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就是要千夫之诺诺，而不要一士之谔谔”，这是老一辈数学家傅种孙的慨叹，也是他对专制主义的强烈谴责。他的一生充分表现了一介谔谔之士的独立品格。
（一）
傅种孙（1889—1962），江西高安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学部，毕业后留校任教，以后又先后在北京大学、西北大学任课。1922年他翻译出版了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算理哲学著作，对罗素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作出积极的贡献。1945年作为访问学者赴英国考察，与英国同行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至1947年回国，担任北平师范大学数学系主任、著名刊物《数学通报》总编。他以几十年教学和研究的积累，撰写的学术专著《初等数学研究》，在数学界有很大的影响。
1949年北平解放，5月北平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语言学家黎锦熙任校委会主任，傅种孙为教务长。毛泽东自西柏坡进驻北平不久，为表示“礼贤下士”之态，曾专程来到北师大，宴请汤璪真、黎锦熙、傅种孙等著名教授。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著名史学家陈垣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傅种孙为第二副校长（第一副校长是党委书记）。
1957年中共中央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傅种孙在学校党委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坦诚进言，对党在高校的工作提出意见；同时又在学校内部刊物《师大教学》上发表题为《中共失策之一》的文章，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阐述己见。这些文章和讲话，切中时弊，内容实在，体现了他作为中共的诤友、挚友的基本态度。但却因此获罪，成了“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不赦之罪，很快被划为“右派”，大会小会批斗，批判他的所谓“反动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甚至傅种孙在学术著作中论述的“科学的数学化”方法，也被上纲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大张达伐，声称要全面肃清他散布的“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观点”。曾几何时，毛泽东的座上客，忽而又成了他的阶下囚，此一时彼一时也。
经过几年的“监督改造”，1961年12月，他被宣布摘去“右派”帽子。不过他的耿介之心始终如一。第二年1月14日，几位当年的学生前来拜访恩师，相互间谈及数学“教学改革”中的种种乱象和弊端，他忿然地说：“有些人就是要千夫之诺诺，而不要一士之谔谔。”不料他刚说到这里就突发脑溢血症，送医院救治无效，几天后不幸辞世。“只要千夫之诺诺，不要一士之谔谔”，成了他对祸国殃民的专制体制和专横作风的最后声讨和批判。
（二）
下面是傅种孙教授当时因之获罪的两篇言论：
（1）响应帮助整风号召，在校内刊物《师大教学》上发表的《中共失策之一》一文的摘要：
中国共产党近几年来究竟得计多还是失策多？自然是得计多。为了爱护中共，我倒愿意谈一谈失策的地方。
首先我愿意谈一谈对知识分子的失策，也许这是中共近几年来最大的失策之一。
每一个政治运动起来，虽然这个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每一运动起来，知识分子就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忠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朝代是这样糟踏知识分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会遭这么大的祸殃。地主之所以为地主，资本家之所以为资本家，必然是有剥削行为，有罪过。我们能够说个知识分子必然有罪吗？我们来看看中共是怎样来对待知识分子的。所有的报章杂志上所写的，报告会、讨论会上所说的，只要一提到知识分子，必然戴上帽子“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阶级知识分子”，很少单独提知识分子而不戴帽子的。
知识分子所感受的待遇与中共所标榜的知识分子政策几乎完全相反。这能怪知识分子得福不知感吗？中共中央可以深切反省一下。这能把责任完全委于下级吗？下级的普遍偏差与上级的领导无关吗？中共可以检查一下，这几年来四海之内有哪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不寒心。我不相信知识分子对中共离心离德而中共能够达到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现在的知识分子与中共既无冤又无仇为什么不可以利用？知识分子愿为中共效劳，因为为中共效劳也就是为祖国效劳，为人民效劳。你有远大计划，现有人懂行、愿效劳，何苦不用？自然中共会说，我现在是用了，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失业呀！但打着用、骂着用，叫知识分子成天用眼泪洗脸，这是何苦来？难道这是一种政策吗？
就知识分子锐，养着他而不听从他的意见，就是所谓“豕交兽畜”的待遇，是知识分子所不甘受的。知识分子的气节是从古以来所鼓励的。中国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声色俱厉地说：“要把旧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打掉”，对士气毫不顾惜。我认为这是很大的隐忧，无形的损失。
毛主席号召学习苏联之后，请来许多苏联专家，中国知识分子不论老少都虚怀若谷，参加学习。这在中国知识分子说来就算是很难得的了。因为知识分子都有自尊心，都不免有“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的想法。但是，近几年来，高等学校请求聘请苏联专家时，高教部都责成学校要有计划、有准备，其中一条，要准备好继承人。为了学得快，有的学校就指定教授作培养对象，作准承衣钵的人，以便苏联专家回国之后，就能传神授苏联专家的学业。对这办法我曾提出过异议。我认为，我们也是一个国家，既然称这人为教授，就应该承认他有相当的知识水平。如果我们选拔教授为培养对象，那培养他的人势必要比教授高。即使这个中国教授非常谦恭有雅量，苏联专家也许不好意思吧！再说在国际上往来，也要替中国教授留体面，也就是替国家留体面。
（引自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明报出版社，2004年）
（2）1957年5月27日，北京师范大学校党委按照中央部署邀请党外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号召大家对党的工作提意见。傅种孙在座谈会上发言的主要内容：
我们学校内党群关系比以前有了进步，但还是不够的。以前党外人士对党团员存着戒心，怕他们挑碴儿，说话不敢随便说，一定要想好才敢说，有些党团员假装进步获得组织的信任，在他们的报告之下许多教授丧失了威信，许多系的教研组也因此而垮台，如当时的英文系，就这样垮台了，许多教授走了。教授的威望是靠学术建立起来的，而学术上的威望是‘百人成之而不足，一人毁之而有余’，我所知道的党团员的报告和许多非党团员的报告是相反的。……造成党内、外的界限首先党团员要负责，当然党外人士也是有责任的。
党委对知识分子的心情不够了解。我对党的政策都拥护，惟独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感到惋惜，我看不怎么高明。知识分子能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他能在这里工作，并不是党的威力压服了他，也并不是德性感化了他，而是看到解放后，大放光明，看到民族的幸福前途，在这样的鼓舞之下，所以才肯忍辱负重，任劳任怨，是为了顾全大局，不是佩服这些个党委。要把这种精神传达到每一个党员。不然的话，都以监工的态度出现，自己还觉得怪不错的，这是非常错误的。
师大最令人伤心的是老同事、老同学间几乎不敢来往，像一盘散沙，没有粘性，只靠党来联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党怕大家彼此来往熟了会造反的原因吧。要改变这种情况只有靠党。我常常说：现在我们师大的人，无论教员、职员都不是真心实意地爱师大。平常在闲谈中没有一个人说师大好，这可看出大家对师大是否有感情。后来的人恨不得把师大看个透，好像以前一点好处也没有，而现在就靠这些人来办师大，这怎么能办得好呢？”
师大教授名声，在校外比在校内高，在系外比在系内高，在系内又比在助教嘴里高。这谁吃亏呢？当然老教授也吃亏，但最吃亏的还是助教学不到东西。……党对青年教师说：向老教师接受知识要批判的吸收。我对这句话非常反感。我们安排小孩子上学的时候，难道叫自己的小孩子批判地学习老师，批判地听老师的话吗？党是青年教师的家长，要很好动员他们向老教授学习。可是，这几年党叫年轻教师学习老教师总是附带条件，批判地吸收。何必同时说这样的话呢？这样老教授怎么能毫无顾虑地拿出知识来呢？这使老教授感到年轻教师好像不是来学习知识，而是来监督他的。
（引自《不肯沉睡的记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