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没有看过电视的，故他不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一点无须“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东方时空》在今天的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倘若颠倒一下时空，孔子也一定上了“东方之子”，《论语》中有些费解的只言片语，也好请记者当面问清楚了，可以省去学究们的诠释之苦。但愿孔子能讲流利的普通话，而不是鲁国或宋国的方言，并且语速还不能太慢，不然会影响收视率，减少了广告收入。

在中国，没看过电视的名人又何止孔子一人。伟大的诗人李白就是其中之一。设想一下，他的那些名句，诸如“飞流直下三千尺”“黄河之水天上来”，要是他能常看看电视风光片的话，恐怕连写出来的心情都没有了。他的大半诗篇在电视人看来，毫无浪漫可言，简直就是十足的写实主义素描而已。坐在大型喷气式客机上再读李白的《蜀道难》，将是多么的乏味！“上青天”何难之有？

鲁迅是看过电影的，但没看过电视。他肯定听说过电视这回事。美国在一九二八年开始试验电视广播。苏格兰发明家贝尔德在伦敦制成了第一个实用电视系统。一九二九年，他又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电视演播室。一九三二年，英国广播公司就开始试播电视节目。到了一九三六年，英国广播公司开始播送全世界最早的高清晰度公共电视节目。这些在当时一定是一系列不小的事件，鲁迅生前应该知道罢。由鲁迅可以推知——阿Q和孔乙己也通通没有看过电视。不然的话，阿Q通过“电视红娘”向吴妈征婚或越过吴妈向更广阔的独身女性世界征婚，岂不更好！(现今像阿Q这般执着的男青年大概已经绝迹了。)另外，让孔乙己来写电视肥皂喜剧也是绰绰有余的。试问：现今的肥皂喜剧作家又有几个知道“茴”字竟有“四样写法”的？

写了《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本雅明或许看过电视。一九三五年，贝尔德与德国丰塞公司在柏林合作，成立了德国第一家公共电视台，每周播映三天。就在这一年，本雅明因躲避早在一九三三年就已掌权的纳粹政权而流亡到了巴黎。可想而知，此后希特勒应该是早期最出色的电视明星之一。本雅明所仰慕的诗人是波德莱尔这类从未看过电视的十九世纪象征主义抒情诗人。那个时代的艺术家多半都用羽管笔蘸着墨水写作。波德莱尔死于一八六七年，而自来水笔到一八八四年才被发明。但此时摄影已很普遍。从一张留下来的照片的印刷品上，我们可以看到诗人波德莱尔的形象，很像一位资深而又忧郁的乡村牧师，似乎出现在翁贝尔托·埃柯笔下的中世纪的教堂里更为合适。波德莱尔无法知道诗人们在今天的命运。有人想借电视挽救诗歌，搞“诗歌TV”，但都没有成功。殊不知电视正是浪漫诗歌身后的“黄雀”！诗人成了我们这个电视图像泛滥时代的“濒危动物”，他们像几只孤独的恐龙在哀唱自己的挽歌。

波德莱尔和他的象征主义道友们仰慕那位同样没有看过电视的爱伦·坡。爱伦·坡的作品有着“脱离现实、执迷于神秘、怪诞的倾向”，他的小说的源泉中绝无电视信息。他的想象力建筑在语言传闻和文字传闻之上。因此，爱伦·坡的侦探小说写的像“梦”一样，是真正的“传奇”，在今天是很难电视化的。相似的情形在中国已经发生：今人把曹雪芹的《红楼梦》搬上了电视，只看到了“红楼”，而无法拍出那个“梦”来，《三国演义》只剩下了“三国”，而少了“演义”的韵味。电视无情地捣毁了浪漫主义与神秘主义的可能性，它缩短了观众与外界的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它破坏了人们超越现实的想象力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情境。电视所展示的视觉图像只有诗的表面形态，而无诗的灵魂。它将种种个体的差异淹没在巨大的文化尺度之下。电视无疑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工程。

从另一个角度看，电视又常常是一部残缺不全的俗世的百科全书；对于大众来说，电视像相互久已麻木了的情人；电视又是任谁都可以用来闲聊的超级公共茶馆；电视又是由一群出类拔萃之辈操作出来的平庸的“文化快餐”。如果电视是一本杂志的话，那它就是畅销得一塌糊涂的杂志，具有无与伦比的发行量。一九五〇年时，英国拥有二十五万台电视接收机，美国拥有一百五十万台。至今我们已无法统计出全世界电视机的拥有总量。打开电视与关掉电视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动作。如果按照美国作家梭罗的理想去施行的话——一天工作，其余六天休息，恐怕六天都要被电视占居着。一旦停电，还会烦躁不安。尽管电视不能尽如人意，但很多人又离不开这种消磨。它是“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的典型一例。其实，电视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精神仆人，带着政治的、商业的、娱乐的体温天天和你握手，让你实实在在地活着，成为坚定的现实主义者。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于南湖渠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