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先生在28日发了篇文章“如今学生告教授反革命太荒唐”。王晓渔先生也曾于27日发了篇“政法大学里的‘以言获罪’”。两文的大意是，华东政法大学杨师群老师在讲课时，批评中国文化，而且语涉政治，被他的学生告了。两人据此认为，这些学生忘记了大学的学术自由这回事，告老师，很没有道理，是要让老师以言获罪。
于是我设法找到杨老师的原话：“今天被领导叫去谈话，说有上《古代汉语》课的学生到公安局和市教委告了我。记得在上《古代汉语》课时，我当然会批判一些与课文有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些传统文化问题上如果与当今有一些关系的话，我也会联系当今和批评政府。下课时有二位女同学找我，愤慨地指责我怎么能批评中国文化！批评政府！甚至眼睛里已经含有泪水。这样热爱中国文化与中国政府的同学，我很敬佩，你们有这样的权利！但为什么我就没有批评中国文化和政府的权利呢？所以我告诉她们：我也有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如果你们不愿意听我的课，以后不要选我的课就是了。不料，她们居然到上面去告我”。由于找不到当事学生，我们且以杨老师的话来分析，看其是否适当。
比较张鸣、王晓渔与杨老师三者的话，我有一点要质疑的。现在“反革命”罪早已取消，学生咋会告“反革命”罪的呢？所以我对张鸣先生所说的“反革命”罪深表怀疑，是不是拿这个来博取眼球？而且，连杨老师的原话都没有提“反革命罪”，张鸣用这个词只能涉嫌炒作了。果然，我输入文章名一搜索，发现了众多转载，还包括一些政府网站。看来张先生把媒体和网民玩转的很好，不愧是政治系的教授。至于王晓渔先生所说的“以言获罪”，我不赞同，如果要让杨老师以言获罪，那就是公安直接来找杨老师，而轮不到杨老师的院系领导同事来和他谈这个问题了，而且还泄漏具体的缘由。可能就是给杨老师提醒一下吧。 感觉三位自己先吓着了自己。
笔者想说的是，杨老师绝对有批评中国文化和政府的权力，但是，地方选错了。我们都做过学生。我们都有个共同的经历，就是有些老师讲着讲着就喜欢借题发挥，讲到自己的收入少（现在好多了，这种抱怨少了），这个社会怎么了，这个政府怎么了。不同的老师反复讲，从学期开始到结束，做学生的也听腻了。但学生哪敢去阻止老师们反复发牢骚的呢？要知道，学生付出高昂的学费，是来听专业课的，不是来听牢骚的。如果要听牢骚，该去乡村听农民讲，去建筑工地听农民工讲。如果要去看批政府的文字，在网上可以免费看到，又何必花高昂的学费来听这些呢？
张鸣和王晓渔拿出“学术自由”的招牌去吓唬这两个学生，没有多少道理。学术自由，那是在与专业授课相关的内容上观点自由，或者在发表的学术著作上观点自由，或者在专门的学术研讨会上自由讨论学术，但不是利用课堂去向学生灌输自己的政治观点。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学术自由的地方，在涉及政治与宗教这两点上，课堂上教授们也小心谨慎。尽管如此，每年都会有学生将一些教授告到法庭去。为什么呢？因为，学生在政治和宗教上有不同的立场，由于教授在课堂上拥有的不对称权力，如果教授们在课堂上大谈自己的政治或宗教观点，就涉嫌利用课堂把自己的政治和宗教观点强加给学生，侵犯了与他们持不同政治或宗教观点学生的学术自由。目前美国有一个由125所主要大学学生组成的“学生学术自由”组织，他们的中心就是倡导“教室免受教授向学生灌输政治偏见”。他们还认为，教授在给成绩时往往会偏向与自己政治观点一致的学生，构成对学术公正的威胁。他们在网上专门列出在教室灌输自己政治与宗教主张的教授名单，有时这些教授和他们的学校都会被学生告上法庭。
就笔者而言，以前在国内大学授课时，也曾像某些老师无所顾虑地谈政治批政府，不顾忌学生的立场与想法，但在美国做了教授，知道了这个规矩，就很谨慎，涉及到政治与宗教时，尽可能回避，或采取折中立场，就是怕学生告我。至于这位杨老师，在课堂上只顾大谈自己的政治立场，不尊重学生可能有不同的想法，涉嫌利用自己在课堂上不对称的权力灌输自己的立场，是不对的。
所以，“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被张鸣和王晓渔两位误解和滥用了。就这两位告杨老师的学生，如果按照美国大学的处理模式，她们向市教委告杨老师利用课堂灌输自己的政治观点是正确的（美国的学生是向法庭告），也可以向教务处投诉老师浪费课堂时间谈论与教学内容无关的。至于杨老师自己所说的公安立案调查一事，我们都不知道这是否属实，不便做出评断。杨老师觉得无辜，但学生们也很无奈。在学生与老师之间，学生总是弱者，杨老师的“如果你们不愿意听我的课，不要选我的课就是了”，亦可以看出杨老师的强势姿态。这哪里是一个有包容心、能容纳自由学术讨论的老师所说出来的话呢？杨老师在课堂上又哪里允许师生双方的言论自由了呢？还是在采取传统的“满堂灌”，把课堂沦为自己的一言堂，否则，反对他的学生在授课中间就早已提出反对意见，而不是要等到课后才去争辩。杨老师的这种话绝对是不适当的，如果发生在美国的高校，马上会被学生举报到学校最高层，甚至可能被学校停课。
学校既然在选课系统列出您的古代汉语，学生来修这门课，就是看在您古代汉语的知识上，而不是指望在课堂上来聆听您的政治立场的。课堂是自由讨论专业知识的场所，而不是老师们发牢骚和发表政治高见的场地 （课外，那确实是各自的言论自由）。如果说这些学生对政治感兴趣，她们会注册政治课程而不是古代汉语。这几个学生的心态，可能觉得交了学费是来听专业课的，想不到杨老师浪费了课堂时间大谈不相关的内容，还强行被杨老师灌输与自己不同的政见。由于在课堂上老师有不对称的权威与权力，学生课后找老师，老师态度也不好，所以，只好通过外部途径为自己讨回公道。这件事，如果在学生来和杨老师谈话时，自己能态度谦虚点，比方该说“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不一定正确，欢迎你们批评和讨论”，也不会弄成这样。
最后，杨老师虽然猛批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自身还是摆脱不了这个文化。不然，为什么学生来向教授挑战时，就一下子动怒了，说出“如果你们不愿意听我的课，不要选我的课就是了”呢？这不正是典型的传统文化思维“老师要爱护学生，学生要听从老师”吗？而这两个学生，虽身为中国文化的忠实学生，却也能在课后勇于向老师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说明她们也没有愚昧地照搬传统文化里的“听从老师”之言，不像某些人动不动拿出那种陈词滥调批判她们为“失去独立批判精神”，恰恰相反，敢于挑战自己的老师，正是具有独立思考的表现。
（作者为美国费城天普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