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2008年12月16日《北京青年报》C2版以整版的篇幅刊载的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一篇大作《谨防对科技的不当使用》。以下简称路文。
路文是为纪念全国科学大会30周年于12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所做的主题讲演。
1978年3月18日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是邓小平代表党中央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它是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在科学技术上拨乱反正的历史性事件。自那以后停刊十多年的各种学报陆续复刊了，各学科的学术交流活动又开始了，各方面的研究工作得到了恢复。人们称它开始了科学的春天。作为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确应当隆重纪念。作为我国现今科技界的领军人物的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发表一篇纪念性的文字，也是合适的。不过，看完以后，却不无遗憾地认为有些问题很值得商讨。
首先，路文在注解邓小平同志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时，举了一些例子，不过其中错误就有好几处。
路文说：“1963年，美国的生态学家发表了《洁净的春天》这个著作，摒弃了传统粗放式的工业生产对环境的破坏，开启了环保运用的先河。”
路甬祥在介绍这本书时，没有介绍作者的名字，把书的名字和出版年都弄错了。美国科普作家和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1907-1964）的书是《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而不是《洁净的春天》，出版时间是1962年也不是1963年。至于书的内容也不是批判和摒弃“传统粗放式生产对环境的破坏”。
《寂静的春天》以一个“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使旅行者感到目悦神怡”的虚设城镇突然被“奇怪的寂静所笼罩”开始。春天本应是鲜花盛开、百鸟齐鸣的季节，春天里不应是寂静无声，死气沉沉。可是并不是人人都会注意到，从某一个时候起，突然地，在春天里就不再听到燕子的呢喃、黄莺的啁啾，田野里变得寂静无声了。作者通过充分的科学论证，表明一种由DDT杀虫剂所引发的实际上就正在全美国的各地发生的情况：破坏了从浮游生物、鱼类到鸟类直至人类的生物链，使人患上慢性白血球增多症和各种癌症。作者说像DDT这种“给所有生物带来危害”的杀虫剂，“它们不应该叫做杀虫剂，而应称为杀生剂”。
《寂静的春天》的结论是严峻的，在美国引起极大的震荡。当作品先期在《纽约客》杂志上连载发表时，就引发了五十多家报纸的社论和大约二十多个专栏的文章。成书于1962年9月出版后，到12月已经售出十万册。
《寂静的春天》也招来了有钱有势的生产DDT和同类农药的化学公司和有关的利益集团的强烈的攻击、批判乃至诽谤和人身攻击。
尽管有来自利益集团方面的攻击，但毕竟《寂静的春天》唤醒了广大民众，最后导致了政府的介入。时任美国总统的约翰·肯尼迪读过此书之后，责成“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对书中提到的化学物进行试验，以验证卡逊的结论。“委员会”的后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报告“完全证实了卡逊《寂静的春天》中的论题正确”。
于是，DDT先是受到政府的密切监督。到1962年年底，各州的立法机关向政府提出了四十多件有关限制使用杀虫剂的提案；1962年后，联邦和各州都从杀虫剂的毒性方面出发，通过了数十、数百条法律、法规，那种可拖延五年的所谓“异议注册”于1964年被停施，DDT最后也于1972年被禁止使用。
克林顿的副总统、环保主义者艾尔·戈尔在为《寂静的春天》中文版的“序言”中评价此书说：“《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并且已经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1964年春天，雷切尔·卡逊逝世后，一切都很清楚了，她的声音永远不会寂静。她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保运动的肇始。” 在《寂静的春天》作为环保运动的里程碑而被公认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的同时，卡逊于1990年被曾经挖苦过她的《生活》杂志选为二十世纪一百名最重要的美国人之一。
够了，我补充介绍《寂静的春天》这本书的一些情况，无非是说明路甬祥根本没有看过这本书，甚至也没有看过关于这本书可靠的介绍，而信手写来。实在不能认为是严肃的。
路文说：“牛顿力学对物质及其物质规律的认识促进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产生和发展，并且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础。”实在不懂路院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说，牛顿总结和发展了前人关于物质的机械运动的学说，建立起经典力学的原理。在路院长的笔下，把牛顿的贡献写成“对物质及其物质规律的认识”，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物质的机械运动和“物质及其物质规律”有本质的不同。后者一般会理解为物质结构，或物质的原子论。如果说这只是用语上的不科学，还则罢了，而后半句把牛顿和唯物论和辩证法拉上关系，就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了。牛顿是典型的有神论者，他的著名的“上帝最初的一棍子”就是一种太阳系的神创说。牛顿力学的发展直接导致机械论的成熟，相反，辩证法的发展却是对机械论的批评中发展起来的。从来也没有一位哲学家或哲学史家把牛顿归属于唯物辩证法的队伍中。
进一步，路文所说的牛顿学说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础”。则更不是这回事。众所周知，欧洲的思想启蒙，肇始于13、14世纪开始的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它首先是以人文主义为开始的。自然科学的复兴受人文主义，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新思想所提供的民主氛围而快速发展。至于说到自然科学本身的思想启蒙，那么哥白尼、伽利略所突破的精神阻力，比起牛顿来说，要重要得多，对后世的影响也要大得多。
第二，在讲话中，路甬祥一而再地强调“创新”，反复说科学精神是“本质是崇尚创新”、“鼓励创新”和“注重创新已经成为最具时代特征的价值取向”。
一般地说，我们提倡创新也是一件很好的事。不过，把创新强调得过了份，就有违科学精神了。其实，我们说科学，应当不言而喻地是包含创新的。如果一个人搞研究，不是拿出新东西，而总是拿出老掉牙的东西出来，那根本就不是科学。我认为科学精神中更为重要的，倒是可怀疑性原则，任何新东西，必须经得起各方面的怀疑反对和质疑。经过各方面的考核推敲如果真的站住脚了，那才是符合科学的。如果说创新是科学的“实质”、是“最具时代特征的价值取向”，我认为就强调得过了头。是不是可以用创新这一词取代科学，或者认为创新至少包含了科学概念中最主要的东西呢。我们是不是因此就可以把科学院改名叫创新院呢。当然不能。因为创新既不是科学中本质的东西，甚至也不能够代表科学含义的首要元素。
我们曾经过分欣赏创新，而忽视怀疑、反对和质疑。人民公社、农村食堂当时都是创新，被说成是新生事物，不许怀疑、反对和质疑。大讲食堂的十大好处，大讲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而责难的意见一条也听不到。结果由于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经不起群众的反对，所以是不科学的，也就站不住脚。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惨痛的。
说到这里，我们应当记起十年前路甬祥出任科学院院长时，新官上任三把火，开展的“知识创新工程”。这的确是一项科技管理上的“创新”。军令如山倒，不能有任何异议地加以推行。不管在文字上怎样描绘，但在实际执行的结果，是要将研究人员的“创新”度量化。把研究人员的报酬，即工资与他的“创新”计量挂钩。扩大了所谓“绩效工资”部分。时任数学院副院长的一位研究员在极力推行这种管理模式时说：对他们（指研究人员）要“两年考察一次，如果成绩不理想，请他另谋高就。”评价基础研究的成绩理想与否，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成果的大小、真假和它的意义，往往不是短期内能够弄清楚的，有的甚至需要几年和数十年之功，根本不是一两年能够解决问题的。于是什么叫成绩“理想”，就要简单地诉诸于对创新的“计量”，直接的结果，就是数论文的篇数，和计算创收金额（包括争取到基金或其它资助）。并且美其名曰计量管理。实际上，是想把研究人员的这种复杂劳动的管理，也像管理挡纱工或车工钳工那样变成计件工资。并且这种管理模式迅速在全国推行，包括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
这种管理，对于搞技术的人也许是有一定道理，因为技术创新可以用它的市场价值来度量。利益驱动可以产生重要的技术飞跃，但对搞科学的人，就很难说是合理的了。因为基础科学的成果是无法公度的。历史上的重大基础科学的突破，都不是利益驱动的结果。
在谈到科技道德时，路文说：“于我国来说，近代科学传统还不是很长，科学共同体内部的道德约束和制度基础还不健全，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社会和市场中的不良风气在科技界也必然有所反映，在当前通过科学不端行为获取声望，职位、利益和资源等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加强科学道德规范建设，保证科学学术荣誉，维护科学的社会声誉已成为当前我国科技界的一项重要任务。”
这段话隐喻，好像市场经济是当前科技腐败的根源。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国度里，像英美等国的科学腐败要比我们更严重些呢？事实是恰好相反。
把大面积的科技道德沦丧，科学腐败的原因归结于道德约束和市场经济等客观因素，说成是我们缺少科技道德规范因而需要建设道德规范，而不从管理制度本身去找原因。这不符合一个合格的现代管理者的思维原则。我们至少应当从管理和立法的角度思考如何阻止和处置腐败。事实是，我们对科技管理的官僚化、表面化、形式化，以及数论文点钞票的低级度量，恰好是我们科技腐败的温床。最近十几年来，科技腐败愈演愈烈，就是明证。
第三，路文在谈到科学的公开性原则时说道：“科学是建立在研究成果公开发表被同行认可的基础之上的，科学研究最终的目的在于造福于全人类。公开性原则强调：只有公开了的知识和发现在科学界才被承认，才具有效力。在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今天，科学界要强调维护公开性的原则，追求科研活动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推动和促进全民共享公共知识产权，这跟知识产权的保护是相辅相成的，两者并不矛盾。”
这段话实在令人迷惑。说“公开性原则与知识产权保护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不知道微软的软件产权如何与公开性“相辅相成”法。你不花钱用了它的软件，它会要你黑屏，一点也不客气，而且即使你花了钱它也绝对不会公开。
所以会陷入这种矛盾，就是因为作者没有区分科学与技术。
科学是不能盈利的，这就是科学的非盈利性原则。微积分、量子力学都是科学，都不能卖钱，也不能申报专利。科学的成果必须公开，公开后，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而且在自己论证清楚之后要尽早公开。科学上的首创权会获得更多的荣誉。
技术则不然，它可以盈利，可以保密。一个身怀绝技的人，如果愿意的话，他可以只卖钱而不公开技术，直到把技术带到棺材里。早年我们有许多技术，传媳妇不传女儿，还有许多失传的技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要使技术获得更大的社会效果，同时加快先进技术的传播，从法律上采取措施。专利法应运而生。这就有了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就是说，技术的公开是要从法律上保护它应得的利益，它才会公开或部分公开的。
最后，路文是以《谨防对科技的不当使用》为题的。文中以相当的篇幅讲述要防止科学技术的滥用。文章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科学技术一旦被滥用，也有可能危及自然生态、人类伦理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的不平等，不安全，不持续，甚至带来人类新的灾难。所以，人类应该共同恪守科学的社会伦理准则，譬如说科学家和工程师不仅应该有创新的兴趣与激情，更应该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科技创新应该要尊重生命，包括人的生命以及生物生命，尊重自然发展。”这些话无疑都是对的。但是文章似乎隐含了对科学技术的滥用和良用的区分是明显的，至少对国家的领导人，像文章作者那样的负责人是清楚的。就像京戏中的人物一样，一出场便善恶分明，也像把三聚氰胺掺到牛奶中那样易于判别善恶，每一个有道德的科学家只要是尊重生命尊重自然发展都会从善去恶。
事情完全没有那么简单。也远不是空洞的伦理福音说教能够奏效。对科学与技术这把双刃剑，只有在使用的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够较快地判定善恶，减少损失。就像上文中提到的DDT，它是瑞士人穆勒（Paul Hermann Müller，1899-1965）于1940年申报了瑞士专利的，由于它能够有效地消灭害虫而遏制斑疹伤寒，被认为是莫大的善举，为之获得1948年的诺贝尔医学奖。由于卡逊《寂静的春天》以及后人的研究和抵制，目前已被全球禁用，被列入12种剧毒物的名单中。数十年之后的今天，环境中残留的DDT还在发挥毒害人类和生物的作用，不能不是极大的教训。
原子弹，曾经被认为是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善举，可是近年来禁止生产和储存原子弹，几乎是全人类的呼声，可是原子弹却还是不断加大生产和扩散。爱因斯坦曾经充当过原子弹的催生婆，却在弥留之际在世界禁止原子弹宣言上签上了名。人们说爱因斯坦像一位《天方夜谈》中的老渔夫，把原子弹这个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了，却没有办法让它再回到瓶子里。
像原子弹这样的事情，涉及许多国家，涉及国际法等领域，我是这方面的门外汉，不便多嘴。国内对科技滥用的例子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清楚的。常常是，一开始某些官员认为自己很清楚了，不允许反对、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结果造成的损失很难弥补。三门峡水库就是一个科技滥用的实例。不仅把反对者戴上右派帽子，有的还逮起来判刑，结果呢，三门峡蓄水之后，便使关中大平原饱受水灾之苦，数十年之后才发现还是当年的反对者正确。
可见，在谈论防止科技的滥用时，我们必须充分发扬科技民主和决策民主。不仅如此，在文章谈到的几个主题，每一个方面的改进，都是和民主的发扬息息相关的。民主是遏制科技腐败的良药，民主是阻止科技管理官僚化的良药，民主是减少科技滥用造成损失的良药，民主也是揭穿科技管理上的瞎指挥的良药。
科学是和民主共生的，没有充分的民主环境，科学的发展就会窒息，科技就会被滥用，科技队伍就会腐败，科技队伍中就会充满骗子。在谈论科技问题时，一点也没有提到促进决策、管理中和科技成果评定中发扬民主精神，也许是路文最大的缺陷。
作者为北京大学退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