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杜任之先生的生平和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重建事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我其实并不具备叙述和分析的资格。杜任之虽然是党内自由派，但私人谈话间还是颇有分寸，毕竟我们还是同事关系，他也是我的直接领导。可是另一方面，时间非常凑巧，我恰恰又在他推动恢复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事业的四五年期间，参与过他的许多文稿的起草和学术活动，往往一周见面数次。几年来他也不时与我谈论各种见闻和意见，使我对他的经历、处境和性格逐渐加深了了解。
我们之间的巧遇和合作关系颇有些戏剧性成分。试想，什么是那时的我？半年多前，避震离京以来尚在江浙一带游荡；同年春，还曾在南京燕子矶头望长江而咏叹“穷且益坚”。回到北京府右街斗室，又须应付街道可能加予的骚扰。而什么是那时的杜老？不久前尚系狱秦城，来日无多，狱窗望月，尚能有所期盼乎？同一时期的我，在透过形同狱窗的窄小铁条窗口望着同一轮明月时，又如何会有异日奋起之念？不想，1977年底一个纯属偶然机缘，我们两人相遇了，并立即找到了彼此间的坚实联系点：积极在中国推动现代西方哲学重建事业！杜老是文革前官方译介现代西方哲学资料的主管（在那时，这个“芝麻官”具有多重要的意义，现在中青年学者大概难以体会）。我则是长期隐遁于中南海旁的独立哲学探索者。命运却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场合，把我们牵引到一起，于是在百事待兴之会，一同投入哲学复兴事业。杜老的性格，与人一见如故。当然也有一个并非无关紧要的私人性因素：杜老自称是家父李蒸三十年代主掌北师大时附中的学生。（杜老的记忆是否正确，我未考证。但我心領了这个美好说法背后的“念旧”之情。）1977年底，家父刚于两年半前离世，他生前再也不会料想到我会于两三年后被他的一个几十年前的“学生”重新引入社会；更不会料想到，7年后我会因此机缘而亦能“就读于”他于二十年代读书过的纽约哥大。
1初识杜老和成为杜老的“千里马”
我和杜老一见如故。自由翻译家叶林因系民盟成员，先我结识正在社会上“觅才”的杜老。叶林与我文革时期相识，曾介绍我翻译过德文科技资料，挣过一点外快。叶林虽是个体职业，却结交广泛，1977年夏秋间首先被杜老选为“千里马”，为杜老翻译有关列宁未刊文集的资料，并拟安排加入刚成立的马列主义研究所。杜老向他打听是否还有“在野遗贤”。叶林遂提到我这个人，爱好哲学，正在翻译材料。杜老马上让叶带我去见他。1977年底左右见面后，我遂毫无保留地把自己长年独习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见告。杜老惊异之余，得悉我竞已译出一本有关结构主义的小书，大喜过望，因为他正在到处找寻能够了解结构主义的人士。武汉江天骥本治分析哲学，作为国内少有的西方哲学专家之一，曾被邀来京考察结构主义资料却未得其果。杜老看到我的译稿后，马上告我两个决定：立即向商务推荐出版；著手安排我进哲学所。与此同时，希望我先协助他编辑人民出版社已安排的选题《现代西方哲学家述评》。我当即应允，并立即投入工作。
虽然只是参加一本书的编辑工作，我却突然领悟到这岂非关系到一个重大的目标：在27年禁制后，在中国要为现代西方哲学正名了！而杜老正是这个涉及全国意识形态政策大更张计划的直接“操盘手”之一，我则因缘时会地参与了他所推动的哲学正名计划。在最初共同工作期间，我们不须多谈有关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的问题，因为彼此默契十足，谁都知道对方象自己一样明白此事的重要性：它触及几十年来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列宁《唯批》的紧箍咒之正当性？当然，和作为长年卷入社会实践的杜老相比，我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细节掌握得自然更多，因此随时向他提供建言。杜老则始终从善如流，对我信任有加。杜任之早年和洪谦一同乘火车赴德国攻读哲学，洪谦攻学院派正宗，杜老则关注社会哲学，特别是法兰克福批判哲学。由于后来投身革命，为学时续时辍；政治上亦不属正统，兼有历史问题，一直未能担当重任。后来转到哲学所主持现代西方哲学资料编译工作，同时也成为联系哲学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党内专家。在列宁主义传统中，哲学成为革命事业的有机部分。列宁“戎马倥偬”，不忘哲学，大伐异端，亲定思想正统。从此“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第一大敌。列宁主义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是二十世纪最有兴味的政治社会学的大题目，它相关于东方阵营对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采取全面禁制和拒绝思想交流的长期政策。早在中学时代起我就对“内部”异端普列汉诺夫思想感到兴趣；从《唯批》中发现列宁所批判的思想竞都是一些极有意思的话题。《唯批》，特别是对马赫的批判，成为我当初雅好逻辑实证主义的因由之一。其后二十年下来，我已深知现代西方哲学的意义，远远超过其与现实政治意识形态的关联（这是杜老主要关心的方面），而是相关于人类整体知识的进步。
我不是一个容易与人相处的人，特别是看不惯言行不一、藉势欺人之辈。但我和杜老应该说是“有缘份”的，几年来为他工作，是甘心情愿的。他让我感觉到一种真实的关切，例如主动决定为我推荐出版和安排进所事宜。事后想来，这种行事风格已可说是百里挑一了。换了别人，多半要充分利用我的弱势地位，尽量“盘剥”，而不使我有机会独立出来。（包括我的一位右派亲戚，利益当头时，背信弃义，还振振有词地辩称“自私有理”，在约稿拒刊后公然说出：“这个风头我还要出呢！”）而杜老告知那改变了我一生命运的决定时，竞如此自然而坚定。当然，另一方面，他也坦率地要我为他工作。我并不觉得为他撰集资料是甚麽“负担”，反而觉得是“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应尽的义务。杜老对我的知识和见解也是极其信任和尊重的，实事求是，毫无“面子”顾虑，彼此都做到了“忘势”境界。此外，生活上也十分关心，进所后教我如何应付人事处工资定级的问题。最有趣的是，他告诫我在所里遇人不必过于恭谨，否则面善被欺。当时我对他的话还将信将疑，不过后来到所后对一些个人的“侵犯”行为却又往往反应逾度，毫无涵养。以至于他又劝告我须学会克制，不可事事与人直接摊牌。
1978年上半年杜老终于安排我参加了五种外语哲学原文翻译的考试，每种三小时。记得德文是一篇由芬克所写关于现象学的文章（我的“考官”有：英文，涂纪亮；德文，郭官义；法文，傅乐安；俄文，涂纪亮；日文，丘某）。这样我就进了哲学所，并且有些“怪怪地”和同室人一起坐在小小办公室内，算是成了“工作人员”。最初，一向与杜老不睦的日文组方支书，对我的不正规进所感到不快，他自行决定不发给我各种学习材料，杜老常曾为此与他理论。但自从他不久去逝后，我在室内的政治性阻力没有了。我能在“隐居”十九年后从社会上一步进入最高学府，当然首先因为政策关系（学术机构向社会开放了半年左右，我恰于此时进入）。其次，杜老是最关键的具体因素，没有他的地位和关系，这一切也是不可能的。再其次，所长孙耕夫为文革受过冲击的军队转业政工干部，为人正直；他虽与杜老个人关系不和，但对于接受我一事予以支持。最后人事处长屈敬先认真贯彻杜老意图，硬是排除了我所在的街道办事处的阻挠，调出了我的档案。（主要因为孙，屈二人的帮助，我的妻子后来被安排暂借用哲学所名额调到北京一家单位来了。孙为人不苟言笑，后来在我为妻子调工作事去陈情时，他竞说出“象你这样肯干工作的人，很少见！”那时我从“领导”口中意外听到这样友善的话，反倒感觉突兀起来）。事后回想，我当时能进入哲学所主要应该感谢这三个人。如果是后来知识分子当政时代，则绝无我的机会了。
2随杜老讲课和开会
大约在1978年上半年，我还未正式进入哲学所时，协助杜老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陪伴”杜老在北京一些高校哲学系去讲演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知识。那时社会气氛已然有所松动，但政策尚未明朗，谁也不清楚该如何对待“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现代西方哲学；谁也不敢公然“违背”（更谈不到抗拒）《唯批》。杜老因是坐过共产党牢房的共产党员，加以职责所在，所以毫不犹豫地一马当先，成为哲学界内令各方钦佩其敢言的“老专家”。我作为杜老的私人助手，也乘车同进同出。杜老讲课时，我或立或坐于身后，样子一定怪怪的。遇有专门名词或生疏人名，我则在黑板上同步写出简释，有时还加上原文；对于我在旁自动加予的“注解”动作，杜老颇为高兴，似乎还以此为傲（好象在向公众展示说：看！这就是我找到的“千里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虽然实际上我们迈出的是一小步，而在象征的意义上，我和杜老都认为我们正在迈出一大步：摆脱教条主义的过去，朝向改革开放的未来。我们私下里谈话时都认为，为现代西方哲学正名的意义，一点也不低于同时期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意义。后者的意义在政治，前者的意义在学术。
大约在1978年底或1979年初时，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正名的集体努力终于有了突破，这就是在北大外哲所召开的一次有关解放哲学思想的座谈会。洪谦和杜任之共同主持，汝信代表哲学所，李泽厚，陈奇伟等多人作为中年专家，参加了会议，中宣部理论局负责人也到会听取意见。杜老让我作为他的助手同时与会（杜老为人敦厚，而行止不时透露幽默。他带我参加讲课和开会，并不是要摆排场，而是在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势利环境里，通过把我这麽一个擢自民间的生面孔突然带到专家场合，以“实际地引介”我这样一个同行的存在。这种不无稚气和幽默的杜老姿态学，颇可反映杜老仁者的“爱人”情怀）。于是我这个“在野遗贤”，竞在府右街“蛰伏”了一二十年之后，有幸聆听了在历史转折点上的“专家们”是如何“突破”列宁《唯批》禁制令的（五十年代年我初读此书时，喜读作者所引述或所批判的话语，因此熟悉了这种特有的双层语言构造。在北大座谈会上也就完全“听得懂”专家们说出的每一句话，并体认到：大家都想摆脱这位哲学导师的“世纪禁令”了）。议论细节已不记得，但杜老是当然主角，洪谦亦一反平常的谨慎，大胆发言，为现代西方哲学正名。好象从这次会议以后，现代西方哲学在中国学界的正当性才明确获得了官方的认可。
3共同编辑《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
在1978到1981的三四年中，除自己的研究项目外，我成为杜老非正式的“助手”。在各种各样的书写类工作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参加编辑正、续两集《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文集。通过百名哲学家思想的编撰，1949年后第一次对现代时期西方主流哲学思想公开加以介绍。这在当代中国哲学学术史上具有代表性意义。其实杜老最初对我的主要期望，就是协助他编写此书的第一卷：五十个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述评。大约从1978年初起我就投入了这项工作。当杜老把他徵集到的一些文章交给我时，我发觉大多数文章的篇幅都过短，不过两三千字。虽然多数作者都是高等院校和研究所的专家，但当时的研究和出版条件还未恢复正常。对于此书最初稿件规模的简陋我的理解如下：
～杜老凭借个人威望和北京人民出版社的支持进行约稿，属于尝试性，首先大家还无把握此书是否可出版，因此积极性并不高。
～多数人对撰写有关现代西方哲学文章都是顾虑重重，对于中央学术政策的变化没有足够信心。
～专家们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大多荒废已久，不知如何写起；甚至于对于何谓“写作”都已感觉生疏
我从杜老本人准备的几篇文章中已发觉问题的存在。杜老和其他专家不同，他也许是唯一无所顾忌的作者。我在对此任务进行了通盘考虑之后向其建议：首先扩大编写规模，从平均每文三千字左右扩大到5千到1万字。杜老马上问我：“大家有办法积累足够的材料麽？”我答称，不应该有问题。对于老专家来说，首先是解消思想顾虑的问题。至于中年专家也许会有一个外文条件的问题，但应该鼓励他们阅读和研究。杜老同意了我的建议，于是我代拟了一份新的约稿通知，并取得人民出版社袁淑娟责编和薛主任的积极支持。在杜老和编辑部的信任下，我就在1978年内投入相关的联系、写作和编辑的工作中去了。首先我设法鼓励老专家们增加篇幅。但是不知为何，洪谦和熊伟两位最应积极投入写作者，始终没有增加甚麽内容。而周辅成和赵壁如提供的稿件又大大超过规定，而且行文欠缺组织。不过洪谦把挪威哲学家奈斯的《四个哲学家》借给江天骥，成为江撰写文章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洪谦特别向我说明此事，我一时不解其义，后来才知道，那个时期能够用原文读懂介绍性书籍已属不易了）。那一年我与在京各位撰稿人联系甚多，骑着自行车到处跑稿子。当稿件不足时，我和杜老决定当仁不让，自行填补。等到稿子到齐后，在杜老的同意下，我对多数稿件的学术性部分均做了較多的加工和增删。
如果今日再把那本书找出来看看，四五十岁以下的读者会觉得其中的“大批判语言”太过可笑。但是如果同时参考文革时期的语言和文革前的哲学语言，就会感受到其中已经散发着摆脱“教条主义”的企图心了。大批判语言，因为其不成文的“体例”（开头语，结束语，以及放在“唯心主义”精华引述语句后面的“点评语”），反而成为一种变相的发表“通行证”，使其在学术界正式“解冻”之前先引生“春风欲来”之感。这本书在1980出版后的重要作用，必须放在当时的社会和学术环境中来解读。高等院校的文科师生们突然读到一套不同的理论话语，其感触之大不言而喻。就我自己而言，当我在写“胡塞尔”和“列维-斯特劳斯”两文时，内心的感觉和一年前翻译《结构主义》时一样：我正在把一些长期被禁的理论话语越过几十年、上百年间隔带给广大青年读者。所越过的时空，不仅是49年以后，而且是1911年以来：不论是陈独秀还是胡适，他们都不想先潜心学习西方理论，而是急于把一时知解（一知半解）马上用来结合“中国之实际”。结果在世纪初的中国，所谓西方理论不过成为一种社会行事的招牌而已，其中又有多少深入的了解呢！
自从我进所后，我的“标记”就是“会”多种外语，大家都以为我的外语特别好，殊不知我的外语学习能力竟然十分平庸。（中学时代唯一有过不及格的科目就是政治和俄语）但令同事们“佩服”的是，我似乎可以自如地阅读外语社科资料，而不是象多数同事那样须先用字典翻译出来才能读懂。的确我的外语能力只在于此，但对于研究和写作来说，恰恰可以直接派上用场。那几年几乎一两日就去所图书馆和北图工具参考书室翻检资料。没有甚麽比可以在多种外语图书室随意翻阅摘抄更愉快的了。因为几十年的“笨办法”竟然证明是非常有用的。当然，只有我自己明白，所谓我的“外语好”其实主要因为我的知识积累，而非外语本身。社科知识往往可以补充我的语言知识之不足。这也是后来我可以在国外各处图书馆有效工作的原因之一。反之，如果只靠外语，专业书看起来还是会十分困难。（读者不知：又有多少在外国的中国学人是需要“偷偷”参考国内中文著、译材料来对付国外课业的呢？）当时老专家们，对于新的外文专业书刊都觉得难以顺读，这当然不是因为外语问题，而是知识问题。几十年来他们都把阅读现代社科理论当作避之惟恐不及的风险，甚至于连“偷偷”在家看也不大敢（只有消除了内心“背反”动机才能最感安全！）。中国知识分子给自己打的人身安全系数实在是太宽了，以至于其中很多人都，有意识地或下意识地，在思想上主动与现代西方理论保持距离，即使后者可能属于其工作任务范围。老一辈专家们就这样自废武功，而宁肯只顶著徒有其名的“专家”头衔，几十年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年下来，我对参加写作的二十多位专家的水平都有了一定了解。他们真是耽误得太久了。而他们不久之后，又都在新政策下，纷纷成为研究生的导师和学术委员会委员，并被封为1980年代中国新学术的各界“带头人”。
杜老对于我协助他完成此书编辑工作感到满意，我对此则并无讨功之意，所想到的只是如何协助改进每篇文章的质量。我自己认为，我的编辑工作也令许多作者感觉满意，因为他们会清楚感受到我的每一处理都是为了使他们的作品质量有所提高。在定稿后撰写后记时，杜老突然提出要把我协助编辑之事写明。我对此举的意义反倒并不在意，但杜老還是坚持在後記中写上了我的名字。后来才知道这与后来的评级有关系。也可以从杜老的这个小小姿态看出，在当时“学术官场”氛围下，这是多麽难能可贵？在他需要我的各种帮助之时，他总能主动想到给予一定“回报”。他并不在乎别人会由此看出我在他的主编工作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反之他甚至于经常到处“宣扬”我；我明确感到：他对我的长期隐居读书的志行是毫无保留地认可的，虽然我们都不直接涉及这类话题。杜老，在我心目中，在那个具体时代中，是一位“君子人也”；可以说比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为君子。因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长期恐惧环境下早已失去自我，因此失去了“伦理意志”。杜老在他主客观可能的条件下，积极奋进，一直到生命终点。在恢复和建设现代外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政治学诸学科工作中，勇于“为天下先”。80年代后期，杜老在一位山西故旧高树帜先生协助下，还完成了《孔子学说精华体系》一书，反映了他对“君子学”的信仰，这也许是他在囹圄多年深刻反省的结果吧。
在《述评》取得成功之后，袁淑娟和杜老决定编一续集，凑成百人。他们分头劝说我继续参与工作。一开始，我颇为犹豫，因为我的本职工作越来越紧张，有大量学术上更重要的工作待我去做。但是最后我还是同意了，条件是请一位年青研究人员罗嘉昌参与工作，以及我建议在续集中更多介绍当代欧陆哲学新发展。等到两年后编写完毕，大批判语言已经明显减少，实质内容也有所改进。我自己承担的“福科”、“拉康”、“加达默尔”、“利科”四篇，应该说是属于学术上“最前沿”之述评。不想后来因为写的“太认真”，竞遭遇编辑部的“逆反”回应：我的两篇解释学文章被认为看不懂。（所谓“看不懂”，就成为社科院那批中年权威的共同口头禅。而其要害是：他们虽然真地看不懂内容，却完全“看得懂”新知新学将产生的影响。我的“愤怒”正是来自看透了他们的“心术”：你们这些来自文化大革命的社科人，也未免太霸道了吧：又想约新稿，又怕人家“抢了风头”。许多精英份子对于妨碍他们更上一层楼的力量颇勇于“求民主”，而对于那些可能与他们竞争而地位不如他们的人，则倾向于“剥夺其民主。”这种现象，比比皆是）我大概用了整整半年时间进行着著作权“保卫战”，一直到1982年出国之前。于是那几个月中，一边准备出国，一边赶译哲学书，一边不停地到出版社和杜老处告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两篇“解释学”文章最终面世了）杜老，虽然并不大清楚我为什么如此反应激烈（必须让解释学文章在中国出现！），但好意地劝告我：即使你再有理，在申诉时也应该平心静气，而非言辞激烈。但我那有杜老那种涵养，也因为我离群索居二十年来，哪里体验过如此明目张胆的“毁约”之举。最后，再次由于杜老的“存在”（这就给了出版社领导一个可以压服编辑的理由：李幼蒸不算什么，但我们不能对杜老违约！），我才得以有幸化险为夷地使此重要文章于1983年“破茧而出”。
4、太原全国首届现代外国哲学大会的召开
杜老和新时代的中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事业建设的关系，大致来说有三个阶段（彼此有时间上的重叠）或三大片：讲演和吹风会，编书，以及召开1949年以来“首届”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我有幸参加了三个阶段上的许多相关工作。当然，中国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松绑”，决不是甚麽自下而上的自发行为之结果，而是自上而下的层层、逐步的“放宽步骤”。而杜老则是这一中央解冻政策的积极领悟者、配合者和执行者。当时绝大多数党内外专家学者都是左右观望，进一步退两步，生怕“秋后算帐”。杜老则决心挺身，认识到新时代必须有新理论思想来源。杜老曾在七八十年代之交、思想政策反反复复的过渡时期，对我说：“妖怪已经放出来了，收不回去了！”他的积极作为，不仅超过党内外同行，而且超过学界领导。那个时代无人可以预测思想政策的未来走向。对于干部来说，除了政策拿不准外，学术上也拿不准；因此对于现代西方哲学也都是一个走一步算一步的态度。正是在此摇摇摆摆的两三年中，杜老到处“放炮”，倡导新知新学和学科建设。此一积极作为过程之“高潮”，即1979底太原会议的成功召开。如今中青年哲学家有谁还会把这样的学术会议当作一回事呢？但在1979年，太原会议就远远不只是一次学术会议，而是1949年来中国意识形态政策发展史上的一次转捩点。太原会议成为一种超出哲学界之外的“解冻象征”。在该次会议的前前后后，我作为杜老的无名义“助手”，也颇能感到事件的严肃历史意义。
首先，杜老把大会主题发言稿的任务交给了我。结果我代拟的初稿被采纳了，其中心点是：强调应该区分哲学研究的内部分析法和外部分析法；前者是学术性的，后者是学术和社会的互动关系方面的。中国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首应提高学术性分析。这是在当时政策条件下所能提出的最积极方案：即应该客观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学说本身；客观认知应先于主观批判。杜老让我把这份讲演稿拿给哲学所领导审核；后来通过以后，就成为杜老在大会上的定调主题发言稿。杜老到了山西大学会场后，受到太原市和大学领导的热情欢迎。因为杜老身份特殊，一方面他的“革命资历”甚老（虽然一直靠边站），另一方面他是少数党内的外国哲学专家之一，因此被广泛认为是在中国环境内促进哲学思想解放的最佳人选之一。太原会议也是杜老学术生涯的一次高潮，因为他成了那次“解放气氛”明显的知识分子聚会中的当然“领袖”：以党内专家资格亲自主持了被列宁-斯大林封存了七八十年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首恶”---现代西方哲学之“解冻仪式”。“解冻”当然是各界之共同愿望，但谁又敢“为天下先”呢？因为那时究竟应开放到甚麽程度，从上到下都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而我们的杜老呢？则是义无反顾地一脚迈过河去！
太原会议上，杜老俨然一名“主帅”，颇有“舍我其谁”之概。那时最需要的还不是专业知识，而是外国社科专业知识和中国当代史的联系方式，正是在此关键时刻，杜老填补了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史上的“空白点”。由于他毕竟属于可予交托的“党内少数专家”范畴，这个“哲学解冻”之门就被允许由杜老来亲手开启了。万一政策又变了呢？“有杜老托着呢！”杜老处处不掩饰其“当仁不让”之气派，相比之下，这种敢于主持为“资产阶级学术”正名的气魄（他的职务名义不过是室主任而已，而谁都知道“杜任之”的意义远不止此），使许多知识分子乐于追随。领导干部又何其不然！“杜老”在社科院和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威望”由此可见一斑。（例如商务印书馆的一些有关现代外国哲学的出版计划也往往期待杜老的嘉言。总编高崧几次对我说到杜老建言的重要性，因为那时谁都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政策没有把握，最好有“党内老专家”来承担责任。）有趣的是，杜老的“自由主义”个人记录，反而在改革开放初期成为各方“依赖”的共同资源：杜老热心公益，敢于倡言，而其“自由主义”表现史，反而成为取得一时意识形态免疫力的“方便”。太原会议的具体结果之一是成立了“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杜任之出任首届会长。会议论文集则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新时代最初四五年期间，杜老出狱后，毫不气馁，立即投入到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重建事业中去，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若干领域，率先建言，为新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杜老的基本思想是：新时代首先需要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的水平，为此首须推动理论研究；而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乃理论建设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现代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学术建设的重要性，可以说，甚至大于对西方社会的重要性。直到现在，连西方学者都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人会对西方理论如此有兴趣。的确，现代西方哲学对中国的意义，从某一方面说，可能还要超过对西方自身的意义。这并非因为现代西方哲学内容本身的持久性价值，而是因为它作为激发现代化理论思考的“工具作用”。
从1978到1988我在哲学所的这十年期间，杜老不仅把我引进了中国最高学府，而且“护佑”着我在那里的工作。在二度出国前向病重的杜老告别时，告诉他我即将起程前往他年青时留学过的德国，并且也象他当年一样，要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前往柏林。而到了德国不久我就从杜老学生张文杰处得悉了杜老病逝的消息。盖棺论定，杜老一生完成了一次个人思想的环路：以远赴德国探索“哲学真理”始，在经历了几十年政治性的风风雨雨之后，以在中国重新倡导探索“哲学真理”终。杜老晚年倡导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努力，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作为社会实践家，其哲学工作可能不如专事哲学研究的同事们深入细致，但令我最感惊讶的是，他竟然对现代西方哲学各派的抽象议论方式抱有极大的兴趣。也就是说，他能从现代西方哲学比西方古典哲学更加细腻的修辞学表达中，看出它们与中国学术未来发展的可能联系。在有过如此长久的政治遭遇之后，他会在结束生命前夕，返回这个早年思想志愿的原点。和功利主义者不同，杜老始终关切着抽象思想和具体现实的互动关系问题，也就是新时代的理论思想的建设问题。80年代时，人人懂得香港有“文化沙漠”之危、日本人有“经济动物”之虞。而今日再也无人做此杞人忧天了。九十年代初在德国时我们听到国内有顺口溜云：“…还有一亿在观望”。当时还在想：会是这样麽？现在这句话已可改成“…没有人们再观望”了。杜老如活到今日，他会怎么看待“武侠”和“漫画”、“手机”和“摇滚”呢？他又会如何面对今日人文学术全面商业化的新趋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