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列车驶进兰州站已是下午，常老在兰州的两个儿子来接，在酒泉上车前，常老曾有电报通知他们。他们都不大，还是中学生。站台上，常老对我说，钢背心的事我就不用管了，明天儿子就会带他去办，又说：“你也该去看看小和了。”我说，后天我到你家里来。“小和”是指我的女朋友，常老知道。

从嘉皋那里，知道他们的姐姐嘉蓉下乡插队了。

到了时间，我去到常老在兰州的家，是在一条名叫“一只船”的小街上，原是张治中的一座公馆，房子不错，独院别墅式，但年久失修，院里杂草丛生，屋里更是杂乱，没人收拾。以前常老家里是有电话的，这时不通了，只能见面。

常老一个人在家，拿出钢背心厂家开出的处方，是根据病人的受伤情况和体型量身定做的，帮助伤者把上半身的重量通过钢背心直接传到胯部，减轻腰椎的压力。处方单上写着十天取货。

我问：“这次您能不能见上嘉蓉？”我知道常老最疼爱最放不下心的就是下乡的小女儿嘉蓉了。他这次盼着回兰州，真正的目的就是能见到嘉蓉。

常老微露讶色，奇怪我怎么知道他的心事，其实在酒泉我就猜到了，只不过没说出来。我对常老也怀有戒心，万一他招供说是因为想见女儿才提出去兰州的，我岂不就担上了“通敌”的罪名？

常老说正在想办法联系，争取她能赶回来见上一面。

嘉蓉生于成都，所以名字里有一个“蓉”字，在重庆长大，初中毕业以后才来到兰州。她的大姐叫沙娜，因为生在巴黎，所以有一个法国式的名字。一个哥哥叫嘉陵，生在重庆嘉陵江边。他们都在北京。

65年秋天嘉蓉来过一次敦煌，还带着弟弟到我的房间坐过一会儿。那时她马上就要高中毕业了，大概十八九岁吧，白皙的圆脸庞上有一对清澈的虽不大却秀长而黑的眼睛，口音里带着明显的重庆味儿，一听就是“重庆普通话”。我试着用重庆话和她说话，她很奇怪，问我怎么也会说重庆话？我说初二、初三就是在重庆上的学，那时候小，什么话一说就会，而且永不会忘。我还告诉她，后来有一次路过重庆，住在重庆饭店，晚上出来找不着北了，向一位路边摆摊的老头用重庆话打问，没想到遭了一顿奚落：“你自己是重庆人，啷个连重庆饭店在哪里都不晓得！朝天门，晓不晓得？”“朝天门”三个字声音好大，骂得我“嘿安逸”（好舒服）！证实了我的重庆话是如何地道。听得她吃吃地笑，原先的一点拘谨也消失了。

“那你在哪个学校嘛？”地道重庆话，由女孩子说出，很有韵味。

“巴蜀中学，张家花园。”

“那时候你好大？”

“51、52年，十三四岁吧。”

“哈！那个时候我也在巴蜀上学啊！”

“你这么小，那时怎么可能也上中学？”

“我上的是幼儿园。”

我想起来了，原来“巴蜀”的正式名称叫“巴蜀学校”，包括从幼儿园、小学到高中的全套教学。建国初，在重庆首屈一指的巴蜀学校被指定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干部子弟学校，招收副师级以上干部随军子女，名额不满时也向社会招生。那时我父亲在成都率部起义以后，继续军人生涯，在驻南温泉的西南军政大学第三分校任教育长，后又调驻北碚的第十二军军部军事训练部任职。以后，十二军改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番号不变，军长李德生。我父亲也入朝作战，并参与了总结上甘岭战役经验的工作，以后还受过伤。但十二军留守处还在北碚，所以我进了这所学校的中学部。记得那时我受到的是战士待遇，供给制，按时给我们发被子床单雨伞胶鞋，全是军绿色。只因军衣太大，改为发军布和钱，自己找裁缝做。不用自己交学杂费和食宿费，每个月还有一点零用，端午节可以领到粽子，中秋有月饼。

那为什么我在前面说我的出身“不好”，是因为在以后的实际生活中，我的家庭出身总是被人当作“反动军官”看待的。

嘉蓉大概比我小八九岁，当时正是幼儿园的年龄。这么说起来，我们还是“校友”了。

这些对话，我们都是用重庆话说的，以后，就没有见过面了。我听说她在“文革”中受了很多苦，父母不在，一个人带着两个弟弟在兰州苦撑。省文化局的造反派办过几次常书鸿罪行展，每次都要她出来代父示众，站在卡车上举着常老的裸女油画，在大街上游行，无辜地强忍着女孩子无法忍受的羞辱。

二

又过了八九天，我准备到常老那里看看钢背心的事怎么样了，并商量回去的事。“小和”看着我，怯怯地说：“我也想去看看常伯伯。”

她在兰州外文书店工作。我们是我65年底到兰州为莫高窟加固工程事出差，通过买书自己认识的，这时还没有结婚。“文革”前常老曾经很关心这件事，还专门到外文书店指名找过她。回敦煌后对我说，你那个女朋友很不错呵！很善良，就像她的姓一样，还会外文打字，那么多外国书，都能认得。其实她只是戏校毕业，毕业时正赶上甘肃的“自然灾害”时期还没有完全过去，在已经饿死几百万人的年头，谁还看戏？全省各地的剧团几乎都裁撤光了，才改行分配到书店的。她根本不懂外文，哪能读得懂！外文书店那些书名全是死记硬背的，大致知道哪本书是哪国的，说的什么罢了。

常老找小和的过程是小和以后许久才告诉我的，说66年春的一天，书店门口停了一部小车，常老走下来进了书店，向别人打听到她，迳直走过来，开口便问她上过什么学，怎么到书店的，家里还有什么人，又指名要买两本法国画册，似乎是要考考她，她找到了。他们还谈了些别的事。随后常老又要找她的主任，走后主任告诉她说，刚才来的就是鼎鼎大名的常书鸿，给主任主动介绍了我的情况，说是清华毕业的，团员，做事很认真，说他可以证明我没有结过婚，家庭也没什么问题。还说起我的父亲在起义中立过大功。又补充说：“常书鸿说萧默的缺点就是有点书呆子气。一次他领着民工种树，带了皮尺，树距一点也不能差，别人差了一点，他硬是要拔起来重种，还跟民工吵。”那时候结婚都要领导批准签字才行，但当时我们认识才刚刚两个多月，又只能隔空喊话，根本就还没到谈婚论嫁的程度（我们是认识以后三年多才结婚的），对主任还保着密呢！听小和说了，显然是常老要替我当面考察一下小和，就像父母替子女着急一样，我觉得有点好笑，也深感常老的可亲可爱。

“一只船”就在反修馆（原中苏友好馆）旁边文化局的对面，要去必须经过文化局门前，局里有些人认识我。如果是我一个人去，当然光明正大，什么时候都可以。但若是带着她去，成了私人访问，性质就不一样了。我考虑了一下，说：“那就等晚上再去吧。”

入夜，下了公共汽车，我们就像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专门挑着灯光照不到的地方走，到了常老家门，偷偷溜进去，见到常老。小和拿出一包点心放到桌子上，没有说话。常老对小和笑了笑，却忽然手足无措起来，慌慌张张地，叫儿子倒茶，想想又似乎觉得不妥，看看我，见我没反应，才叫儿子把茶端上来。我们刚坐下，常老说，还是到里屋坐吧，又“转移”到常老卧室，常老还到大门口张望了一次，这才安心坐下。以后我听李承仙说起“‘老鬼’当时真是太意外了，倒茶也不是，不倒也不是。”“老鬼”是“文革”后李承仙对常老的“爱称”！是从“文革”期间她被迫称常老为“老牛鬼”转化而来的，只是把“牛”字省去了。这种称谓，却也别有意趣。

常老先说话：“今天嘉煌陪我到厂子里去了，钢背心已经做好，试了一下，还有些小改，明天就可以取回来。”

“嘉蓉回来了吗？”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这事我还想向你请示。嘉蓉在天水插队，不在天水市，是天水地区的××县××乡。乡下不通邮，村子里也没有电话。这几天我们也很着急，幸好联系到了天水一个熟人，已经把话带到了，说是最早明天可以回来。”

我沉吟了半晌，不得不提出常老最怕我问的问题：“那我们哪天回去？”

常老说：“你看，嘉蓉最早也得明天才能赶回来。”

意思很清楚，常老非常希望我能宽限一些日子，好让他们父女团聚两天。

“所里革委会的情况你也知道，”我说：“厂子的单子上写明了交货时间，回去晚了会找你的麻烦。”

“你看有没有法子可想？”几乎是恳求了。

这时，小和在桌子底下碰了我一下，我明白她的意思，是盼着我能给常老行个方便。

我左思右想，提出了这么几条：“要见嘉蓉的事你们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许说，”我转向嘉煌：“你姐回来你们两兄弟去接，哪怕绕道也不能走文化局这边，不能让别人看到，最好晚上到家。”又转向常老：“那就从明天起推后两天，第三天晚上我们回去？”

“那就这样吧，”显然，常老仍面有难色：“不过万一嘉蓉……”

“四天吧！第五天我们走。到时候哪怕嘉蓉见不上，也不能再等了，没法子交待。”

“那就太好了。”常老放了心。我们还约好了车次，是晚间从兰州首发的一趟，买车票的事我要他不用管。约好要是没有别的情况，就在站台见面。

我们又谈了些别的，然后我走开了，在外间屋随便看看，留下小和与常老一起，改为“私人访问”。我的“身份”不同，不管怎么说，常老对我的戒心一下子是放不下来的，从他老刚才说出的那个“请示”，就可以见出了。

出来以后，小和问我：“你说怎么向所里交待？”

“只要不超过太久，大概可以蒙过去。就说钢背心不合式，改了两次，或者车票不好买。凡事也不可想得太周全，太周全了，什么也干不成。”一会儿，我还是加了一句：“不过，那帮子老左，也不是那么好蒙的。”

三

列车已经在返回敦煌的路上。

凌晨，天还没大亮，我从中铺醒来，常老在下铺，也醒来了。我下了铺，发现这回常老穿得干净一点了，显然经过了嘉蓉的洗刷，还带了一顶新帽子，也没人再注意我们了。

每次从兰州回敦煌，我都不会忘记欣赏乌鞘岭的景色。陡峭壁立的石头山峦，赤裸裸地袒露着，粗犷、沉重而凌厉。没有树，没有草，毫无“山清水秀”的媚态，有的只是暗红的巨石和白色的积雪，就像大西北的人一样，赤诚、坦然而厚重，显出一种独特的阳刚的生命活力。有时一片夹杂着冰粒的风雪呼啸而过，更加动人心魄。火车绕行在山峰之间，沉重地喘息着，嘶鸣着，爬行着奋力拚进，窗外景色倏忽多变。这一种景境，只要你用心，分明是在倾诉着一种人生的哲理。

昨天傍晚，在站台上与常老会合，我们匆匆找车门上车。孩子们都来送他，嘉蓉也来了。才两三年，我几乎已认不出她来了，一身“知青”装束，梳两条小辫，一件红底白花袄，腰间栓着一条宽皮带，脚下一双翻毛大头鞋，尽管光线不好，也看得出脸色不再那么白皙了，沉重的生活在她的脸上和身上分明打上了烙印，虽然眼睛还是那么好看。

她扶着常老上了车，麻利地整理好铺位，安排老父亲坐好，又急着下车搬东西。

我一看傻了——三个大旅行包，鼓鼓地！我拎了一下，不轻。嘉蓉停止搬包，看着我，懂事地又带着一种期盼说：“要不，只带两个？”

“装着什么？”我问。

“是一些营养品，奶粉、炼乳、挂面、白糖什么的，还有些老年药。”

我沉吟了一下，下了决心：“全上！”

她一听，立刻放下心来，招呼两个弟弟，把包搬上了车，还追着嘱咐放到行李架上去。她自己留在车下，站在我旁边。我说：“你就放心吧，东西会带到，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又问：“你请了几天假？”

“把我急死了，可难请假了，小队、大队、公社，层层卡，最后说像我这种情况还得县里盖章，好容易给了三天假。我是前天才回来的，明天一早就得回去，已经超了。”

我无言。心想，要是不多延后两天，他们父女真是要失之交臂了。

“在农村还习惯吧？”

“嗯！”她不明不白地应付了一句，好像不想再谈下去，又说：“你就上车吧，快开了。我爸说了，多亏了你一路照顾。”

这一回，我们再没说重庆话。

小和站在旁边，对她说：“以后你到兰州就常来我这里，有什么事大家想办法，好解决。” 她们两个的年龄几乎一样。

她感激地对小和笑笑：“我也不常来兰州。”

四

火车仍在乌鞘岭群山中攒行。出了山，已经爬上另一个海拔，就到了武威，驶入河西走廊的康庄大道。

我想起了一件事。有一次到西安出差，饭馆里一位中年人愁容满面地正在吃饭，我与他同桌，冒昧问了一句，可有什么心事？我这个人好聊天。

“想家啊！”他长吁短叹起来：“这个大西北，住了一年还是不惯，尽是羊肉泡馍，哪有我们那里茶淘饭就豆腐乳好吃！” 一听就是四川人。

以后很久，中国美学学会会长王朝闻老人告诉过我他们家乡四川的两句土话：“好吃莫过茶淘饭，好看莫如素打扮。”王老说，别小看这两句话，什么是“美学”，这就是美学！

我对这位同桌说：“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四川不就在隔壁吗！再说，西安怎么能算得上‘大西北’呢！你最西到过哪里？”

“宝鸡，路过。”

“你连兰州都没有去过，怎么就说‘大西北’住不惯。说实话，就算到了兰州，也不能说就到了‘大西北’，要过了乌鞘岭，过了武威，只有到了河西走廊，才有资格叫‘大西北’。”

“听说兰州小孩骑着骆驼上学？”

“这你又错了，兰州跟西安差不多，你在西安大街上可见到过骆驼？”我继续说：“到了河西，那才叫好！火车开出两个小时都见不到一个人影，没有几棵树，全是大戈壁。其实新疆人连河西都不认为是‘大西北’，他们把凡是嘉峪关以东的地方通通叫做‘口里’，都算内地，只有新疆才是‘大西北’。”

话匣子打开，我又说：“这个说法汉代就已经有了。班超经营西域三十一年，七十一岁了想回内地，给汉武帝写了一个奏折，也只是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是把敦煌玉门关当作内地与‘大西北’的界线的。”

意识流又转回到常老，想起当年他义无反顾从四川来到敦煌的情景。

1942年就筹备去敦煌了，走以前，政府也给了一点开办费，但少得可怜，常老就办画展，卖了40多幅自己的画，又卖家具，当衣物，就用这个钱出发了。离开四川时是三个人，其中两个就是骗子，只是借此到敦煌淘取资料，等到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便席卷而去，给研究所什么也没有留下。先生到了兰州以后又补充了三个人，最后连他一起包括会计、总务、总共6个人，在43年2月从兰州出发奔赴敦煌。

要知道，2月是甘肃最冷的月份，他们真的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穿着老羊皮袄，头戴老农的遮耳毡帽，搭乘一辆破旧的敞蓬卡车，开始了敦煌之旅。路上颠簸了一个多月，翻越了乌鞘岭，穿过河西，到了安西县，连公路都没有了，只得改骑骆驼，又走了一百多公里，才来到三危山下。从安西到敦煌，途中有一个地方叫甜水井，因为一路都喝苦水，以为甜水井的水肯定好喝，没想到这里的水更苦，含有过量的西医称做“泻药”的硫酸镁。

我在西北住得久了，有了一条经验，就是千万别上了地名的当。大西北叫“甜水井”的地方多了，全是最苦的水。“柳园”这个名字多好听，当年却连一棵正经树都没有，只有几蓬叫做红柳的灌木。从柳园到敦煌，要经过一带号称“西湖”的地方，多美，多数时间却也是滴水全无，白茫茫的戈壁滩上扫荡着热风。老百姓越是在这种地方越是起好听的名字，从民俗学来说，大概应归入一种巫术信仰，企望“地如其名”，盼着不定哪一天真能叫出甜水来呢！我在莫高窟十五年也喝的是苦水，就拉了十五年的肚子。而所谓“甜水”，其实并不甜，只是淡水，要等到特别的贵客光临才能从城里拉来的，我们也才能沾点儿光。只有冬天，在河里破冰融水，才能得到“甜水”。

在常老之前，曾有一些知名学者到过敦煌，第一个要算著名的考古学家陈万里了，是1925年为监视美国人华尔纳，北京学人推举他去的。监察院院长、国民党元老于右任40年也去过。以后还有考古学家夏鼐、向达、阎文儒，画家张大千、谢稚柳等，但他们都只是临时性的，少则一两个星期，多到几个月，张大千待的最久，也只有两年多，长期留下来的就只有常老了。

“你最喜欢敦煌哪一幅画？”

没想到，常老忽然给我出了这么一道考题。我想，这大概是“文革”以来他老头一回以这种口气与一位“革命群众”交谈罢！也说明他老对我的戒心已经大大放松了。

“第三窟，就是元代画工史小玉画的千手千眼观音。”我回答说，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算你有眼力。”常老夸奖起我来了：“好在哪里？”

“色彩统一，含蓄，不花，就那么淡淡的，以灰为主。还有就是线条，没得说了，劲如铁线，柔若绵丝，还特别准确，不能涂改，比油画难画多了。听说人物画手指最难画得好，可它那么多手指，都不相同，却都那么好。”

“还有呢？”

“它不是画在白墙上的，底子就是沙灰，不用白灰皮，好像色彩都融进墙里头去了。”

“那叫‘湿壁画’，连外国都不多呢！中国几乎也就这么一幅留下来了。”

接着他给我讲起什么叫“湿壁画”来。那是一种不待壁面干透就开始作画的方法，没有白灰墙皮，只用沙灰打底，就那么湿洇洇的，使用水溶性的蛋彩，颜色渗进墙里，融合成一体，需要极高的技巧和胆量。常老说，这种画法在西方出现很早，公元前就有了，14世纪文艺复兴时发展到顶峰，著名的作品都在意大利的教堂和宫殿里，早者如乔托、亚西西等人，后期最著名的是米开朗基罗为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画的天顶壁画《创世纪》，拉斐尔在梵蒂冈也画过。

元代后半段正是14世纪前期，湿壁画从意大利传入中国，留下了第三窟。史小玉，我们叫“画工”，其实是不亚于乔托的大画家，了不得。

但西方后来发展了油画，使用油彩，油水不能兼容，不再能用湿壁法，湿壁画也就不再流行了。敦煌壁画到元代已经衰落，可惜了，湿壁画在中国也没能流传开来。

常老侃侃而谈，已经完全沉迷进他自己的世界。对此时的他来说，除了艺术，似乎别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一边听一边想，出来半个多月，常老暂时脱离了斗争会和不断写交待材料的屈辱环境，生活在亲情之中，现在的心情比在敦煌或酒泉明显好多了，话也多了，作为一个“个人”的常书鸿又复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每个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其实人的思想天天都在发展，但只有人自身的自我更新，这种发展才是自然的，可信的。用强迫的以至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的方式硬要推行某一种“思想”，硬要所有的人都不再用脑子，由一个人代替所有人思想，这样的“思想改造”必定是反人性的。但现在这种“改造”正在由一些自称为世界最革命最马克思的人推行着，是真马克思主义吗？

但现实毕竟是现实，我还在琢磨，这三大件怎么才能平安带到而不被发现呢？

五

又过了一整天，清晨，我们到了柳园。

从柳园到敦煌还有128公里，有两班长途车，我们还赶得上上午的一班。下了火车，不会有认识我们的人，好办。我把两个大包一前一后搭在肩上，中间连着一条嘉蓉准备好的宽带子。一手提着另外一个，肩上还斜挎着我自己的一个书包。常老也挎着一个随身书包，挟着枕头，拄着嘉蓉给他准备的手杖。我们两个一老一小相扶着前行。好在不太远，两三百米吧，中间没有休息，到了汽车站。

中途常老不断说，不行就休息一下吧！我说不用。我那时年青，刚刚三十，这么几十斤，不在话下。记得又过了几年，一次我从云南回兰州，也是这种方式，带了将近四十公斤的东西，也没怯过场。当然，现在是早就不行了。

在柳园汽车站我们胡乱吃了一点。

到了敦煌，从汽车站往北到县招待所有三四百米，同样是这种方式，但中间休息了一次。招待所的人我都认识，所长也是朋友，不必避开他们。

关键是从招待所往东到研究所办事处大约一里多的一段有点犯难：一是绝不能让所里人看到常老带回那么多东西；二是不能再由我来背，以避敌我不分之罪。连低等动物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这个道理不用多说。

我先到这段街上走了一个来回，还好，没见到所里一个人，所里的车还没进城。不会天天有车，但今天正好是周日，肯定会有，一般接近中午才会进城。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回到招待所对常老说，中午你自己买饭票，下午你一个人回办事处吧！现在车还没来。东西你不要管了，我有办法，我就先走了。

我发现，他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眼神直登登地，又没话了。

我把三个大旅行包分三次扛到这条街的中点县文化馆。万一碰到所里的人，只扛一个包，会以为是我自己的，不惹眼。馆长荣恩奇原是天津支边青年，跟我差不多大，老朋友了。三个包放到他那里，他连问都没问一句。

接近中午，估摸着所里的车已经到了，三个包被移到文化馆大门的门扇后面，藏着。我在门口张望。不一会，段文杰从东面过来了，走在街对面，我喊道：“老段，过来。”他顺从地过来，我递给他一个包：“把这个提到车上放好。”他二话没问，提过包乖乖地回头走了。第二位是孙儒简，第三位是李贞伯，都如法炮制，全都二话没问。

原来他们全都是“牛鬼蛇神”。他们的信息不灵，不知道我的底气其实不足，反正“不该问的就不问”，任何一个“革命群众”都可以命令他们，何况他们原就知道在“文革”初期我已经表现出来的不怕鬼的“气魄”了呢！我猜想，大概直到今天，他们还以为那只是我的包，而且只有一个呢！不过李贞伯先生已经过世了。孙儒简先生全家以后吃了很多苦，在外面颠沛了好多年，落实政策后才重回所里。

下午，我看到常老拄着手杖踽踽地朝着办事处的方向走过去了。

到了黄昏，车要回去了，我发现李承仙并没来。在兰州出发前我给革委会发过电报，通知我们哪天到，提到要李承仙来接的。显然那些老左根本没把这当做一回事，没通知李承仙。

常老在办事处一个角落里枯坐着，我看没什么人，悄悄嘱咐他说：“回去以后，直接回屋去，不要管包。记着，叫李承仙下半夜到车库正对面最大的大杨树下面的沟里来提包。”后一句还重复了一遍。常老偏着头仔细听着，轻轻点了下头。

这次开来的是卡车，我把常老领到副驾驶座，对司机傅吉庆说：“常书鸿腰伤没治好，让他坐在这里。”我自己跳到车上，找到那三个包，归扰到一起，坐在旁边的坐板上。大家忽隆隆上车，谁也没注意到。一路上我闭目养神，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尽量“低调”。

经过26公里路程，到了所里已是黑夜，没有灯，可以说伸手不见五指，手电光下，大家又忽隆隆下车，各走各路，全散光了。我看到常老也拄着手杖头也不回地走了，似乎有人用手电筒给他老照着路。傅吉庆在敲打着什么，没顾上我。我故意慢腾腾地落在最后，趁黑把包一个个搬到大杨树下的沟里，略掩了掩，也回屋了。

在屋里，听到“九层楼”上的铁马仍在叮咚作响，更衬出这世界真的是安静极了，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第二天，第一件事就是到大杨树下面去看：三个包都没了。这天，李承仙老朝我望，趁没人，偷偷点了好几次头，知道她也顺利“得手”了。我们成功完成了一椿“地下工作”，干得漂亮。好几天，我暗自得意极了。我设想，当年的老左们如果现在读到这一段，一定懊恼死了，怎么竟让这么个小小的萧某人耍了一把呢？失去了一个多么好的建功立业的机会啊！

几年以后，李承仙对我说：“那天晚上我把‘老鬼’骂死了。想想也后怕，多危险哪！要不是你，当场就会敲钟集合，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开他的斗争会，现场展览，说是还要过资产阶级腐朽生活，可怎么得了哇！会把‘老鬼’打死的呀！”又说：“不过那些东西可真救了我们，总算不错，‘老鬼’全靠它挺过来了。”

我说：“我也会被当场揪出来的。”

但老左们并没有放松对我的怀疑。一次斗争会上，何山就追问常老在兰州进行过什么“黑串连”，还特别问到“去没去过外文书店？”常老抵死不认。但小和告诉过我，常老是去过的，还和她讲了几句话，买了一本法语版《毛主席语录》。

“九层楼”的铁马至今仍在鸣响，上千年了，可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见证着人间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