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山寨手机,在中国十分合适的土壤中,山寨文化很快就滋长、蔓延,蔚然成为一种风气。有人甚至为山寨文化大唱赞歌,说山寨精神就是自由精神。这样的说法,也属于恶搞之论了。
古代政府不论多专制,也都是小政府,因而,即便是在所谓的盛世,也会有山寇,山寇聚集之处通常都是山寨。最有名的山寨就是梁山泊,而流民社会的种种组织,如武侠小说所写的帮派,跟山寨没有多大区别。
山寨在正规秩序之外,不受王法节制。但它也不是没有任何规范,所谓“盗亦有道”,山寨也有自己的道德规范和山寨纪律。只是它的道德,经常是貌似道德而实际反道德的,梁山好汉的义气就是为了朋友可以随便乱杀人。
这样的生存方式,确实十分类似于当今的山寨组织及其活动。山寨企业在正规的制度之外,形成复杂的交易合作网络。表面上看起来,那也是个市场,也有激烈的竞争,似乎也有信誉。但是,它的整个运作是建立在违反基本的法律、商业规则之上。比如,肆意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其作坊也不遵守任何劳工法律,对消费者也基本不承担产品责任。从这个意义上,它比之计划体制下的黑市,更加等而下之。
这种山寨精神,与自由无关。中国人经常把无法无天理解为自由。这一点倒是与法国人十分类似。法国人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只有摆脱了这枷锁,人才有自由。但是,真正懂得自由之技艺的英国人却说,法律之下才有自由。英国人所理解的自由,就是法律之下的自由。把这里的法律做一个扩展,可以说,规则之下才有自由,这包括法律规则、伦理规则、道德规则。这规则界定人与人之间的合理关系。每个人的自由正存在于这样合理的关系中,无法无天的人根本把自己置于法律之外,谈何自由?
还有人盛称山寨产品、山寨文化的平民精神。但事实上,这不是平民精神,而是流民精神,甚至是流氓精神。一字之差,这精神可就差了十万八千里。
平民确实是平凡的,可能是不很勇敢,也可能不是很有文化。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是向善的,他始终在追求文化。他希望自己变得高尚起来。但是,流民、流氓却有自己的逻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王朔的作品就生动地刻画这种流氓逻辑。他否认这社会有什么高雅、文化、道德,相反,在他那里,愈堕落愈快乐。不讲道德的人是最有道德的,最没有文化的人是最有文化的。这种逻辑可能确实冲击了虚矫的主流文化、道德,使之显得可笑、滑稽,但它同时也否认了一切道德、文化。
正是这种精神一路发展成为恶搞文化、山寨文化。这种山寨文化确实体现了非主流精神,但它是没有任何建设性的非主流。它的盛行显示的是这个时代真正创造性的匮乏。人们的心灵变得十分肤浅而软弱,面对恶,只能以另一种恶回敬。因为,人们已经丧失了对于善的想象、向往。
所以,山寨产品是中国市场体系劣质化的一个标志,山寨文化不过是文化堕落的另一重表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