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亨廷顿的《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以下简称《政治秩序》)出版。1988年，该书中文版在中国发行，激发了对“新权威主义”的大讨论。2008年，亨廷顿辞世，中国知识界和媒体对他做了有节制的赞扬，主要是赞扬他超冷静的观察力和不依附“政治正确”教条的治学态度。
这是一位有点倔、有点酷而容易被人误读的学者。他曾被误读为文明间冲突的鼓噪者，也曾被误读为权威主义政治路线的倡导者。这些误读都相当草率。作为一名老牌民主党人，亨廷顿一向坚持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作为一位睿智的策略家，亨廷顿又一向主张务实的、保守的中间道路(无论是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际政治方面)，这也常常使他两头不讨好，以至于在国际学术界和国际媒体上，常常发生“HuntingHuntington”(围猎亨廷顿)的现象。
1989年亨廷顿在回答一位留学哈佛的中国学生的提问时，明确表示权威主义可能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但它只能是一个很短暂的现象。他认为民主也能很好地促进经济增长，民主制度下经济发展非常成功的例子是二战后的日本。他特别提出：一个政府的合法性如果仅仅是依靠经济成效的话，当它在经济上失效时就会面临许多问题，因为经济有上升期也会有衰退期。他还举例说：有一个权威主义体制曾获得过高速经济增长，但在这个体制中政治参与并没有扩大，结果引发了革命，这个例子就是巴列维国王统治下的伊朗。
不过，作为一位现实主义策略家，在《政治秩序》一书中亨廷顿强调了“政治秩序”、“政治权威”、“政治稳定”这类概念。那么在他的论述体系中，它们是指封闭型的秩序、单向集中的权威，以及束缚自由和创新的稳定，还是另有所指？细读此书，可以发现亨廷顿所关注的目标，指向的是能够保障政治参与和社会流动机会的秩序、通过制度化的政治空间创造出来的权威，以及有利于自由和创新的稳定。
《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到的“必须先有权威，然后才能对它加以限制”，曾让亨廷顿背上了赞同专制统治的恶名，但这句话是有前提条件的。在亨廷顿撰写此书的上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大多刚刚独立，许多“民族国家”被匆忙拼凑或切割出来，国家建构或国族建构尚未完成，社会动荡涣散，过快的民主化和分权可能被地方割据势力和分离主义势力利用，进而引发社会动荡乃至战乱，此时民众反而渴望政治上的铁腕人物出现，削弱权威的结果可能是导致独裁。
时至今日，亨廷顿的这句话对于那些社会涣散、军阀割据的国家来说仍然有效。但对于那些集权传统深厚、权威已经够多够强的国家来说，当务之急就只能是限制权威和开放政治空间，满足民众的政治参与愿望。亨廷顿在《政治秩序》一书中认为，当政治参与愿望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流动而成为一种无法人为阻遏的客观趋势时，只有提高政治的制度化，才能减少政治秩序的不稳定。
什么是政治的制度化？笔者的读后感是，这意味着建立有威望的、制度化的政治运作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有稳定的政治组织，这些组织的价值观是稳定的(从而可以展开明确的价值竞争)，此外还有稳定的政治程序；一个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意味着它有因时而变的适应性，有超越具体利益集团的自主性，有包容各种政治参与愿望的开放性，在此情形下，这个政治体系也就拥有了政治权威(它来自于认同而不是强制)，国家也就拥有了政治稳定。当此时，政治的制度化成为了一项超越社会各阶层、各集团的公共利益。
从而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民主也是建构权威的一种方式，关键是如何定义权威。民主所建构的权威不是指禁止这个禁止那个的强权，而是指具有能够提供有效公共服务、保障公民自由和权利的能力和威信。
20年前，当《政治秩序》这本貌似主张权威主义的书进入中国，亨廷顿已经在构思他的新书《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描述一种如滚雪球般的世界政治演进态势。20年后，或自1968年以来的40年后，我们思考政治保守与政治开放的参考环境，与当年又有了很大的不同。经济发展、信息时代、全球化使中国出现了急剧的社会变迁，社会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日益分化，城市化使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村人口纷纷进入城镇打拼、漂泊，受教育人口的增多使自由、开放的价值观越来越被接受，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愿望不断增长。这就需要在现有的政治体系中开辟出更多的制度化空间来容纳、协调各方诉求，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诉求。时过境迁，我们应当对政治发展做出新的结论和预期。
亨廷顿在《第三波》一书中表达了他的预期：经济发展产生了更多的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可供在各个团体中分配，使得政治变得越来越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换言之，开放政治空间的风险已经减小了。
不过亨廷顿又认为，20世纪后期的第三波世界民主潮仍然只是完成了民主形式(选举)的普及，但没有达到西方自由民主的深广度和稳定性，甚至，某些选举导致了反民主势力和守旧势力的胜利。他悲观地认为，植根在个人自由、个人尊严思想中的自由民主是一个西方的产物，非西方文明无法完全做到这一点。由此，他又开始酝酿他的下一个轰动世界的观点：文明间的差异无法抹平，文明间的冲突难以避免……
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亨廷顿一直以其现实主义者的悲观眼光探究着人类文明中和人性中的那些悲观层面，同时也受尽了攻击、责难。这老头儿，看问题为什么不全面一点？说话为什么不周全一些、中听一些？这并不难啊，尤其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可是一把好剑，它必然有冰凉薄锐的锋刃，一套令人生畏的剑法，必然有自由决绝的偏锋，亨廷顿治学时所奉持的，就是这样的“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