质欲望空前增强、放大，权利和利益观念日益凸现；另一方面，人们在心灵深处则力求实现物质欲望和需求与精神生活的和谐。这样就形成了物质取向政治价值与精神取向政治价值之间的张力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变迁过程中所形成的上述张力关系，有可能导致社会主义一元政治价值向多元政治价值、整体本位政治价值向个体本位政治价值、理想、精神取向政治价值向世俗、物质取向政治价值的倾斜。这些政治价值之间的失衡或倾斜通常以政治价值危机的形式出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止和消除中国政治价值危机的重要措施，就是努力实现上述政治价值之间张力关系的平衡。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的变迁并非纯粹的，而是杂糅的；并非径情直遂的，而是曲径通幽的。这种变迁的趋势是潜在的，但却是不可移易的。其中不乏人类社会政治价值变迁的通理，同时又展示出诸多中国政治变迁的独特特征。

（作者单位：虞崇胜，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李奎，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讲师、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

--------------------------------------------------------------------------------

[1] [美]亨廷顿，陈克雄译：《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序言第3页。

[2] [美]派伊, 胡祖庆译：《中国人的政治文化－政治发展权威危机之心理文化研究》，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1991年版，第29页。

[3] 李泽厚：《中国现代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87页。

[4] [法]爱弥尔·涂尔干，渠东等译：《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

[5] 吴鲁平：《发达国家价值观变迁的启示》，《中国青年研究》2001年第5期，第20页。

[6] 毛寿龙：《中国政府功能的经济分析》，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

[7] [美]丹尼尔·贝尔，赵一凡等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08页。

[8] 戴茂堂、江畅：《传统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9] 尹学朋：《世俗化－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之趋向》，《学术探索》2004年第4期，第35页。

[10] 廖申白、孙春晨：《伦理新视点－转型时期的社会伦理与道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11] 周宁：《东风西渐－从孔教乌托邦到毛主义乌托邦》，新观察网，http://www.xgc2000.com。

[12] 尹学朋：《世俗化－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之趋向》，《学术探索》2004年第4期，第25页。

[13] [美]丹尼尔·贝尔，赵一凡等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31页。

[14] [美]丹尼尔·贝尔，赵一凡等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32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页。

[16] 祝天智：《试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政治文化的建构》，《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11期，第48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