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话题去年我与昌平园新生座谈过，今天我旧话重提，应该有所深化。

一、 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个王朝的更替，统一与分裂的交替。三国之后，除去东晋的暂统一，中国陷入长期分裂之中。晋室南适，北方混乱，走上了不同的历史道路。但也不能把南北朝简单地定义为混乱时期。南北朝时，哲学更具思辩色彩，纯文学也得到了充分发展，尽管民族矛盾尖锐，但同时也是一个融合的时代，隋唐之后的华夏族已不是汉时的华夏族。宋齐染陈与魏齐周隋平行发展，南朝是中华文化正统，而北朝源于少数民族，朱熹就说：“唐出于夷狄。”田余庆的《东晋门阁政治》提出北朝中心论，而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认为隋唐已向南朝化发展。这两本书，都是经典，而两种论点，也都言这成理。

二、 东晋南朝士族门阀政治的历程。

西周时是贵族政治，但汉之建立，刘邦及诸将都是布衣出身，卫皇后、赵飞燕都是歌女出身，而皇帝不以为耻。举孝廉，只要有才能，就能做官。但是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形成了门阀制度，士族任清官，不与寒门通婚，这种影响直到唐朝，杜甫自称杜陵野老，韩愈自称韩昌黎，因为杜陵杜氏、昌黎韩氏都是名门世家。

士族的特征是文学士族，玄学清谈盛行，优越的特权使得士族有精力游玩畅饭。虽然士族留下了优原的文化传统，但是他们为官不问政事，多为后人所指摘。比起儒家的道德说教，玄学的清淡无为，为官僚政治兴起创造了条件。玄学的兴起与皇权的衰落是并存的，门阀取得了直逼皇权的地位，马睿就不得不在即位时拉王导共坐龙床，时人说“：王与马，共天下。”门阀虽然具有贵州政治的色彩，但只是一种变态的皇权政治。比如北府单将领刘裕利用军权夺位，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皇权的复归。但是士族地位仍然很高，寒士尽管占据了中央中枢，但仍被看不起，而皇帝虽然是将领出身，但将领地位的仍旧不高，因此皇权的回归是有限的。

三、 十六国、北朝胡化与汉化的进程。

汉朝人口，西汉时33∶1，东汉时时为18∶1时，而西晋时已变为3.4∶1，这是一个角目惊心的数字，因此造成了五胡乱华。在少数族统治之下本族成为国族，总揽权力，而汉人处于被压迫地位。很多十六国政权还产行了一国两制，胡汉分治。拓跋氏入中原较晚，但吸收华夏文化最快，到孝文帝改革时，更为激烈，甚至放弃了构成民族特性的语言、姓氏、衣饰。但这个改革也引起了失调。在北方的六个军镇，保留着众多的鲜卑传统，而洛阳的鲜卑人却高度汉化了，昔日高度团结的拓拔氏一分为二，六镇起义就是胡化对汉化的反动，政坛上顿时昌出了众多的鲜卑姓氏，东西魏都是由大镇势力建立，都重新实行胡化，重新实行鲜卑语，恢复鲜卑姓氏，甚至对汉人赐以鲜卑姓，如杨忠之父赐姓“普六茹”，李渊祖父李虎赐姓“大野”。但是胡化的同时，汉化仍在进行，六镇起义实际上是将六镇势力拉入了新一轮的汉化。

四、 南北朝隋唐的制度源流问题。

隋唐的制度自然源于南北朝，但是，二者是如何链接的呢？隋唐制度与周齐陈有什么关系呢？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认为，隋唐采用北齐、南朝制度，而不采用北齐、南朝制度，而不采用北周制度，尽管隋唐源于北周。字文泰以周礼改制，国号也采用“周”，以示期事业源于西周，皇帝制天王，下封公侯伯子男，模仿周六国设立六柱国。杨忠夺权之后，马上废除周礼，废六柱国，恢复尚书，恢复汉姓。这样看来，隋的制度并不源于北周。

五“南朝化”论。

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陈寅恪先生，他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财政部”里，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唐的财政制度采用了陈的制度，“此即江南地方化，南朝化也。”南朝化论认为，十六国之后，南北走上了不同道路，但重新统一后，又发生了趋向一致的变化，唐长孺认为，“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东晋的继承，姑且称为南朝化也。”在齐化上，唐继承了科学宗教。经济上，唐朝大土地所有制得到了重大发展，而北朝是实行均田制的。唐朝的府兵制源于北周，但均田制瓦解之后，又采用了南朝的募兵制。唐长孺先生认为，北朝由于五胡入主，带来了大量的特殊化，但随着五胡的失败而丧失其存在基础，唐朝建立正是胡化消失，向东晋传统继承的过程。

六、 北朝主流论。

武穆对陈寅恪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陈寅恪混淆了政治制度与礼乐文化，隋唐继承了北朝的政治制度和南朝的礼乐文化，这实际上是一种北朝主流论，他认为南朝得了“文化病”，只有少数民族才能治好，在这点上，他与陈寅恪又殊途同归了，陈寅恪也认为，要以“塞外之鲜血，注入中国颓废之躯。”

七、北朝帝国体制的复兴。

1. 北朝的政治结构是皇族、军功贵族、国人武装，在南朝“王与马，共天下”时，十六国北朝从一开始就拥有强大的皇权。

2. 国人武装与军功贵族。

士族是一种侵蚀皇权的权力，而北朝的国人武装与军功贵族却是一种拥戴皇权的势力。北朝继承了许多氏族的传统，比如北魏皇帝出征取胜，会将战利品分份，从皇帝到士兵，每人一份。又如均田制，也是氏族将土地均分的传统。南朝的士兵地位低下，出片往往要带镣铐以孩子逃亡，而北朝的士兵却是在为本族而战。北朝武力强大绝不只是游牧民族的彪悍，而是在于士兵的地位。

3．新的政治文化。

北朝崇尚武功，统一之后，转而崇尚法律崇尚实用，魏周还提出要消除“魏晋之华诞。”北朝的士族与江南的士族大不相同，作为被征服者，他们只能兢兢业业地为皇权效力。

4.官僚政治的发展。

北朝的魏律、齐律明显超过了南朝，陈寅恪赞曰：“取精用宏，成此伟业。”南朝士族委糜不振，而北朝却经常大考百僚，这是北朝政治超越南朝的标志。南朝官员以士族为主，考试取官有限，而北朝考取的规模却十分庞大。南朝只有国子学，而北朝除了国子学之外，还有太学、国子监、四门学、还有书、算、律学。

5.编户齐民体制的重建。

南朝隐瞒人口现象非常严重，东吴人口二百多万，而到陈亡时，户口仍然只有二百多万，而在这几百年中，南方战乱较少，又大量北方居民迁入，还融合了至少三百万少数民族。而周期，北方户口已是南朝的十倍。大量隐瞒人口使沉重的赋税役压在少量编户身上，汉时二十三岁为全丁，而南朝十三岁半丁，十六岁全丁。刘宋在江北的四川在落入北魏之手后，户口猛增，这就是北魏的政策在起作用。

最后我要说，南朝化与北朝主流论并不矛盾，南朝化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传统，而北朝主流论揭示少数民族给中华带来了新的动力，二种观点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