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师群事件”引发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课堂里有没有政治的位置，亦即一个教师在授课时是否可以旁及政治。比如《中国青年报》上有海外学人对杨师群的批评，理由是“学术自由不是向学生灌输政治观点”。持此观点的，网上亦不乏其人。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上个世纪的1919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大学给年轻的大学生作过两次讲演（“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简称“学术与政治”）。其中第一个讲演就专门涉及学术与政治，他的观点对我们今天的讨论当不乏启示。

在表象上，那位海外学人的看法和韦伯颇接近，因为韦伯的态度很明确：“在课堂里没有政治的位置”，也就是说，一个教师不应该用个人的政治观点和倾向塑造学生。韦伯认为，学术的游戏规则是但涉事实，无涉价值。因此，一个教师在课堂上对讲授对象所能做的，就是确定事实，确定其逻辑关系或数学关系，至于个人对它的倾向、态度，则尽可能抱持价值中立。那么，什么叫事实与价值？如果事实是一个有关对象的“是”的问题，价值则关乎“应当”。在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你有你认为的“应当”，他有他认为的“应当”。只要不彼此强制或伤害，各种应当在认知上都可以共存，这既是自由，也是宽容。因此，一个教师把对象是什么给学生分析清楚就行了，让学生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他们各自的“应当”，而不必把自己的“应当”统一灌输给学生。

韦伯甚至以民主为例。如果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讲授民主，他应该做的是什么呢。他不妨举出民主的不同形态，分析它们各自不同的运行方式，指出这种形式和那种形式的民主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各种后果。最后，他还可以把民主和不民主的制度进行比较，事实层面上的比较。这样他的课就可以结束了，至于对民主的意见，那是学生自己的事。

我很心仪这种引而不发式的自由主义教学，至少它不是简单的政治灌输。但对韦伯的理解并不能到此为止，至少有两点需要进一步阐释。第一，韦伯反对把政治搬进课堂，主要指的是“党派政治”。一战期间，慕尼黑大学学生分为反战和主战两派，他们经常在课堂上包围讲台，大声喧哗，反对和自己观点不同的教师。韦伯对此感到痛惜，他之反对政治进课堂正因这些学生而发。转对教师，韦伯的态度同样如此：“就教师而言，党派政治同样不属于课堂”。一个正直的教师，其职责是教会学生认清事实，哪怕这是“那些相对于他们的党派观点而言不舒服的事实。”那么，什么叫党派政治，以上那位海外学人有个现身说法，他说他在美国上课，自己分明支持民主党，却不敢说共和党不好，怕学生告他“利用课堂灌输自己的政治观点”。支持民主党或共和党，在课堂上为其拉票，这就是党派政治。反对党派政治进课堂，这才是韦伯课堂上没有政治位置的本意，毕竟党派政治无以避免其政治倾向。比如这位海外学人，如果在课堂上谈民主并无不妥，学生也不会说他灌输；但他支持民主党肯定不行，至少这对那些倾向共和党的学生就不公平。

第二，如果党派政治应该驱逐课堂，让它转移到广场；那么，课堂是否就一定与政治绝缘？非也，政治本身就是学术对象之一，课堂上既可以专门谈，也可以旁及。事实上，以上韦伯举例时，自己就把民主搬进了课堂。不过，民主进课堂，在美国大学几无意义，因为民主在美国立国之始就已经制度化了，谈论已为多余。相反，在一个前民主社会，一个教师因为需要，在课堂上言及民主，不仅无可指责，而且应当视为权利。此刻，他甚至不需要韦伯式的价值无涉，因为韦伯讲演的语境是一个民主化了的社会。民主社会的政治是党派政治或政党政治，这是一种利益政治，对此，教师在课堂上当然需要保持价值中立。前民主社会不然，民主还是一个目标，相对于独裁和专制而言，它还是一个具有制度普世性的目标。因此，教师如果在课堂上谈民主，当然可以不惮于表明其观点或倾向，并以此引领学生，因为这是在传播普世价值。

就第二言，需要补充的是。一个教师在课堂上谈政治，不应当把它同化于政治牢骚，它应该是理念形态和分析形态的。又，教师的任何观点，包括民主，都可以而且应该接受学生的质疑。课堂不是权力的场所，而是平等的空间；正如同师生关系，不是领袖和门徒的关系，而是可以切磋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