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学校文科青年交流，重返天津大学校园，乘坐城际“动车”，成为我此次（2008，11，6-7）南开大学行的三个主要动因。主人李玉平副教授，在将我安顿完毕后，首先引领我穿过校界，进入“阔别”50年（自1958年2月退离天大起）的天大校园。
触目所及，竟然无一“似曾相是”了，除了主楼之外。52年前我曾在主楼台阶上留影，这次重新在此留影，一幌已是大半生过去了。中午和次晨两次在天大学生食堂用餐，成为此次天津行难忘的经历。食堂餐饮内容的丰富和价廉物美，与50年前“大跃进”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对我来说，国内日常“小吃”水准的餐饮，永远比会议和宴请的正餐要有吸引力得多。我仔细观察着同学们排队选购、用餐的情形，颇觉有趣。也许因为自己已过于老迈，感觉到同学们怎么都那么“过于年轻”。走过50年前曾经溜过冰的天大湖面时，记忆中依稀浮现了旧时身影。南开行，也是天大行。1956年我先从天大步向南开，2008年，我又从南开步向天大。我虽仅在天津大学肄业，却在天津获得了小学毕业文凭，也算是和天津有些缘份吧。次日离津前，李君还陪我去马场道199号姨妈家旧址寻踪，80年代时尚在的英式小楼现已完全消失，连同若干幼时浪漫的记忆。
此刻撰写南开行文章时，眼前则摆放着李君赠我的非常漂亮的“北洋---天大”纪念镇尺。望着镇尺，我的南开行感想则集中到了一个主题上：当前人文学术思想的根本问题是知识和思维的无序性，二者的历史原因在于：“启蒙十年”是紧跟在“文革十年”之后的。我们的人文学术是在急促“恶补”中匆匆上路的。现在要不要系统地整顿一下？重估一下？但海内外学科权威们愿意么？
此次讲题看起来涉及一个似乎过于大而无当的“范围”：符号学和人文科学。（参见本文附录的提纲）因为题目过于宽泛，其含意反相当于：在人文科学领域内的“开放议题”，即什么都可以谈。听众约百十来人，除文学系外，也有其他科系。有趣的是，除两位会议主持者外，并无文科教师参加。同时，似乎也无哲学系学生参加。此一事实可以反映所谓“符号学”在今日大学文科内的影响力之单薄。
这次在南开文科楼的讲演，使我获得了较前更充分的机会了解文科青年们的学术思想和知识状态。因为主持人在我主讲之后，安排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问答时间。学生们先后提出的几十个问题，不仅让我理解到他们的兴趣所在，而且给了我针对一个个具体问题来“借题发挥、举一反三”的机会。由于不善讲叙，我不认为曾将这些问题陈述完整。而且由于类似观念我在出版物和网文上均多有表达，故讲演中以上诸条均点到为止。本讲的主要内容应该放在问答部分。收益则是显著的。
首先，我面对的是尚处于“前功利期的纯洁青年”。那天踊跃提问者中，几乎无一涉及现实问题和利益关切，大家均能从学理本身和知识本身着眼提问，表现出青年学人对知识和真理的本能关切。我的发言基调也有助于他们从纯知识角度出发加入思想互动。我的各种回答，由于随题伸缩“语境”，而使得回答方式不同于他们习以为常的内容。后者不免是在固定学科制度内经长期职业规范化操作而形成的。我则有意引领他们“跨界”思维；甚至于故意逆反他们在本职业圈内所“共识”的原则和理论，不回避我的跨学科观点和他们各自的学科本位观点之间的“冲突”，以图在他们心中激发“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各种知识论疑问。
和学生们的对话，固然受限于他们的知识程度，却也得益于其“前职业化”阶段具有的“纯洁性”。与学生不同，一些青年教师、学者，虽然知识和经验更为丰富，却可能已陷入某种“强利益导向”境地，对话动机不免已然含有高度的“心理实用性”：对话或辩论，往往成为其在学术社群中进行自我肯定和追求社会承认冲动的一部分。而此类争取社会性承认的动机，则与其在职场的功利主义现实得失结果一致，故已难有“学为己”、“朝闻道”的纯粹动机；也就是欠缺了纯粹求知的勇气和意志。
如是，对话就会归结为某种自我心理满足的过程，对于须待花大力气自我知识更新的课题，更是最好躲避或回避，以免增加已然不堪承受的心理负担。于是在对话过程中，往往会因各种“理由化”修辞学发泄行为，使得辩论成为虚耗时间而已。而在与学生对话过程中，则可“为学术而学术”地进行辩论，用词尖锐亦无妨，因彼此实话实说，并非意在发泄情绪。
青年学子求知欲的旺盛和思维的敏捷，均反映着今日学界青年的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中华人文精神日后升扬的民族潜力。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观察到一种客观历史和社会条件对学人知识结构产生的负面影响。克服这种负面影响，似乎已成为中国人文科学继续前进的重要条件，学界不可不知。从2000年起，每逢双年份返国接触学界时，我都对大陆青年学生和学者的优秀才能和潜力，印象深刻，从而日渐增加了对中国作为未来世界另一人文科学中心的信心。
至于学人具体知识程度上的欠缺似乎只是一个逐渐改善的实际性问题。但是今年的又一次“符号学中国行”，却使我不得不注意到一个时代性、历史性的学术隐忧之存在：当代人文学者知识的（教育）零碎性和（职业）隔断性：一者来自当代中国的特殊历史过程；一者来自今日世界人文学界学科分划格局。三十年来，大量新知新学涌入，大量旧学旧知的恢复，使得学人脑海中的信息量普遍大增。于是“数量”造成了对“质量”的蒙蔽作用，学人因而易于忽略了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和关联性。
如果说，本来这也是任何时代易于发生的普遍教育缺欠问题，那么今日跨学科时代，其新的特点在于：科际分划和职业界限，结构性地阻碍着人类知识的必要汇通。而我所谈的所有符号学、解释学的问题都与跨学科知识汇通相关，而学者们却往往以学科本位主义来思考跨学科问题，其缘木求鱼式的学术策略性选择，几乎内嵌于其知识结构本身。
上述两大知识结构障碍（零碎性和隔断性）的历史原因又如此明晰：80年代转折期的突然到来和社会普遍欠缺一个过渡期和准备期。那时，混战于十年中的活跃人士，突然改变了身份，纷纷成为新时代精英或博士生导师。似乎他们在那十年里都在准备着这一知识春天的到来似的。实际上，新知新学的形成往往是沿着“瞎子和瘸子”的组合范式：导师的知识基础基于前17年，一些特意招收的西学研究生的基础则基于文革后期以来的4-5年的大学外语教育。
结果，前者“指导”着后者来研究着自己并未研究过的新知新学；后者以其初步外语工具协助前者单纯从数量上扩充着学科资料。这样，中国知识分子就一夜之间从前27年跃入了“启蒙时代”，并形成为新时期30年的中坚。一二十年下来各界自然积累了大量信息资源，而此普遍“恶补式”的拥抱新知新学和重温旧知旧学的方式，由于信息纳入过程的各种“乏序性”，遂产生了个人知识“虽丰富而断裂”的普遍社会现象，其主要特点是：学人对于所吸收的各种知识名目的现代身份和彼此的关系，不清不楚。其极端者则呈现为知识杂多而混乱的状态。
尤为严重者：学人养成了杂乱思维的习惯而不自知。这种惯习之所以能够维持，还有一个社会学性的理由：在职业群体小圈子内积年累月形成的某种话语“共识”，让圈内人自以为个人知识已经获得了“客观的”印证。（人们往往本能地抵制跨学科对话，就是怕他科的专家们来否定本圈内的理论“共识”之基础）
上述社会性、历史性的知识结构欠缺本来应该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渐改善，但问题又遇到另一层麻烦：商业化的学术风气使得学者们不得不考虑知识改进的成本问题：例如一个“准权威”要想充实自己的知识，以变成真权威，他得计算珍贵的成本费：从新“做学生”而受损的原有权威资格，以及个人未来实际进取的可能性？由此导致职场上的积分损失，岂是他承受得起的？所以，思前想后，他最好还是“按兵不动”，继续享受“皇帝新衣”。而且其安全性保障也是社会学性质的：随着学术权威的形成，已经同时、同步形成了该“权威”的“卫星结构群”，即上下左右的职场利害关系共生网。一个学术权威竞可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某种“网结”。这就是人类学术进步所遇到的社会结构性的阻碍！
知识的“质量”不在于数量，而在于结构的合理性。有了“有序的知识”，才能有有效的知识判断能力。这就是为什么说人文学术的权威数目可以日多，而学界总体判断能力可以日渐衰弱的原因所在。在这类出身于80年代的“半生不熟”导师教导下（一定要追问他们在前十年里究竟在做些什么？其“启蒙”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后进者的学科知识和一般通识也就自然难免于先天的不足。如果学者有仁者之心，独立积极补课，自然会别有进境，而如趋名逐利，哪还会有决心从根本做起？
现象之所以具有普遍性，因为历史趋向具有普遍性：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现在，当我们在新世纪有志于学术发愤图强之际，要不要正视弱点，认真对待？还是继续弥缝，自我掩蔽？的确，现在还存在着各种有助于自我欺瞒的新动向：海外类似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另类知性怠惰趋向（对此我已多次言说，兹不赘）。换言之，海外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缺欠，也同样严重，虽然其原因形态与大陆有所不同（他们以为有问题的只是大陆知识分子，不知道自己的问题一点也不比大陆人少，甚至于更多，因为个人须负的道义责任更大。）
如何从社会角度来克服上述人文学术缺欠，并非我所能言。我所谈的人文学术心术学，则着眼于学者主观方面：只有坚持仁学生存态度，才能敢于正视个人弱点所在，才能真实向往真知真学目标，才能领悟我们在“仁学”（作为伦理学）和“符号学”（作为知识论）这些大帽子下所涉及的万千知识论课题。我希望自己那天的讲演和答问中对此意见的阐发，在青年学子内心能够引发他们进一步的思考。
我更愿从此次学术交流引生的观察和感想，能够成为有识者和主事者的有益参考意见。我们必须敢于正视80年代起始时代的学术基础问题。新时期的口号是“实事求是”，我们得把这个原则首先应用于新时期人文学术的“素质分析”和“历史分析”中来。然后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人文科学进展不如预期，才知道应该如何从根本做起，进行系统的知识重建，以便为中国人文科学的未来及其伟大世界责任，有效地开拓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