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地震，时隔不久，中央电视台便打破常规,停播了若干已经制作完毕的节目,迅速推出了以“抗震救灾,众志成城”为题的特别直播报道，此后连续十数天,全天24小时不间断的播出，将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中国，聚焦于央视。此次大地震史无前例，此次直播同样史无前例。可以说，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也是中国电视创建50年以来，直播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影响最巨的一次电视直播报道。此次特别直播报道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推出的？具有怎样的意义与价值？将会给未来的中国电视带来怎样的启示？这需要我们认真的予以总结、梳理，并做多方面的探究与分析。
一、大地震给中国电视带来了什么
5.12四川汶川大地震来得如此猛烈，如此让人猝不及防！地震发生当天，我正在台湾，仅仅不到3个小时就从台湾的媒体上看到了央视的报道，地震发生第二天途经香港时，又从香港媒体看到央视的特别报道。此后我得知，央视的报道已经为全球的各大主流媒体广泛转发播出。此次央视特别直播报道，为境外及全球各大主流媒体如此大规模地转发播出，这在央视历史上，在中国电视史上，乃至在中国新闻传播发展史上，无疑都是第一次。这个“第一次”为央视也为中国电视赢得了空前的光荣和声誉，用一句不恰当的话语来表达，如果说“国家不幸诗人幸”，那此次央视的特别报道可谓体现了“国家不幸电视‘幸’”。
空前的灾难为央视带来了空前的机遇，为什么说“国家不幸电视’幸’”呢？这是由近几年来中国电视特殊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态势所决定的。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快速成长，电视媒体遭受了巨大的挑战，在产业化的探索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下，以收视率为指挥棒的中国电视暴露出若干为业内外所诟病的诸多问题。2007年“纸馅包子事件”无疑使中国电视全行业为之蒙羞，尽管国家广电总局紧急叫停了若干低俗化节目，各大主流电视媒体也在强化社会责任的承担上有所加强，但电视媒体的整体市场份额的下降、关注度的下降、内容的相对封闭，造成了全行业的困惑和焦虑，与新媒体咄咄逼人的上升趋势相比，呈现出一个传统老大媒体的整体颓势。今年年初，在《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我与中央电视台高峰副台长的对话中，我们提出了“重塑中国电视尊严”的呼唤与期待。而“3.14事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电视没能及时地提供足够的信息，发出我们的声音，导致了西方主流媒体联手展开了“反华大合唱”，使我们的媒介形象，乃至国家形象被进一步“妖魔化”。尽管“3.14事件”背后有复杂的意识形态原因，但电视媒体的滞后与被动，也的确是造成负面影响的不可忽略的因素。
令人欣慰的是，面对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央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敏锐的判断力，及时、准确、公开地推出了这一力度空前的特别直播报道，遏制了各种谣言、流言的蔓延，获得了巨大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为中国电视赢得了尊严，充分证明了中国电视的活力与战斗力，充分证明了在这样的大灾难面前电视直播不可替代、无与伦比的魅力。可以说，大地震使中国电视从近年来的某种颓势中走了出来，“震”出了中国电视的威力。
二、中国电视为赈灾带来了什么
此次电视特别直播，中国电视不仅圆满完成了它的本职工作，同时也扮演了特殊时期的多种角色，发挥了主流媒体特别的作用，承担了主流媒体特殊时期的多种特殊功能。
1．凸显了第一大众传媒的地位与价值。此次中央电视台联合若干家地方电视台对灾区各种资讯信息基本在第一时间予以发布，与其他各种媒体相比，央视的报道涉及到灾情的方方面面，也涉及到救灾的方方面面，同时又不遗余力地完整地呈现了声画全息的现场，所提供的信息咨讯既全面又权威，为境内外各大媒体转发引用。除央视外，上海东方卫视、四川卫视等地方电视媒体业同样采取了超常规的方式，汇入电视赈灾报道的洪流。在这一特殊时期，国内外观众将目光几乎全部聚焦于电视，大多数信息咨讯主要来自于电视，这使中国电视的收视达到了多年来的一个峰点，中国电视也因其全面权威的信息咨讯的提供，彰显了其第一大众传媒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价值。
2．发挥了强有力的社会动员作用。在这一特殊时期，电视传媒不仅报道着灾情、传递着灾区抗震救灾的各种信息，而且主动地担当起党和政府前线“突击队”。一方面电视及时地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声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声音及时地传达到千家万户，传递到国内外；另一方面，也充分利用媒体的优势在沟通、联络社会各界，协调满足各方需求等方面作了大量社会动员工作。尤其是在沟通灾区人民的需要和国内外各种参与救助的机构、组织的要求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仅一台《爱的奉献》大型赈灾晚会，就为灾区筹集了高达15亿的救灾款项。至于在调动救援部队、武警消防队员、医护人员、心理工作者、地震专家和志愿者等方面，以及各行各业各地区与灾区的联系方面，电视所承担的社会动员角色也十分突出，得到了各方面的高度赞誉。
3．塑造了良好的国家形象与民族形象。此次特别直播报道，央视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直播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指导、指挥抗震救灾的重要信息，让国内外观众能够第一时间，聆听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声音，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温暖与真情；同时在此次报道中，央视及其他各主流媒体也在第一时间，现场直播报道了国内外救援者克服重重困难，艰苦救助，舍己忘我的情形；展现了大灾面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传达了灾区民众和被救助者在大灾难面前顽强的生命力和质朴的情感。有人以此对比美国的新奥尔良飓风的情形，对比前不久刚刚发生的缅甸风灾的情形，更加强烈地感受到社会主义中国不可战胜的力量和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中国电视在大灾面前的报道，无疑为良好、正面、积极的中国的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塑造，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4．张扬了中国对人类普世性价值的尊重。记得30多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救灾中，当时有领导人更多地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为救灾的第一指令，而此次报道不论是从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普通的救援者都把“救人”作为第一指令。恰如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反复强调的第一要务是救人一样，中国电视此次报道也把每一个生命的被救助的过程作为第一聚焦点，对生命的尊重这一人类普世性价值，在此次直播报道中得以高度的重视与极大的张扬。不仅对生者生命的尊重，对死难者的尊重和高度重视也得到了极大的张扬，在央视的直播报道中，我们看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为死难者集体哀悼的情形，看到了全国各族人民向死难者哀悼的情形，如此高调地张扬尊重生命这一人类普世性价值，这在以往的报道中是罕见的。
正因此，中国电视在这次特别直播报道中，赢得了国内外同行，也赢得了世界各国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人们极大的关注和尊重。
三、影响此次特别直播报道产生巨大影响的主要原因
央视5.12特别直播报道及全国各主流媒体关于震灾的报道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有客观、主观多方面的因素。
从客观上看，5.12大地震是新中国历史上强度与破坏性最大的一次，甚至是世界史上罕见的一次，所造成的灾难令人震惊，已经超出了国家和局域的界限，成为具有人类性意义的大灾难，因此此次大地震受到国内外各大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是必然的。
但仅仅依托事件本身的重要和重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曾经有过太多的重大事件无法得以及时、即时、公开报道的教训，此次大地震的特别直播报道之所以能够得到及时、即时、公开的传播，从主观上看，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1．《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改革开放30年以来，党和政府在政治体制上迈出了艰辛而扎实的步伐。自2003年SARS爆发以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推动不断加速，而国务院制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刚刚于2008年5月1日期开始生效，仅仅过了12天，四川大地震就突如其来地爆发了。而中央宣传主管部门领导和电视媒体恰巧抓住这一条例刚刚生效的时机，进行了紧急的资源调配，作出了不间断特别直播报道的重要决策。没有这一法规的保障，这一特别直播报道如想实现突破，恐怕将面临重重困难。这一条例的颁布，无疑为此次特别直播报道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和法规保障。
2．电视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入。改革开放30年来，尤其是近十几年来，中国电视在体制、机制的改革上不断探索着新的可能。在内容生产上，实现了从以节目为核心到以栏目为核心，再到以频道为核心的逐步升级，同时也完成了从以制作人核心到以制片人为核心的改革。在人事制度、财务制度、经营体制等方面也都做出了大胆的探索、创新。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内部的体制改革，打破了延续十几年的部门分割状态，尝试着以重大新闻报道为中心的大编辑部管理体制。这一改革在业界产生了很大反响，也引发了不少的争议，而此次大地震的发生，恰恰印证了这一改革的及时、正确与重要。正是由于这一体制的支持，才使得央视新闻中心在大灾面前从容调度，顺畅组织，如果还是处于以往部门分割的状态，要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调度如此多的人员和技术设备，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直播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体制、机制的改革深入、到位是此次直播报道得以顺利进行的极为关键的前提条件。
3．大型直播经验的积淀。中国电视从初创以来，原始直播持续了若干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外先进设备的引进，逐渐进入了录播阶段。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新的制作、发射平台的完善，现代电视直播技术逐渐成熟。1997年中央电视台在长江三峡大江截流、黄河小浪底工程、香港回归等重大事件中推出了大型直播节目，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此后央视有组织地进行了不少较大规模的电视直播。但在重大突发性事件的应急直播报道方面，由于受到了种种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做到及时、即时、公开，处于相对滞后状态。在实践中，电视从业者越来越清醒地看到，利用现代直播手段进行日常化的电视直播，特别是对重大突发性事件的直播，对电视媒体来说意义重大。美国“911”事件发生时，央视与境外的凤凰卫视相比，滞后了很长一段时间；伊拉克战争央视国际频道与凤凰卫视几乎同步进行了直播；而此次大地震特别报道，央视尽管在直播的时间上比凤凰卫视稍有迟缓，但直播启动后，不论是前方记者的规模，还是发出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全面性、权威性等都远远超过了凤凰卫视，显现出国家电视台在重大突发性事件直播报道方面当之无愧的“国家队”的实力和水准。回溯起来，多年直播经验的积累，尤其是春节前后“抗击暴风雪”大型直播的历练，都是保证此次特别直播报道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
四、此次特别直播报道存在的问题
此次大地震的特别直播报道尽管取得了成功，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对重大突发性事件进行电视直播的组织和展开过程中，还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尽如人意的问题，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1．电视应急信息传播体系尚需进一步完善。电视应急信息传播体系，是政府公共突发事件应急体系中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电视应急信息传播体系的完善，离不开政府公共突发事件应急体系的完善，理应与其内容相呼应，在沟通政府各相关主管部门等方面应具有相应的预案设计。同时电视应急信息传播体系又应当体现电视媒体的特点，在人员调派、后勤保障、技术支持、节目协调等各个方面形成富有电视特色的独特内容。在此次特别直播的组织展开过程中，尽管我们也看到节目中心和频道为单位的应急相当迅疾且富于效率，但是跨部门、跨频道，集结全台的力量，进行资源调配方面尚有一些差距，全台的资源调配还不够充分，有待今后进一步完善。
2．记者新闻伦理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在此次特别直播报道中，大多记者以其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不畏艰险，不辞劳苦，爱岗敬业，忘我工作。如刚刚从珠峰完成奥运火炬圣火点燃直播工作未及休整就直接赶赴灾区现场的记者们，以他们高质量的报道令亿万观众信服而感动。许多记者与受灾群众同甘共苦，既参与报道，又参与救灾，为广大百姓交相称赞。但我们也看到，个别记者在大灾面前有违职业道德，没能坚守赈灾报道现场；少数记者为了抢拍新闻现场而干扰了救援队的紧急救援行动；也有的记者对采访对象缺乏足够的尊重与关怀，“逼迫”失去亲人的采访对象“畅谈”所谓感受；还有的记者面对刚刚被救出亟需医治的重病伤员纠缠不休，接连采访，等等。这些都令观众感到不解，甚至不满。上述种种现象尽管是此次特别直播报道的极少数，但却使我们看到当代记者面对此类灾难时的新闻伦理问题：在抢新闻与救灾之间，在满足观众知情权与保护被采访者隐私权之间，在纪实需求与被采访者情感需求之间应该有怎样的底线？应该把握怎样的尺度？这些都值得我们予以反思。
3．记者报道的专业水准有待进一步提高。此次特别直播，记者大多都能够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向观众发出及时、准确而富有信息含量的报道。但我们也看到，有的记者面对现场，面对被采访者存在着若干水准不高的报道，如有的报道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有的报道重复描述电视画面上已有的信息内容，缺乏足够的深度挖掘；有的报道只顾记者的自我表现，缺乏对观众所亟需了解问题的回答；有的报道只停留在表面，缺乏对未知的、新的资讯的挖掘；有的报道语词陈旧、提问平平，缺乏基本的信息量的提供。而在前方报道与演播室的互动之间，在不同的采访对象的设计方面，以及在相关专家和专业人士的调度方面，也都存在着一些令人不满足、不解渴的问题。
出现上述问题，在如此大规模的特别直播报道中不可避免。从整体上看，央视的特别直播报道瑕不掩瑜，不会影响全局的成功。尽管如此，提出这些问题并予以反思也相当必要，只有正视问题，研究问题，并逐渐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我们的重大突发性事件报道不断达到新的更高的水平。
五、此次特别直播报道给我们的启示
此次特别直播报道第一阶段的任务已圆满完成。随着抗震救灾工作的深入，这一特别直播报道必然会转入新的阶段。总结第一阶段的直播报道，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以下几点启示:
1．坚定不移地加大开放度。此次特别直播报道，最为国内外观众叫好的就是信息的及时、公开、透明。前一阶段报道的成功充分证明：信息越开放越会获得安全。能够在第一时间及时进入第一现场，并完整全面地予以报道，既可以保证事实的准确，有利于决策的正确，有利于救灾的顺利进行，有利于获得国内外观众的信任和信服，又可以有效地防止流言、谣言的散布，有效地阻止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猜测，有效地回击恶意、敌意的诋毁。尽管常言道：流言止于智者，但毕竟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并不见得让所有国家都表示欢迎，来自于国家利益的冲突，来自于意识形态的冲突，来自于文化的冲突，都使我们面临着并不乐观的国际舆论环境。面对重大突发性事件，如何组织有效的信息传播 ，对我们将是一个长期的考验。此次央视特别直播报道以极其开放的姿态，向全世界报道了四川大地震的真相，不回避，不躲避，不封闭，全面开放，全方位报道，这不仅没有使我们陷于尴尬，反而使我们赢得了主动，掌握了话语的主导权，极大地提高了媒体的公信力，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因此，坚定不移地加大开放度，尤其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能够及时、透明、公开地予以报道，必将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2．自觉地增强媒体主体性。此次特别直播报道面对的对象是一致的，但各大媒体在报道内容、形式、视角等方面，如百舸争流，风格各异。中央电视台的稳健、持重、大气，彰显了国家级电视台的大台风范；凤凰卫视则秉持其面向全球海外华人的一贯追求，呈现出国际化特点；上海东方卫视则以其地方大台的气度，呈现出前沿性和敏锐性的特点；而四川卫视则因其身在灾区，而呈现出贴近性、亲切性的特点。电视媒体的主体性呈现，使电视观众可以多视角、多层面地观察、参与赈灾过程，同时也可以发挥不同媒体独特的功能与作用。而每一家媒体所拥有的不同特质的节目、栏目，不同特点的记者、主持人，也同样可以发挥各自的主体性，围绕其特长、特点与特质，进行有特色的报道组织。主体性的增强，可以使媒体面对同样的重大突发性事件呈现出鲜明的个性，从而可以满足观众不同层面和视角的关注与需求。
3．不断地提高传播艺术水平。电视传播艺术，意味着电视传播主体对内容的创造性处理，要达到创造性的境地，一方面需要每个媒体的开放 ，另一方面也需要电视人的智慧。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提高效率和提高品质。提高效率，意味着电视媒体面对重大突发性事件，更应做到组织、运作快速、有效、有力；提高品格，则意味着电视媒体面对重大突发性事件，应融入更多的人文关怀。如何实现提高效率，这需要电视人克服重重困难，善于化解危机，变被动为主动，尤其在人财物的调配、节目的调配、时间的安排、报道时机的捕捉等方面进行创造性处理；如何提高品格，则需要电视人拥有高超的专业素养，真诚质朴的情怀和深刻的人文关怀。在此次特别直播中，不少记者、主持人眼含热泪地进行报道和评说，另观众深深感动，他们真诚的情感流露，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传达出电视媒体高贵的人文主义品格，极大地提高了电视报道的感染力。
2008年5月12日，四川的这场大地震，已夺走了我们数万个同胞的生命，成为空前的大灾难，以此载入史册。而几乎同步地关于此次地震的电视特别直播报道，也将因其空前的及时、公开，空前的规模和影响载入中国电视史册。大灾难令我们无比悲痛，但也激发了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的民族凝聚力和爱国热情，而此次电视特别直播报道令我们赞叹，令我们骄傲，也激发了我们对中国特色本土电视未来新的发展空间的探索与思考。在此次特别直播报道中，中国电视人以空前的责任感和激情，为尊严而战，为中国电视50年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我们相信也期待着他们必将在中国电视崛起的未来的岁月里，为我们再创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的新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