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记者汪晓东与我谈及“山寨文化”。听了我的意见后，他觉得可以发表，整理在稿子后经我改定，发表于《人民日报》文化新闻版的“新语”栏目中，居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包括一些批评意见。
其中一点，是认为我没有顾及民间的话语权和草根自娱自乐的需要。其实我当时已经说了与批评者类似的观点，但不知什么原因，或许是限于篇幅，发表时被删去了。我说：
“山寨文化”之流行，还说明一个问题：很多主流文化和高雅文化还没有覆盖到广大群众，或者说，主渠道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还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像“山寨版百家讲坛”据说就是因为制作者希望上央视“百家讲坛”没有成功，因而自己制作了一个。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央视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但也应该容许不同人的发出不同的声音，进行自己的表演。例如，在不违犯法律、不违背社会公德的前提下，让民众自费制作、播放影视节目，出版自己的作品，发表自己的创意，进行自我表现，自娱自乐。
另外一些意见，我至今不能苟同。但稍作分析，我发现其实我与他们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分歧，而是对“山寨文化”有着不同的定义。我心目中的“山寨文化”，就是与那些“山寨产品”一样，大多都带有抄袭、仿冒或恶搞的特点，少数属自娱自乐，自我表现。但他们却喜欢将“山寨文化”无限扩大，将所有的民间的、草根的、有别于主流的、甚至新出现的都称之为“山寨文化”。我提出“不能过分宽容”，是就“山寨文化”的抄袭、仿冒或恶搞的特点而言，当然不是针对不具备这些特点的民间文化、草根文化、非主流文化。
其实，民间的、草根的、非主流的文化要得到生存和发展，还得靠自身的创造力，并非只有“山寨”一条路。离开了创新，任何文化都难免停滞以至消亡的命运。《哈里波特》有作者一开始可谓草根，如果她走“山寨”之路，满足于仿冒，能有今天吗？她的成功自然是创新的结果。好莱坞拍中国题材《花木兰》也没有“山寨”，甚至连故事的情节都改了，结果风靡世界。而上海拍《宝莲灯》得到官方全力支持，以为能大获成功，实际上却与“山寨”差不多。就是讲玩，如果一直停留在民间的传统方式，难免不成为遗产，至多有幸得到保护，又怎会像呼拉圈、魔方那样流传于世界呢？
不少人对“山寨文化”充满热情，寄予很大的希望，甚至认为是发展的方向。或许他们着眼于“山寨文化”对现存文化的冲击、颠覆作用，但即便如此，充其量也只起了“破”的作用，那么用什么来“立”呢？今天总不能再搞“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